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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杜诗杂论之一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18304次 时间:2016-08-01 15:24:48
汉魏以来直至杜甫困处长安期间,文人创作的五言古诗,篇幅都比较简短,内容也不够深广。《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两个长篇的出现,在五言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杜甫能将简短的五古拓展为波澜壮阔的鸿篇巨制,当然与其社会阅历的日益深广、创作经验的日益丰富和忧民忧国的激情日益炽烈息息相关,但在纪行赋的启迪下取材谋篇,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赋对唐诗的影响,也于此可见。
诗到唐代有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原因固然很多,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善于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可资继承的传统又空前富饶,则是不容漠视的重要原因。中华文化、文学发展到南北一统的隋代,已形成“群山万壑赴荆门”的气势。唐代诗人崛起,席丰履厚,取精用宏,群经史传、诸子百家自不待言,仅就更直接的文学资源来看,除了先秦、建安、六朝已创辉煌的诗,还有堪称“一代之文学”的汉赋和“情韵不匮”的魏晋南北朝赋。元稹、秦观论杜甫“集大成”见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秦观《论韩愈》,《淮海集》卷二。,认为所“集”者不外《风》、《骚》、乐府及先唐历代名家的诗,却根本不曾想到两汉以来的赋(还有以《史记》为代表的文,此处暂不谈)。令人遗憾的是:元、秦二人论杜甫如此,论其他唐代诗人亦如此;元稹、秦观如此,其他古今诗论家亦大抵如此。其实,唐代的杰出诗人同时是优秀的赋家。诗、赋传统的继承与诗、赋创作的经验交融互补,更有利于开拓创新。以杰出诗人而作赋,便逐渐减轻了“铺陈”的比重而追求赋比兴并用,逐渐淡化了简单地“体物”、“写貌”而追求借景抒情,以形传神,从而走向赋的诗化。以优秀赋家而作诗,则影响面更广。例如,初唐歌行开盛唐高、岑、李、杜先河,而初唐歌行很大程度上是在赋的创作中孕育出来的。又如,如果不借鉴两汉的京都赋,骆宾王的《帝京篇》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也很难凭空出现。
杜甫自童年开始,即致力于赋的学习和创作,而且颇以善赋自负。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自称早在“少年日”就“赋料扬雄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即他创作的赋可与扬雄的《长杨》、《甘泉》、《羽猎》诸赋比美。在《壮游》一诗中又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杜诗详注》卷一六。扬指扬雄,班指《两都赋》的作者班固。“斯文”中人崔尚、魏启心等都“以我似班扬”,说明“自料”并非自夸,而是与客观评价一致的。他初到成都,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以诗寄赠,问他:“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孙钦善《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他在答诗中说:“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杜诗详注》卷九。司马相如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其《子虚赋》、《上林赋》是汉赋的代表作品。面对大诗人高适自称“赋或似相如”,表明了他的高度自信。
杜甫于天宝十载(751)四十岁时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晚年诗中犹多次忆及,深以为荣,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收杜赋六篇,并作详注。《三大礼赋》三篇及《封西岳赋》,都是堂庑阔大,气势浩瀚的大赋,《雕赋》与《天狗赋》属咏物赋的范畴,也规模宏大。这在以小赋见长而大赋寥寥的唐代可谓异军特起,难怪他屡以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自赞。当然,杜甫虽然上追司马、班、扬同作大赋,却自有优势。五、七言诗在建安以前远未成熟,所以正如钟嵘《诗品》卷上所指出:西汉的“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东汉的班固虽有《咏史》等五言诗,却“质木无文”。杜甫则以“诗圣”而作赋,自然给汉代赋家擅长的大赋带来了崭新的审美特征。杜甫的六篇赋,其突出表现在于大气磅礴,浑浩流转,词、意兼优,虚、实并运。仇兆鳌评为“超前轶后”,虽未免溢美,但说“少陵廓清汉人之堆垛,开辟宋世之空灵”,却是相当中肯的。《朝献太清宫赋》中的“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为传诵名句。苏轼七律名篇《有美堂暴雨》前两联,“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即从此化出。
杜甫的诗歌创作受惠于赋者不止一端,一个重要方面是,汉魏六朝赋是杜甫撷取、提炼奇辞丽藻的渊薮之一。例如杜集编年第一首《望岳》中的“荡胸生层云,决眦入飞鸟”两句,诗评家赞为“奇警”,而“荡胸”从张衡《南都赋》中的“清水荡其胸”提炼而成,“决眦”则取自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弓不虚发,中心决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以赋助诗,在制题、布局、谋篇等艺术构思中受其启迪,引发灵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在艺术构思中实受“纪行赋”的启发,便是绝好的例证。
唐人重《选》学,杜甫尤甚。他“续儿读《文选》”见《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杜诗详注》卷一四。,又要求儿子“熟精《文选》理”见《宗武生日》,《杜诗详注》卷一七。,可知他自己对《文选》是反复诵读,读得很“熟”很“精”的。萧统《文选》以赋冠首,共十九卷,分京都、郊祀、畋猎等十六类。第四类为“纪行”,选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三篇。李善于《北征赋》题下注引《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于《东征赋》题下注引《流别论》曰:“发洛阳至陈留,述所经历也。”于《西征赋》题下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岳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行历,论所经人物山水也。”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的全部内容看,原可各分几个题,各作几首诗,然而如果这样做,那么极富开创性的两个五言长篇就没有了!当我们认真读完这两篇五古杰作的时候,设身处地,便不难想见杜甫在构思之初,真是百忧交集,万感纷来,不知如何下笔。幸而他是“熟精《文选》”的,忽然想起《文选》中的几篇“纪行赋”和李善的题下注,立刻灵感勃发,题目确定了,整篇的章法结构也豁然开朗了。
纪行赋始于西汉刘歆的《遂初赋》。此赋开头略述此次行役的动因及作赋的缘起,结以“乱”,是全篇的总括和扩展。中间以大量篇幅记述沿途所经所感,而所经者只提地名,所感者则是就某地曾经出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发议论、抒感慨,虽有借古讽今的意味,却不直接触及现实。全篇地名屡换,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其相关的议论、感慨层见叠出而缺少变化,从而削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
此后的纪行赋基本上沿袭了这个框架,潘岳的《西征赋》尤其繁缛冗长。其中稍有新变,艺术质量较高的应是班彪、蔡邕的两篇。
王莽篡汉后政治腐败,民变纷起,天下大乱。更始三年(25)赤眉军入长安,班彪自长安逃出,绕道安定(今宁夏固原)去天水避难,作《北征赋》以抒忧愤,所以尽管仍就所经之地的历史、人物发议,却抚昔慨今,往往触及当前的社会人生。例如,“乘陵冈以登降,息郇邻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八句,先写途中休息于公刘故地而缅怀公刘的仁德,紧接着今昔对比,发出深沉的询问和慨叹:公刘的百姓为什么生活得那么优渥?我为什么偏要遭受这么多的磨难?寥寥数语,引人深思。“野萧条以莽荡,迴千里而无家”至“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一段,触景伤情,与杜甫《北征》“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一段异曲同工。“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数句尤为深警。统治者驱疲民以“筑怨”的事是多方面的,筑长城仅一端而已。
蔡邕的《述行赋》作于外戚梁冀被诛,宦官专权,“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进谏者屡被杀害之时。这时宦官召他从陈留到洛阳去弹琴,他愤于朝政昏暗,走到偃师便托病转身回家。赋中多借怀古以讽今,有时更直面现实,例如: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煸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
读这一段,熟读杜诗的人能不联想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凌晨过骊山”至“路有冻死骨”一大段文字所展现的“荣枯咫尺异”的画面吗?对于其中的“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四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中特就记忆录出,赞许作者蔡邕“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说他在那黑暗的政治环境中“确有取死之道”。
从题目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自京赴奉先县”,分明取法《北征赋》的题下注“发长安至安定”和《东征赋》的题下注“发洛阳至陈留”。而这样的命题,便决定了全篇的布局:先从出发地落笔,次及沿途见闻,终写到达目的地后的感受。行程辽远,场景屡换,触景动情,即事兴怀,百感丛集,万念纷来,纵笔抒写,自非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那样的短篇所能容纳。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杜甫“旅食京华”已达十年之久。
全诗第一大段主要写他“生逢尧舜君”,“自比稷与契”,只因“独耻事干谒”,所以一直得不到重用,尽管“穷年忧黎元”,也只有“叹息肠内热”而已。全段一百六十字,无写景语,也极少叙事,着重于吐心曲,发议论,千回百折,反复慨叹,亦即题中标明的“咏怀”。再看《文选》中的三篇纪行赋:班彪《北征赋》于“北征”前只写了四句;班昭《东征赋》一开头便点明“东征”的时间;潘岳《西征赋》则以纪时发端,而以“喟然叹曰”冒下。不是只叹一两声,而是自述遭遇,自抒怀抱,千回百折,反复喟叹。杜甫诗论名篇《偶题》有云:“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艺术成就自非潘岳的《西征赋》可比,但受益于《西征赋》,也是灼然可见的。
杜甫出发之时,安禄山已于范阳叛变,而杜甫在全诗第一大段中所说的那位“尧舜君”却正和他的“廊庙具”在骊山寻欢作乐。诗人从“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写到“凌晨过骊山”时看到“羽林相摩戛”,听到“乐动殷胶葛”,然后从“赐浴”、“与宴”、“分帛”等方面展现“君臣留欢娱”的骄奢荒淫情景,又回应“疾风”、“霜严”,以“路有冻死骨”对照“朱门酒肉臭”,给统治者以致命的鞭打。“路有冻死骨”的“路”可以理解为普天下所有的“路”,但在这里却直指作者所走的“路”。作者的“衣带”冻“断”了,由于手“指”已冻得僵“直”而无法把它“结”起来,那些饿着肚子、衣衫单薄的行人,自然就冻死在路上,无人运走掩埋。作者目睹“荣枯咫尺异”的场景,只好在“惆怅难再述”的感叹中继续赶他的“路”。
诗人赴奉先,是为了看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子和孩子,然而等着他的并不是全家欢聚,而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作者于恸哭之余推己及人,想到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尚且“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那么,平民百姓的处境如何,“失业徒”、“远戍卒”的处境如何,真是不堪设想!
再回头看,作者的出发地,是他困处十年,报国无门的京城;作者沿途感触最深的是唐明皇游幸的骊山;作者的目的地,是幼子饿死的奉先家中。“纪”这样的“行”,“咏”这样的“怀”,便创作出在五言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明乎此,则作者受纪行赋的启迪,以“自京赴奉先县”作为“咏怀”的定语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便不难理解了。
杜甫的《北征》,其诗题直接取自班彪的《北征赋》。征,行也。班彪“发长安至安定”,杜甫发凤翔至鄜州,其大方向都是向北行。一赋一诗,各写北行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其布局谋篇大致相似。
诗之受惠于赋,是有迹可寻的。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收尾,“忧”的是天下岌岌可危。而
此时安禄山已反,挥师西进。天宝十五载(756)五月,杜甫自奉先县携家至白水依舅氏。不久,安禄山攻破潼关,长安失陷,唐明皇逃往四川,杜甫又携家迁往鄜州城北羌村。八月,他听说肃宗即位灵武,便单身前往,中途被叛军捉住,送至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伺机逃出长安,投奔凤翔,肃宗让他做左拾遗。杜甫大喜,以为“致君尧舜”的机会终于来了,立即拾遗补阙,上疏营救房琯,力求尽到“左拾遗”的职责。孰知事与愿违,这封疏竟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如果没有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后果不堪设想。闰八月一日,杜甫奉肃宗墨制,放归鄜州省家。《北征》这首长达八百字的五古杰作,即作于鄜州家中。
全诗以“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开头。宋人黄彻指出:“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史笔森严,未易及也。”黄彻《溪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8349页。其实,班昭的《东征赋》、潘岳的《西征赋》,都是以纪时开头的。《东征赋》的开头是:“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西征赋》的开头是:“岁次玄枵,月旅蕤宾,丙丁统日,乙未御辰。”比较而言,《北征》的纪时开头既简明,又有统摄全篇的思想意义。《东征赋》首句的“永初”(107112)是汉安帝年号,《北征》不用年号而用“皇帝”肃宗,见得他这次“北征”不单纯是个人的事,而与皇帝有关,与时局有关,从而为后面的铺陈或描写、抒情、议论打开了广阔的天地。从“皇帝二载秋”到“忧虞何时毕”二十句是第一大段,其中的“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是说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作为国家官吏,哪里有暇探亲!然而“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皇帝竟然放他回家。他当然知道他是因直言敢谏被赶出朝廷的,但在“拜辞诣阙下”时还“怵惕久未出”,“恐君有遗失”而想为君“拾遗”。“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大概想陈述平叛之策吧,却未能说下去,“君”的态度可想而知。而他想在皇帝面前提出的平叛之策,在诗的后一部分还是写出来了。由于当面要提的意见未能提出,所以“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老感到心神不安。“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如闻叹息之声。这一段中最关键的诗句是“君诚中兴主”与“恐君有遗失”。有了“中兴主”,则东胡之反可平,乾坤之疮痍也可医治,严重的问题是这位当今皇帝“有遗失”而拒绝“拾遗”,将如何完成“中兴”大业?“忧虞何时毕”的浩叹发自内心,感人肺腑。
赋对《北征》的影响,还表现在大量的铺陈和描写,其创新之处在于不论是铺陈或描写,都是诗化的,抒情的,与比兴手法结合的。从“靡靡逾阡陌”到“残害为异物”一段,既有社会现象的铺陈,也有自然景观的描写。“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诸句的铺陈与“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寒月照白骨”的描写相映衬,勾出一幅乾坤疮痍,生民涂炭的图画,怵目惊心,催人泪下。其所蕴含的诗意之深、诗情之浓,非汉赋中的铺陈与描写所能比拟。“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等句,可谓“体物”工细。但也不是单纯的“赋”,而是赋兼比兴。各种“山果”不论红黑甘苦都能“结实”,不正由于雨露的无私吗?比拟寄托之意,耐人寻味。从“况我堕胡尘”到“生理焉得说”一段叙到家以后情事,其中关于“平生所娇儿”和“床前两小女”的描写惟妙惟肖,细致入微,从中折射出这位“生还对童稚”的慈父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态。
最后两段,结合时事表达对实现“中兴”的意见和重建“太宗业”的渴望,直抒胸臆,大发议论。叶梦得认为《北征》“如太史公纪传”,黄生认为《北征》“自是古文结构”。我在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从杜甫〈北征〉看“以文为诗”》中认为《北征》以大发议论收尾“表现了‘以文为诗’的特点”霍松林《从杜甫〈北征〉看“以文为诗”》,《人文杂志》1979年第1期。杜甫“转益多师”,认为《北征》取法“太史公纪传”,认为《北征》取法“古文结构”,都不错;古文中有议论文,认为《北征》大发议论表现了“以文为诗”的特点,也不算错。然而如在前面所说,《北征》的命题、布局都受纪行赋的启迪,中间写沿途见闻,也有与《北征赋》近似之处;那么以大发议论收尾,是否也直接受纪行赋影响呢?
《文选》所收三篇纪行赋,都是以议论收尾的。班彪《北征赋》的结尾是: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班昭《东征赋》的结尾是: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无怠,思嗛约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潘岳《西征赋》结尾的议论很长,不必移录了。当然,同样以议论收尾,艺术质量却有高下之分。《北征赋》和《东征赋》结尾的议论,都与写沿途见闻的文字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抽象说教,缺乏艺术感染力。《北征》结尾的议论,则是全诗的有机组成部分,结合时事,充满激情。细读全诗,便看见因进谏而受到处分的诗人是带着“东胡反未已”的忧愤、“乾坤含疮痍”的忧虞、皇帝不纳谏的苦闷,以及“拜辞诣阙下”时想提出而未能提出的“中兴”之策走出凤翔的。一路上,“人烟萧瑟”,疮痍满目。到家以后,首先与“衣百结”的妻子“恸哭”,接着闯入眼帘的是“垢腻脚不袜”的“娇儿”和“补绽才过膝”的“小女”,家中生计正待解决而又无法解决。这一切,都促使诗人以浓烈的激情对借兵回纥问题,官军破贼问题,“开青徐”、“略恒碣”、直取叛军老巢问题等等发表议论,提出意见。结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照应首段的“君诚中兴主”,是对肃宗的期望,也是对前景的展望,读之令人振奋。
杜甫自长安至奉先、自凤翔至鄜州,以纪行为主线反映社会问题,创作了两首五言长诗,波澜壮阔,内容深广,前无古人。此后,杜甫自秦州至同谷,自同谷至成都,以纪行为主线刻画奇山异水,创作了包括二十四首五言短篇的两大组诗,传神写照,奇险伟丽,前无古人。后者公认为纪行诗而前者则否,似已无可置疑,然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从命题到以纪行为主线的结构模式都上承纪行赋,是名实相副的纪行诗。如果把这两大长篇称为纪行诗,那就可以与陇蜀纪行两大组诗相联系,相比较,既有利于研究杜甫对五言古诗的开拓和创新,更有利于总结杜甫以纪行为主线反映社会问题和以纪行为主线描写自然景观的艺术经验,供当代诗人、特别是旅游诗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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