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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居易的田园诗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18561次 时间:2016-09-13 17:17:04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纲领。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白居易讲过这样一些话:
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这是不是否定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的艺术成就呢?这是不是否定所有田园山水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乃至于否定诗歌题材的多样性呢?只要考察一下白居易的整个诗歌理论和创作,就只能做出否定性的回答。
首先,这是从“歌诗合为事而作”,“救济人病,裨补时缺”的高度,对陶、谢等人的创作作出的评价。所谓“多溺”,所谓“偏放”,所谓“狭”,所谓“吾不知其所讽”,分明是就题材不够广阔而言的,特别是就忽略了与“救济人病,裨补时缺”有关的重大题材而言的。看看他评论杜甫,尽管肯定其“贯串今古人,缕格律,尽工尽善”,而高度赞扬、奉为楷模的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和《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更足以说明这一点。
其次,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通常以他元和十年被贬到江州为界限,分为前期和后期。在前期,他写了大量以“救济人病,裨补时缺”为目的的“讽谕诗”,奠定了他在诗歌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这一事实,白诗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论述过了。但是,在前期,白居易也并不是只写讽谕诗。他自称“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显然出于有意识的夸张。他写于元和十年冬天的《与元九书》,其光彩照人之处,在于总结了“讽谕诗”的创作经验,但也并非只谈“讽谕诗”,而是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创作。且看如下一段: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
从数量上看,在他自己编选的这十五卷诗集中,“讽谕诗”所占的比例,也不过五分之一强。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还谈了他创作各类诗的指导思想: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志焉。
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实质及其在白居易身上的表现,我在50年代中期所写的《白居易诗选译·前言》中作过一些论述,不再重复。这里要说的是:早在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前,白居易已经有“时之不来”的感慨和“奉身而退”、“独善其身”的消极思想,从而写了不少“闲适诗”,并把那些“闲适诗”提到与“讽谕诗”并重的位置了。而在前期的“闲适诗”中,就有不少田园诗和山水诗。
白居易把他前期所写的诗分为四大类。所谓“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是从内容上区分的;而所谓“杂律诗”,却是从体裁上区分的。这显然不很科学。至于他批评谢灵运“多溺于山水”和陶渊明“偏放于田园”,则又是从题材上着眼的。题材与作品的内容当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如果主要从题材着眼,则白居易前期的“讽谕诗”中显然有田园诗,其他三类诗中则既有田园诗,又有山水诗。至于后期,则由于“独善其身”、“知足保和”的思想占了上风,因而玩景适情,几乎成了他的重要生活内容,山水诗呢,自然也跟着连篇累牍地出现。
既然如此,要谈白居易的卓越贡献,当然不应该忽略他的“讽谕诗”;但要全面地评价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就不应该无视“讽谕诗”以外的其他作品,包括田园诗和山水诗。
本文先谈白居易的田园诗。
西洋文学中的pastoral,或译为牧歌,或译为田园诗。它起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描写牧人生活或农村生活的抒情小诗。其创始者古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os,约前325—前267)的作品,以歌唱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美化农村、满足现状为特色,形成了西洋文学中田园诗的传统。因此,人们一谈到悠闲宁静、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喜欢加上“牧歌式的”、“田园诗般的”形容词。在我国,相传帝尧时有一位老人击壤而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此见《群书治要》卷十一引《帝王世纪》。《论衡·艺增》第五句作“尧何等力”。这首《击壤歌》,在满足现状这一点上与西洋的田园诗很相似,但这显然是后人的伪作。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应该追溯到《诗经》中的《七月》。这首诗先从冬寒写到春耕,接着写妇女蚕桑、写冬猎、写农副业生产、写收完庄稼后服劳役……展现出一幅幅农村风俗画,使我们从中看到劳动者一年忙到头,仍然过着忍饥受寒的悲惨生活。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
《诗序》说这是周公“陈王业”之作,当然值得怀疑。方玉润在《诗经原始》里说:“《七月》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这是很有见地的。应该说,《七月》为我国田园诗开辟了现实主义的渠道,然而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条渠道却荒凉冷落,未见有千帆万橹,破浪乘风,掣鲸于汪洋大海。原因何在呢?这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做专题研究。
但明显的事实是,从事于精神生产的诗人们多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席丰履厚,脱离农村,既没有田园生活的体验,更与农民们的命运漠不相关。即使宦途失意,也只会想到“买山而隐”,或者像仲长统在《乐志论》里所说的那样“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过富贵逸乐的生活罢了。到了陶渊明,这情况才有了改变。陶渊明的祖父陶侃虽以军功取得大司马的高官,但并非出身于门阀士族,因而被骂为“小人”和“溪狗”。陶渊明于家世没落之时怀抱“大济苍生”的壮志踏上仕途,自然更受人轻视;在壮志难酬与厌恶官场秽恶的情况下回到农村,“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见《于西田获早稻》诗),破天荒冲决了“士大夫耻涉农务”的剥削阶级意识,与农民们同样劳动,这就使得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杰出的田园诗人,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
然而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不是《七月》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呢?不全是。像《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等诗,写“躬耕”、“力作”,表现了“田家岂不苦”的切身体验。这是《七月》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与西洋的田园牧歌迥不相同。但他的另一些诗,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归园田居五首》等等,则着重表现了田园生活的淳朴、宁静和闲适,用以对照上层社会的虚伪、污浊和倾轧,从而抒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和“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的情志。从发现并赞颂农村的美以暴露并批判官场的丑这一点上说,其思想意义不容低估;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之类的名句,写田园风光,宛然在目,又天然凑泊,无斧凿痕迹,无怪其万口传诵,历久弥新。然而就描绘农村生活的幽美、宁静以及从中流露的闲适之趣和乐天知命的情怀这一点上说,却离开了《七月》的渠道,而在某种程度上和西洋的田园牧歌合流了。
北宋诗人梅尧臣写过一篇《田家语》,一开头就说:“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这是写出了封建社会广大农村的本质真实的。然而长时期以来,人们却把陶渊明表现“田家乐”的那些诗奉为田园诗的楷模。江淹《杂体》诗拟陶渊明,就拟的是这一类,可见他心目中的田园诗与表现“田家苦”无涉。而这又是很有代表性的,陈善就说:“要知渊明诗,须观江文通《杂体》诗中拟渊明作者,方是逼真。”陈善:《扪虱新语》下集卷四。江淹(文通)《杂体诗》中拟陶渊明作的那首诗,题为《陶征君》,诗如下:“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盛唐时期的田园诗派,也与此一脉相承。其代表作如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储光羲的《同王十三维偶然作》、《田家即事》、《田家杂兴》等等,都是从某些侧面歌唱“田家乐”的。在这类诗里,关于田园风光的某些描写固然能够给读者以美感享受,但那里的“田家”,有些并非农民,如《过故人庄》中的“故人”,分明就是庄园主;有些也许是劳动者,但他们的“闲逸”或“高话羲皇年”,显然是作者强加上去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陶渊明和盛唐田园诗派的田园诗,自有其美学价值,在文学发展史上,各以独特的艺术成就占有不容动摇的地位;但都没有真实地描写广大农村中的大多数——贫苦农民,没有真实地反映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没有真实地表现他们的劳动和斗争、要求和理想。
封建社会的广阔天地何在呢?在农村。封建社会里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军是谁呢?是农民。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村是广大农民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天地,是基本矛盾纵横交错的所在。正因为这样,封建社会的文学要广阔地反映现实,就不能脱离农村。从这一意义上说,为数有限的田园诗就特别值得珍视,然而西洋牧歌式的田园诗,又远远不足以反映农村生活的本质真实;而农村生活的本质真实,却关系着历史的发展、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有理由要求在文学上得到反映。在唐代,沿着《七月》开辟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要求的诗人也不算少,白居易就是杰出的代表者。
白居易(772846)生于袁晁所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762)后十年,卒于王仙芝、黄巢等农民起义(874)前二十多年。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白居易由于“时难年荒世业空”,从童年开始,就飘流四方,奔走衣食,看到了广大农民所受的苦难,预感到唐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这就使得他能够接受儒家思想中积极进取的一面,力图“致君泽民”,实现“兼济之志”,以稳定封建秩序,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从他的大量诗文,特别是《策林》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劝农桑”、“薄赋敛”、“罢缗钱”、“节财用”、“除贪暴”、“苏民困”、“顺民意”等政治主张,都是围绕着如何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尖锐矛盾这一中心问题提出来的。这表现于诗歌创作,就不能不把他的艺术视野引向农民,引向阶级矛盾纵横交错的广大农村。
白居易涉及农民、农村的诗数量很可观。有一些,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七月》传统的田园诗。另一些,并非完全写农村题材,不能算田园诗,但对于理解他的田园诗却是很有帮助的,因而也把它们纳入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翻开《白氏长庆集》一开始就是“讽谕诗”,而“讽谕诗”的第一篇就是《贺雨》。从创作时期看,《贺雨》不应该排在卷首;作者用它来“压卷”,显然是就其重要性考虑的。作者既然这样重视它,我们就不妨看看它写了些什么: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二年戮李锜,不战安江东。顾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无乃儆予躬?上思答天戒,下思致时邕。莫如率其身,慈和与俭恭。乃令罢进献,乃命赈饥穷。宥死降五刑,已责宽三农。宫女出宣徽,厩马减飞龙。庶政靡不举,皆出自宸衷。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悠悠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芄芄。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皇天与后土,所感无不通。冠珮何锵锵,将相及王公,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全诗是通过“贺雨”歌颂皇帝的,不应该触怒统治者。然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却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藉藉,已谓非宜矣。”这是为什么?就因为这不是一般的“颂圣诗”,而是“讽谕诗”。元和三年冬到四年春,久旱不雨,而一系列暴政、聚敛,更逼得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白居易此时任左拾遗,屡陈时政,唐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这就侵犯了权奸们的利益。而白居易在《贺雨》里,却说皇帝由于“心念下民”而下了“罪己诏”,并把“罢进献”、“赈饥穷”、“降五刑”、“宽三农”、“出宫女”、“减厩马”等等,都说成“出自宸衷”——皇帝的本意,要求“君明”、“臣直”,善始善终。这不仅寓贬于褒,而且给君臣们出下永远做不好、更做不完的难题,自然要“众口藉藉,已谓非宜”了。
诗中描绘了皇帝“下罪己诏”、“罢进献”、“赈饥穷”、“降五刑”、“宽三农”之后立刻出现的喜人景象:
奔腾道路人,伛偻田野翁,欢呼相告报,感泣涕沾胸。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悠悠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芄芄。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
这当然不完全是客观现实,而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只要看看作者写于同时或稍后的《杜陵叟》,就知道那“罪己诏”中所说的“蠲租税”不过是一句空话;其他诺言,也与此略同。这里之所以要谈这首诗,只是为了展示白居易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以便了解他是从怎样的正面理想的高度出发来面对严酷的现实,写出了别开生面的田园诗的。
白居易自谓“久处村闾”,但他从来没有目睹过“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芄芄”的农村生活;而他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创作目的和“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的创作态度又使他不至于美化现实。因此,他的田园诗的突出特点,就不是写“田家乐”,而是写“田家苦”——“惟歌生民病”;他笔下的“田家”,也并非隐逸之士或“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庄园主,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例如他在做周至县尉时所写的《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不是像陶渊明和盛唐的田园诗人那样着重写田园风光的幽美、宁静,而是在“小麦覆陇黄”的背景上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丁壮”为中心,大力描写连“妇姑”、“童稚”都卷了进去的紧张而艰苦的夏收劳动,歌颂与同情之意洋溢于字里行间。这已经是全新的田园诗,在转变传统田园诗的作风上值得重视。但还不仅如此,当作者把目光移向拾麦穗的“贫妇人”及其小孩,并且“听其相顾言”的时候,他和其他“闻者”一起“悲伤”起来了!“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这是她的遭遇,也是那些正忙于夏收的农民们面临的遭遇。难道他们“力尽不知热”收回家的小麦就保证足以“输税”而有余吗?结尾的六句诗虽然有点概念化,但把“不事农桑”而坐享厚禄和“家田输税尽”这两个方面对照起来,又联系起来,就可以想到更多的东西,剥削制度下的社会图景,也就呼之欲出了。再看《宿紫阁山北村》: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馀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读了前四句,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孟浩然《过故人庄》的开头:“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满以为接下去,就要写“田家乐”了。然而出人意外,作者却为我们展开了农民遭掠夺的图画;而掠夺者又不是别人,乃是正受到皇帝宠信的神策军头领手下的鹰犬。鹰犬所至,农民遭殃,不要说看不到“绿树村边合”、“鸡鸣桑树巅”之类的田园美景,连院子里的好树都被砍掉了!这样的图画,在传统的田园诗里连影子也见不到,然而在封建社会的农村中,却是随时随处可见的现实。作者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并把讽刺的锋芒通过“中尉”刺向皇帝,难怪惹得“握军要者切齿”了。
作者在《贺雨》诗中讲到皇帝“罪己诏”中的内容之一是“已责宽三农”。“已责(债)”,就是停止索债,即豁免农民所欠的租税。因为免了税,还要“赈饥穷”,而老天又降了喜雨,所以广大农村“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芄芄”,好一派喜人的景象!然而这不过是作者“讽谕”皇帝的一种艺术手法;实际上,那一切都未曾出现。且看他的名篇《杜陵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岁种薄田一顷馀”,田地很不少,也许“杜陵叟”是位富农吧!其实不然。《旧唐书·食货志》云:“武德七年(624)始定律令:‘丁男中男给一顷(一百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可见“杜陵叟”实际上不过是拥有二十亩薄田的自耕农。“长吏”们明知小麦遭受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却为了追求在“考课”(考核政绩)时名列前茅,立功受赏,硬是“急敛暴征”,逼得农民们“典桑卖地纳官租”。可见那“考课”的实质,并不是考察官吏们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而是考察在剥夺民脂民膏方面谁更心狠手辣罢了。对于封建政治的揭露何等深刻!桑典尽,地卖光,“明年衣食将何如?”读诗至此不禁联想到《观刈麦》中那个“家田输税尽”的“贫妇人”的悲惨命运。所不同的是作者写“贫妇人”,只以“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在这里,他再也压抑不住火一样的愤懑情绪,对统治者进行控诉:“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个“我”不仅是“杜陵叟”,这里的“豺狼”也不仅是在杜陵一地“急敛暴征”的官吏,而具有高度概括性,高度概括了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尖锐矛盾。
钱锺书先生说过:“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么又绿又软,羊多么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牧童牧女怎样在尘世的干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亦复如是。白居易却一反传统,没有让“豺狼”们从他的田园诗里溜出去,而是如实地写他们怎样在农村里横行无忌,“虐人害物”,不过这并非“钩爪锯牙”的凶兽,而是“暴卒”、“里胥”、“长吏”和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当然,白居易在主观上不可能有这样的明确认识,但他实际上却透露了此中消息;在诗的结尾,连“豺狼”们的伪善也揭露无遗。而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才宣布免税之类的“伪善”表演,正是“豺狼”们用以掩盖吃人本质的惯伎。和白居易同时的李绛就委婉含蓄地向皇帝说过:“昨正月所降德音,量放(豁免)去年租米,伏闻所放数内,已有纳者。”(李绛《论事集》四《论放旱损百姓租税》)到了宋代,苏轼明说“四方皆有‘黄纸放而白纸收’之语”(《东坡集》卷二十八《应诏言四事状》)。所谓“黄纸放”,和白居易所说的“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原是一码事。唐朝有关任命将相、赦免、豁免等重要诏令,用白麻纸书写;一般诏令,用黄麻纸书写。宋朝则用黄纸写皇帝的诏令,用白纸写官府的公文。皇帝用免税邀美名,官府以逼税收实利,真所谓名利双收,又何乐而不为?试读此后诗人们感慨系之的诗句,诸如“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五《后催租行》),“一司日日下赈济,一司旦旦催租税”(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三《催租》),“发粟通有无,宽逋已征索”(赵汝绩《无罪言》,《江湖后集》卷七),“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稼租”(朱继芳《农桑》,《南宋群贤小集》第十二册)等等,就可见一般了。让我们再看看《资治通鉴·唐纪·德宗纪》里的有关记载:上(德宗李适)畋于新店(在新店地方打猎),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丰收),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不兑现),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
皇帝打猎,看见庄稼长得好,满以为百姓都很快乐。一问老百姓,则说不快乐,原因是“两税”已经够重的,而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其数量又超过正税;尽管有时候下诏优恤,却都不过是一纸空文。白居易的《杜陵叟》是写正税虐民的;《重赋》则揭露了苛捐杂税的罪恶,所以又题作《无名税》。在诗的开头,诗人先说德宗李适在颁行“两税法”的时候明确提出:“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可是紧接着就变卦了。接下去,诗人又让被勒索的农民以第一人称“我”的口气进行控诉,展开了“田家苦”的悲惨图景: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勒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得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田家苦”作如此真切的描写,已经难能可贵了;更可贵的是作者还让那个“我”于纳税之时看到了另一世界,发现了“苦根”所在: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琼林库和大盈库,是当时皇帝的私库,库存的来源,是所谓“进奉”。《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纬、李锜浙西,皆竞为进奉,以固恩泽。贡入之奏,皆曰:臣于正税外‘方圆’,亦曰‘羡馀’。”所谓“羡馀物”,就是“剩余物资”,把从老百姓身上压榨出来的膏血叫做“羡馀物”进奉给皇帝,就为的是“求宠”、“买恩”,升官发财。原为荆南节度使的裴均依靠进奉,升为宰相,白居易曾上《论裴均进奉银器状》加以揭露。做淮南节度使的王锷又依靠进奉得到宪宗李纯的欢心,要升为宰相,白居易在《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里说:“闻王锷在镇日,不恤凋残,惟务差税;淮南百姓,日夜无憀。五年诛求,百计侵削,钱物既足,部领入朝,号为‘羡馀’,亲自进奉;凡有耳者,无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闻之,皆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宰相也。臣又恐诸道节度使今日以后,皆割剥生人,营求宰相,私相谓曰:‘谁不如王锷耶?’……”讲得何等剀切!又多么大胆!《重赋》诗就是对这类历史事实的艺术概括。它和《杜陵叟》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农村的苦难,塑造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形象,并通过农民的血泪控诉,不仅鞭挞了横征暴敛的滥官污吏,而且指斥了以高官厚禄鼓励臣子们“惟务差税”、“百计侵削”的最高统治者。
白居易由于了解并同情农村疾苦,还看出了农村疾苦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诛求不已,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享受,因而即使不写农村,也往往用农民的困苦对照统治阶级的荒淫,从而揭示二者的因果关系。《轻肥》写“内臣”们“樽罍溢九醖,水陆罗八珍”的军中饮宴,而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结;《歌舞》写“廷尉”、“秋官”们酒池肉林、“红烛歌舞”,而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作结;《买花》写“帝城”中的达官贵人们车马若狂,以高价买牡丹,却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引来一位“田舍翁”,让他发出一声“长叹”;并且解释说:那“长叹”的内容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甚至写《羸骏》那样的寓言诗,也在用吃得脑满肠肥的“驽骀”与“寒草不满腹”的“骅骝”作对比之后要说穿“驽骀”饲料的来源:
村中何扰扰,有吏征刍粟,沦彼军厩中,化作驽骀肉!
以上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尉和左拾遗时期的作品。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罢官,回到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渭村,为母亲守孝,直到元和九年(814)的冬天才重返长安。这几年住在农村,生计艰难,有时自营农耕,与农民们交往,写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诗。由于政治上受打击,这些诗不像《宿紫阁山北村》、《杜陵叟》那样措词激烈,但和传统的田园诗相比,仍然属于新的类型。
五言排律《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的前半篇,对他的农村生活作了概括而全面的叙写:
圣代元和岁,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舛,多幸遇时康。朝野分伦序,贤愚定否臧。重文疏卜式,尚少弃冯唐。由是推天运,从兹乐性场。笼禽放高翥,雾豹得深藏。世虑休相扰,身谋且自强。犹须务衣食,未免事农桑。薙草通三径,开田占一坊。昼扉扃白版,夜碓扫黄梁。隙地治场圃,闲时粪土疆。枳篱编刺夹,薤垄擘科秧。穑力嫌身病,农心愿岁穰。朝衣典杯酒,佩剑博牛羊。困倚栽松锸,饥提采蕨筐。引泉来后涧,移竹下前岗。生计虽勤苦,家资甚渺茫。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弟病仍扶杖,妻愁不出房。传衣念缕,举案笑糟糠。犬吠村胥闹,蝉鸣织妇忙。纳租看县帖,输粟问军仓。夕歇攀村树,秋行绕野塘。云容阴惨淡,月色冷悠扬。荞麦铺花白,棠梨间叶黄。早寒风槭槭,新霁月苍苍。园菜迎霜死,庭芜过雨荒。檐空愁宿燕,壁暗思啼螀。眼为看书损,肱因运甓伤。病骸浑似木,老鬓欲成霜。少睡知年长,端忧觉夜长。……
这里写了如下几个侧面:一、“务衣食”、“事农桑”的生产劳动;二、缺粮少钱、弟病妻愁的凄苦生活;三、月冷霜寒、螀啼燕愁的自然景物;四、“犬吠村胥闹,蝉鸣织妇忙,纳租看县帖,输粟问军仓”诸句,则告诉我们这里依然有“豺狼”横行,不仅耕夫织妇们受到威逼,连作者也感到威胁。这种威胁,在《纳粟》诗里就反映得很充分:有吏夜扣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童仆。……
对于一个做过左拾遗的罢职官员来说,催租官吏的威风,尚且如此咄咄逼人,农民们的处境如何,也就不难想见了!
白居易在做左拾遗时所上的《论和籴状》里说过:“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如今又一次“亲被迫蹙”,感到“实不堪命”了。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切身经历,所以能够和被剥削压迫的农民心灵相通,从同情农民的角度写出揭露阶级矛盾的田园诗。请看《采地黄者》: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宴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在同一农村,同样是“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而贫与富、苦与乐的悬殊,却令人吃惊:农民冒着严寒采地黄,从凌晨到薄暮,饥肠百转,还吃不上饭;朱门家的马闲在那里,已经吃得很肥,还槽有“残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作者艺术构思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以“地黄”为焦点,集中了这一矛盾:农民拿“地黄”换“马残粟”,用以充饥;白面郎拿“马残粟”换“地黄”,为肥马滋补。马尚如此,马主人的物质享受多么豪华,也就不言可知了。马的补品来自农民,马主人豪华的物质享受,又凭的是什么呢?
农村生活的长期体验和观察,使白居易看清了一个严酷事实:“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辛苦。”他的一部分田园诗,如《村居苦寒》、《夏旱》、《观稼》等等,都是这一类生活体验和观察的艺术反映。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被,坐卧有馀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村居苦寒》
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辛苦。悯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但见刺与茨,罗生遍场圃。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感此因问天,可能长不雨?
——《夏旱》
世役不我牵,身心常自若;晚出看田亩,闲行傍村落。累累绕场稼,啧啧群飞雀;年丰岂独人,禽鸟声亦乐。田翁逢我喜,默起具樽杓;敛手笑相迎,社酒有残酌。愧兹勤且敬,藤杖为淹泊。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停杯问生事,夫种妻儿获;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
——《观稼》
这三首诗都写“田家苦”,但题材不同,艺术表现也各有特点。《村居苦寒》从“五日雪纷纷”的眼前景入手,重点写农民,最后写自己。大雪连日,连竹柏都冻死了,这真是“奇寒”!作者于是产生了联想,由竹柏联想到“无衣民”。竹柏素以耐寒著称,如今竟然全都冻死,那么没有衣穿的农民们又怎样呢?于是乎“回视村闾间,十室八九贫”,用“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等句,描绘了农民们的“苦寒”景象。这景象,使作者农村生活的体验升华为明确的认识:“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乃”者,才也。“才知”如此,可见以前是并不知道的。而对于养尊处优的统治者来说,难得有这样的“乃知”。例如晋惠帝,当人家告诉他“天下荒乱,百姓饿死”的时候,就感到不可思议,反问道:“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当时的唐德宗也并不比这高明多少,当人家告诉他田家“不乐”的时候,也感到不可理解,反问道:“今岁颇稔,何为不乐?”白居易之所以“惟歌生民病”,其目的不过是“愿得天子知”,幻想天子大发慈悲,设法“疗救”,但这类诗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样的范围。
“回视村闾”转到“顾我”,在艺术构思上这是进一层的联想,而“顾我”的内容,则在艺术表现上又与农民“苦寒”景象既相互对照、又相互补充。农民们“布絮不蔽身”,自己则“褐裘覆被”,这是对照。自己“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农民呢,当然是既受饥冻苦,又有垅亩勤,这既是对照,又有补充。“念彼”、“顾我”,诗人深深地感到“可愧”了。“愧”什么呢?就“愧”的是未能实现“兼济”之志。写于同一时期的《新制布裘》诗,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结尾,就明确地表现了这一点。应该说,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尽管有超阶级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无法实现,然而联系《观刈麦》的结尾,就知道它不单纯是儒家“兼善”、“推爱”思想的继承,而主要植根于农村生活的土壤,来自对农民疾苦的深刻了解和深厚同情。正因为有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闪光,才把白居易的田园诗和传统的田园诗区别了开来。
《夏旱》诗从写旱象入手,以金石销铄陪衬禾黍枯焦,归结到“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辛苦”。“悯然望岁者,出门何所睹”以下,是写实,又带比兴意味,使人从自然现象联想到社会问题。望岁者本来是希望田禾丰收的,而出门一望,却“但见棘与茨,罗生遍场圃”;禾黍都被“旱日与炎风”弄得枯焦了,而“恶苗承沴气,欣然得其所”!于是以“感此因问天,可能长不雨”结束全诗,真可谓象外有象,言外有意,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在白诗中别具一格。
《观稼》写丰收景象,为我们展开了可爱的田园风景画和田家风俗画。好容易遇上个丰年,连鸟儿的声音里都饱含着喜悦,农民们的脸上,自然也就有了笑容。读“田翁逢我喜,默起具樽杓,敛手笑相迎,社酒有残酌”诸句,令人想起陶渊明的“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之类的诗章,然而读着读着,读到“停杯问生事”以下,调子又变了。夫种妻获,筋疲力尽,幸而遇上丰年,仍然是“衣食常单薄”,这就是农民们的“生事”啊!作为“饱食无所劳”的“禄仕者”,作者又感到“自惭”了。
剥削阶级认为“农人恶”,白居易在与农民的亲切交往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孔丘因樊迟请学稼而骂他是“小人”,白居易却说“学农未为鄙”,亲自耕田种地。且看反映“躬耕”生活的田园诗:
种田计已决,决意复何如?卖马买犊使,徒步归田庐。迎春治耒耜,候雨辟菑畲。策杖田头立,躬亲课仆夫。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所施不卤莽,其报必有馀。”上求奉王税,下望备家储。安得放慵惰,拱手而曳裾?学农未为鄙,亲友勿笑予。更等明年后,自拟执犁锄。
——《归田》三首其二
果然,此后就自执犁锄了。“三十为近臣,腰间鸣佩玉。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这的确是巨大的变化!再看七绝《得袁相书》:
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
何意使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
在前面,我们提到白居易在他创作生活的前期,就写了不少“闲适”诗。这些“闲适”诗的写作,主要和“奉身而退”、“独善其身”的消极思想有关;但从诗歌传统的继承上说,则显然受陶渊明的影响。早在做周至县尉的时候,就写过这么一首《官舍小亭闲望》:
风竹散清韵,烟槐凝绿姿。日高人吏去,闲坐在茅茨。葛衣御时暑,蔬饭疗朝饥。持此聊自足,心力少营为。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回谢争名客,甘从君所嗤!
这里不仅把他“眼前无事时”的生活概括为“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而且整篇诗的风格韵味,都和陶诗很接近。退居渭村之后,就进一步学习陶诗。前面谈到的反映“躬耕”生活的诗,就属于陶潜《西田获早稻》一类田园诗的系统。《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的某些篇章和《秋游原上》等等,则和陶潜《归园田居》一类的田园诗一脉相承:
家醖饮已尽,村中无酒贳。坐愁今夜醒,其奈秋怀何?有客忽叩门,言语一何佳!云是南村叟,挈榼来相过。且喜樽不燥,安问少与多?重阳虽已过,篱菊有残花。欢来苦昼短,不觉夕阳斜。老人勿遽起,且待新月华。客去有馀趣。竟夕独酣歌。
——《效陶潜体诗》其八
原生衣百结,颜子食一箪。欢然乐其志,有以忘饥寒。今我何人哉?德不及先贤;衣食幸相属,胡为不自安?况兹清渭曲,居处安且闲。榆柳百馀树,茅茨十数间。寒负檐下日,热濯涧底泉。日出犹未起,日入已复眠。西风满村巷,清凉八月天。但有鸡犬声,不闻车马喧。时倾一樽酒,坐望东南山。稚侄初学步,牵衣戏我前。即此自可乐,庶几颜与原。
——《效陶潜体诗》其九
七月行已半,早凉天气清。清晨起巾栉,徐步出紫荆。露杖筇竹冷,风襟越蕉轻。闲携弟侄辈,同上秋原行。新枣未全赤,晚瓜有馀馨。依依田家叟,设此相逢迎。自我到此村,往来白发生;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流连向暮归,树树风蝉声。是时新雨足,禾黍夹道青。见此令人饱,何必待西成?
——《秋游原上》
这类作品,虽不像陶诗那样省净婉惬,渊深朴茂,但生活气息却更加浓厚。读这首《秋游原上》,就把你引向农村,和“田家叟”亲切交谈,分享新枣晚瓜的美味了。白居易还用五律、五绝、七绝、五排等各种近体诗的形式表现农村题材,在诗体方面扩大了田园诗的领域。五排如《渭村退居……一百韵》已见前引;其他各体,举例如下:
二月村园暖,桑间戴胜飞。农夫舂旧谷,蚕妾捣新衣。牛马因风远,鸡豚过社稀。黄昏林下路,鼓笛赛神归。
——《春村》
南窗背灯坐,风霰暗纷纷。寂寞深村夜,残雁雪中闻。
——《村雪夜坐》
门闭仍逢雪,厨寒未起烟。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
——《村居》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村夜》
田园莽苍经春早,篱落箫条尽日风。
若问经过谈笑者,不过田舍白头翁。
——《村居》
故乡渭村的田园生活,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元和九年冬天回到京城,第二年就因上疏言事获罪,被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他不禁触景生情,思念渭村,写了一首《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啧啧雀引雏,梢梢笋成竹。时物感人情,忆我故乡曲。故园渭水上,十载事樵牧。手种榆柳成,阴阴覆墙屋。兔隐豆苗大,鸟鸣桑葚熟。前年当此时,与尔同游瞩。诗书课弟侄,农圃资僮仆。日暮麦登场,天晴蚕拆簇。弄泉南涧坐,待月东亭宿。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一朝忽分散,万里仍羁束。井鲋思返泉,笼莺悔出谷。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泥秧水畦稻,灰种畲田粟。已讶殊岁时,仍嗟异风俗。闲登郡楼望,日落江山绿。归雁拂乡心,平湖断人目。殊方我漂泊,旧里君幽独。何时同一瓢?饮水心亦足。
“兔隐豆苗大,鸟鸣桑葚熟”,“日暮麦登场,天晴蚕拆簇”等句,写田园风物,宛然可恋,从而激起了“井鲋思返泉,笼莺悔出谷”的感情波涛,渴望冲决仕途的牢宠,重返渭村。然而实际上,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农村。
白居易反映“田家乐”的作品如果说和传统的田园诗不无联系的话,那么他的反映“田家苦”的田园诗,也是前有所承的。《七月》就是远源。近源呢?我们可以追溯到杜甫。白居易推崇杜甫,特别赞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可见他向杜甫学习的正是这一类反映社会矛盾、同情民间疾苦的作品。杜甫早在写于天宝中年的《兵车行》中,就为“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的惨象焦心,为“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的农民诉苦。安史乱后,“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壮游》。,“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驱竖子摘苍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枯棕》。,“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宴行》。,“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郊原何处村”《白帝》。之类的诗句就经常出现,反映了被租税逼到死亡线上的农民们的悲惨处境。然而集中地描写农村题材、可以称之为田园诗的作品,在杜甫全集中还是不多的。尽管不多,却很值得注意。例如《甘林》:
舍舟越西岗,入林解我衣。青刍适马性,好鸟知人归。晨光映远岫,夕露见日稀。迟暮少寝食,清旷喜荆扉。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试问甘藜藿,未肯羡轻肥。喧静不同科,出处各天机。勿矜朱门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邻里,长老可以依。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子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又如《宿花石戍》:午辞空灵岑,夕得花石戍。岸流开辟水,木杂古今树。地蒸南风盛,春热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气候何回互?茫茫天地间,理乱岂恒数?系舟盘藤轮,杖策古樵路。罢(疲)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山东残逆气,吴楚守王度。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
《甘林》表现了频繁的赋敛给农民带来的苦难。从结句看,农民不堪忍受“公家威”的逼迫,眼看就要“远奋飞”了!而《宿花石戍》所写的那个村子,则是泉水自流,农器徒存,而柴扉已经芜没,田园寥落,空无一人。从结句看,村民们不堪忍受“征赋”的重压,都已经“远奋飞”——逃亡、乃至铤而走险了!杜甫不赞成农民们揭竿而起,因而面对即将“奋飞”的农民,就“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面对村民们全都“奋飞”的“柴扉”、“野圃”,就自言自语:“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反对农民起义,这当然是杜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在当时又无法超越。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尽管劝告农民们“慎莫远奋飞”,却把“远奋飞”的罪责归之于“公家威”、“赋敛数”、“诛求急”,而没有归之于农民本身。对于农民们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他是高度同情的;对于农民们勤劳、节俭、朴厚、真诚的品质,他是高度评价的。“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对于上层社会随处可遇的“俗态”,他深感厌倦,而一到村野,就与农民们水乳交融。这种情感是可贵的。“勿矜朱门是,陋此白屋非”——不要夸耀“朱门”,认为那里的什么都“是”,不要鄙视“白屋”,认为这里的什么都“非”。这种不同于剥削阶级的是非观念更是可贵的。
可以看出,白居易对待农民的态度,与杜甫一致。白居易以揭露横征暴敛为中心的田园诗,也继承了杜甫田园诗的传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做道州刺史的元结写了《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以反映道州人民的苦况。《舂陵行》有云:“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贼退示官吏》有云:“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得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大历二年(767)杜甫在夔州的时候读到这两篇诗,特意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给予热情的赞扬。在诗里说:“道州(指元结)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在序里,则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杜甫在这里以后辈诗人元结的两篇作品为例,提出了一个创作目标,即希望“知者”们效法元结,多写以“忧黎庶”为中心的“比兴体制”,而白居易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他一再强调的“兴讽”、“风雅比兴”、“美刺兴比”,正就是杜甫所说的“比兴体制”;他在前期的创作中“但伤民病痛”、“惟歌生民病”,也正是杜甫所说的“忧黎庶”的具体表现。而白居易的田园诗,特别是“讽谕”诗中的一些田园诗,显然从元结的《舂陵行》之类的诗作中受到启迪、吸取了营养。
在中唐前期的诗人中,白居易特别肯定韦应物。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而在韦应物揭露社会矛盾、关怀民间疾苦的作品中,就有“颇近兴讽”的田园诗。例如《采玉行》: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田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
又如《观田家》: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仓廪无宿储,徭役犹未已。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这些诗,在“歌民病”方面,显然为白居易所取法,而“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这样的结句,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白居易《观刈麦》、《观稼》、《村居苦寒》等诗的结尾。其创作思想上的渊源关系,是清晰可见的。
贞元、元和之际,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继承《国风》、乐府民歌和杜甫诗作的现实主义传统,把主要的艺术力量用于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创作了不少光辉的现实主义诗章,包括以“忧黎庶”为中心的田园诗。这些诗人,是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但白居易却既有多方面的创作实践,又有相当系统的理论总结,居于倡导者的地位,对其他诗人有更大的影响。在田园诗的创作方面,他的倡导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元稹的《田家词》,李绅的《悯农二首》,张籍的《野老歌》(一作《山农词》)、《牧童词》、《山头鹿》、《江村行》和王建的《田家行》等等,尽管角度不同、风格各异,却都揭露了官府的横暴和赋税的繁重,以同情的笔触勾画出多灾多难的农村图景,与白居易的田园诗同属于新的流派。
白居易的田园诗对后代的影响也相当深远。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橡媪叹》,杜荀鹤的《山中寡妇》、《题所居村舍》,聂夷中的《咏田家》,唐彦谦的《宿田家》,宋代诗人梅尧臣的《田家语》,李觏的《获稻》,张舜民的《打麦》,刘攽的《江南田家》,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章甫的《田家苦》等等,都与白居易的田园诗精神相通,前后的传承关系是值得注意的。
前人论田园诗,所着眼的只是陶渊明的《怀古田舍》、《归园田居》一类的作品和盛唐诗人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的部分作品。其特点是表现农村生活的宁静、幽美与闲适,而这宁静、幽美与闲适,主要是诗人自己的感受,与真正的贫苦农民无涉。正因为与真正的贫苦农民无涉,所以那里尽管有农村中常见的榆柳桑麻禾黍麦苗鸡犬和各种禽鸟,却见不到“豺狼”的影子。而实际上,在封建社会的农村中,“豺狼”们是经常出现,决定着农民们的命运的。在我们看来,反映农村生活而把农民与“豺狼”的矛盾放到一定地位的作品,才是更真实的田园诗。然而历来的诗评家,却不这样看。截至目前为止,论述唐代田园诗的人都只讲王维、孟浩然和储光羲的那些历来被公认为田园诗的作品,并不曾提及杜甫、白居易等人写过田园诗,就是证明。
白居易在退居渭村期间所写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的最后一首中就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的两个问题是:谓天不爱民,胡为生稻粱?谓天果爱民,胡为生豺狼?什么是“豺狼”?白居易早在《杜陵叟》里就通过被“急敛暴征”逼得“典桑卖地”的“杜陵叟”的口作了解释: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白居易的田园诗,特别是“讽谕”诗中的田园诗,正是以这样的生活体验和思想认识为前提,继承了《七月》和杜甫等前辈诗人表现“田家苦”的传统创作出来的新的田园诗。其本身的现实意义及其对当时和以后诗歌创作的影响,值得认真探讨,充分估价。
白居易离开渭村之后,再没有回到农村;反映农村生活的田园诗,也几乎全部被模山范水的山水诗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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