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作为卓越的散文家，有一整套创作理论。他的门人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说：“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宜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全唐文》卷六三五，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第6411页。

从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看，在李翱概括的当时文坛争论的六大热点中，他是“尚异”爱“奇”的，但不排除“理”，即在主“理”的前提下尚异、好奇；他是倡导“古文”（散文），反对“时文”（骈文）的，但不排除“对”，如《进学解》等篇，对偶句层出不穷，却以散御骈，具有散文浑灏流转的气势；他是“爱难”的，但不片面追求“难”，而是“惟其是”。所谓“是”，包含“恰当”、“正确”、“合理”、“恰到好处”之类的意思，根据体裁、内容、对象的不同而处理难易深浅的问题，比“文章宜深不宜易”的简单化提法高明得多。

更重要的是：韩愈在强调文学修养的同时还强调思想文化、道德品质的修养，提出了著名的“养气”论：“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善养“浩然之气”，则“气盛”；“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都皆宜”（《答李翊书》）。他深刻地认识到：“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答尉迟生书》）他还中肯地指出：创作必须有感而发，“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说（《送孟东野序》）。

韩愈为文之所以“尚异”，在《答刘正夫书》中做了比较集中的论述，其要点是“师古圣贤人”而“师其意，不师其辞”，“能自树立，不因循”。“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视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不作时下流行的、人云亦云的、公式化的文章，而要深造自得，发挥远见卓识，进行独创性的艺术构思，写出的文章既“异”于古人、时人的作品，也“异”于自己的其他作品，这就是韩愈所“尚”的“异”，颇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艺术独创性。由此可见，把韩愈追求的“异”等同于“险怪”、“奇诡”，是并不全面的；当然，那“异”里也的确包含了“险怪”与“奇诡”。然而即使对于韩文中的那些的确“险怪”、“奇诡”的篇章，如果不探究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的独特感受、独特命意，而仅仅从遣词造句、艺术表现方面去阐释其“险怪”、“奇诡”，也是搔不着痒处的。从古到今，对于韩文的阐释、品评可谓多矣!鞭辟入里者不胜枚举；然而搔不着痒处的，也还不是绝无仅有。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时公卿设供张，祖道都门外，车数百两，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丞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予忝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两?马几匹?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故不论也。然吾闻杨侯之去，丞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题中的“杨少尹”就是中唐著名诗人杨巨源。长庆元年为国子司业，四年（824），以年满七十，自请致仕（退休）回乡。“宰相爱其才，奏授河中少尹，不绝其俸”。韩愈作了这篇“序”送他。前人品评，多从艺术表现方面说它如何“奇”，如何“妙”，如林云铭《韩文起》云：“七十，致仕之年也，杨侯原不得为高；增秩而不夺其俸，亦国家优老之典也，杨侯又不得为奇。至于赠行唱和，乃古今之通套；而不去其乡，尤属本等之常事。看来无一可着笔处，昌黎偏寻出汉朝绝好的故事来，与他辞位、增秩及歌诗数事有同有不同处，彼此相形，作了许多曲折。末复把中世绝不好的事作反衬语。逼出他归乡之贤，便觉件件出色。皆从无可着笔处着笔也。坊评只赞其故作波澜，而不知非得此波澜，即不能成一字。故能作古文者方能读古文，俗眼评来，自然可笑。”《韩文起》，上海会文堂1915年版，第1页。今人的品评亦与此类似，如《韩愈诗文评注》云：“写序送行属一般时文，极易流于一般应酬文字的老套。序中所写二疏之事，七十致仕，不去俸禄，唱和饯行等俱属常人惯熟之事，看来无一可着笔处。然韩愈能从无可着笔处着笔，从平凡的事迹中翻出许多波澜，又使人读了以后不觉其雕琢，百读不厌，就是这篇序文剪裁构制的高明处。于无奇之处而使之奇，于僵死之地使其生，于板滞之处使其活，这就是一般散文家不及韩愈的地方……。”《韩愈诗文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这就是说：杨巨源七十致仕是大家都按规章照办的老套子，本身并不值得写，只是由于韩愈在写作技巧上玩了些花样，才写出了波澜起伏的奇文。这一类自以为并非“俗眼”的评论，其实都未搔着痒处，请先看韩愈的好友白居易所作的《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请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白氏长庆集》卷二，四部丛刊本，第10页。

这首诗，先写当时的京官们贪恋富贵，年逾七十、甚至到了“八九十”，牙落眼花，还“伛偻入君门”，赖着不致仕。接尾用“汉二疏”作反衬，来羞辱那些京官，并且慨叹道：“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汉二疏”，就是汉代的疏广、疏受叔侄。《汉书》卷七十一《疏广传》里说：汉宣帝立太子，任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受为太子少傅，“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按受乃广兄之子，实为叔侄——引者）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但“在位五岁”，便托病告老回乡。“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东都门，乃长安东郭门——引者），送者车数百辆。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不致仕》是《秦中吟》十首之一，作于“贞元、元和之际”，白居易在这诗的结尾慨叹长安的“东门路”如今很“寂寞”，没有一个京官肯“继”二疏的“后尘”。过了将近二十年，韩愈好像是回应白居易的慨叹：你别叹息，如今总算有“继”二疏‘去尘”的人了。’他就是杨少君。于是别出心裁地写了这篇序。

序文先写二疏告老还乡的送行场面及《汉书》传其事、画工图其像，然后引出杨巨源也主动致仕还乡，用“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的反诘语气强调杨巨源与二疏在主动退休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异”，是同样值得赞赏的。

那么，杨巨源出长安东门时是不是也有那么壮观、那么感人的送行场面呢?恐怕未必有。但作者不说没有，而用他“遇病不能出”引出一连串疑问：“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两?马几匹?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须知饯送二疏的场面那样壮观、感人，乃是公卿大夫、乃至路人赞扬主动致仕者的生动表现。如果杨侯去时无人饯行或饯行的场面很冷落，那就表明当时的公卿大夫们对到了退休年龄便主动退休的人很反感，连路人也有点麻木了。写散文而有如此丰富、深刻的言外之意，使写诗的人也会感到惭愧。

还有，写二疏时特意写了“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那么，杨侯在这一点上是不是也与二疏无“异”呢?作者对此也提出疑问。其言外之意，同样引人深思。

第三段用“然”字扳转，用“吾闻”领起，写了增秩、给俸等事，却不说二疏无此特殊待遇，而用“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引发读者的思考。《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这就是说，一旦“致仕”，职位、俸禄就都全部让出，二疏当然并不例外。而杨侯在这一点上却得到了与二疏不同的待遇，该如何理解呢?以下则以“中世士大夫”即当时的官僚作反衬，说明那些官僚“以官为家”，罢了官也不肯离开京城；而杨侯则真的告老还乡，东指西点，亲切地说：“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不难设想，这是作者根据所有热爱家乡者的共同生活体验虚拟出来的，意在赞美杨巨源不仅主动告老，而且告老后真正还乡。

弄清了这篇序的针对性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才可以把握艺术表现方面的独创性，不会从“无可着笔处着笔”的角度品评，故弄玄虚了。

七十乃至八九十还不肯致仕，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现象，也是官僚们害怕被人揭露的疮疤。韩愈的这篇序和白居易的那首诗，都是从这里“着笔”的。勇于面对现实、面对政治，比有意淡化现实、淡化政治者富有责任感。所不同的是：白诗就负面批评，慨慷直陈，不留余地；韩文从正面褒扬，寓贬于褒，褒贬并用，却避免直陈，而从杨与二疏的“异”与“无异”、“同”与“不同”的前后映衬中提出一连串疑问与反诘，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含而不露，余味无穷。可不可以这样说：白以文为诗，韩以诗为文?

《全唐诗》载张籍《送杨少尹赴满（一作蒲）城》七律。题中的“杨少尹”正就是杨巨源，他是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开元时的河中府，一度改为蒲州，乾元后又升为河中府。可证题中的“满”应作“蒲，“蒲城”即“河中”。这首诗，与韩愈的《送杨少尹序》写同一题材，请看是怎样写的：

公事多闲诗更好，将谁相逐上山行。《全唐诗》卷三八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册，第4336页。

被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赞为“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的张籍的确写过许多现实性很强的好诗，但这一首却相当平庸，与韩愈的同时同题之作《送杨少尹序》相比，更见逊色。在历代传诵的韩文中，有三篇序是送人到藩镇那里去求官或作官的，这就是《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石处士序》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五十年代我和几位教师在不同班级讲授古典文学，都选了《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一位姓朱的教授根据茅鹿门“若与燕赵豪俊之士相为叱咤呜咽”的评赞发挥，我感到不得要领，因而参阅多种选本的评论，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王朝统一的角度逐字逐句体会原作，写了一篇讲稿，发表于我校学报，后来又收入拙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霍松林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篇短文的要点是：

第一段“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很有点为董生祝贺的味道，而且还好像劝勉董生努力争取。有些人也正是这样讲的。

第二段开头又进一步说：“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者哉!”这又把“河北”赞美了一通，为董生贺。仿佛是说：你的出路的确瞅对了，好好去干吧!然而这都是反话，所谓“心否而词唯”。全文首句埋伏了一个“古”字，又用“称”字放了些烟幕，使“古”字不很显眼。如果不用“称”字而写成“燕赵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就等于说“燕赵今无感慨悲歌之士”，下面的文章就不好作。“古称”云云，即“历史上说”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则现在可能还是那样，所以断言董生到那里去“必有合”，而且祝贺他，勉励他。然而“古称”毕竟不同于“今称”，燕赵如今是什么样子的问题终究要提出来，于是用“然”字扳转，提出疑问：“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既然“风俗与化移易”，则燕赵（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是不是还有“感慨悲歌之士”呢?只提疑问而“聊以吾子之行卜之”，神妙匪夷所思。河北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竞引豪杰之士为谋主”，董生游河北，肯定“必有合”。如果“合”了，岂不是证明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吗?但作者已经说过：“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是“仁义出乎其性”的，而对于当时的河北藩镇，恐怕连董生也不好说他们“仁义出乎其性”吧!既然如此，那么与藩镇“合”，就等于丧失仁义。“聊以吾子之行卜之”的“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勉乎哉”云者，勉其不可从贼也。

第三段委托董生到河北后“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连河北的“屠狗者”都劝其入朝，那么对董生投奔河北藩镇抱什么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全文表面上都是送董生游河北，但送之正所以留之，微情妙旨，令人回味无穷。从“鉴赏热”兴起以来。我写于五十年代的这篇文章被收入多种鉴赏集。别人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文章也见过好几篇，尽管繁、简、浅、深各不相同，要点却基本一致。似乎别无异议。

韩愈有一篇题为《嗟哉董生行》的诗，对“隐居行义”、“孝且慈”而“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的董邵南表示同情。《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0页。董邵南要去河北，不是应聘去做官，而是谋出路，所以韩愈不便公然阻止，只好写了这篇委婉含蓄的序让他看。而石处士和温处士，则是应藩镇之聘去作官的，想留也留不住，因而送他们的序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先看《送石处士序》：

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谷之间，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辞，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耶?”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师环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途，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沐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酒三行，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味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早夜以求从祝规。”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退，愈为之序云。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唯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今人对这两篇序，大抵就表面的意思阐释、品评，对乌公与石、温同样肯定，不曾触及深层意蕴与微情妙旨。对《送石处士序》，或认为“前段通过求士与纳士，具体称颂了石洪与乌的可贵品德：一个非贤者不求，一个一般求士不应。在大敌当前，求士为国的‘忠’与‘义’，出仕为国的‘仁’且‘勇’的道德规范下结合起来了。”《韩愈诗文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或认为“乌重胤任河阳节度使而求贤，人们对他寄寓希望；石洪以处士身分而应聘，人们寄寓厚爱，这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渴望平抑藩镇，维护唐王朝权威的心态。韩愈序以成文，表现了他正确的政治见解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谋私利，不谋自身，一心为道义，一心为国家，始终将石洪置于高层次的精神世界。”《古文鉴赏辞典》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8～930页。对于《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今人则引《旧唐书》本传对乌重胤大力肯定：“重胤出自行间，及为长帅，赤心奉上，能与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尝矜伐。而善待宾僚，礼分同至，当时名士，咸愿依之。”接着用“韩愈的这篇文章就说明了当时洛阳一带的名士依附这位大帅的情况”一句引出以下的赏析文字，对乌与温同样肯定。《古文鉴赏辞典》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1页。

石处士、温处士投靠的乌重胤，原为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的牙将。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叛，从史窃献诛讨之谋以讨好宪宗，暗中又与承宗勾结。在讨平卢从史之乱的关键时刻，乌重胤立了功，宪宗嘉其功，想提拔他任昭义节度使，由于李绛提出多种理由反对，乃改授河阳节度使。安史乱后，节度使之设遍国内。一节度使统管一道或数州，总揽军政大权，故称藩镇，往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因而用什么人任节度使，关系甚大。按《旧唐书》本传，乌重胤始终忠于唐王朝，表现很好；但在由牙将而初任河阳节度使之时，对他以后会怎样做，韩愈不能不持怀疑态度。卢从史窃献诛王承宗之谋而受奖励，接着就勾结王承宗谋反，可谓殷鉴不远。李绛就说由乌重胤任昭义节度使，会比由卢从史任昭义节度使更糟。乌重胤初任河阳节度后就礼聘石处士与温处士，而石、温都欣然应聘。一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的韩愈作序为石、温送行，怎会简单地既赞扬乌，又歌颂石、温两处士呢?

那么，这两篇序该怎么写?

《送石处士序》分两大段。第一大段，主要写了“乌公”与其“从事”为招聘石洪而展开的两次问答。第一次，由“乌公”求士、“从事”荐石洪而引出“乌公”的询问。又由乌公“先生如何”的询问引出“从事”对石洪的全面介绍：“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这是一个五六六字长句，连用五个比喻赞誉石洪富谋略、有干才，真可谓气盛言宜，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由于“从事”先介绍了石洪自甘淡泊的隐居生活，所以第二次问答，是由乌公“其肯为某来耶”的一问开始的。“从事”的回答分两层：其一是抬高乌公，说他“文武忠孝，求士为国”，而当前承德节度使王承宗起兵反唐，正需要有谋略的人谋划征讨；其二是抬高石洪，说他“仁且勇”，堪负谋划征讨的重任。把这两层意思相对接，便得出倘委以这样的重任，石洪便没有理由推辞的结论。很清楚，即使“乌公”与“从事”真有这两次问答，韩愈也不在现场，怎能逐句记录?事实上，这完全是艺术虚构，并非真心颂赞乌、石，而是借“从事”之口，既抬高乌，又抬高石，用意很明显：从正面说，是对他们的期许；从反面说，是对他们的劝勉。总而言之，是希望他们这样做，而不是相反。

第二大段，写石洪一见使者捧聘书、带马币，登门恭请，便一反隐居不仕的常态欣然应命。“先生（石洪）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沐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一段的着意渲染，与前面所写的隐居生活相映成趣，令人想起《北山移文》孔稚圭《北山移文》是嘲讽假隐士的著名骈文，见《文选》卷四十三。中处士出山的丑态，其奚落嘲讽之意是灼然可见的。

韩愈不赞许石洪出任节度使的参谋，但人家不与朋友商量，一意孤行，坚决要去，而且那么情急，就只能在“临别赠言”上作文章。关于饯行场面的描写，真可谓别开生面!一则曰：“有执爵而言者曰……”，再则曰：“又酌而祝曰……”，三再曰：“又酌而祝曰……”，四则曰：“又祝曰……”。这四次祝酒词，诸如“以义取人”，“以道自任”，‘惟义之归”，“使大夫（乌公）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保天子之宠命”，“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等等，真可谓谆谆劝勉，语重心长。而第一段中抬高乌、石的“从事”是谁，第二段中四次致祝酒词对乌、石进行警戒、劝勉者是谁，都无姓名，不过是作者借以发表意见的“乌有先生”。连石洪的“起拜祝辞”，“敢不敬早夜以求从祝规”，不用说也是作者代拟的。然而从全篇文章看，作者却只是客观叙述，无一语发抒己见。两番问答，四次祝酒，创作意图尽借他人之口说出，使读者浑然不觉。而参差历落，曲折变化，笔笔皆活，言外有意，委婉不尽。真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表现了高度的艺术独创性，值得仔细玩味，不宜从表面上滑过。

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风云入壮怀，泉石别幽耳。钜鹿师欲老，常山险犹恃。岂惟彼相忧，固是吾徒耻!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38页。

前六句嘲讽之意甚明。自己“长把种树书”，装出隐士的样子；旁人信以为真，说他是“避世士”。其实他不过是借隐居以盗虚声，等待高价出卖。果然，忽见“将军”（乌重胤）厚礼招聘，就骑上人家送来的马去“报恩”。“人云避世士”与“自号报恩子”形成的巨大落差，引人发笑。“风云入壮怀，泉石别幽耳”两句，清人马位在《秋窗随笔》里说“包括《北山移文》一篇”，《昭代丛书》辛集卷三十二，道光癸巳年刊，第13页。可谓一针见血。后六句，则是对石洪的劝勉。“钜鹿师欲老”指唐军讨承德节度使王承宗久而无功；“常山险犹恃”指王承宗据险顽抗。石洪赴河阳幕，本来是为“报”个人之“恩”；韩愈则劝他去为国平叛，六句诗写得那么慷慨激昂。诗与序互相参照，必能加深对于序文的领悟。石洪、温造同为洛阳处士，同应乌重胤之聘相继出山，几乎找不到什么异点，而韩愈的《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却与不久前写的《送石处士序》全不相犯，各极其妙，令人叹服。

对于《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前人也多认为“极写温生之贤”；但别具慧眼的评论也是有的。如姚鼐云：“意含滑稽，而文特嫖姚。”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一，上海文明书局1936年版，第14页引。林纾云：“送石文，庄而姝；若再为庄论，絮絮作警戒语，便成老生常谈矣!故一变而为滑稽，谑而不虐，在在皆寓风趣。”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卷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5页。吴闿生云：“此文含谐讽，词特屈曲盘旋。”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页引。细读全文，由第一段的“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引出第二段的“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以冀北之马譬喻洛阳处士，不无滑稽之感。“处士之庐无人”的结论是层层推演出来的。先说“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见得这两位是真“处士”。接着说“大夫乌公以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对照前面的“深藏”，就感到滑稽；不用“不仕”而用“不市（卖）”，后面又来了个“以礼（就是《送石处士序》中的“马币”）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更不无嘲讽。由于乌公把石、温两处士弄走了，所以“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有人认为由此可见“温处士受重于名卿巨公”，其实，石、温对于“居守”、“河南尹”、“百司之执事”、“二县之大夫”、“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小子后生”以及韩愈本人，哪有这样重要!这不过是从反面落墨，对本来“深藏不市”的“处士”一见厚礼就轻率地应藩镇之聘深表遗憾罢了。

如果联想《北山移文》写因周处士出山而“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涧户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诸句，《文选》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第613～614页。再来读韩愈写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这段妙文，就不禁哑然失笑。

送石、温两处士的序写法迥异而主旨不殊，送温序的第三段把乌重胤聘处士入幕提到“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高度，并且“为天下贺”，这就是送石序两番问答、四次祝酒所要阐明的要义，也就是全文的主旨。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四月以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乌镇河阳之三月聘石生，未数月又聘温生。韩愈在作于元和六年春的《寄卢仝》诗里先称赞卢仝“劝参留守谒大尹，言语才及辄掩耳”之后写道：

水南山人又继往,鞍马仆从塞闾里。

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使。《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82页。

对处士（山人）出任节度使的官,明确地表示不满。而所谓“水北山人”，就是隐于“洛之北涯”的石洪；所谓“水南山人”，就是隐于“洛之南涯”的温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