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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人小赋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18076次 时间:2016-09-23 17:39:24
唐代文学创作高度繁荣,诗歌、散文、传奇的辉煌成就,久为世人所公认;赋的成就也很有特色,但是长期以来却被忽视了。
唐赋被忽视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从“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出发,于汉则取赋,于唐则取诗。清人焦循《易馀籥录》卷十五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唐则专录其律诗。”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云:“夫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二、不仅认为赋的代表作是汉赋,而且认为汉赋的正宗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铺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以汉大赋作标尺,因而明人李梦阳说“唐无赋”(《李空同全集·潜虬山人记》)。清人程廷祚说“唐以后无赋”(《青溪集·骚赋论(中)》)。章炳麟云:“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国故论衡·辨诗》),这显然也是以汉大赋为标准来衡量唐赋的。
三、以偏概全,将唐赋等同于律赋而痛加贬斥。元人祝尧《古赋辨体》云:“唐人之赋,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虫道丧,颓波横流,风骚不古,声律大盛。句中拘对偶以趋时好,字中揣声病以避时忌,孰有学古!或就有为古赋者,率以徐、庾为宗,亦不过少异于律尔。”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更进一步,认为“唐人又再变而为律”,然后对律赋全盘否定。他说:“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呜呼,极矣!
上述种种看法,显然都有片面性。文学创作繁荣的标帜之一是体裁、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就汉代文学而论,除了赋,还有成就很高的史传文学、乐府诗和五言古诗等等,赋也不止大赋,还有骚赋和四言诗体赋。就唐代文学而论,除了诗,还有很多文学品种争妍斗丽。只取其一而忽视其他,怎能准确地描述文学繁荣的全貌?更何况,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文学创作自不能墨守成规。任何时代的优秀作家,都与社会发展同步,在继承文学遗产的前提下求变求新,力争后来居上,别开生面,怎能用汉大赋的标准衡量唐赋而肆意贬低、甚至全盘否定呢?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政治相对开明,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文人的创作才华得以充分发挥的黄金时期。唐代文人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文化素养深厚、博学多能。其中的杰出之士,一般都诗、赋、文(骈文、散文)并重兼长,相辅相成,交融互补,勇于创新。同时,唐代是文学更加自觉的时代,文人们对于文学特点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对于赋,逐渐减轻“铺陈”的比重而追求赋比兴并用;逐渐避免简单地“体物”、“形似”而追求借景抒情、以形传神。这一切,当然都有助于提高唐赋的审美素质。
纵观唐赋(仅见于《文苑英华》、《唐文粹》的,已有一千多篇),铺写宫苑、田猎、都邑等等的大赋所占的比例极小,而且成就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很难跳出汉大赋的窠臼,缺乏艺术独创性。真正能够体现唐赋特色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小赋。
唐人小赋有许多特点,试作初步的探索,抛砖引玉。
一、赋的诗化
唐代优秀的赋作家几乎全是杰出的诗人,以杰出的诗人而做赋,自然会导致赋的诗化。赋的诗化,当然首先体现在内容方面,即有诗情诗意;但在形式方面也有所体现,即运用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的句式。
(一) 四言诗句式
用《诗经》中的四言诗体作赋,始于屈原的《天问》和荀况的《赋篇》。汉人继承、发展而为四言诗体赋,扬雄的《逐贫赋》便是很著名的篇章。唐人的四言诗体赋数量多,质量高,抒怀刺时,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柳宗元的讽刺小赋《宥蝮蛇文》、《骂尸虫文》、《起废答》、《乞巧文》等,都以四言句为主体;《斩曲几文》、《瓶赋》、《牛赋》等,则通篇皆四言句。其中《瓶赋》以鸱夷作反衬,赞颂了从深井中为人们汲水的瓶。鸱夷是盛酒的革囊,容量颇大,作者先以“昔有智人,善学鸱夷”领起,然后写鸱夷:
鸱夷蒙鸿,罍莹相追。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开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颓然纵傲,与乱为期。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谁主斯罪?鸱夷之为。
鸱夷用它味美可口的酒“谄诱”、麻醉人,使那些人“视白成黑,颠倒妍媸”,以至于“败众亡国”,其“罪”甚大,而有些“智人”却“善学鸱夷”以“自售”,人们却乐于喝他们的“酒”,其“败众亡国”的后果还能避免吗?接下去,便转而写瓶:
不如为瓶,居井之眉。钩深挹洁,淡泊是师。和齐五味,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人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归根反初,无虑无思。何必巧曲,徼觊一时。子无我愚,我智如斯。
瓶从深井中汲出清洁的水,利民泽物。即使“绠绝身破”,也不“怨咨”。可以看出,作者运用比拟、象征手法,赞颂了贤人志士的无私奉献精神,而作者的高尚人格也得到完美的体现。
再看《牛赋》: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脰。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已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蹶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若知牛乎(你知道牛吗)”领起,偶句用韵,先写牛的状貌、勤劳、品质、功绩和死后被砍角、剥皮、煮肉的不公正待遇,然后以“曲意随势”、“不耕不驾”、逍遥自在的羸驴作反衬,又转写牛的功高命丑,以无限感慨结尾。全文字句不多,却写得波澜起伏,寓意深广。
从全文看,所谓“命有好丑”的实际内容是:人品好则命丑,人品丑则命好。很明显,作者在这里并非宣扬宿命论,而是通过“好”与“丑”的鲜明对比,以不可遏制的愤激之情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抒发了自己的辛酸与不平。结句“慎勿怨尤,以受多福”的含意是:尽管受了不公正待遇,却不能“怨尤”。如果敢于“怨尤”,那就要惹出大祸了!
李商隐的《虱赋》、《蝎赋》是四韵八句的四言诗。《虱赋》云:亦气而孕,亦卵而成。晨鹥露鹄,不知其生。汝职惟啮,而不善啮:回臭而多,跖香而绝。“回臭而多”的“回”,指孔子的高足颜回,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跖香而绝”的“跖”,指盗跖,孟子说他“孳孳为利”(《孟子·尽心上》),司马迁说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史记·伯夷列传》)。《虱赋》的后四句说虱子的天职是咬人,却不善咬:像颜回那样的贤人吃住条件极恶劣,其肉既瘦又臭,你们却聚集在他那里,只管咬;像盗跖那样的恶人吃住条件极优越,其肉既肥又香,你们却不敢去咬,都躲得远远的。寥寥十六字,以少总多,寓意何等深广!
再读《蝎赋》:
夜风索索,缘隙凭壁。弗声弗鸣,潜此毒螫。厥虎不翅,厥牛不齿。尔兮何功,既角而尾!
前四句写蝎子乘夜风索索之际从墙壁缝隙中爬到了人的卧处,不声不响,暗暗地螫人,颇生动传神。后四句,则突发奇想,提出疑问:那老虎牙齿凶猛,却没长翅膀;那牛双角厉害,却没长牙齿。你这蝎子啊,究竟有什么功德,却让你既长双角(指最前面的一对钳肢),又长毒尾?就是说,那像蝎子一样暗中害人的家伙都有许多害人的本领,凭什么给他们那么多本领,让他们暗中害人呢?
陆龟蒙的《杞菊赋》、《后虱赋》、《蚕赋》都是四言诗体赋。《蚕赋》是一篇翻案文章,其序云:“荀卿子有《蚕赋》,杨泉亦为之,皆言蚕有功于世,不斥其祸于民也。余激而赋之,极言其不可,能无意乎?诗人《硕鼠》之刺,于是乎在。”赋云:古民之衣,或羽或皮。无得无丧,其游熙熙。艺麻缉,官初喜窥。十夺四五,民心乃离。逮蚕之生,茧厚丝美。机杼经纬,龙鸾葩卉。官涎益馋,尽取后已。呜呼!既豢而烹,蚕实病此。伐桑灭蚕,民不冻死。
唐末吏治极端腐败,横征暴敛,民不堪命,聂夷中的《咏田家》、皮日休的《橡媪叹》、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诗都作过深刻的反映。
陆龟蒙也写过一首七绝《新沙》:“渤澥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蓬莱有路教人到,应亦年年税紫芝。”前两句是写实,后两句是推想。海涛声中涨出一条沙堤,海鸥还未发现,官家却已经知道了。知道后干什么,没有说,称得上含蓄。读到结句“税紫芝”,才明白是这么回事:海边一出现沙堤,逃亡的农民就赶来开荒,“官家”就赶来收税。由此推想:海中的蓬莱岛如果有路可通,大约神仙们种的紫芝也免不了年年纳税吧!《蚕赋》与《新沙》同样鞭挞官府无微不至的掠夺,所不同的是在层层铺叙之后以“伐桑灭蚕”收尾,向统治者提出警告,言词激烈。以蚕桑为生的农民“伐桑灭蚕”,其出路便是逃亡或铤而走险。而这种现象,在唐末是普遍存在的。
(二)五、七言诗句式
上二下三的五言诗句式和上四下三的七言诗句式用于赋,先秦及汉代已发其端,但只是个别的。其用例逐渐增多,实与五、七言诗逐渐成熟同步,庾信的《春赋》便是最集中的表现。初唐四杰中的王勃、骆宾王继武庾信而踵事增华,王勃的《春思赋》和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王勃的《春思赋》作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当时作者二十二岁,“旅寓巴蜀”。序中说他作赋的动机是“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当大唐兴盛之际,这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情绪。王勃面对无边春色而感慨功名未就,发而为赋,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在形式上,虽则沿用了骚体赋和骈赋的一些句式,却以七言诗句和五言诗句为主体,七言诗句尤多,频频换韵,浑灏流转,具有初唐诗中歌行体的特色。如:
蜀川风候隔秦川,今年节物异常年。霜前柳叶衔霜翠,雪里梅花犯雪妍。霜前雪里知春早,看柳看梅觉春好。……忽逢边候改,遥忆帝乡春。帝乡迢递关河里,神皋欲暮风烟起。黄山半入上林园,玄灞斜分曲江水。
接下去,极写长安之繁华、闺妇之春思、征夫之远戍,又转而写洛阳之富丽、江南之春光。真如序中所说:“极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最后照应开头,回笔写他自己:
比来作客住临邛,春风春日自相逢。石镜岩前花屡密,玉轮江上叶频浓。高平灞岸三千里,少道梁山一万重。自有春光煎别思,无劳春镜照愁容。盛年耿耿辞乡国,长路遥遥不可极。形随朗月骤东西,思逐浮云几南北。春蝶参差命俦侣,春莺绵蛮思羽翼。余复何为此,方春长叹息。会当一举绝风尘,翠盖珠轩临上春。朝升玉署调天地,夕憩金闺奉帝纶。长卿未达终希达,曲逆长贫岂剩贫!年年送春应未尽,一旦逢春自有人。
如果从全篇中去掉非七言诗句的各种句子,那就是比前此所有七言诗都流畅、完美、成熟的七言古诗。如果删减与五、七言诗句不甚协调的赋句,如“解宇宙之严气,起亭皋之春色”,“入金市而乘羊,出铜街而试马”等等,那就是相当优秀的唐人歌行。
极有意思的是:王勃的歌行名篇《临高台》由“临高台”三字句领起,以下全由五言诗句和七言诗句组成,七言句所占比例较大。而这篇歌行,当做于《春思赋》之后。《采莲曲》也以七言句为主而辅以五言句,杂以少数三字句。
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首尾皆五、七言诗句;中间虽杂以赋句,而比例极小。其首段云:
胡兵十万起妖氛,汉骑三千扫阵云。隐隐地中鸣战鼓,迢迢天上出将军。边沙远离风尘气,塞草长萎霜露文。荡子辛苦十年行,回首关山万里情。远天横剑气,边地聚笳声。铁骑朝常警,铜焦夜不鸣。……
接下去写边地冰雪苦寒之景及冒寒拒敌、挑战,极生动传神。然后以写闺妇收尾:
荡子别来年月久,贱妾闺中更难守。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宁劝酒?闻道书来一雁飞,此时缄怨下鸣机。裁鸳帖夜被,熏麝染春衣。屏风宛转莲花帐,窗月玲珑翡翠帷。个日新妆如复罢,只应含笑待君归。
这是一篇气势豪宕、诗情浓烈的边塞赋,可与初、盛唐边塞诗共读。从形式上看,如果删去为数不多的赋句,便与作者的歌行名作《帝京篇》毫无二致。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保留这篇《荡子从军赋》的七言句、而将非七言句略作修改,便成为一首完美的七言古风,题为《荡子从军行》。
敦煌写本唐人赋中,有刘希移(夷)的《死马赋》(见敦煌文献丛书《敦煌赋校注》),长达三十二句,全是七言。虽题为赋,实际上已是成熟的七言古风,与作者的歌行名篇《代悲白头翁》风格类似。
初唐歌行,开盛唐高、岑、李、杜先河,产生了很多光辉篇章。而初唐歌行虽然前有所承,但在较大程度上是在初唐赋作中孕育出来的,至少是相互影响的。
(二) 骚体赋与歌行融合
我国讲诗歌传统,向来《诗经》、《楚辞》并举,或称“风骚”,或称“诗骚”,或称“骚雅”。以伟大的爱国诗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本来就是诗。尽管后来辞、赋合一,总称“辞赋”,屈原的作品也被称为“屈原赋”,但自贾谊的《吊屈原赋》以来,骚体赋与以“散体”为特征的汉大赋相比,仍具有更多的诗的情韵。唐代是诗的时代,许多诗人兼赋家转益多师,更注意从楚辞中吸取营养,从而创作出新骚体赋。
李白的《惜馀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和《剑阁赋》,可视为新骚体赋的代表作。如《惜馀春赋》的中段:
汉之曲兮江之潭,把瑶草兮思何堪。想游女于岘北,愁帝子于湘南。恨无极兮心氲氲,目眇眇兮忧纷纷。披卫情于淇水,结楚梦于阳云。
如《愁阳春赋》的结尾:
若有一人兮湘水滨,隔云霓而见无因。洒别泪于尺波,寄东流于情亲。若使春光可揽而不灭兮,吾欲赠天涯之佳人。
如《悲清秋赋》的开头:
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
如《剑阁赋》全篇:
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上则松风萧飒瑟,有巴猿兮相哀。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视沧波之东注,悲白日之西匿。鸿别燕兮秋声,云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对酒而相忆。
这些小赋的特点是:简短、精练、明畅,情景交融,诗意盎然;以骚句为主而杂以其他多种句式,兼有对偶句,韵律和谐,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音乐性。
这是在唐诗氛围中孳生的新的骚体赋,也可说是唐诗中的新品种。这四篇作品《李太白全集》编入赋,但试读编入诗的《远别离》、《鸣皋歌送岑征君》,通篇都是骚体,与这四篇赋并无差别。朱熹看出了这一点,故把《鸣皋歌》列入《楚辞后语目录》。至于《梦游天姥吟留别》,前段虽用五、七言诗句,而“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则连用骚句,亦与新骚体赋类似。其他诗人也有这类诗作,如王维的《山中人》。这类诗,作为唐诗百花园中的一个独特品种,管它叫骚体诗,也许更确切。而骚体诗可与新骚体赋相混,正说明唐人的新骚体赋具有诗的品质,也是诗。
二、主体意识的高扬
唐代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思想开放,终唐之世无文字狱,体现于辞赋创作,便是主体意识高扬,敢于吐露情怀,抒发愤懑,针砭时弊,臧否人物,表现作者的个性。和“劝百而讽一”、“主文而谲谏”的汉赋相比,这便是可贵的新特点。这个新特点,在比较优秀的唐人小赋中是普遍存在的,其例不胜枚举,以下只举几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一) 咏物赋的例子
咏物赋在汉代多侧重于“体物”,魏晋以来朝托物言志的方面发展,至唐代而通过咏物抒发情感、体现人品、批判现实,可谓唯意所适,极大地扩展了咏物赋的创作天地。魏征的《道观内柏树赋》,以“冰凝”、“雪飞”之际“万类飒然”,烘托柏树“亭亭孤峙”的气概,表现他自己的处境和抱负。王勃的《青苔赋》,借青苔的“措形不用之境,托迹无人之路”,“违喧处静”,“无华无影”来赞颂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人格。李邕的《石赋》,借石可以补天、可以布阵、“贞者不黩、坚者可久”,象征自己的雄才和志节。李白的《大鹏赋》,以渺小卑微的黄鹄、玄凤、斥反衬遨游寥廓的大鹏,用以表现他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杜甫的《雕赋》,赞美雕“以雄材为己任”,“奋威逐北”,可以擒“孽狐”、攫“狡兔”,然而终不见用,“将老于岩扃”,对统治者未能选拔真才表示愤慨。高适的《鹘赋》,则通过“比玄豹之潜形,同幽人之在野”,“心倏忽于万里,思超遥于九霄”的描写,展现了怀才未遇,壮志欲酬的心态。这一类赋,大抵将所咏之物描绘为正面形象以自喻,其例甚繁。也有将所咏之物描绘为正面形象、但非为自喻,而是联系其他有关事物用以抨击黑暗现象的,如前面所引的《蚕赋》。总之,高扬主体意识而赋予较丰富的社会内涵,则是唐人咏物小赋的主要特色;而以所咏之物象征反面事物的各种小赋,这种特色表现得更突出。前面已讲过《虱赋》、《蝎赋》,这里再看看萧颖士的《伐樱桃赋》:
古人有言:“芳兰当门,不得不锄。”眷兹樱之攸止,亦在物而宜除。观其体异修直,材非栋干。外阴森以茂密,中纷错而交乱。先群卉以效谄,望严霜而凋换。缀繁英兮霰集,骈朱实以星灿。故当小鸟之所啄食,妖姬之所攀玩也。赫赫宇,玄之又玄。长廊霞截,高殿云褰。实吾君聿修祖德,论道设教之筵,宜乎莳以芬馥,树以贞坚。莫非夫松筱桂桧,芷若兰荃。猗具美其在兹,尔何德而居焉?擢无用之琐质,蒙本枝而自庇。汩群林而非据,专庙庭之右地。虽先寝之或荐,岂和羹之正味?每俯临乎萧墙,奸回得而窥觊。谅何恶之能为,终物情之所畏。于是命寻斧,伐盘根。密叶剥,攒柯焚。朝光无阴,夕鸟不喧。肃肃明明,旷荡乎阶轩。……
据《新唐书·萧颖士传》,《伐樱桃赋》为指斥奸相李林甫而做。唐玄宗后期,李林甫任宰相十九年,柔佞狡诈,“口蜜腹剑”,与宦官勾结,妒贤忌能,擅权乱政。作者于樱桃树的描绘中突出了这些特点而痛加鞭笞,直至伐根焚柯而后快。这还不够,结尾更“譬诸人事”,历举篡权窃位的史实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中间写君主论道设教之地宜树“贞坚”的松桧,而今却培植“效谄”的樱桃,也是对唐玄宗晚年远贤臣、亲奸佞的写照。
这篇赋虽为李林甫而发,却有普遍意义。白居易看出这一点,特概括为一首五言诗:
有木名樱桃,得地早滋茂。叶密独承日,花繁偏受露。迎风暗动摇,引鸟潜来去。鸟啄子难成,风来枝莫住。低软易攀玩,佳人屡回顾。色求桃李饶,心向松筠妒。好是映墙花,本非当轩树。所以姓萧人,曾为《伐樱赋》。《有木诗八首》之一
(二) 宫殿赋的例子
汉大赋中的宫殿赋,如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何平叔的《景福殿赋》,都以详尽地描写宫殿的宏丽为特征。而杜牧的《阿房宫赋》与孙樵的《大明宫赋》,却打破汉代宫殿赋的框架,变铺陈大赋为抒情、讽刺小赋,显示了唐赋主体意识昂扬的特点。
杜牧作《阿房宫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当时朝政腐败,藩镇跋扈,吐蕃、南诏、回鹘等纷纷入侵,大唐帝国已面临崩溃的危机。杜牧欲挽危局,主张内平藩镇,加强统一;外御侵凌,巩固国防。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他渴望统治者励精图治,富民强兵。而穆宗以沉溺声色送命,接替他的敬宗荒淫更甚,“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又“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以备游幸(《通鉴》卷二四三)。杜牧对此十分愤慨,在《上知己文章》中明白地说:“宝历(敬宗的年号)大起宫室,故作《阿房宫赋》。”
前半篇固然也写宫殿,但不是从局部到总体作详尽的描绘,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和夸张,综揽全局,用以揭露君主的骄奢淫佚及其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从而引出后半篇的抒情和议论。由“嗟呼”领起的后半篇,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的论点出发,总结秦与六国族灭的历史教训:虐用其民则亡,爱惜民力则昌。感慨、叹惋,寓议论于抒情,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孙樵的《大明宫赋》构思更新奇。对于宏丽的建筑不作任何描状,却说早晨“见大明宫前庭”,夜间梦见大明宫神对作者讲话。讲话从太宗“永求帝宅,诏吾司其宫”开始,夸耀他作为宫神,“翼圣护艰,十有六君,荡妖斩氛”。以下把灭周复唐、平安史之乱、平朱泚之乱等等,都作为自己的功劳。最后慨叹今不如昔,民生凋敝,良田荒芜,国防空虚,国土日削……。就这样,通过宫神的叙述,概括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接着写道:言未及阕,樵迎斩其舌,且曰:“余闻宰获其哲,得是赫烈。老魅迹结,尔曾何伐?宰获其慝,得是昏蚀。魅怪横惑,尔曾何力?今者日白风清,忠简盈庭。阖南俟霈?阖北俟霁?矧帝城阗阗,何赖穷边?帑廪加封,何赖疲农?禁甲饱狞,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时?
不等宫神说完,孙樵便痛加驳斥:“我听说选拔贤哲做宰相,唐朝就兴旺,奸邪就敛迹,你宫神有什么功劳?相反,重用大奸大恶,朝政就昏暗,妖魔鬼怪就兴风作浪,你宫神又有什么力量拨乱反正?如今日白风清,忠良满朝,哪里是南方等待下雨、北方等待天晴?更何况京城里十分繁荣,哪里需要穷困的边疆?钱库粮仓都十分充实,哪里需要疲惫的农民?禁卫军吃得饱、长得壮,异常凶猛,哪里需要天下兵?
宫神虽讲出了唐朝兴衰的历史,但自居其功,却是欺人之谈。孙樵用得贤相则兴,用奸相则衰进行驳斥,当然是正确的。而宫神慨叹今不如昔,显然符合实际,孙樵却不从用人失当等方面说明原因,而是正话反说,歌颂现实,还横蛮地对宫神提出一连串质问。构思之妙,真是匪夷所思。
结尾数句,尤妙不可言:
宫神不能对,退而笑曰:“孙樵谁欺乎?欺古乎?欺今乎?!
写宫殿赋而别辟蹊径,通过与宫神的对话抨击朝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主体意识之高扬,唐以前的所有赋作家都望尘莫及。
三、体裁的多样与创新
唐人小赋,体裁多样,求变求新。百卉争妍,蔚为大观。
(一)骈赋
初唐时期,赋作家直接继承六朝传统,其创作以骈体抒情小赋为主。但由于全国统一,南北文学交融,赋作家“各去所短”而“合其两长”,追求“文质彬彬”的境界,故其骈体赋已出现有异于六朝的新特点: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气机流畅,风格刚健清新。读王勃的《涧底寒松赋》、卢照邻的《对蜀父老问》和《秋霖赋》、杨炯的《青苔赋》、徐彦伯的《登长城赋》、东方虬的《蟾蜍赋》、陈子昂的《尘尾赋》等篇,便可感受到这种新特点。试以《登长城赋》为例,略作说明。
《登长城赋》立意高远,气势磅礴。且看关于秦筑长城的描写:
……神告箓图,亡秦者胡。实懵萧墙之嬖,滥行高阙之诛。凿临洮之西徼,穿负海之东隅。猛将虎视,焉存纲纪;谪戍勃兴,钩绳乱起。连连坞壁,岌岌亭垒。飞刍而挽粟者十有二年,堑山而堙谷者三千余里。黔首之死亡之日,白骨之悲哀不已。犹欲张伯翳之绝胤,驰撑犁之骄子。曾不知失全者易倾,逆用者无成。陈涉以闾左奔亡之师,项梁以全吴骄悍之兵,梦骖征其败德,斩蛇验其鸿名。板筑未艾,君臣颠沛。六郡沙漠,五原旌旆。运历金火,地分中外。因虐主之淫愎,成后王之要害,则知作之者劳而居之者泰。
对偶极工,而大气包举。且用“犹欲”、“曾不知”等词统领偶句,转折灵动。至于“因虐主之淫愎,成后王之要害”,以表示因果关系的“因”、“成”二字分冠于两句之首,遂使“虐主之淫愎”与“后王之要害”词虽骈俪而气则单行。“则知作之者劳而居之者泰”,以“则知”承上启下,以“而”字转折,故能化偶为散。尤应注意者是:“虐主之淫愎”与“后王之要害”、“作之者劳”与“居之者泰”,都是对偶法中的所谓“反对”,表现对立的双方。从害与利两个方面对秦筑长城作出切合实际的评价,求诸古人,也是难能可贵的。
盛唐及其以后,愈益求变求新,或吸取骚体情韵,或向新文赋过渡,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
(三) 四言诗体赋
唐代诗坛,四言诗已基本上被五、七言诗所取代,除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和柳宗元的《平淮夷雅》而外,佳作寥寥;而其艺术生命,却转向辞赋园地飘香吐艳,大放光芒。唐人四言诗体赋的主要特点是:题材广,角度新,能以极短的篇幅反映社会人生,表现深刻主题。前面在论“赋的诗化”时已谈过若干作品,但那是举例性的,有价值的作品远不止此。如司空图的《诗赋》以赋论诗,描状了壮阔、奔放、奇险、雄健等艺术风格,可与他的《诗品》相补充。《共命鸟赋》曲折地反映了晚唐统治阶层的权力争夺,而以“一胜一负,终婴祸罗。乘危逞怨,积世不磨”诸句深致叹惋,尤有现实意义。
(四) 骚体赋
唐人小赋中的骚体赋佳作多,诗意浓。如卢照邻的《狱中学骚体》、张说的《江上愁心赋》、元结的《闵岭中》、刘禹锡的《秋声赋》、白居易的《伤远行赋》、韩愈的《复志赋》等,都写实感,抒真情,语言清新,形象鲜明,而作者的遭际与时代氛围,亦跃然纸上。柳宗元的《解崇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五篇作于永州,抒发因实行永贞革新而遭贬谪的愤慨与痛苦,感情沉郁激荡;其写景文字,亦隐喻着现实的黑暗与世路的艰险,是骚体赋的名篇,林纾称为“唐文巨擘”,“当与宋玉争席”(《韩柳文研究法》)。刘蜕的《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悯祷辞》等,王夫之誉为“左徒谪系”(《姜斋文集·刘孝尼诗序》),刘熙载以为“学《楚辞》尤有深致”,“颇得《九歌》遗意”(《艺概·赋概》)。当然,唐人的骚体赋,都上承《楚辞》传统;但都刻意创新,不落前人窠臼,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和时代色彩。其中有不少佳作,可以称为新骚体赋,这在论“赋的诗化”时已略抒浅见。
(五) 文赋
以《子虚》、《上林》为代表的汉大赋,韵散结合,或称散体赋,或称文赋。唐人取其散文句式和散文气势,而去其罗列名物、堆垛双声叠韵形容词及喜用生僻字词的缺点,用明畅生动的语言写景叙事,抒情达意,遂形成一种有时代特色的文赋,可称为新文赋。
唐代开国,文人受时代精神的感召,都怀有昂扬奋进的激情。与此同时,从魏征到陈子昂,都“质”、“文”并重,提倡有“骨气”、“风骨”的刚健文风。因此,初唐的骈赋和骚体赋,已在不同程度上御以散文的气势。到了盛唐时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人,首先在新文赋的创立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代表作是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吊古战场文》作于玄宗天宝末年。开元天宝间迭启边衅,而李华曾奉使朔方,目睹耳闻了北方古战场的惨象;当天宝十载唐军伐南诏败绩,死者六万,而“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准备再行征伐之时,李华又在伊阙县尉任上亲见“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通鉴》卷二一六)的情景,故能写得真切感人。全文起得突兀: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尝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劈空画出一幅古战场图,景中含情。以下以“吾闻夫”、“吾想夫”、“至若”分别领起三段文字,绘声绘色,铺写战争的惨烈。又以“吾闻之”领起一段,历举边防得失,而归结为“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又以一组疑问句带出关于战死者家属的描写,然后陡然收尾:
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
极写杀伤之惨和战死者家属之苦而结穴于任人得当,“守在四夷”,在当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全文骈句、骚句、散文句并用,逐段换韵。大致以骈句铺写,以骚句抒情,以散文句议论,奇峰迭起,变化无端,奔腾前进,如大河滚滚,具有散文汪洋恣肆的气势,开后代文赋无数法门。
唐赋大家都兼擅多种赋体。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不论写骈赋还是写骚体赋,都能运以散文的气势,刻意创新。当然,他对辞赋的主要贡献,还在于新文赋的创立。其《进学解》、《送穷文》历代传诵,从体格看,乃是新文赋。而古今不少选本是作为散文入选的,其有异于前此各体赋的新特点之鲜明突出,于此可见。但也有看出问题的,如宋人黄震云:“《进学解》类赋体,逐段布置,各有韵。”(《黄氏日钞》卷五九)近人钱基博云:“《进学解》虽抒愤慨,亦道功力,圆亮出以俪体,骨力仍是散文。浓郁而不伤缛雕,沉浸而能为流转,参汉赋之句法,而运以当日之唐格。跌宕昭彰,乃开宋文爽朗之意。”(《韩愈志·韩集籀读录》)这都讲出了《进学解》作为新文赋的特点。再看《祭田横墓文》: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觑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观乎天下,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死者不复生,嗟余此去其从谁?当秦氏之败乱,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
祝尧《古赋辨体》提到这篇赋,却未辨其体而只谈内容。从体格上看,《进学解》骈俪语层出不穷,其特点是以散御骈;而这篇《祭田横墓文》,则通篇散行,无一骈语,跌宕起伏,一气旋转,实质上是一篇抒情性极强的押韵的散文诗。此后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是典型的新文赋。
(五)律赋
律赋就是讲格律的赋。所谓格律,就是音韵和谐,对偶精切。
单音节的汉字每个字都有形有音有义。就字音说,尽管在南齐永明时沈约等人提出“四声”以前并没有平仄的说法,但实际上音分平仄。《诗经》、《楚辞》中的许多作品读起来之所以有抑扬抗坠的音乐美,除了押韵之外,还由于许多句子大致平仄协调。就字义说,“天”与“地”、“男”与“女”、“高”与“下”、“多”与“少”,以此类推,每一个字都可以找到一个乃至几个字与它对偶;更妙的是其平仄也往往是相对的。因此,对偶句在先秦古籍中已屡见不鲜。这就是说,诗、文的有意识的律化,是在符合汉语特性的前提下进行的。诗的律化,由永明新体诗促进,至初唐基本完成,包括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律诗、五七言排律在内的一整套格律诗,为唐诗百花园增加了光艳夺目的新品种。文的律化与诗的律化同步、并受其影响,其结果便产生了介乎诗歌、散文之间的两种体裁:骈文、骈赋。唐代以诗赋取士,用于考试的试贴诗,其实就是五言排律,所不同的是限定六韵十二句,由试官命题、限韵。用于考试的律赋,其实就是骈赋,所不同的是由试官命题限韵、开头必须“破题”;在用于取士之后,更讲究平仄协调,又增多了四六句式。
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律赋,在用于考试时也允许求变求新。李调元在《赋话·新话三》中指出:元稹、白居易的律赋“驰骋才情,不拘绳尺”,“句长而气甚流走”,“踔厉发扬,有凌轹一世之概”。又指出:“律赋多有四六,鲜有作长句者。破其拘挛,自元、白始。乐天清雄绝世,妙悟天然,投之所向,无不如志。微之则多典硕之作,高冠长剑,璀璨陆离,使人不敢逼视。”骈赋、律赋,由于通篇用骈偶句,在写作中很容易出现繁缛、堆垛、板滞的缺点。元、白突破四六句式而善用长句,“气甚流走”,使律赋有散文气势,便矫正了那些缺点。白居易应试的《性习相近远赋》、《求玄珠赋》、《斩白蛇赋》等“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并非偶然。
律赋用于科举考试,风簷寸晷,命题限韵,当然很难产生佳作。如果不参加考试而用以抒发真情实感,则限制虽严,仍能写出较好的作品。晚唐时期,不为参加考试而写的律赋极多,而社会千态、人生百感,亦随之进入律赋创作领域。王棨的《贫赋》、《江南春赋》、《秋夜七里滩闻渔歌赋》,黄滔的《馆娃宫赋》、《明皇回驾经马嵬赋》、《以不贪为宝赋》,徐寅的《寒赋》、《口不言钱赋》、《人生几何赋》、《过骊山赋》等,都有感而发,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晚唐士人的心态和社会面影。如徐寅的《寒赋》(以“色悴颜愁,臣同役也”为韵),设为问答,写“大雪濛濛”之时,“安处王”以兽炭、狐裘御寒,犹说“今日之寒斯甚。”“凭虚侯”便说:“下民将欲冻死,王未有寒色。”接下去描绘了戍边将士、农夫、儒者三种人的寒状。写农夫云:
荷锸田里,劳乎农事。草荒而耒耜无力,地冷而身心将悴。赋役斯迫,锄何利!冻体斯露,疏蓑莫庇。东皋孰悯其耕耘!北阙但争其禄位。今则元律将结,元冬已继。此农者之寒焉,王曷知其忧愧?
《口不言钱赋》借歌颂王衍鞭笞了古代的“拜金主义”现象:
恨朝野以争侈,竞缗钱而纵欲。化为粪土,填巨壑以难盈;涌作波澜,灌漏卮而不足。
类似的作品,在晚唐律赋中并不鲜见。
诗与文,各有特性。诗的律化产生了被唐人称为“近体诗”的若干新品种,成绩辉煌。而文的律化,其成绩则相形见绌。看来文虽然也有声调问题,但不宜过分律化。骈赋、律赋的革新,都是吸取散文舒畅、流走的气势以化骈偶的繁缛、板滞,其原因正在于此;韩、柳古文运动功不可没,其原因也在于此。但唐人律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仍需研究、总结,不宜笼统否定。
(六) 俗赋
敦煌遗书中有唐人赋二十二篇,其中有用通俗语言写成、无作者姓名的《燕子赋》二篇(其一残)、《晏子赋》、《韩朋赋》、《新妇文》各一篇,通称俗赋。这表明曾经是庙堂文学的赋,到唐代已深入民间,被民间艺人用来塑造人物、叙说故事。这些俗赋,都具有滑稽调笑、幽默讽刺、寓庄于谐的特色,鲜活、泼辣,富有民间生活气息,与文人赋形成明显的对照;也正好与文人赋相互补充,使唐赋蔚为大观。
以上从赋的诗化、主体意识的高扬、体裁的多样与创新三方面论述了唐人小赋的特点,虽然未必中肯,但由此已可看出:在唐代文学的百花园里,各体小赋与诗、文交融互补,共酿春色。如果对唐赋不屑一顾或视而不见,那就既不利于对唐代文学作全面把握,也白白丧失了许多审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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