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高尔基所指出：在过去，最艺术地处理出来的英雄典型，都是人民口头创作或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三国演义》中的许多典型人物，其最初的创造者是人民大众。李商隐在《骄儿》诗中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晚唐就有了张飞、邓艾等三国人物的口头创作。宋、元两代，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说话”和演戏等市民文艺非常发达；而人民口头创作中的三国人物就由民间艺人带上了讲台或舞台。在说话方面，据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所记，“说三分”（即说三国）是当时说话的专题之一，霍四究就是“说三分”专家。《东坡志林》、《梦粱录》、《都城纪胜》、《醉翁谈录》、《武林旧事》等书中也有许多说三国的记载。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虞氏新刊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多少代的民间艺人在长时期的“说话”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伟大的艺术成果。在演戏方面，据宋人张耒的《明道杂志》所记，在当时的皮影戏中，已表演着三国故事。在金代的院本中，三国故事的剧目有《襄阳会》、《骂吕布》、《大刘备》、《赤壁鏖兵》等。元代的三国戏更多，除大部分已经散失的以外，现在能看到全书的还有《连环计》、《隔江斗智》两剧都见《元曲选》。、《关大王单刀会》、《诸葛亮博望烧屯》、《关张双赴西蜀梦》三剧都见《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在人民创作的基础上参照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写成的（后来又经过毛宗岗修改）。罗贯中的生存期间是元末明初（约1330-1400）。他与领导反元起义的领袖之一张士诚有过相当的关系。明人王圻称他为“绝世轶才”。除《三国演义》以外，著有《隋唐志传》、《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小说、杂剧数十种。

一开始，作者就指出由于桓、灵二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由于宦官“卖官害民，非亲不用，非仇不诛”，致使“朝政愈坏，人民怨嗟”，“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于是刘汉王朝乃动员一切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镇压农民起义。接着，描写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产生并成长了无数的大小军阀，各据一方，互相攻伐，掠夺并残杀人民，把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都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4回）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卓（董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第6回）

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第8回）

操（曹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10回）其时李傕、郭汜但到之处，劫掠百姓，老弱者杀之，强壮者充军；临敌则驱民兵在前，名曰“敢死军”。（第13回）

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已可以想象到那种“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的悽惨景象。而那些幸免于屠刀之下的人民，也由于统治者的掠夺和生产的荒废，或冻饿而死，或匍匐于死亡的边缘。如第十三回写“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十四回写“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

如果认为《三国演义》的基本思想是“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那是片面的看法。封建社会的人民固然有正统思想，但他们的正统思想并没妨碍他们去憎恨、甚至去打倒残暴的统治者（我国历史上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人民有自己的爱憎，有自己的理想；这爱憎，这理想，往往是和正统思想冲突的。在《三国演义》中就表现了这个冲突，而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由于人民的爱憎和理想表现得那么强烈，以至压倒了正统思想。《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把“人心思乱”的原因归于“朝政日非”，并抨击了“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的桓、灵二帝。此后，对“闇弱”的刘璋和“徒有虚名”的刘表等刘汉王朝的宗室，也是贬多于褒的。徐庶对司马徽说：“久闻刘景升（刘表）善善恶恶，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故遗书别之。”（第35回）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三国演义》表现的不是正统思想，而是人民的爱憎，人民的理想。人民喜欢善，痛恨恶，因而对禁锢善类崇信恶人的桓、灵二帝则鞭挞之，对“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刘表（也有刘璋）则鄙弃之。人民希望于统治者的是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三国演义》之所以肯定刘备，拥护刘备，并不只是因为刘备是“帝室之胄”，主要是因为他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这也表现在周仓说的一句话里，就是：“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

作者对魏、蜀、吴及其他各方面的善人，是同样歌颂的；对各方面的恶人，也是同样鞭挞的。如曹魏方面的孔融、荀彧、荀攸、张辽、徐晃……孙吴方面的鲁肃、太史慈、黄盖、阚泽、甘宁……袁绍方面的田丰、沮授、辛评……作者并没有由于他们处于刘备的敌对方面而否定他们。对孙策、孙权，和对刘备一样，在比较地能引用善人这一点上也给了应有的肯定，而对阿斗，也和对孙皓一样，在崇信恶人这一点上给了应有的批判。

当然，《三国演义》主要的肯定对象是刘备方面。在当时的群雄当中，作者把刘备写成一个虽然比较平庸，但比较爱民的人。而只有爱民的人才能引用善人，排除恶人。因为引用善人，排除恶人的目的是使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如前所说，人民决不盲目地拥护“帝室之胄”；而且“帝室之胄”也不过是刘备集团用来号召的，实际上在当时的群雄之中，刘备是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也是一样。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们由于出身微贱，处处受到敌对方面的鄙视。比如袁术和曹操就三番两次地揭刘备的短，骂他是“卖屦小儿”、“织席小儿”或“织席编屦小辈”。东吴的陆绩更干脆说：“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至于张飞被骂为“村野匹夫”，诸葛亮被骂为“村夫”，也是不止一见的。但是给那些显赫的群雄以打击的正是这些出身微贱的英雄。在这一点上也反映了人民的情感。

如果认为刘、关、张的“义气”是《三国演义》的人民性的主要内容，那也是不妥当的。不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中，“结义”是一种团结自己的组织形式。《隋唐志传》中的瓦岗英雄，《水浒》中的梁山英雄，都是用“结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他们相互之间都崇尚义气；但他们的义气必须和他们的为民除害的正义行动结合起来，才能表现出人民性的内容。李逵在误信了宋江抢夺民女的时候，就不认宋江是他的“哥哥”，这正表现了他具有英雄的高贵品质。刘、关、张的义气之所以具有人民性，也在于那种义气把他们牢固地团结起来，使他们更好地从事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但当这种义气变成“小义”，即仅仅为了他们的兄弟关系而违反了人民利益的时候，人民也就反对它。关羽死于东吴之手，刘备、张飞为徇小义，丢开曹魏这个强大的敌人，兴兵伐吴。诸葛亮、赵云、秦宓等竭力劝谏，只是不听。到了“仇人尽戮”，东吴遣使“欲还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刘备还是一意孤行，必欲灭吴，终于惨遭失败，断送了无数将士、无数人民的生命。这种小义，《三国演义》的作者给了应有的批判。赵云劝刘备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诸葛亮说：“若欲北讨汉贼，以伸大义于天下，方可亲统六师。”秦宓也说：“陛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古人所不取也。”诸葛瑾也指出刘备是“舍大义而就小义”。这不是对于小义的批判吗？

历史上的刘备本来有一些宽仁爱民、知人善任的优点，而这正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所以当北宋时代，统治阶级正否认刘备的正统的时候参看《资治通鉴》卷69《魏纪》黄初二年“汉中王即皇帝位”下司马光的话。，人民仍歌颂刘备，抨击当时的统治者给以正统地位的曹操《东坡志林》：“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輙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在长期的人民创作中，人民更以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品质，补充了、丰富了刘备的品质，也补充了、丰富了辅佐刘备的许多正面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的品质，使他们成为人民理想中的英雄。在这些英雄之中，最符合人民的理想的英雄是诸葛亮。作者用最大的力量创造的、用最高的热情歌颂的正面形象也是诸葛亮。诸葛亮虽是在第三十八回才正式登场的，但把他登场以前的三十多回看成为他的登场作准备条件，也是符合实际的。在前三十多回中，作者着重地写刘备怎样爱民，怎样受人民爱戴，写关、张、赵云怎样英勇，怎样崇尚义气，但一直“落魄不偶”，无容身之地。当曹操要“洗荡徐州”，陶谦想把徐州让给刘备，刘备固辞不受的时候，“徐州百姓拥挤府前拜哭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人民希望于刘备的是固守徐州，使他们“安生”，他却没有固守徐州的力量，东逃西奔，连自己也不能“安生”。什么原因呢？司马徽指出这是由于他“左右不得其人”。“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若孙乾、麋竺辈，乃白面书生，非经纶济世之才也。”（第35回）接着写刘备任用徐庶，而当徐庶由于母亲被曹操囚禁，必须奔赴许昌的时候，作者大力地描写了刘备的恋恋不舍之情，因而感动了徐庶，荐诸葛亮以自代。此后便以无比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刘备怎样求贤若渴，“三顾草庐”。诸葛亮出草庐之后，便在博望坡大败曹军。“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从这以后，直到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诸葛亮这位能使百姓生全的贤人，一直是故事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诸葛亮死后的十多回中，作者也并没有忘记诸葛亮。如在一百四回的结尾写“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写姜维等按照诸葛亮的策略，全师而退，然后发丧，“蜀军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一百五回写孔明灵柩到了成都，“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一百十三回写吴使薛珝“自蜀中归，吴主孙休问蜀中近日作何举动。珝奏曰：‘近日中常侍黄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休叹曰：‘若诸葛武侯在时，何至如此乎！’”更重要的是写姜维也是写诸葛亮，魏将邓艾曾赞叹道：“姜维深得孔明之法……”甚至写敌人也是写诸葛亮，邓艾曾说：“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师事之，惜哉！”固然这样的写法把贤人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但是就突出诸葛亮这个人物说，就表现刘备的任用贤人说，《三国演义》的描写是成功的。

历史上的诸葛亮本来是一个具有人民性的人物，陈寿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中写他“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经过长时期的人民创造，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以最符合人民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出现的。

人民是厌恶书呆子，喜欢“经纶济世之才”的，而诸葛亮就是一个“泽及当时，名留后世”的“济世之才”。他“舌战群儒”的时候，针对程德枢，痛骂过“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小人之儒”；针对严畯，痛骂过“寻章摘句”的“腐儒”。为了和孔明相对照，作者还刻画了一个自诩“熟读兵书，颇知兵法”，但完全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马谡。在马谡失掉街亭，“即正军法”之后，诸葛亮追想刘备所嘱“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话，“乃深恨己之不明”。

人民是痛恨狡猾、奸诈、心胸狭隘、妒贤忌能等属于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喜爱真诚、勤恳、气度恢廓、知人善任等高尚品质的，而诸葛亮就是一个真诚、勤恳、气度恢廓、知人善任的典型人物。在赤壁破曹的过程中，那个心胸狭隘、妒贤忌能的周瑜三番五次地想杀害他，但他为了“同心破曹”，从不计较这些小事，并尽可能地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帮助周瑜，最后并借来了决定战争胜负关键的东风。而且他甘愿把一切功劳都算在周瑜账上，他布置好了一切之后，对刘备说：“主公可于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其实如果没有他，周瑜只有装病而已。

人民是鄙薄愚蠢，热爱智慧的，而诸葛亮就是智慧的化身。《三国演义》的作者创造这个形象，把人民的一切智慧集中表现在他身上。他不仅对当前的大局了如指掌，而且能够预见未来；不仅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稳操胜算，而且能够呼风唤雨。这是不应该简单地用“迷信”来解释的。在这一切中，作者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企图改造现实，征服自然的健康幻想和英雄气概。在这里，浪漫主义的精神是和现实主义的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诸葛亮这个人物的这许多好品质都是从属于爱民这一基本精神的。他之所以是符合人民理想的英雄人物，是因为他能够“惜军爱民”。关于这，《三国演义》中写得很多。他治理下的“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他甚至被写成一个在死后犹不忘记人民、并且能保护人民的人：当钟会入蜀的时候，作者写诸葛亮显灵，对钟会说：“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入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钟会于是“传令前军，立一白旗，上书‘保国安民’四字，所到之处，如妄杀一人者偿命”。（第116回）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之所以能有旋转乾坤的力量，除了他的主观条件而外，由于他深得军心和民心，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深得刘备的信任（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贤明的能为人民谋福利并深受人民拥护的人物，由于受统治者排挤、迫害而不得施展才能，甚且不得善终）。作者正是在推心置腹地信任诸葛亮这一点上肯定刘备的。而当关羽因骄横自满，自取败亡，刘备舍大义而徇小义，不听诸葛亮及众官劝谏，一意孤行的时候，作者是以沉痛的心情批判了刘备，以血的事实教训了刘备的。刘备伐吴的时候，是颇为专横、颇为骄矜的。马良（作者肯定的正面人物之一）劝他“将各营移居之地，画成图本，问于丞相”，他说：“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至大败之后，才悔悟过来。一则曰：“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败。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再则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期智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在这里，作者一方面指出不用贤人之言，必遭失败，一方面指出贤人不得信任，也无能为力。

周扬同志说：“人民以自己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现实生活，同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把历史和传说的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和判断，就……创造了他们所向往，所喜爱的人物。”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

《三国演义》还创造了许多反面典型，那是人民鞭挞的对象（所谓“恶恶而能去”，就是要“去”这些家伙）。对于今天的读者，这也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当然，一部作品的人民性或思想性并不是只通过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全部形象的相互关系及其逻辑发展表现出来的。《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主要表现在它通过全部形象的相互关系及其逻辑发展，表现了古代人民的“善善而能用，恶恶而能去”的政治要求。具体地说，也就是希望有贤明的君主任用贤人，惩罚恶人，为人民除祸害、谋福利。当然这种政治要求并没超出封建制度的范围，但这主要是由于受历史的局限。

《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也表现在它普及了历史知识。封建统治阶级把历史知识垄断在自己手里，这是愚民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人民是要求掌握历史知识，要求主宰历史的。宋代说话的四家之中，有“讲史书”一家。现在所能看到的讲史书的话本，虽以《五代史平话》为最早，而元至治本的《全相平话五种》之中，除《三国志平话》外，有《武王伐纣》、《七国春秋后集·乐毅图齐》、《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这些作品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当然都起过作用，但都不能和《三国演义》相比。《三国演义》由于艺术上的成功，拥有最广大的读者。它通过艺术形象，把历史知识——主要是把统治阶级的一些政治策略、军事技术在人民面前公开了，使人民对于三国时代的历史的轮廓和重大事件得到比较生动、比较完整的认识，而且知道了一些对统治阶级作斗争的策略和技术。太平天国有些首领也往往运用《三国演义》、《水浒传》描写的战例来判断军情参看清人张德坚《贼情汇纂》。。《三国演义》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是起过有利于人民的积极作用的。

胡适认为《三国演义》“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胡适：《三国志演义序》。，这原是他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惯技。五六百年来，《三国演义》之所以一直为人民群众所欢迎，除了它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之外，还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三国演义》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它创造了无数个那么生动而真实的典型人物，以至使我们把生活中的某些具有奸诈性格的人叫奸曹操，把某些勇猛的人叫猛张飞，把某些足智多谋的人叫诸葛亮，把某些“言过其实”的人叫马谡，把某些昏庸、麻木的人叫阿斗，把某些自逞其能、却误了旁人的大事的人叫蒋干……

例如曹操一出场，就通过他假装中风的细节，表现了他的权谋和机变。此后更用杀吕伯奢、杀仓官王垕、梦中杀人等特征的细节描写，凸现了、丰富了他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性格。

刘备的宽仁爱民的性格，也是通过许多特征的细节描写丰富起来的。比如第三十五回写他“跃马过檀溪”之后，单福（徐庶）指出他所骑的“的卢马”终必妨一主人，并说：

“某有一计可禳。”玄德曰：“愿闻禳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将此马赐之；待妨过了此人，然后乘之，自然无事。”玄德闻言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福笑谢曰：“向闻使君仁德，未敢便信，故以此言相试耳。”玄德亦改容起谢曰：“备安能有仁德及人，惟先生教之。”

又如“裸衣骂贼”的细节，多么有助于表现祢衡的“嫉恶若仇”的性格；“刮骨疗毒”的细节，多么有助于表现关羽的坚强勇敢的性格。

关于阿斗，也有许多特征的细节描写。诸葛亮“出了祁山，欲取长安”，阿斗听信谗言，将诸葛亮召回，诸葛亮问他“有何大事？”他想了良久，才说“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召回，别无他事”的呆话，这是谁都记得的。而最具特征的还是阿斗投降司马昭以后的一段描写：

后主（阿斗）亲诣司马昭府下拜谢。昭设宴款待，先以魏乐舞戏于前，蜀官感伤，独后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蜀官尽皆堕泪，后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乃问后主曰：“颇思蜀否？”后主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须臾，后主起身更衣，却正跟至厢下曰：“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倘彼再问，可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后主牢记入席。酒将微醉，昭又问曰：“颇思蜀否？”后主如却正之言以对，欲哭无泪，遂闭其目。昭曰：“何乃似却正语耶？”后主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第119回）

当然，仅靠细节描写是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如恩格斯所说：“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很善于“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那些真实的细节描写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属并统一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正确表现的。

一开始，作者即由刘汉王朝和人民群众的矛盾中引出人物，展开情节：由于宦官弄权，“朝政日非”，引起了黄巾暴动；刘汉王朝发动地方武装和州郡武装，镇压黄巾，遂产生了并成长了很多大小军阀；而把持朝廷的宦官又“非亲不用”，并差黄门到处索取贿赂，遂引起了朝廷与地方武装和州郡武装之间的矛盾。又从朝廷与地方武装和州郡武装的矛盾中进一步地描写人物，发展情节：由于宦官“非亲不用”，并遣使到处索取贿赂，遂引出召董卓杀宦官的事件。此后，通过十七镇诸侯讨董卓的事件，把各种矛盾集中起来，并在这种矛盾中描写人物：如写袁术怕孙坚打破洛阳杀了董卓，不发粮，致使孙坚败绩；刘、关、张由于出身微贱，势力单薄，横受袁术等人的凌辱，但斩华雄、战吕布，却表现出了他们的惊人的才能；董卓赴长安，曹操主张乘势追袭，袁绍等怕曹操立功，按兵不动，致使曹操大败……在这种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作者着重地表现了未来的蜀、魏、吴三方面的人物。这种矛盾冲突发展的结果是：十七镇诸侯之间的矛盾表面化，故不仅未能扑灭董卓，而且从此开始了互相杀伐、互相吞并的局面，终成三国鼎立之势。而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又一直发展到司马氏统一为止。《三国演义》的作者始终是从诸侯之间、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的主要情势中描写人物，发展情节的。为了说明问题，不妨简单地谈一下赤壁之战。

沿着次要线索，作者从孙刘两方既联合又矛盾的复杂情况中描写了诸葛亮和周瑜。周瑜三番五次地想杀诸葛亮，固然是由于他气量狭小，但主要的还是由于怕诸葛亮“久必为江东之患”。诸葛亮一再忍让，争取团结，固然是由于他气度恢宏，但主要的还是为了破曹。周瑜使诸葛亮劫粮，欲借曹操之手杀害他，却被他激怒，反欲自去劫粮。这时候，诸葛亮对鲁肃说：“目今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刘使君同心，则功可成；如各相谋害，大事休矣。操贼多谋，他平生惯断人粮道，今如何不以重兵提备？公瑾若去，必为所擒。”这正是从斗争的客观形势上说明团结的重要性。诸葛亮是最了解斗争的客观形势的，他看出不团结东吴就无法破曹。周瑜却以为东吴兵精粮足，自己又谋勇兼备，不必和刘备方面联合也可以破曹；所以为了防患未然，他不仅想杀诸葛亮，而且想杀刘备。但作者明白指出，没有诸葛亮，周瑜是不能必胜的。通过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等斗争，作者突出地描写了周瑜的精明能干，曹操、蒋干都不是他的对手，但事事都瞒不过诸葛亮，赢不了诸葛亮。当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等成功之后，周瑜趾高气扬，以为一用火攻，就可以大获全胜；却不料一阵西北风惊醒了他，也惊倒了他，使这个好胜的将军在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下只好装病。

次要线索是紧紧地和主要线索相联系的。曹操命蒋干第一次过江，中了周瑜的计，结果误杀了蔡瑁、张允，这是周瑜的一个大胜利。而知道周瑜的妙计的只有诸葛亮，于是周瑜又一次地想杀诸葛亮。从这里引出了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使曹操受到又一次的损失。曹操为了弥补这种损失，又使蔡中、蔡和诈降，而周瑜将计就计，要蔡中、蔡和给曹操通报消息；果然，蔡中、蔡和便把黄盖的苦肉计当作真情报告曹操。这些妙计都瞒过了曹操，却没瞒过诸葛亮，这正表现了诸葛亮的过人的智慧。但曹操也是不好对付的，作者并没有把曹操写成阿斗。阚泽替黄盖献诈降书，“曹操于几案上反复将书看了十余次，忽然拍案张目大怒曰：‘黄盖用苦肉计，令汝下诈降书，就中取事，却敢来戏侮我耶！’”便教左右推出斩之。”阚泽以“仰天大笑”回答他的杀人令之后，他指出“吾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汝这条计只好瞒别人，如何瞒得我？”“我说出你那破绽，教你死而无怨！你既是真心献书投降，如何不明约几时？”如果不是阚泽善辩和曹操又接到蔡中、蔡和报告黄盖受刑的书信，则苦肉计必归失败。至于曹操采用庞统的连环计，也是颇有理由，而且是根据斗争的客观形势决定的。当程昱指出船皆连锁，须防火攻时，曹操大笑道：“凡用火攻，必借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又说：“青、徐、燕、代之众不惯乘舟。今非此计，安能涉大江之险？”这都表现出曹操的确是一个聪明自负，有军事经验的人物。在连环计问题上，他的考虑是比周瑜精细的。周瑜费了许多心血用苦肉计和连环计，却没考虑到有没有东风，所以当西北风刮起旗角从他脸上拂过的时候，他只好“大叫一声，往后便倒”。

如前所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是把诸葛亮作为符合人民理想的英雄来描写、歌颂的。在赤壁之战的矛盾斗争中，作者大力地描写了曹操和周瑜，正是为了大力地描写诸葛亮，歌颂诸葛亮。作者沿着主要线索和次要线索，写了许多“斗智”的场面，从而把解决主要矛盾的关键归结为要有东风，而能借东风的只有诸葛亮。周瑜装病，诸葛亮问病的一段对话是异常精彩的：

孔明曰：“连日不晤君颜，何期贵体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料乎？”瑜闻失色，乃作呻吟之声。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觉烦积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须用凉药以解之。”瑜曰：“已服凉药，全然无效。”孔明曰：“须先理其气；气若顺，即呼吸之间，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顺气，当服何药？”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气顺。”（第49回）

于是诸葛亮不仅开了药方，而且自愿取药：“借东风”。东风一起，苦肉计、连环计一齐奏效，曹操的八十三万人马被烧得七零八落，曹操本人也几乎送了性命。

(原载《语文学习》1954年11期，收入作家出版社《〈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