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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红楼梦》的人民性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霍松林 点击:19736次 时间:2016-10-29 16:46:53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巨著。
《红楼梦》的人民性所达到的高度是和曹雪芹所站立的思想高度分不开的,不了解曹雪芹所站立的思想高度,就不可能了解《红楼梦》的人民性所达到的高度。过去的进步作家之所以是进步的,不仅由于他们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由于他们具有比较进步的世界观。他们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而且能够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就是具有进步思想的证明。法捷耶夫在《论文学批评的任务》一文中说过:
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中有着前进的浪漫主义原则,所以他的现实主义才发挥了非凡的力量……
作为艺术家的巴尔扎克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的原因,乃在于他的世界观实际上比表面的、外在的正统王朝主义要宽广得多,这一点是已经被我们文学理论所证明了的(刘辽逸译:《苏联文学批评的任务》第11-12页,三联版)。
和巴尔扎克相似,曹雪芹的世界观实际上比他表面的、外在的、某些人所肯定的“老庄思想”要宽广得多;我们在分析《红楼梦》的时候可以看出,在某些地方,曹雪芹是流露了当时先进的反映着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兴市民思想的。
有些同志不管毛主席所说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事实,断然地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时间移到鸦片战争以后,从而得出了《红楼梦》所反映的仅仅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的结论。这样,就一笔勾销了《红楼梦》所反映的近代民主思想及其赖以产生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把《红楼梦》和以前的许多反映农民与地主矛盾的作品等同起来。但事实告诉我们,在《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时代,的确有和封建统治阶级相对立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而这种对立的关系,已超出了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对立的范畴,而带有新的社会意义。同时,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及其思想也的确在文学上得到了反映,而这种反映新兴的社会力量及其思想的文学,也已超出了仅仅反映农民与地主矛盾的作品的范畴,而赋有新的性质。这不仅《红楼梦》如此,《儒林外史》、《桃花扇》、《镜花缘》、《聊斋志异》等作品也无不如此。
《红楼梦》反映了反对科举、反对礼教、反对等级、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和要求个性解放等进步思想。这些思想正是作为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之反映的近代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以前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这些思想是薄弱的,或者没有的。例如《水浒》,虽然也描写了像顾大嫂那样令人敬佩的女英雄,但一般地说,它所反映的妇女观依然是封建的妇女观,杨雄和石秀在翠屏山杀潘巧云的残酷行为,正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夫权主义和礼教思想。《西厢记》反映了反对礼教、要求婚姻自由的进步思想,但其中的男主人公还热衷于功名利禄,女主人公听到男主人公得官之后,也高兴得不得了,说什么“从今后晚妆楼改做了至公楼”,反科举、反等级的思想是没有的。《水浒》和《西厢记》,都是辉煌的文学名著,都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但由于在明代中叶以后才开始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红楼梦》所反映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代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社会力量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作为这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关系之反映的近代民主思想,不可能在明代中叶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只能在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的作品中反映出来。在和《红楼梦》大致同时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差不多都表现了这种思想:比如在《儒林外史》中,反科举、反礼教的思想就很强烈,同时也表现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和个性解放的要求;《桃花扇》着重地歌颂了妓女、书估、民间艺人等下层人物,反等级的倾向是明显的;《聊斋志异》也反映了反对科举、要求婚姻自由的理想;至于《镜花缘》所反映的妇女观(如反对裹足、反对纳妾、反对合婚、主张妇女应受教育、主张应注意女科医疗等等),更是非常进步的。
当然,我们指出《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实质具有新的特点,并不等于否认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也不等于否认当时的主要矛盾还是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有些同志把当时新兴的代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社会力量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看成唯一的矛盾,从而把“封建统治者必然死亡”的原因归结为“国内外的工商业资本……动摇着封建统治者的经济基础”,也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谁都知道,《红楼梦》在揭露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这一点上,正表现了惊人的现实主义力量。
我们既然说《红楼梦》反映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及其民主思想,为什么又说它反映了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呢?道理很简单。当时的新兴的市民阶级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和革命性的。如马克思所说:“进行革命的阶级——单就它与别一阶级的对立而言——从最初起,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出现的,而是作为整个的社会底代表者而出现的;它以社会的全体群众底资格,去对抗唯一的统治的阶级。这是由于它的利益,最初的确是与一切其余的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底公共利益更加联系着的,是由于它的利益,在以前存在的关系底压迫下还没有顺利地发展为一个特殊阶级底特殊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德国意识形态》转引自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第16-17页。新兴的市民阶级正是如此,它的利益的确是与农民阶级的利益联系着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刘继庄、戴震等人,都在表达市民阶级的利益的同时也表达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他们的确是“作为整个的社会底代表者而出现的”。曹雪芹也是一样。
正因为曹雪芹是站在新兴的市民阶级方面,并以先进的民主思想为指南认识现实、反映现实的,所以他能够无比深刻地揭露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
有的同志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属于人民的范围之外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生活”,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矛盾是“封建阶级内部的矛盾”,这应该说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唯物主义不是把阶级社会的生活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各个阶级生活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阶级的生活是“互相密切联系的、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文学家能够通过局部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本矛盾、基本特征。曹雪芹的杰作《红楼梦》就是通过局部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反映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基本矛盾、基本特征的典范。
首先,《红楼梦》所反映的生活并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生活。荣宁二府的主子不过三十来人(亲戚除外),而奴仆却在十倍以上。这就是说,在贾府中有统治者,也有被统治者。统治者的骄奢淫泆的生活和被统治者的困苦屈辱的生活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作者就从这种对比中暴露了统治者的罪恶,并揭露了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贾府的主子迫害、虐杀奴仆的事实不胜枚举。而奴仆对主子,也并不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在奴仆中,斗争性最强的是鸳鸯、司棋、晴雯、芳官等等,即一般的奴仆,也决不放过和主子斗争的机会。例如探春、李纨、宝钗三人代王熙凤理家,一开始就受到奴婢们的反对,她们抱怨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指王熙凤),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又如平儿曾对“众媳妇”说:“……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指王熙凤)要是略差一点儿的,早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奴仆们的反抗、斗争连“恃强羞说病”的王熙凤本人也感到难于应付,她曾对贾琏说:“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又如龄官对贾蔷说的两段话,有力地反映了那些被贾府买来学戏的女孩子们的反抗精神和解放要求。贾蔷给龄官买来一个会衔旗串戏的鸟儿,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儿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又说:“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
作者不仅揭露了贾府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而且也揭露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与斗争:母子之间(贾母与贾赦)、父子之间(贾政与宝玉)、母女之间(赵姨娘与探春)、婆媳之间(邢夫人与凤姐)、妻妾之间(王夫人与赵姨娘)、姑嫂之间(惜春与尤氏)、嫡庶之间(宝玉与贾环)、夫妻之间(贾琏与凤姐),都存在着或明或暗的矛盾与斗争。探春曾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鸡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也扩展到被统治者内部。在奴仆中不仅有各种等级,而且也有各种派别。例如有以王善保家的(邢夫人的陪房)为首的一派,这是邢夫人的心腹,有以周瑞家的(王夫人的陪房)为首的一派,这是王夫人的心腹,其余可以类推(甚至贾琏夫妇,在奴仆中也各有自己的心腹)。
总之,存在于贾府的各种矛盾,应该说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的反映。
其次,作者也并没有孤立地描写贾府生活。读过《红楼梦》的人都可以看出贾府的统治者是构成当时整个统治阶级的巨大基石。“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载”。皇帝、王侯、官僚、吏胥、豪商、巨富……都和他们有密切的联系。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当时整个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腐朽本质。贾府的被统治者,也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当时整个被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这样,作者就以贾府为中心,展开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图画,并揭露了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农民和市民)的矛盾(也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红楼梦》所反映的统治阶级的豪华侈靡的生活是惊人的。贾府“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甄家接驾四次,“别让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为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这个“俗谚”概括地说明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的一般情形。作者以贾府为典型,通过日常生活和元妃省亲、秦氏出殡、做寿、过年、过中秋等典型事例,将这种豪华生活作了集中的、突出的描写。
统治阶级的生活是那样豪华侈靡,那么人民群众的生活怎样呢?作者为了把统治阶级的生活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作一种鲜明的对比,有意地从一个“芥豆之微”的“小小人家”把刘姥姥两度地引进贾府(贾府衰败以后的一次未算)。刘姥姥两次到贾府的主要表现是“少见多怪”:见自鸣钟、吃螃蟹、用象牙筷子、吃鸽子蛋、吃茄鲞、用黄杨木套杯、见八哥、过大观园的牌坊、进怡红院……作者生动逼真地写出这许多细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制造笑料,也不是如有的同志所说的为了表现刘姥姥的“土气”、“愚蠢”,而是为了指出统治阶级的生活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悬殊,以致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生活竟无法理解。
作者对人民的无限关怀往往把他的如椽之笔带出贾府的围墙。比如写宝玉等因送秦可卿之殡到一村庄的情形。又如写宝玉到袭人家中,到晴雯家中所见所闻,都是作者有意地(虽然是一鳞半爪地)描写从宝玉眼中看出的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正和有意地描写从刘姥姥眼中看出的统治阶级的生活一样,是有着巨大的揭露阶级矛盾的作用的。
作者不仅描写了统治阶级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是那样悬殊,而且也指出了之所以悬殊的原因。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的来源主要是剥削人民。有人认为贾府的生活除依靠剥削人民之外,还依靠皇帝的“恩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作者就预驳了这种说法。《红楼梦》指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主要方式是收租和放高利贷。拿放高利货说,宁府抄家时光王熙凤的“借票”就抄出了“一箱子”。拿收租说,黑山村庄头乌进孝送给宁府的数目惊人的粮食和各种东西不算,光银子就有二千五百两。但这还是由于歉收,不然,是至少要送五千两的。而黑山村还只是宁府的“八九个庄子”中的一个。又从乌进孝的话中知道荣府的庄地比宁府的“多着几倍”。那么,荣宁二府每年应收租银的数量就大得惊人了。荣府的老管家周瑞曾说:“奴才在这里经营地租庄子,银钱收入,每年也有三十万往来。”但这还不够他们挥霍,说什么“黄柏木作了磬捶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人民不仅被剥削,而且被掠夺。当时统治者掠夺人民的方式很多,其一便是所谓“采办”,《红楼梦》所写的金陵薛家和桂花夏家,就都是“户部挂名”的“皇商”。他们借给宫廷“采办”物品的名义,对工商业者进行掠夺,积财百万。桂花夏家光种桂花的地就有几十顷。当时统治者掠夺人民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层层关卡,征收税款。乾隆十八年,全国关税(其时海关税此重极小)已达四百三十三万两。贪官污吏更额外重征,以饱私囊。关于这一点,《红楼梦》中虽没有正面的描写,但也透露了这个消息。当王狗儿因为“家中冬事未办”而“心中烦躁”的时候,他的岳母刘姥姥劝他“想个方法”,他冷笑道:“有法儿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可见“收税的”和“做官的”一样,荷包中装满着民脂民膏。
人民不仅被掠夺,而且还被迫害、被勒索。《红楼梦》通过许多典型事件,暴露了当时吏治的黑暗。九十三回写郝家庄给荣府送租子的车被衙门中的差役拉走了,那送租子的人给贾政叙述拉车的情况道:“更可怜的是那买卖车,客商的东西全不顾,掀下来赶着就走。那些赶车的但说句话,打的头破血出的。”此外如贾雨村贪赃枉法,让打死人的薛蟠逍遥法外;为了巴结贾赦,用卑鄙无耻的手段勒索石呆子的扇子。又如平安州节度使受了贾府的嘱托,强迫张金哥退婚,逼死了两条人命……《红楼梦》不仅暴露了当时吏治的黑暗,而且指出了所以黑暗的根本原因:第一,官吏是统治阶级的爪牙,必须无条件地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第二,官吏不仅要给上司送礼,而且也要让下级发财。不然,上下交攻,不但会丢了官,而且也会丢了性命。皇妃元春的父亲,忠实而顽强的封建宗法礼教的维护者“政老前辈”(贾政),在做江西粮道时拿着家里的钱去补贴,想做清官,但迫于客观形势,也只好做了贪官。
统治阶级对人民加紧剥削、掠夺、迫害和勒索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生活日益荒淫奢侈,人民群众的生活日益悲惨穷困。康熙时的思想家唐甄曾说:“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不甘。吴西之民,弗凶岁,为麸荍粥杂以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天下之美味也。”这和《红楼梦》所反映的情况多么相合!在贾府的食单上,螃蟹并不算珍贵的东西,但刘姥姥对贾府的一小部分人吃螃蟹的花费已不胜惊讶。
由于统治阶级加紧对人民群众的剥削、迫害、勒索和掠夺,一直没有被完全扑灭下去的中国人民(农民和市民)反抗斗争的烈火又延烧起来。三点会、哥老会、白莲教等秘密组织,已展开积极的活动,零星的农民暴动和市民暴动,也不断的发生。如康熙五十一年,江宁、镇江、掦州的商民举行罢市,拒绝新任督抚到任,要求减轻税额。乾隆十一年,福建上杭佃农在罗日光等领导下要求四六减租,聚众械殴地主,抗拒官厅镇压。乾隆十三年,苏州有“市井贩夫顾尧年者倡议平抑米价,和者纷如蚁聚,势愈汹涌”(有的同志举乾隆三十九年王伦在临清暴动、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在台湾起义的事实,但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举他死后的事实,不能说明问题)。这些情况也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反映。如第一回写甄士隐家遭了火灾,“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第六十六回写薛蟠经商,“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见一伙强盗,已将东西劫去”。第一百十一回写贾府被“盗”,一伙“强人”将贾母遗留的金银珠宝席卷一空,“归入海洋大盗一处去”了。可见《红楼梦》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太平盛世”,相反,农民和市民的斗争力量,已开始摇撼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基石。
现实主义文学的根子从来是扎在人民群众的深处的。《红楼梦》的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正是人民斗争力量的反映。曹家一败涂地之后流落在北京西郊,住着破房子,过着终年吃粥生活的曹雪芹,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市民和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愿望和要求。而那种由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愿望和要求所组织、动员起来的斗争力量,也不能不渗进他的血液。
《红楼梦》的人民性不仅在于它以贾府的生活为中心,反映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矛盾与危机,而且在于它在反映中渗透着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愿望和要求。而它的那种巨大的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力量和对反面人物的否定力量,也是人民的反抗情绪和斗争力量的反映。
众所周知,所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和历史具体性都是通过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体现出来的。《红楼梦》也是一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了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其中男性235人,女性213人,共计448人。通过不同性格的人物表现了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本质;通过人物与人物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了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作者对于贾政、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王熙凤、薛宝钗、花袭人、夏金桂、薛蟠、贾雨村等表现腐朽的社会力量本质的反面人物的批判是彻骨的深刻的。对于这些反面人物,许多同志已作了中肯的分析,故不再重复。对于正面人物的估价,目前还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因而有必要提供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有的同志认为贾宝玉是“新人”,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英雄和主将”,他代表“最进步的思想”;有的同志则不同意,认为贾宝玉仅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我们觉得说贾宝玉是“叛逆者”,当然也可以,但应该承认,这个“叛逆者”和以前的“叛逆者”不同。例如《水浒》中的李应、卢俊义等,都可以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但他们并没有显著的和封建地主阶级对立的新性格、新思想,而贾宝玉这个“叛逆者”却与此相反,他的反映着新的社会力量本质的新性格、新思想是相当鲜明的。根据这个特点,说他是“新人”也未尝不可。
一、读书应举,讲“仕途经济”,终于做“忠臣孝子”,“显亲扬名”,这是封建社会一般青年的奋斗历程和奋斗目标。在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公然全盘否定它的人物是不多的,而贾宝玉却予以全盘否定。他反对功名利禄、反对纲常伦理、反对一切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行动和议论是多么激烈,多么大胆!
二、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宋代以后)对于妇女的压迫非常残酷。对于“三从四德”之类的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在明代以前的作品中,找不出比较彻底地否定它的人物。相反,许多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大抵是夫权主义者,像杨雄、石秀之类的英雄人物也不能免。但从宝玉的行动和议论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夫权主义的。对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清净洁白”、没有“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的妇女,不分贵贱,他都寄予深厚的同情。
三、在以前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宋代以后的市民文学作品)中,争取婚姻自由的人物并不罕见,他们在为争取婚姻自由而作的斗争中,反对了封建宗法礼教,这是应该歌颂的。但争取婚姻自由并不等于有比较进步的妇女观和婚姻观。一般地说,那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大抵是由于“爱色”而追求女方;女主人公也大抵是由于“怜才”而接受男方的爱情。即《西厢记》的主人公也不过如此。宝玉则不然,他和黛玉的恋爱并不是由于“怜才爱色”,而是由于“志同道合”。史湘云和薛宝钗都很美,但由于她们说什么“仕途经济”,“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所以就和她们“生分了”。他之所以爱黛玉,是由于黛玉从不像宝钗、湘云一样讲“仕途经济”之类的“混账话”。她在性格、思想等方面都和他有相同的地方,所以才爱她、才敬重她。以思想、性格的相一致作为爱情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进步的婚姻观。同时,宝玉并不仅仅关怀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幸福,而是更多地关怀着别人。他对迎春“误嫁中山狼”的不幸遭遇,表示了由衷的不平。他建议王夫人“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指迎春)接回来,省得受孙家那混账行子的气。等他来接,咱们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留他一百回”。但王夫人却笑他呆气。教导他说:“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嫁到人家去,娘家那里顾得?…你难道没听见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听了之后“别着一肚子闷气,无处可泄……径往潇湘馆来。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同时,他也反对婢妾制度,这从他对平儿和香菱的同情中可以看得出来。为了金桂虐待香菱而向胡道士求疗妒的方子,虽不免有些呆气,但也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恩格斯说:“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底天然尺度。”我们从贾宝玉的妇女观和婚姻观的进步性上,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进步性。他的一些反映着当时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的本质的新思想、新性格,是非常可贵的,是属于全体人民的。
当然,宝玉和黛玉的性格也有弱点,有局限性。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是在概括一定历史时期的阶级特征、民族特性和个性特征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来的,宝、黛的性格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正说明曹雪芹的创作态度是何等的严肃!他并没有凭自己的主观捏造人物的性格,只根据人物所处的环境创造人物的性格。但具有先进的思想和丰富的生活经验的曹雪芹,并不以创造宝、黛这两个正面人物为满足。为了弥补宝、黛二人性格中的缺陷,也为了更广泛地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并反映人民的斗争力量,便从下层人物中概括了若干具有进步要求的正面人物,如尤三姐、晴雯、司棋、鸳鸯、芳官、龄官、潘又安等等。这些人物在反抗封建势力、争取婚姻自主、追求个性解放等方面,是和宝、黛二人相同的,但他们的性格明朗得多,他们的反抗精神也强烈得多。
总起来说,从对于社会矛盾的深刻的揭露上,从对于反面人物的无情的批判上,从对正面人物的新的思想、新的性格的热烈歌颂上,都可以看出《红楼梦》的人民性具有新的特点,它应该属于新的范畴。
不容讳言,《红楼梦》的人民性也是有局限性的。但有些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有商榷的余地,不妨提几点意见。
第一,有些同志认为“当作者从生活中观察到每个人物悲惨的命运时,他是悲观的,流露着虚无命定的色彩”。“在其他一些人物的结局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无可奈何的虚无感和悲观情调,这一切都给《红楼梦》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这个论断是可以商榷的。
我们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近代民主思想是跟“命定论”和“虚无主义”对立的。宝玉和黛玉就以他们的全部生命和“命定论”的“金玉姻缘”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宝玉不但几度地想毁掉他那块玉,而且在梦中也忘不了和“金玉姻缘”作斗争。他在梦中骂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至于尤三姐、鸳鸯、司棋等人,都是由于不安“命”,都是由于想把自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起而反抗封建势力的。
肯定的说,《红楼梦》的具有民主思想的正面人物,没有一个是相信“命”的。就拿以懦弱出名的迎春来说,她也不是一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定论”者。她由贾赦包办,嫁给无恶不作的孙绍祖,受尽了凌辱。王夫人安慰她说:“……我的儿,这也是你的命。”迎春断然地反驳说:“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苦!”
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可以看出曹雪芹把“年轻一代的人物”的悲惨结局并没有归因于什么“命”,而是归因于残酷的封建统治者和反动的封建制度。
正因为如此,《红楼梦》才具有组织、动员人民去反抗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制度的力量。如果认为作者把“青年一代的人物”的悲惨结局归因于“命”,那就抹杀了(至少是削弱了)《红楼梦》反封建的进步内容,从而也抹杀了它的人民性。
其次,作者在写许多正面人物的结局时,并不是一般地流露着“无可奈何的虚无感和悲观情调”,比如在写尤三姐等人的壮烈牺牲时,就洋溢着歌颂式的激昂慷慨的情调。
第二,有些同志认为“在《红楼梦》中所以有这种现象(即‘流露着虚无命定的色彩’和‘存在着无可奈何的虚无感和悲观情调’),作者佛老思想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也是应该更进一步地加以分析的。
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曹雪芹,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都表现了反对佛老思想的精神。
作者通过他所创造的形象贾敬,揭露了道教的妄诞。贾敬的长孙媳妇秦可卿死了,但贾敬在元真观修道,“因自己早晚就要飞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将前功尽弃呢?故此并不在意,只凭着贾珍料理”。后来因“吞金服砂”竟送了老命。作者是以辛辣的讽刺之笔描写了他“虔心修道”的可笑结局的。
此外,如写馒头庵的老尼静虚求王熙凤胁迫张家退婚,逼死人命。写贾芹在水月庵的胡作非为,写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信“想拐两个女孩子去做活使唤”,花言巧语地求王夫人舍芳官、蕊官、藕官等给她们做徒弟……这都具有暴露佛教罪恶的重大意义。
同时,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批判“佛老”,而是通过对于“佛老”的批判,更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作者所描写的许多青年男女都热爱并追求美好的生活,没有谁是自愿“出家”的。但封建统治者不容许他们得到美好的生活,而且千方百计地迫害他们,给他们撒下天罗地网。这样,如果他们不安于“命”,不愿向统治者投降,就只能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自杀;另一条是“出家”。《红楼梦》中的许多不愿向统治者投降的男女青年,就都被迫而走上自杀或“出家”的道路。
更严重的是统治者可以买许多小尼姑和小道姑作为自己的豪华生活的点缀品。贾府的大观园中,就有“幽尼佛寺”和“女道丹房”,其中的“修行者”,就是买来的十几个小尼姑和小道姑。这些可怜的女孩子,分明被统治者剥夺了生活的权利,投入“苦海”之中,而元妃省亲时却给她们“恩赐”了“苦海慈航”的匾额。
作者通过对于妙玉的精神世界的揭露,更有力地批判了佛家的“色空观念”。在《红楼梦》中的许多女尼、女道之中,妙玉仿佛是一个最有“道行”的女子。但作者指示我们,就是像妙玉一样最有“道行”的女子,也并不能“因色悟空”。相反,她的“人欲”时常苦恼着她,使她无法安坐在禅榻之上。当宝玉过生日的时候,她竟偷偷地送去了一张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的红笺。而“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回,更深刻地描写了她当着黛玉和宝钗的面故意表示冷落宝玉但仍掩盖不住热爱宝玉的那种复杂的心情。这一切都有力地揭露了所谓“色”、“空”的虚妄,并指出人应该有人的情感,人的生活。
结合着对于封建伦理、封建道德等等的批判,深刻地批判了“命定论”,批判了“佛老思想”,批判了“色空观念”,正是《红楼梦》所表现的近代民主思想的内容之一,也是它的人民性的内容之一。
有些同志认为《红楼梦》的人民性之所以有那么许多局限性,是“由于受作者的阶级出身和落后的世界观的影响”。这个提法是比较笼统的。如在前面所说,我们认为曹雪芹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但他在写《红楼梦》的时候,基本上是站在市民阶级方面的,他的世界观也并不是落后的,而是基本上进步的(他具有近代民主思想):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具有丰富的人民性的作品。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他还没有完全割断和官僚地主之间的联系(所以说“基本上”是站在人民方面的),也不否认他的世界观中还有某些落后的因素(所以说“基本上”是进步的):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的人民性就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但把“命定论”、“虚无主义”、“老庄思想”等等都安在《红楼梦》的头上,就意味着《红楼梦》并没有人民性,而不是意味着它的人民性有其局限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垄断并控制文学事业,伟大的古典作家几乎全部是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他们的思想不能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他们要完全挣脱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束缚,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决定他们的阶级性的,是他们和统治阶级的联系。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的生活、斗争、思想、情绪、愿望、要求……有力地影响着他们。特别在统治阶级非常残酷的剥削、压迫人民,人民处在水深之热之中的时候,他们往往从人民的痛苦生活中意识到政治的黑暗和阶级的矛盾,从而不可能不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突破他们原有的思想的限制,产生一种带有革命因素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倾向。这就是说,决定他们的人民性的,是他们和人民的联系。和统治阶级联系,又和人民联系,就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矛盾性。曹雪芹的思想自然也有这样的矛盾性,但可以看出,在矛盾的两方面中,人民性的一方面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他表现在《红楼梦》中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倾向是异常明显的,我们要强调的、要吸收的正是这一方面,而不是相反的方面。列宁在有名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中早就抨击过那些想把托尔斯泰的“最弱的一方面变成一种教条的俄国的和外国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89页。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总想把伟大的古典作家的最弱的一方面(与统治阶级联系的一面)变成教条。例如由于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资本主义受到极尖锐的批判,因而现在法国的资产阶级批评家极力强调他的作品中的保守成分和阶级偏见,说他是一个“旧政体”和财产私有制、君主和僧侣的热烈的拥护者。我们在分析《红楼梦》的人民性的局限性时,不能再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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