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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庸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陈平原 点击:523次 时间:2017-04-01 17:45:29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撼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五四”以降,创作态度稍为认真的武侠小说家,面对新文学家义正词严的道德讨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家创作辩护的,寥寥无几,而且也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学家多为“大知识分子”,政治上举足轻重,在文坛上更是能够呼风唤雨,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绝非卖文为生的平江不肖生们可比。另外,新文学家之批评“旧派小说”的“金钱主义”以及以“消闲”为惟一旨趣,基本上击中要害。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一句“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的责任。至于金庸本人,为何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说来,便是《明报》的事业。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前者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后者则有查氏《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的与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为证:“没有仔细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国家领导人,却很关注查先生发表在《明报》上的政治见解。

   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我关注的是,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才单独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论,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如此“动机不纯”,难怪其对于仅局限于此的同道,不太恭维。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仪式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金庸演讲的是“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如此立说,确实让无数“金迷”大失所望。不愿意只是被定义为“武侠小说家”,金庸于是不时提醒读者,请关注他真正的“学问”。

   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作,大都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业”。本文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政论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政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极力否认其有所影射。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

   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其实,小说家之追求普遍意义,与政论家的注重现实感慨,并不完全抵牾。说“影射”或许过于坐实,但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极度反感,毕竟包含着明显的现实刺激。

   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就在左右手交错使用之际,不可避免地,“串行”发生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无影射,二说皆可。就像六朝人娴熟藻绘骈偶,即便无意为文的著述,在后人眼中,也都颇有“文章”的韵味。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人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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