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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吴宓先生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许登孝 点击:2543次 时间:2017-12-21 23:02:07
吴宓先生学贯中西,蜚声杏坛,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早在他留学欧美期间,就有“留学生中的圣人之徒”之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吴宓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后即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为该院导师,成一时学术界之盛事,至今亦传为美谈。
期间创办并主编《学衡》杂志,对“五四”运动中的消极面——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抨击,捍卫了中华优秀文化及传统美德。在吴宓的教职下,他的莘莘学子中,后来成一代俊彦,成大师级学术人物的亦复不少,如傅斯年、钱钟书、王力、贺麟、季羡林等。
遗憾的是,吴宓一生尽管从不染政治,只醉心于学术研究及培养人才,以道德文章自许自律而又谨言慎行,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八年(一九五〇年——一九七八年一月),仍历尽坎坷,饱经忧患;“文革”浩劫中,更遭受野蛮的殴打和残酷的折磨,致腿残目盲,终至愤懑而卒,令人扼腕叹息。上世纪中期,我就读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现改名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吴宓先生本系我院历史系教授,后调来我系教世界文学史课程,使我有幸成为他的受业弟子。
就个人来说,我知道吴宓先生对中西文化造诣很深,就一些广泛的学业上的问题,多次向他请教。承他不倦教诲,字解句析,获益良多,感慨殊深。先生渊博精深的学识、高尚的道德情操、率真正直的做人品质、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一切,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然至今忆及,犹历历在目,宛似昨日,令人仰止。
吴宓先生中等身材,高约一米六二,面目清瘦,但双目有神,给人印象是一个非常精干的老人。在校园中见到他时,常身穿士林布的中山装,右手拄着手杖,目不斜视,步履匆匆,老像在赶路似的。上课总是挟着一大摞书籍,多为精装本,但他很少翻阅,即使偶尔翻检,也总是匆匆一瞥。
吴宓老师上课有一特点,上午上,一次上四节课;连续上两节,课间休息二十分钟后,又继续上后两节。当时他已是六十三岁、满头银发的老人了,试想,在讲台上站著连讲三个多小时,又是上大班三百人的课(我们年级人较多),可以想见,其体力、脑力的透支是多大呀!但吴老师精神很好,声音虽不宏亮,但却十分清晰。
讲解中他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而许多引用的原话,均随口说出,又都十分准确。我们真佩服他的博闻强记。听吴宓老师讲课,既感到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师尊在传道、授业、解惑,如沐春风,又感到是在听一位雄辩家的动人演说,如听纶音,确乎是一种享受。
这时我们做学生的,一点也不敢分心,全神贯注,专心致志,惟吴老师之讲是听,并手不停挥地快速记下他讲的每一句话,生怕有所遗漏。全课堂三百人,除吴宓老师的讲课声外,偌大的教室里,只有这几百名学生钢笔写在纸上的一片嚓、嚓之声。
四节课讲完,我们的笔记本(当时流行大32K的软面抄本)已记满了好几十页。课后同学们相互对笔记发现,吴宓老师的讲课,无论从语言、段落、章节,及其引证之原文,论述之词语吗,简直就是一篇接一篇的论文。
当讲义发下来后,我们又与笔记对照,内容基本相同,而课堂上的讲解,又似乎要生动丰富得多。我们真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进西南师范学院不久,我们便听说了吴宓先生的这样几件事:一是按他的学术水平及国内外的知名度,本应评为一级教授(当时教授分三级。一级最高),但因他主办《学衡》时,挨过鲁迅的骂,被降格评为二级教授。
二是每个月都要在经济上帮助好友、《婉容词》的作者吴芳吉的遗孤。三是他的继任夫人邹兰芳年前患病去世,吴宓在其室内长期供上她的灵位牌。
对这几点,我们同学认为,吴宓老师被降格评为二级教授,私下为他抱屈惋惜,而后两件事说明,吴老师是笃于情深于义的。由此,对他的思想和人品,我们算是有了一点了解。
《婉容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享誉全国的一篇优秀文学作品。作者是吴芳吉,四川江津人。全词以浅近的文言写成,充满哀怨凄楚的情调。该词叙述了一个受过良好旧式礼教教育、名叫婉容的女子,被一个让她痴心等待的赴欧美留学的青年男子所休弃,因而在哀怨和绝望之后,跳江自杀的故事。情节凄婉动人,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读者自然同情婉容的不幸而谴责负心之男子。
但是,我将该词作者吴芳吉与吴宓先生联系起来,将词中描写的那个负心男子与吴宓先生联系起来,却是在看了《吴宓文集》并和吴宓先生一次谈话之后的事了。读大三时,我感到学院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专业性的不多,便常跑中文系教师图书室去翻书。该图书室自然不对学生开放,但不知怎的,该室管理人员却例外允许我翻阅,当然不能借出。一次,偶然看到架上藏有《吴宓文集》,我高兴极了,兴奋地浏览起来。该文集系民国时期出版,十六开本,精装,除辑有吴宓先生的诗、文、(诗,全是旧体诗)外,并插有多帧吴宓在美国哈佛及英国、法国和国内各大学讲演、工作时的照片。文集前面还载有吴宓先生的父辈与康有为的来往书信及诗文,但数量不多。
令我惊讶的是,文集后面部分竟还附有吴芳吉的不少诗文,而且文集中吴芳吉对吴宓先生竟然谦称“私淑弟子”。私淑,即私淑艾,出自《孟子·尽心上》,按朱熹注:“私,窃也;淑,善也;艾,治也。”意为对自己所崇敬的人,不能及门受业,但私下取其嘉言懿行,来培养自己。
素有“白屋诗人”桂冠、享誉全国的吴芳吉,在吴宓先生面前尚且如此自谦,由此可见,吴宓先生受人之尊崇如此!自然,也使我对吴宓先生的尊崇更进了一步。
一次,我到吴宓老师住处,就《婉容词》的一些问题,想请教他。我说:“吴老师,弟子请问:《婉容词》中那个休弃掉婉容的留学生,生活中原型指谁?”我真没想到,他竟不假思索,随口便说:“就是我。”语气平静,但上身又似乎还微微摇晃了一下。
这一下使我感到吃惊。吃惊的是,怎么说也没想到是他!但事后我想,当时我真糊涂,其实在看了《吴宓文集》后,以吴芳吉和吴宓过从之密,而且《婉容词》中还有“在美洲进了两个大学,在欧洲得了一重博士”这样的话,这更似乎是明指他为原型了。我应该早想到是他。
更吃惊的是,想不到吴宓老师竟是这样的率真、诚朴!试想,在并非知心朋友,而是在弟子面前,这无异于坦承自己是负心汉!这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气啊!当然,吴宓先生是否真的如此这般休弃了发妻,我不敢肯定,但当时对话确乎如此!
他这一坦承不讳,倒使我感到自己太冒失了!太亵渎师尊了!如芒刺在背,惶恐起来。于是我赶紧站起来惶愧地说:“吴老师,真对不起!也许我不该问,但我确实不知道,请原谅!”吴宓老师则连著说:“没关系!没关系!该问的,你们自然是不知道的。”
至此,我不便再问其他什么,就歉歉然地抱愧离开了。
我进西南师院的第二学期,正赶上一九五七年那个中国不平常的夏季的反右斗争。雷声轰隆,大地震颤,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厄运降临了。
当时我院教育系讲师董时光先生,于一九五五年刚从美国归来,年约三十岁,鸣放劲头最足,他的一个兄长名董显光,曾担任蒋介石的新闻局长,后去了台湾。另一个兄长叫董恒光,在我院体育系任教授。
在仅仅一个月左右的“大鸣大放”期间,董时光先生鸣放的大块文章、讲话,先后在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当时重庆属四川省辖)整版大幅刊出,重庆市十多所大专院校也纷纷请他去讲演,在西师校内他主持了几次民主论坛,每次都有好几千人参加,轰动一时;同时校内几乎每天各处都张贴有他写的油印短文,等等结局不言而喻:他被打成全省最大的右派,划为极右分子,后在凉山州劳改中悲惨地死去。
在这“引蛇出洞”,在所谓“阳谋”的“大鸣大放”的气氛中,以吴宓先生这样不“红”而专的著名学者、“前朝遗老”,自然也会被“引”出来鸣放的。但吴宓先生头脑清晰,他不像董时光先生那样头脑膨胀,糊里糊涂地易于上套,在会上他根本不谈政治,只就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学术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当时,学校已完全停课,到处都是座谈、集会及大小字报,很自由的。教师的集会学生自然也可以旁听。那时历史系与中文系都同在第三教学大楼内,凑巧我也有幸旁听了吴宓老师在教师会上的一次发言。
他的这次发言,要点如下:第一,他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繁琐考证和猜谜式的索隐,肯定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无与伦比的地位。他的这一讲话,使我想起了早就在同学中流传著的一个笑话:吴宓说:中国够得上称红学家的人,只有两个半。一个是俞平伯,半个是郭沫若。同学们追问:那还有一个是谁?吴则笑而不答。
大家说,这自然是指他自己了。这当然是笑话,不足为据。但事实上,吴宓先生早就对《红楼梦》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是最早把《红楼梦》放在与世界文学名著范围来进行比较研究的,是我国比较文学早期的开拓者、奠基人。
第二,他不赞成文字改革(当时国务院设有文字改革委员会),反对汉字简化,反对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提出“汉字要走世界拼音化的道路”。吴宓说,这行不通。他认为汉字作为一种文字,具有表音、表义、表形的功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文字。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必须坚持,孔孟之书还是要读的,经史子集还是要研究的,不可一概斥之为封建。
他的这个发言,表面上看,不涉政治,是学术性的,但认真说,后两点还是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度及强烈的针对性的,甚至是直指最高当局的,并非没有风险。
但这也正好说明,吴宓先生不论在何种环境中,都能恪守信念,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不唯上、不人云亦云、不见风使舵,这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所应具有的学术品格和道德勇气。
一九五九年秋,西南师院中文系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外诗歌欣赏会,其特点是,由教授们以传统的哼吟方式来吟诵中国古典诗词,并请吴宓教授来朗读西方古典诗歌。所谓吟诵,自然不是朗诵,这在时兴朗诵的年代,吟诵自然是别开生面的。
吟诵中国古典诗词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李景白教授和赖以庄教授,前者用北方方言,后者用四川方言,一为京味一为川味,风味虽殊,但却让我们体会到了古人是如何哼吟诗词的。
李景白教授,河北人,五十来岁,举止斯文儒雅,教我们唐代文学。赖以庄教授,四川人,亦五十岁左右,留一八字须,善诙谐,长于经学,在学术界素有“活字典”之誉。据说,无论何典何故,他都能准确指出出于何书何处、何篇何章,乃至连版本、页数也能准确指出,真正是博闻强记。记得上大一时,他教《论语》,就一个“论”字,他列举了七八个不同的涵义,均引经据典,诘难辨析,整整讲了四节课。其学识之渊博,记忆力之惊人,让同学们敬佩不已。
我至今还记得李景白老师吟诵的情景。他吟诵的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七律。他曼声悠扬,发出长长的哼吟之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每一个字似乎都从鼻腔中发出,而又清晰可辨,且有拖得很长很长,音调也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像一个一个浅斟低酌的诗人,正在为搜索、推敲某一妥帖的字词而煞费苦心。
我们想,李白的“高吟”、贾岛的“苦吟”,以及古人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三句两年得,一吟双泪流”,大概就是这情景吧。
这次中外诗歌欣赏会最后一个高潮,则是吴宓教授用英、法、德三种语言朗读西方著名作家的诗歌。吴宓老师先用纯正的英语朗读了英国莎士比亚和拜伦的两首诗,接著又用法语朗读了大仲马的一首诗作,最后用德语朗读了歌德的一首诗作。全为十四行诗体。
吴老师每朗读一首诗,都要先对其内容及艺术特点,作极简要的介绍,然后便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吴宓先生以他那悠扬流畅的声调,把西方诗歌,特别是十四行诗体中,韵律的铿锵悦耳,节奏的跌宕有致,音节的抑扬顿挫,像一首动人的美妙乐曲,不断地演奏出来,回响在每个人的耳际,似乎把我们先后带进了不同国度的艺术殿堂,感受到了多种形式的艺术美。
朗读结束,在座的老师、同学无不为吴宓老师能精通多国语言、博学多才而为之倾倒、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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