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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吴宓的故事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长安 点击:2249次 时间:2017-12-21 23:02:50
关中四大家,书法于右老,水利李仪祉,诗人吴宓,及商高僧虚云。或谓四大家应去虚云,而由文章张季鸾取代。张氏虽执报界牛耳有年,但籍隶榆林道而非关中道,故名蜚中外,不在关中四大家之列。
吴宓(一八九四至一九七八),名陀曼,字雨生,陕西泾阳安吴堡人。家族繁茂,分东、西、南、北、中五院。父芷敬公,名建寅,属西院崇厚堂,与慈禧太后之义女吴寡妇,同祖而不同堂,伊为东院式义堂,且高一辈。
吴宓半岁丧母,由祖母杨太夫人抚养。嗣父仲祺公,名建常,久婚无子,至三岁承继。仲祺公初在省城军中游幕,复任甘肃凉州副都统。民国肇造,出任清国军总部秘书长,时总司令为于右老,邓宝珊副之。于是卜居西安大车家巷四十一号。清国军解散后,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抗战期间并兼军风纪纠察团团长,仆仆晋陕豫绥之间。仲祺公续娶胡氏夫人,育子女六,依次为须曼、含曼、协曼、引曼、育曼、资曼。须曼及引曼为女,余四者皆男。协曼行十一,尝负责国立师范大学华语中心,经牛津大学罗致,前往执教,三年前病逝英国,其妻柯翼如送骨灰返泾阳安葬。
吴宓一九〇七年就读三原宏道学堂,一九一一年如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九一七年留学美国,初入维吉尼亚大学,翌年转哈佛大学,攻读西洋文学,获硕士学位。两年后赴欧,取道苏联、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及英国、法国,并在牛津大学及巴黎大学进修。其经过曾著有《西行杂记》及《欧游杂记》二书,叙述甚详。
吴宓返国后,应梅光迪之邀,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兼为同人举办《学衡杂志》,充总编辑,自认系一生中最精勤之时期,时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其后一年,与缪凤林、景昌极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文法科教授。一九二五年秋,重返清华园,住藤影荷声之馆,充西洋文学系教授。并兼国学研究院主任,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名士授课。其时亲授英国浪漫诗人之翻译习作、中西诗之比较,有时也讲莎士比亚及西洋文学批评。在清华大学任教十二年间,曾三次出游。首次于一九二七年一月,离北京往西安探望嗣父仲祺公,历时四旬。自称“以入世之热肠,细察民生疾苦。”将行途及西安所见,吟成《西征杂诗》七律一〇五首。翌年夏第二次出游,离北京,经天津,乘轮船至上海,转杭州。自称“以离群之逸意,图风景之流连。”兴至吟成,得《南游杂诗》七绝九十六首,次年再成《续南游杂诗》二十首,共一百十六首。第三次为欧洲之行。一九三一年九月,由北京经东北,至满洲里换乘西伯利亚列车,越莫斯科、华沙至巴黎。传闻将在巴黎结婚,此事与浙江毛彦父(文?)女史有关,轰动社会。好事成空,乃横渡海峡抵伦敦,重返欧洲大陆,足迹遍法、意、瑞、德,最后由柏林返回。关于吴毛恋情,撰述甚多,足供参阅。
抗日战争开始,北京各大学相继南迁,清华亦随之转移,吴宓执教之学校发生变动。一九三七年冬,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岳文学院分校授课一学期,与冯友兰、钱穆、叶公超等为伍。稍后战局恶化,长沙临时大学迁校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北大、清华、南开三者为主要构成学校,乃经香港、海防前往。初文、法两学院设在蒙自分校,授课一学期后,分校与总校合并,亦迁昆明,从此始告安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期间,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文学与人生、中西诗之比较、翻译写作等课。抗战末期自滇入川,在成都华西坝之燕京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改任武汉大学外交(文?)系主任。大陆撤守,复往重庆北涪(碚?)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及历史系任教,将私人藏书捐献该院图书馆。其后半世之悲惨命运,亦在西南师范学院出现,直至病重垂危,方离伤心之地。吴宓自幼聪敏过人,才思不凡,好学尤甚,七岁时已识字三千,能读报章杂志,被誉为神童。在宏道就学时,住姑丈陈伯澜家,得其指点,朝夕请益,耳濡目染,深谙律韵之奥。认为白话诗“渺茫晦昧,破离支碎,矫揉造作,矜张弄姿,皆由缺乏真挚感情。”尝云“世间万事皆可作假,惟诗不能,不诚则无诗。”彼陀曼之名乃姑丈所取,因属曼字辈,寓“曼陀花作吉祥云”之意,典出佛教,别字吉云。后以撰著行文,以吴宓为名,中外识者日众,致本名不彰。
吴宓平日衣冠整齐,书斋儿(几?)一尘不染,物各有序,好不凌乱。举止言行,有大儒风。敬老尊贤,尤非常人所能及。当其返西安谒嗣父,虽已为名教授,仍像小学生听老师训话,毕恭毕敬,站立而不敢就座。守时终身不渝,按时上课一秒不差,与友人约会从不迟到,有时早到数分钟,则徘徊门外,待准时叩门进入。经常大量撰写文章、讲义、信札,不论中文、英文,全都一丝不苟,采用正体字。写时全神贯注,心不外鹜,且速度很快,大有倚马万言之势。讲课时引用文字,必先背诵上口,故能顺手拈来,自成一家。尝谓Before you know something you must know everything,告诉学子,须先博才能后精,欲为专家先作通才。
他认为一个有道德之人,应随时随地想到给别人方便,而不要给别人增加麻烦。所以写信时,对收信人地址,尤其是外文字母及数字,必是排列有序,字迹清晰,邮票一定贴在盖邮戳最顺手之左上方。三十年代初期,华南地区有一青年,为请教学术上某问题,但不知详确地址,仅在信封上写“北平吴宓教授”,竟由邮务人员送到清华大学,没有变成死信,也可说是好心有好报之结果。
平日学生有问题请益,总是详细作答,书面提出者,则以蝇头小楷写出。若信中提到日常生活细节,多不另外作复,只在来件上添加批注寄回。如此各有针对,一目了然,清楚又告方便。有时须细加批注,行间或眉批长行细字充满,重要处用红墨水,朱墨兼施,倍加注意。于强调处另加小圆点或加圈,提高警觉。当空间有限,不能容纳时,另加纸条附贴适当位置,力求倾囊相授,毫不藏私。
吴宓与朱光潜、胡适、徐志摩等名家皆有文字往还。少数论吴宓与胡适者,每误以文言与白话相敌对著眼,实则不然。吴主持大公报副刊编务时,对有白话文投稿者,并不拒绝接受,足证毫无成见。某次酒会中,曾告毕树棠一事,略谓当时北京有一口头流行语“阴谋”,胡遇吴时以幽默口吻询以“你们学衡派有甚么阴谋?”此缘吴负责《学衡》杂志之编务。吴立即应以“有”。举座为之失色。胡继问“可得而闻乎?”答“杀胡适。”外人以讹传讹,以为吴胡相轧,势不两存,实则与事实相差太远。
吴宓与徐志摩初识于哈佛大学。徐诗集中有《康桥再会》一诗,系在英国剑桥大学所作。英国之CAMBRIDGE一字译作剑桥,而美国波士顿一带之中国学生,都将哈佛大学所在地之CAMBRIDGE译作康桥,徐志摩将其沿用至大西洋彼岸。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举行婚礼,由梁启超证婚。后五年徐遇难,时吴正充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请叶公超撰一哀悼文,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登出。十二月十四日刊胡适《狮子》一诗,藉以追悼遇难诗人。不久杨丙辰投来《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一稿,颇有贬辞,于是与赞徐者发生笔战,仁智之见,各执一端,幸未久即熄。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宓也未能逃过厄运。被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不断接受批斗。当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被批斗时,因上台步履稍慢,被推倒在地,致右腿骨折。由于缺少适当医疗处理,变成残疾。一九七二年由重庆送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拖著残腿,终朝不停到处扫厕所,刷粪池,刮粪便,还要遭到轮番批斗,施予饥饿虐待。在枵(xiao空)腹难挨时,大呼:“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凄惨之声传出院外。此种情景,与陈寅恪双目失明,最后呻吟是:“我饿得很啊!给我一碗稀饭吃吧!”同样反映出饥饿迫害之可怕。迄一九七九年七月,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大会,特为吴宓平凡昭雪,在外表上似乎复名还誉,但精神折磨及肉体伤害又岂是可得消失?况人已作古,平反又有甚么用?
一九七六年冬,吴宓已卧病在床,危在旦夕。七妹须曼闻讯,由西安急奔重庆,接回泾阳治疗。这时双目先后失明,听说各学校因缺乏英语教师而不能开课,尚问“他们为甚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献身教育,终身不渝,如吴宓者,不可多得。一九七八年元月十八日凌晨三时与世长辞,送长安南郊三兆火化后,将骨灰送回安吴堡,葬于嵯峨山下。九弟含曼祭之一文,曰“松桃悲号,燕山白头。西望长安关山阻,遥忆秦川满襟湿。洁雪笼罩,含嵯峨而浩哥;清泪夺目,思泾水而呜咽。时临崴首,序属严冬,八秩晋四,古称上寿;桃李遍植,人谓辛勤。学而不厌,五车经籍何足道;诲人不倦,三千门徒岂符言。自动熟习古籍,古为今用;终身钻研红学,红受青及。芳留寰宇,泽被来者。”另有挽联为:“宏道启蒙,清华卒业,欧美深造,精研中外文学,呕心沥血八十载;未名湖畔,峨眉山阳,滇池水边,栽培到处桃李,承先启后千百人。”
吴宓诗集有二十六本,三十余万言,中华书局于一九三九年刊出九九一首诗,二十五首词,其余全毁于文革,其天忌英才欤!不使尽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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