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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神州共命人——吴宓与陈寅恪的情谊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汪荣祖 点击:2477次 时间:2017-12-21 23:03:28
吴宓与陈寅恪的知交情谊,在近代学术史上是一段佳话。他们的结识、交往是出于两方对彼此的尊重与对中国文化都有一种“神州共命感”。陈寅恪的博学,在学术史上堪称罕见,然而千里马终需伯乐的推重与揄扬。陈、吴的交谊允为“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的典型。
知己难得,所谓“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应非虚言。陈寅恪一生中的知己,无过于吴宓,真可以说是钟期与伯牙的再生。从吴宓女儿学昭编写的《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小书中,引录了不少吴、陈交谊的实录,更证明了两人的生死之交。
异国结识,半生情谊,介乎师友。
吴宓是陕西人,与长沙出生的陈寅恪天南地北,却在异国哈佛大学初识,介绍人是陈寅恪的同学表弟俞大维。吴、陈相识之后,两人的性格原亦有异,然因对学问的执著,对中国文化的共同关切,成为文化神州的共命人,而惺惺相惜。吴宓一接触到陈寅恪之后,更是大为倾倒,终生仰慕,再由仰慕化为海枯石烂而不渝的友爱。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到五岁,是学友,但吴宓自称谊兼师友,他是把陈寅恪当老师般看待,且有意当陈氏的包思维尔,记录一生言行,垂之久远。惜因种种变故,吴宓的心事未了,更因文革动乱,连吴、陈已成的手稿,亦遭散失。
吴宓无疑是第一个宣称陈寅恪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陈原具千里马之质,但千里马须要识马的伯乐,吴宓就扮演了伯乐的角色,对陈一再予以揄扬推重,乃是不容抹杀的事实。陈寅恪还在德国留学时,即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曾经传说是梁启超的推荐。梁固与陈家有旧,未必能知陈门后辈的真才实学。原来在幕后推动力荐的,根本是研究院主任吴宓。我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史家陈寅恪传》一书中,已认为:“首先推荐寅恪的很可能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吴宓!”现据所引录的吴宓日记,完全可以证实,而且不仅是“首先推荐”,而是独自力荐。甚至当陈寅恪于应聘期,出了些难题,诸如(一)须多购书、(二)因家务不即就聘,吴宓不因其难而罢手,仍全力以赴,终于办成,并为陈寅恪争取到“预支薪金二千元,又给与购书公款二千元,即日汇往”(见页三十一)。此时陈寅恪既无学位,亦未曾发表著作,尚是未露相的千里马,居然受到如此礼遇,与已经成名的王国维、梁启超二大师并驾齐驱,若无吴宓此一伯乐,实难以想像有其他的可能性。
更没有想到的是,抗战期间陈寅恪的英国牛津大学聘约,亦由吴宓最先穿针引线。一九三〇年之秋,吴宓以清华公费赴欧进修,在伦敦重晤旧识庄士敦(Sif Reginald F.Johhston),庄教士时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教授,向吴征询中国文史人才,吴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陈寅恪,“并详告以此人的价值”,给英国学界留下印象,为后来牛津汉学教授聘请铺了路。
有一则关于陈寅恪博学的传闻,似亦与吴宓有关。陈哲三引述蓝文徵所传,说蓝氏在日本东洋文库见到白鸟库吉,白鸟言及于研究中亚问题时,遇到困难,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覆信说应请问陈寅恪,遂得钱稻孙之介,得到陈教授的回信,解决了问题。此一传闻引起日本学者榎(jia)一雄与池田温的怀疑,认为传闻有误,蓝氏于卅余年后之回忆,或有美化之可能性(参阅池田温《陈寅恪先生和日本》,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今见吴学昭据吴宓日记所述一段,仿佛是此一传闻的原始真相:
伦敦大学的东方美术及考古学家叶慈(W.Perceval Yetts)时正在考释一块中国碑文,中有若干字不能辨认。叶慈恳请父亲及一法国汉学家亨利·马斯皮罗(Henn Maspero)共同研究。两人“为指出若字,尚留阙文”。父亲说:“陈寅恪必能为解之。”于是叶慈恳请父亲将该碑照片及叶的释文寄京,代为求助于寅恪伯父。父亲因法国汉学家Maspero不知寅恪伯父而大感惊讶和遗憾,甚至在日记中用了他很少使用的惊叹号:“Maspero竟不知陈寅恪!”
蓝文徵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又于卅年代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当然可能与白鸟于东洋文库相见,只是卅年后回忆,很可能将“清华”误为“东洋”,误将“吴宓”作“钱稻孙”了,而且把故事说得更圆。
国事蜩螗(tiao tang古书上指蝉),失明伤痛,患难真情。
卢沟桥事变爆发,陈、吴两家先后离开清华园南下,转至设于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寻又自蒙自迁昆明。一九三九年的春天,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吴宓除于昆明海棠春设宴饯行外,还二度赋诗赠别。临行一首,回顾廿年的交情,谊兼师友,孺慕殊深,受益匪浅,惜清华十载,好景不常,日寇入侵,率土横流,然在兵火乱危之中,犹能几宴再亲,笑谈诲诱,今将西游传经讲学,钦羡无已,只盼早日言归,仍常依左右(原诗见页一〇〇)。友声嘤嘤,真挚动人。但当陈寅恪赶到香港,因欧战爆发,不能赴英,重返昆明授课,老友讯又重聚,时常在一起“散步翠湖,叹国事,谈校事家事”。相互宽解安慰,同躲警报。
一九四〇年夏天,陈寅恪再赴香港候轮赴英,仍未得成行,然因滇越交通中断,机票难求,一时无法返昆,几进退维谷,幸得在港大客座。及日本偷袭珍珠港,攻占香港,吴宓仍在昆明,道路阻隔,消息迟滞,甚是挂念陈寅恪,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接到陈氏手书,知已脱险至桂林,才放下心来,并以诗赠答,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
心事早从诗句解,徳名不与世尘灰。
自此桂林与昆明之间,又鱼雁不断。一九四三年八月,陈寅恪携家赴成都,任燕京大学教职。吴宓闻之,乘休假之便亦想去成都。成都燕大校长梅贻宝欢迎他前往执教,遂于一九四四年秋抵蓉。吴宓于到后第二天就去华西坝看望陈寅恪,重逢至欢。但不久陈寅恪双目失明,吴宓甚是焦虑,经常往医院探视,“久陪坐谈”,冀能宽慰。医治无效后,陈寅恪回家休养,吴宓又常往陈寓“探望、谈心”,为老友“读报、录诗”。
一九四五年八月,陈寅恪决定赴伦敦医治目疾,吴宓代为筹划,以及钞缮致英国领事英文电稿,并拟亲陪老友飞往昆明,后因突患胸疽,动了手术,不能远行,乃请燕大助教刘适(石泉)代为护送,然于“夜深人静时,为老友治好眼疾,恢复视力而默默祈祷”!只是老友的真情,未能感动神明,陈寅恪万里求医,仍未能复明,伤心而归。
两地阻隔,鱼雁寄情,神州共命。
抗战胜利后,吴宓赴武汉任教,未北返清华,国共内战后期,又转往重庆。陈寅恪又围城北平飞出,经沪抵粤,设讲于广州岭南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岭南、西南相隔,虽有鱼雁诗歌互寄,长久未能晤面,然于吴宓日记可知,怀念之情有增无减,且曾“梦与寅恪兄联句”,忧虑老友在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担心文化神州所系的陈寅恪。一直到一九六一年的八月里,吴宓才能到粤海去与老友继续前游。溯自一九四五年成都一别,隔了十六年才见面。陈寅恪夫妇迎接吴宓前来,作了周到的安排。吴宓于八月卅日夜半才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相见”。久别重逢,能不“五羊重见九回肠”?吴宓与盲翁相对,倍感凄切,所谈不出文化神州,聚叙五日而别。陈寅恪赠诗四绝道别,其一曰: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泛滥;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我初见此四绝诗,先师萧公权尚健在,曾抄录寄呈一阅。萧师与吴、陈二公乃清华旧友,又于战时华西坝燕大同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萧先生自海防返沪探亲,途经香港时曾为陈寅恪带上联大的薪俸(此乃我亲聆得之)。萧先生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回信说:
寅恪先生数诗,均前所未见,环诵再三,不胜赞叹。此皆立意遣辞,远迈寻常,杜公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者,于此见之。
陈寅恪诗集原稿因文革遗失,有许多“前所未见”的陈诗,幸赖吴宓的勤录与珍藏而得以问世,尤其在抗战八年中,两人过从甚密,唱和亦多,留下好几首意味深长的陈诗,而吴宓又是最善读、善解陈诗的知心人。如陈寅恪《蓝霞》一诗:
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
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
甘卖卢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感;
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
若非吴宓将之录入《南渡集》,则今无以得见。宓更指出,蓝指蓝衫党喻国民党,霞,红色,喻共产党。一语道破,始知陈寅恪早虑国共合作同仇异志,重庆与延安相隔难容。“楼高雁断”一句或指美、苏于中国局势有心无力,远水难救近火。“卢龙”乃山名或地名,盖喻虽欲卖地(承认满洲国)求和犹不得善价(日本仍不肯撤兵)。“戏马”的古典出自《晋书》,桓玄豪横,于殷仲堪厅事前戏马;今典按吴宓的提示应指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自是“警传”。此时此刻,独自忧心亡国之恨,已和盘托出。
还有些诗,虽未失传,然经吴宓的解读,今典始明畅无碍。如《南湖即景》一律的第七句:“黄河难塞黄金尽”,痛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国军决郑州花园口黄河堤口;“黄金尽”则题喻国币价值之跌入谷底。如此情状,难怪陈寅恪在当时会感到“北归端恐待来生”了。又如陈氏《辛巳春由港飞渝用前韵》一诗之第六句,“云浮西北接高楼”,吴宓的按语是:“似指延安与莫斯科泱泱大国之连接为一体也”。再如《闻道》一首,早已传诵:
闻道飞车十万程,蓬莱恩怨未分明。
玉颜自古关兴废,金钗何曾足重轻。
白日黄鸡迟暮感,青天碧海别离情。
长安不见佳期远,怊怅陈鸿说华清。
然经吴宓一注,“时蒋公别有所爱,于是宋美龄夫人二度飞往美国,此咏其事”,今典始大显于世,蓬莱恩怨、玉颜兴废、金钗重轻、碧海青天,以及佳期远、说华清,一一辞露意明。飞车十万程自指宋女飞美。白日黄鸡出自白居易《醉歌》:“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酉时近昏,鸡又为酉年,尽是暮感。美人迟暮,惆怅别情,也都有了著落。
吴宓更步和《闻道》原韵,敷陈原意:
云路迢遥是昔程,重来形势判幽明。
星驰俊彩全球仰,日落余光片羽轻。
怨敌狰狞同快意,家门宠贵自伤情。
玉环虽死君恩在,补恨犹能到上清。
情事多磨,生离死别,意犹切切。
吴宓本人的一段感情纠纷,亦颇轰动。这本《吴宓与陈寅恪》亦略有披露。毛彦文女士原是吴宓清华老友朱君毅的未婚妻,亦是吴宓发妻陈懿(心一)的同学。朱君解除婚姻,吴因同情毛女而相恋,且与发妻离婚。然毛女突又移情别恋,嫁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使吴宓伤心欲绝。陈寅恪劝阻于前,但不相强,然又希望吴宓与元配复合于后。至暮年广州相会,陈寅恪夫妇仍亟力鼓励吴宓北上入京,与陈心一女士复合。陈夫人赠诗更是十分显露:
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
陈、吴二家的友谊,确如吴学昭女士所谓:“友谊深挚,始终不渝”。一九六四年,吴宓曾三度计划再赴广州访唔老友,都未能成行。及文革风暴大起,连音讯也难有。陈寅恪夫妇先后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吴宓竟不能知悉,到一九七一年,实在按捺不住,写了一封长函给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探寻“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的“现况、实情”,虽恳请复函,并无回音。吴宓女儿也不敢将实情相告,故一直不知老友已逝,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犹梦见“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竟仍不知早已生死相隔。陈寅恪一九六一年赠别诗有云,“暮年一唔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真是一语成谶。
吴宓与陈寅恪之间的真挚情谊,倾心、关心、诚心相待,实植根于二氏对中国文化的共命同感,尤其是吴宓,认为王观堂之后,陈寅恪实系文化命脉于一身。他们两人都要保存中国文化,但并非一般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绝不盲目崇拜,实有所批评。他们的壮志宏图是要为文化神州更辟一新境,使“千年绝艳”更加万紫千红,这也就是陈寅恪绩命河汾,以及吴宓向往东方文艺复兴的素愿。他们的悲剧,则是死于文化神州最黑暗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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