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学术界内一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浪潮闹得沸沸扬扬，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鸣，并且在争鸣中，一个显然更加重大的问题：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被卷了进来，这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越来越不可等闲视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镜子，折射出当代学术在当代文化生产中日渐显露出来的庸俗的一面：食利性。

一

    让我们从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说起。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首先起源于西方，正式为之命名的是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全面的理论阐述则是集中在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和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两部著作中。“日常生活审美化”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西方社会在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者消费社会）以后，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这种“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并非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人人吃饱穿暖，而是一种物质生活丰富到“充溢”的程度，这意味着不再是我们伸手去取物，而是物在积极地包围着我们，逼迫着我们，就像美国艺术家沃霍尔有名的复制品艺术《汤罐头》一样，满坑满谷的都是排山倒海而来的“物”——商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人的内在精神所产生的影响在于：这样一些鲜活的、充满质感的“物”，事实上在不断地以一种充分符号化的形式涌入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中，重新整合着人的精神世界，与之相比，艺术就逊色多了——艺术，尤其是高尚艺术，总是一种在有无之间的精神灵光——于是发生的情况必然就是：人们从自己能够体验到的心灵感受出发，开始质问那种艺术高高在上，物质卑居在下的局面：捉摸不到，面目模糊的“艺术”，怎么能够比触手可及，巧笑倩兮的“物”可以占据更高的位置呢？于是自然产生了一种将“物”拔高向“艺术”的欲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的产生，就是这种真实的欲求的回应。“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要义就在于“日常生活”的“艺术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理论，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敏感地把握到了在物质生产“充溢”的时代，人的心灵世界所发生的真实的变迁，并且对之作出了如实的描述。但是并不能因此说，这种真实的描述就是问题的最后解决，更不能因此将之无限地夸大为一种所谓“审美民主”的实现。实际上，从民主的意义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冷眼旁观，我们可以看到，在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遍地开花，无往不“审美”的背后，魅影重重。在其中我们可以辨认出真正操纵着这个物质社会的主人：资本家、商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以及种种的文化掮客。实际上，正是这些人编写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审美”代码，而这些所谓的“审美”代码毫无疑问是他们资本生产的一种形式，而绝对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审美。当审美成为某种经济集团、政治集团或者文化意识形态的代言的时候，它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民主”呢？它又是谁的“民主”呢？

    因此，我们可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确是敏感地描述了在人的心灵世界中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但是，如果这种理论仅仅满足于这种描述，那么不仅仅从逻辑的严格周密上来讲，这种理论是不完整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一个一切都可以被纳入资本生产叙事的时代——如果“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不向前走一步，走出勇敢的批判的一步，那么这样一种仅仅满足于描述的理论注定是要成为一种为虎作伥的理论的，即本来是以一种客观描述姿态出场的理论，最终会变成了资本生产商的“超级广告”；而反过来，这种理论又因为它所谈论的“物”——商品的销售的扩大，名声日隆，而同时成为一种“成功的理论”。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就可以切实地看到，从所谓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可口可乐的学术研究，是如何显著地促进了可口可乐在全球的知名度和销售，而这种研究可口可乐的学术论文又是如何在各种学术场合备受关注的。资本家——学者，这一在通常意义上敌对的关系，在此处联姻了，学者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食利者”。

    可悲的是，这种资本家——学者联姻的情形，在中国国内学术研究中正日渐漫漶开来“，日常生活审美化”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国内一部分学者谈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文中，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大声疾呼：在今天，研究《诗经》、《红楼梦》、莎士比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真正的审美已经来到了超市、街心花园、女性的身体、广告、麦当劳等等这一切领域，我们应该在这些领域中，而不是再在经典的艺术中谈论审美！这样的口号对于那些正在享受着麦当劳、超市、街心花园甚至是女性的身体的人来说，听起来的确是相当悦耳的。但是再往细处问：这些学者又是如何在超市、广告、街心花园中分析出美来的呢？揭开了看，他们其实还是在用着不新的美学批评术语和方法来谈论这些新对象，意象、形象、叙事、表现、再现……何其耳熟能详，其实就是从经典艺术的美学批评中产生出来的解读方法啊，那为什么又义形于色的要向经典艺术告别，拥抱所谓的“日常生活”呢？这种粗暴的唾弃自己的精神根源，而向“他人”投怀送抱的姿态，只可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个“他人”能够满足他的私心杂念、个人利益。对于身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论者来说，这个“他人”就是中国的商人，或者说“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大款”。所以我们说，在中国这一部分人所提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日常生活”，其实是“大款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美学”究其实是“北京三环以内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语）。而就在这些“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们在“审美”“大款”们的“日常生活”时，他们本身也变成了“大款”“、富人”。他们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术研究本身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部分。

    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本质：向富人们投怀送抱的“食利性”。　　

 

二

    “日常生活审美化”因为在物质生产“充溢”的时代丧失了自身的批判性而沦丧为一种“食利者的美学”，这是不足取的。但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虽然并没有给我们以真正的教益，但它却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真正的问题，那就是文艺学这一学科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文艺学自从50年代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关于其学科的合法性虽然有一些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在文艺学学科体系以内的理论上的争论，这些争论最终也是以理论解决的形式结束，文艺学的学科合法性并没有受到真正威胁，直到“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出现。

    “日常生活审美化”以一种近乎战斗式的风格强行把文艺学推到了一个再也无法回避转身的地步。电影、广告、消费、身体……不管“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论者如何解读这些文化现象的，也不管他们的解读中是如何地包含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投怀送抱的“食利性”，但他们的确是从一种巨大的事实出发，而这种事实是文艺学在以前的历程中没有真正面临过的：现在的大众不再对于真正的文学感兴趣了——不管这种文学是如何的伟大和优秀，他们现在对于电影、电视剧、广告、消费、身体、超市、街心花园更感兴趣，并且认为在里边感受到了“审美”的愉悦。“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论者实际上是以极端的方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承认以经典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艺学如何解释现在这种状况？对文艺学而言，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并且这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而是真正的事实在发问。

    我想，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文艺学在这个时代应该具有一种身入险境的“历险”精神。

    文艺学的中心课题必然是文学，这一点是首先应当明确的。而文学是人学，因此，归根结底，文艺学的中心课题就是通过对于文学的解读、批评实践，显发出人性的尊严和高贵，使人在文学中看到自己，进而升华自己。从文艺学的最高目的是通过文学解读与批评来显发人的人性尊严这一最高命题来看，我们过去的文艺学实际上是太注重本身大理论的建设，而渐渐走上了对于人性的封闭化理解的道路。这是造成文艺学在今天危机重重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文艺学在起步之初，是对于苏联文艺学体系的模仿。而苏联文艺学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被僵化理解的马克思文艺理论与斯大林政治高压结合的产物。中国由于极其相似的政治环境，所以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套文艺学体系。这一套文艺学体系在中国落户之后，走的依然是政治化、理论化的路子，文学精神以及在文学精神中所呈现的人的最高命题，蛰伏在堂皇的政治与理论话语中，难露头角。在80年代以前，这一套文艺学体系可以尚保无虞，因为，在80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因为政治高压而相对封闭的社会，在其中，人的命题仍然是相对淡漠的。进入80年代以后，尤其在80年代后半期，人心活了，人的眼界宽了，人的命题势不可挡地出现了，从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8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人是如何怀着一种神圣的感情谈论人；9 0年代以来，笼罩在人的命题之上的启蒙的激情渐渐平息了，但是人却在一种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国际视野中展开了，人们对于人的命题更加敏感纤细，也更加迫切。对于文艺学来讲，实际上从80年代以来，人们就迫切要求文艺学——这个负责对于文学作出阐释的学科——在文学批评和解读这种文学的第二次创作中凸现人的命题，将人生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尊严全面打开，但是文艺学在这方面做得令人失望。文艺学虽然的确仍坚守在纯粹文学这块阵地上，但是，几乎所有那些文学作品在文艺学的解释框架中就像是火后余烬，透着灰寒。这样的文艺学的确不是人们想要的，这样的文艺学在这样的时代中危机重重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也许，文艺学的确应该打开越裹越紧的理论体系的外衣，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围城，深入到广阔生活的最底层、最幽暗的地方去。这个最底层、最幽暗的地方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在其中没有体系、标准和规范，有的只是活生生的为自己的人生打拼的人，这难道不是人性生长的后花园吗？这难道不是人性展开的最广阔的草原吗？文学，为人的文学，难道不正是要在此处扎根吗？文艺学难道不正是要在此处扎根吗？是的，文艺学的确应该身历险境而后生。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论者打出“日常生活”的旗帜，表面上全面铺展开来，但是他们的“食利性”，他们向新贵、富人们献媚的品质使他们永远不可能深入下去，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最底层去，他们与“危险”无缘。他们是那一批高高在上的富人们的附庸者，最终也将是这些富人们的殉葬者。

    最后引述一句被海德格尔称赏过的诗歌，作为向文艺学预祝新生的献辞：

    但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救

    ——《荷尔德林全集》ⅠⅤ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