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语之中，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纯文学”这个概念？这是第一个问题。根据一些人的考察，大约是王国维1905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开始提到“纯文学”。此后，鲁迅、朱自清等人都用过这个概念。作为这个概念的“家族成员”，“纯散文”、“纯诗”等概念在相近的时间也陆续出现。我曾经主编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刘小新先生撰写的“纯文学”、“纯诗”条目曾经对此做过初步的考证。
许多人已经谈过，由于康德的美不涉及利害关系等观念的影响，王国维强调文学、美学的自足、自律和独立。这与梁启超强调的“新民”、“群治”等观点形成了对照；追溯历史，这也与中国古老的“兴观群怨”、“文以载道”传统形成了对照。总之，考察“纯文学”包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必须考虑到西方文化的来源。
另一方面，“纯文学”这个概念的流行，恐怕还要同时考虑到知识分类的情况。人类历史上存在各种知识分类系统。古老的经史子集是一种分类方式，现今的工科、理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是一种分类方式。没有一种知识分类是天然的，反之，这些分类都是人为的。人们时常出现一种冲动，试图一劳永逸地圈定各种知识的领域，从而获取一种清晰不变的世界图像。这个意义上，相对于“纯文学”的似乎还可以有“纯哲学”、“纯经济学”、“纯历史学”、“纯物理学”……如此等等。许多人可能因为习惯了这种知识分类而事先认定“纯文学”必然存在——他们甚至可能还没来得及认真地想过“纯文学”指的是什么。我参加的一次讨论之中，许多人因为“纯文学”存在与否争得不亦乐乎。一个人突然问“纯文学”究竟是什么，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迟迟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
各种知识分类存在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后面这种分类得到了现今大学体制的支持。大学里的科系多半是按照这种知识分类设立的，世界的各个层面似乎已经被这些类别所覆盖。众多的教授分别栖身于某一个科系，从事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们至少可以从大学体制支持的知识分类察觉这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今天所谓的“文学”，也就是与哲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物理学等等学科相对的这种独立的“文学”，这个文化门类的很迟才确立。古人谈的是“诗”、“文”以及各种戏曲，未曾论述一个总体的“文学”——古代的“文学”一词并非这个涵义。具体追溯起来，“文学”这个总称的出现恐怕与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课程设立具有很大的关系。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之中还没有“文学”课程而只有“词章之学”，1903年修正之后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设“中国文学门”，其中有“文学研究法”。大约到二十年代之后，西方的文学理论成为教材。我想，这一段时间内，人们才逐渐开始像今天那样理解所谓的“文学”。事实上，只有待“文学”被赋予一个新的、相对固定的总体内涵之后，“纯文学”之说才会拥有实际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文学”这种知识相当程度上依赖大学体制的巩固。第二，如果“文学”这个文化门类的确立与大学的知识分类密切相关，那么，这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许多文学教授如此积极地维护学科的边界。这像是保卫自己的知识园地，推崇“纯文学”无疑是维护学科边界的一个策略。“纯文学”的指认无异于表明，纯粹的文学具有自己的本质，认识这种本质需要严格的专业训练，其他学科不得任意染指。如果不存在“纯文学”，如果文学的边界随时敞开，这可能带来巨大的恐慌——他们的专业人士身份可能迅速遭受挑战。这体现了专业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这里，我不想任意地否认一切权力，而仅仅想指出权力存在于知识之中——谈论文学问题的时候，文学教授肯定拥有比较多的发言权，包括否定另一些观点的权力。第三，大学体制支持的知识分类时常显示为一个个“专业”，这种状况利弊共存。术业有专攻，专门研究某一个领域的问题时常有更为精深的见解，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许多研究业绩的评价只能在专业圈内进行，隔行如隔山。然而，在另一些时候，专业也可能成为一种遮蔽，一叶障目。过于“专业”可能使人视野狭窄，不仅无法察觉另一些专业的存在，甚至遗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多数知识都是从解决人类生活遇到的各种问题开始的。所有的学科都按照自己的逻辑积累。倘若没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它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十分模糊。但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活动的时候，心中要存有这种意识：即使一种知识与社会没有产生直接的联系，间接的、通过无数中介环节的联系仍然存在——“纯文学”也是如此。
以上这些说的都是“纯文学”这个概念后面或者清晰或者模糊的背景。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了——“纯文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呢？
二
遗憾而又奇怪的是，迄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纯文学”定义。前面说过，这是一个引起了很多争议的概念。争议通常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否存在所谓的“纯文学”？第二，如果的确存在“纯文学”，那么，“纯文学”的本质又是什么？后面这一点曾经出现过很多答案。人性，美，内心激情，无意识或者白日梦，现实的镜子，典型人物，语言与形式，这些都曾经扮演过“纯文学”本质的候选人。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但的确是两个问题。所以，共同赞成存在“纯文学”的人仅仅达成了初步的联盟。许多人并未对“纯文学”存在与否深思熟虑，他们常常是敷衍了事地越过了第一个问题而着重推广自己所认定的“本质”。因此，许多时候，第一个方面引起争议的激烈程度远不如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不同话语体系之争，第二个方面是同一个话语体系内部之争。内部之争更不容易达成谅解，这是一个规律。否认“纯文学”存在的人当然不考虑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承认“纯文学”存在的人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公认的定义还未产生。
我现在要提到另一个奇怪的事实：尽管“纯文学”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是，这个概念仍然可以流行，得到使用。一个所指不明的词仍然具有表述的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其实，类似的现象很多。许多大词都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例如“文化”，“革命”，“人性”，“思想”，“存在”，“现代性”……可是这些大词仍然活跃在人们的话语之中。解释这种状况必须较为深入地涉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许多人仅仅简单地想象，语言表述世界的轴心就是一个词与一个对象的对称呼应。事实远非如此。一个具体的对象获得表述远不止获得一个词的命名，而且纳入语言体系加以定位。例如，一张桌子不仅获得“圆桌”这个称谓，同时还在“方桌”、“八仙桌”、“书桌”、“茶几”以及“椅子”、“床铺”、“柜子”等等一系列家具之间获得一个合适的席位。换一句话说，人们听到“圆桌”一词不仅意识到一个孤伶伶的实物，而且模糊地意识到语言之中存在的整个家具系列。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个词的意义不仅靠一个实物说明，同时还与相邻的另一些概念建立各种关系。理解“圆桌”一词还包含了理解整个家具的系列概念。这些关系同样有助于成为一个词的意义参照，甚至更重要。即使某些大词的意义存在分歧，但是，纳入另一些概念建立的关系网络之中，它仍然可以形成特定的表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争论即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尽管当时并没有对“人文精神”的内涵达成共识，但是，辩论仍然轰轰烈烈地展开。相对于另一些概念，特别是一些对立的概念，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理解何谓“人文精神”。
所以，遇到某些涵义模糊的大词，可以推荐的一个方法是，首先看一看这个词相对于什么？“文化”一词是相对于“经济”，还是相对于“自然”？“思想”一词是相对于“行动”，还是相对于“情感”？明白了相对于什么，也就意味了进入了一个特定的语境，知道所说的这一切针对的是什么。如果不进入语境，背诵字典并不是理解一个词的好办法。我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也是理解“纯文学”的方法。
理解“纯文学”，当然要解决何谓“文学”？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仍然停留在众说纷纭的状态。理论家进行过多种多样的讨论，共识并未出现。最近数十年，许多理论家力图证明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结构。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意图已经落空。理论家承认，无法从古今中外的文学之中分离出一种特殊的语言结构。我在许多论文之中谈到，我不倾向于认定文学存在某种亘古不变的“本质”，仿佛找到这个“本质”即可提炼出永恒的文学公式。我主张在各种相对的关系之中定位文学。相对于历史学，相对于哲学，相对于新闻，相对于自然科学……文学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特征？当然，这仅仅是“相对的”文学。但是，我已经很满意——我本来就无所谓“绝对的”文学。
以往的知识训练之中，许多人习惯下定义式的研究。先给某一个对象分配一个定义，然后根据这个定义指认世界。符合定义的对象得到肯定，不符合的被剔除，总之，定义表明了对象内部的“本质”，这种“本质”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干扰。我这里使用的是另一种研究方法：考察历史为这个对象指定了一个什么位置；这个位置要求这个对象具有哪些特征；历史之所以产生这种要求，表明存在某种结构——这个对象其实是这个结构内部的一个因素。回到文学考察可以认为，历史提供的文化结构为某一个时期的文学设计了哪一种位置。我认为，这至少是理解这个时代文学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为什么加上“这个时代”的修饰语？因为找到的相对物均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譬如，新闻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它不可能成为文学的相对物；文史哲不分的时候，历史学和哲学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的相对物。相对物形成的关系网络是由历史提供的。这就是前一段我不断论证的“关系主义”。显然，“关系主义”放弃了“本质主义”，各种关系的历史阶段性决定了“文学”进入的历史语境。参照的相对物不断地变化，文学就不会停留于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神话，史诗，传奇，诗，词，小说，戏剧——文学之所以不断地演变，也就是在密集的对话中不断地适应众多相对物形成的关系网络指定的位置。这就是文学的深刻历史性。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并不是简单地指描述了那一代的生活景象，而从形式、故事、情感全面地与那个时代的各个文化门类进行对话，产生深刻的呼应。
相对于什么？哪一种历史语境？——我相信这一切都有助于谈论“纯文学”。
三
王国维到鲁迅、朱自清那一代人之后，“纯文学”再度大规模出现的时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个概念与那个称之为“新时期”的历史文化阶段紧密相联，就像当年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这些命题与五四新文学的启动紧密相联一样。离开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纯文学”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念。李白的诗与《三国演义》差距超过了一个人与一只鱼的差距，荷马史诗与福克纳小说的差距超过了一列火车与一块蛋糕的差距，何者为“纯文学”呢？如何从各种文本之中把文学素提炼出来，发现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文学性”，并且想象“文学性”愈强的作品文学的纯度愈高——我已经多次论述过，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学研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这个概念突然获得了生命——如前所述，不是因为具有独特的内涵，而是因为它与另一批概念建立了联系，并且在复杂的交错、互动之中产生了自己的意义。所以，我在《空洞的理念》一文之中指出：“这个空洞的理念仍然是理论之轴上面的一个重要刻度。如同数学上的‘零’一样，这个刻度存在的意义是使另一批相邻的或者相对的概念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制造出另一些命题。”换一句话说，“纯文学”这个概念在这个时期发现了自己的相对物：“‘纯文学’并不是割据一个自治的文化区域，以供美学的善男信女得到一种远离尘嚣的享受。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是进入生活的一个异数。虽然没有人清楚‘纯文学’是什么；但是，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纯文学’概念代表了一种对抗主流的意味。这是提出一种空洞的文学理想批判触目可见的文学现状。这种文学理想出现之后，已有的文学突然遭到了怀疑和挑剔。这时，空洞的理念显示了出其不意的力量。”
我可以稍为解释一下这几句话。熟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发展情况的人大约都知道，当时的“纯文学”是作为“文学工具论”的对立面提出来的。文学仅仅是简单地图解政治，甚至充当某种政治阴谋的打手，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深深的厌倦与反感。五十年代的许多作品已经存在这方面问题；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方面问题出现了恶性的膨胀。如何摆脱这种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普遍焦虑。“纯文学”概念首先是一种对抗，一种对于新型文学的憧憬。无论“纯文学”指的是什么，但肯定不能继续重复“工具论”的文学了。当时的文化气氛迫切地驱使人们提出另一种文学概念，即使不是“纯文学”也会有别的概念应运而生。
尽管还没有查到这个时期谁先开始使用这个概念，以及标准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许多文学现象表明，这个概念的意义已经启动。回到文学本身，审美独立性，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野，文学形式本体论，“重写文学史”的依据，这些分散的命题背后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在起作用。大致上这就是“纯文学”。另外，“纯文学”还很大程度地促使我们关注文学的形式问题，也就是在“写什么”之外还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需要考虑。相当长的时间里，“怎么写”的问题，文学的“形式”问题基本被完全屏蔽，“形式主义”是一个不祥的咒语。只要谈到语言、技巧、结构、叙述，“形式主义”的批评就会如影随形地接踵而至。然而，“纯文学”这个概念还包含了美在于形式这个命题，因此，形式的探索自然地变成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特征。当然，使用“纯文学”这个概念，还是存在重点的差异。一些人强调的是文学的特殊性质；另一些人更进一步强调，文学的这些特殊性质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文学与城堡上的旗帜无关，这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著名论断。中国的作家似乎没有那么极端，公开坚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不多。
至少在当时，“纯文学”这个概念不是单独地起作用。它是组合在“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整体气氛之中，例如主体性，人道主义，新启蒙，等等。总的来说，这些命题共同表现了挣脱六七十年代政治的努力。有人认为，当时出现了审美与政治二元论，似乎要用审美对抗政治。但是，政治是无法摆脱的，去政治化本身就是另一种政治。这个说法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不太符合当时的事实。当时所说的“政治”是一种特指：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同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这种政治设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已经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为暴力对抗。从无休止的思想改造、没完没了的训诫到带有强烈人身污辱的批斗、虐待，直至身体的消灭，这一切成为政治的普遍形式。很大程度上，人们甚至不明白政治还有别的形式。置身于这种政治形式，人人自危。国家的经济即将崩溃，文化陷入极度的僵化和封闭，思想完全丧失了生长的基础，民主仅仅是“最高指示”的传声筒。所以，当时所要摆脱的“政治”是这种政治。也正是因此，人道主义、人性论、“文学是人学”等等才会成为应者云集的号召。所谓的“主体论”首先就是想把人从这种政治之中解放出来，拥有基本的权利。类似的是，“纯文学”的首要意图是将文学从这种政治工具制造的枷锁之中解脱出来，声明作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发现。这是“纯文学”的最低纲领。生搬硬套一些西方批评家的观念指责当时的审美与政治的二元论，恐怕是不了解本土问题，特别是不了解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普通人的生活之中什么叫政治。
四
今天看来，无论是“主体论”还是“纯文学”都存在很大的缺陷。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或者话语分析等众多理论都揭示了“主体论”或者“纯文学”的幼稚和不足。形而上学式微的背景之下，这种幼稚和不足陆续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些理论已经无力阐释现实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如何评价“纯文学”等新时期以来的一系列观念，人们存在一个隐蔽的分歧：要么认为这个概念一开始就是错的；要么认为这个概念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因为历史的急速变化而很快丧失了活力。这个分歧当然涉及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时期启蒙的评价。
我愿意认同后一种评价。我愿意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成绩超过了五十至七十年代——无论是文学形式、文学思想、文学对于生活的理解还是作家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这个意义上，“纯文学”在这个时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的确，这个概念的缺陷很快就暴露出来。但是，这应当理解为历史的急速变化。八十年代是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人们的价值观念一波又一波地调整。如果与欧洲许多国家的平静生活相比，我们的生活风起云涌，我们会产生一种“内爆”的感觉。这种情况下，许多概念会迅速地衰老，昨是而今非。“纯文学”也是如此。这个概念曾经发生过积极作用，尽管我们不能把这种积极作用的时间估计得过长。
不少人热衷于做“翻案”文章。左一下，右一下，一把推翻十年来的理论观点，宣称一切都是可悲的错误，一切都应该相反；一个周期之后如法炮制，只不过方向相反——这种钟摆式的摇晃可能有哗众取宠之效，但很难有实际的思想进展。在我看来，许多观念的互相否定不是简单地铲除，而是成长式的扬弃。成年对于少年的否定，必须是吸纳了少年的优点之后予以超越。许多貌似对立的观念实际上是重重叠叠地积累下来，形成多种意向的复杂交织。它们之间不是线性地互相取代，而是在一个共同的空间之中产生多向的互动。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显特点。我在《冲突的文学》一书之中曾经论述过，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多种文化意向的犬牙交错制造出当时奇特的文化结构。城市与乡村、社会与形式、审美与审丑、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之中都出现了种种纠缠。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结构的存在，历史之中隐藏的多种可能性很容易遭到忽视，许多思想方向不知不觉地遭到封杀。人们常常在所谓的“历史规律”的诱惑之下，轻车熟路地将历史套入旧的想象模式。
旧的想象模式之中，二元对立是最为普及的版本，例如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构思出两大阵营的激烈冲突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常常带来认识的陷阱。我曾听到一个很有见地的评价：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再度将中国问题简单化了。的确，数十年来，中国问题或者中国经验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左”与右的冲突所能描述的范围。至少在目前，历史上的种种因素——包括中国的与西方的——正在聚合起来，重新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那些简单的二元对立往往忽略了历史正在制造出哪些新的段落，忽略了最有活力或者最变幻不定的部分。
我时常感到，现在的历史正处于头绪多端的时候，我们要更细致地体察历史深处多重的内在脉络。举一个例子说，我们的文学对于革命的历史提出了多少深刻的理解？我曾经提到，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作家有条件进入革命的历史内部，总结成败得失。我丝毫不反对以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作为考察历史的一种视野。然而，如果只能简单地用“左”与右的二分法解读这一段历史，只能围绕这种二元的观念建立不同的阵营，只能搬出五六十年代的观念对付今天的历史，许多重要的问题就很难深入地加以探讨。在我看来，这一段历史的许多问题远未得到充分的关注。
我愿意对于现在常见的争论多说两句。不同的观念之间产生争论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实。但是，许多争论总是迅速地成为思想之外的交锋。逞口舌之利，夸张的道德姿态，争强好胜的固执己见，赌气式地互相攻击，帮派式地相互声援，这些嘈音常常淹没了深入的思考。许多人总是觉得已经真理在握，历史的蓝图就在他们的挎包里面，他们根本就没有耐心听取对手的见解，想一想对方的依据。我们能不能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姿态？如果诚恳地观察历史，诚恳地承认我们面对的是尚未完全认识的生活——承认一些新的经验正在聚合成某种尚未得到清晰描述的形态，同时，如果意识到这些历史是争论双方共同经历、而且还将共同面对的历史，我相信各种争论之后的收获会更多一些。
五
如前所述，许多人还没来得及清理“纯文学”的完整涵义。他们只有一个模糊的理解。但是，这种模糊的理解之中，包含了对于“个人”的重视。这一点也是“纯文学”曾经产生的积极作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个人”也是非常忌讳的一个词。如果被批评为“个人主义”，常常会不知所措。每一个人都是“个人”，但是，当年我们不知道“个人主义”确切指的是什么。这个概念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概念混杂在一起使用，什么现象都可以批评——从服装款式、奇特的发型到要求晋升工资或者晚上与女朋友约会。“纯文学”有一种企图，给予个人相应的地位。有些人认为，九十年代之后声名狼藉的“私人写作”或者“个人写作”是“纯文学”播下的谬种，这种观点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以个人隐私的暴露投机市场可能是另一个问题，似乎不能简单地归入这条理论线索。但是，即使“纯文学”带来了个人意识的过度泛滥，也不能完全否认当年的企图曾经具有的意义。
我认为不存在完全脱离历史环境的个人，愈进入现代社会愈不可能。可是，这并不表明，只要提到“个人”就是主张原子式的个人。相对地说，文学往往是以个人的命运为题材的。中国文学史与西方文学史都曾经出现过一个转折：文学的目光逐渐从神话、历史传说或者历史人物转向了普通人，转向了日常生活。在西方文化中，这与宗教、神话的后撤、市民阶层的崛起有关。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普通人的注视。另一方面，这也是文学与其他学科分工的后果。社会科学的研究通常以“社会”为单位，个人和日常生活只是作为例证使用；即使历史学与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历史学注视的是各种宏大的巨型景观，例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政治风云，外交形势，社会制度，革命运动，如此等等。许多时候，帝王将相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历史著作的主人公。相对地说，文学重视的是个别人物，重视的是各种细节以及日常环境的具体描写。换一句话说，文学是从个人的视角进入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更习惯于从大到小：宇宙，地球，社会，历史，个人，人生的各种细节……这里隐含了等级关系：大的是重要的，小的要服从大的。但是，历史的解读是不是也可以有另一个角度——也可以从小到大？文学十分重视个人生活之中的各种细节，我曾经形容为一丈之内的生活。一丈之内的细节常常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各种大口号、大制度不进入一丈之内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文学的意义不是用个人填充大口号、大制度的缝隙，而是展示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一些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民族国家文学，承担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很有道理。然而，这并不是证明，所有的人物都像铁屑吸附在磁铁上一样围绕在民族国家周围。文学可能展示的民族国家与人物之间的彼此响应、彼此温暖，也可能展示彼此拖累、伤害甚至更为复杂的状况。这些人物之间无数的意向和欲望才是历史的实体。所以，历史并非完全存在于历史著作之中，文学之中众多个人状况同样是历史的奥秘。
把视角扭转过来，从个人的感觉追溯到社会、历史甚至地球、宇宙，这肯定会同时带来一个价值判断的改变。这时，个人感觉的意义放大了，这些感觉并非只有纳入社会历史的逻辑之后才有意义。一顿美餐或者一个微妙的眼神可能影响不了历史，但它们对于个人的生活感觉产生了影响——因此它们可能成为文学的素材。人的一生只有数十年，许多搁在历史上没有多少意义的细节可能在人生之中产生重大影响。文学时常以人生为单位，因此对于这些细节深为兴趣。文学以人生为单位的时候，个人的价值得到了自然而然的关注。这也是一个人与一颗棋子的不同。有时我爱下一两盘围棋。对弈之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弃子。为了换取总体的胜局，可以拱手将某些棋子送给对方。棋子就是棋子，弃取之间并不带有感情色彩。然而，如果这些棋子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那么，放弃就会产生特殊的困难。那是一个生命，即使为了胜利。当然，许多英雄人物的业绩就是，放弃自己的人生成全历史。但是，这种观念不能夸大到极致。历史本身就是由无数的具体人生积累起来的。存在超脱所有具体人生的形而上历史吗？如果具体的人生全被抛下，历史又会是什么？
这就涉及“总体性”问题。
六
有人将“总体性”描述为一种跨学科的大视野，这恐怕不太准确。相对于无涯无际的历史，增加一两个学科的知识算得了什么？许多时候可以说，知识的数量与正确的结论不一定时刻成正比。最为博学的大师不一定是最有远见的思想家。总体性视野的关键在于，提前预知了历史的总体面貌和来龙去脉，并且在这个高度阐释历史之中各个局部，甚至每一个人物的价值与意义。这当然就是掌握了历史的“本质”。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总体性视野。在他的哲学思辨之中，历史的过去和未来无非是那个绝对精神的外化。一切都将在预定的逻辑轨道上运行，每一个局部都已经安排好了。文学理论领域之中，卢卡奇的总体论显然带有很强的黑格尔色彩。他十分强调在总体的意义上解释局部。当然，他不再使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代之以历史规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解放使命，推翻剥削阶级和掌握政权，创造另一个崭新的社会，这就是规律。历史迟早都要迈上这条道路。卢卡奇的心目中，苏联显然是一只报春的燕子。
至少必须承认，卢卡奇的总体论遭到了重大的挫折。世界似乎脱离了他预想的轨道，脱离他所想象的历史规律。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层面质疑总体性思想。历史是先验的，还是建构的？这成了一个问题。当然，历史规律与建构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权衡。这种怀疑连带着波及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典型。我们始终一直担心甚至恐惧文学之中的个别人生与宏大的历史脱节。“典型”理论是衔接二者的枢纽。个别、个性完善地显现了总体、共性，这就是典型。这才是一种令人放心的文学。所以，卢卡奇认为典型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可能。这种判断当然要建立在预知历史发展轨道的基础上。如果总体性遭到了破坏，或者是一种幻觉，典型人物立即成了断线的风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之中的许多典型人物，今天看起来都成了问题。
事实上，文学之中的个别与宏大历史之间还存在另一种联系方式：美感。美感仿佛是个人的独特感受，因而仍然属于“纯文学”的范畴。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常常在感情上引起了强大的共鸣。为什么个别的事迹会引起其他人发自内心的悲哀或者快乐？理论家尤其是文艺心理学做过了大量的研究。后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关于“感觉结构”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共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相近的感觉结构。这是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产生相近反应的原因。当然，社会成员之间之所以积淀了相近的感觉结构，这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事件。许多历史的信息可以在个人的感觉结构之中找到痕迹。感觉是一种瞬间的反应，直觉几乎完全超越了理性推理阶段；许多感觉与人的生理器官有关，例如五官的不同感觉；与人的心理结构有关，例如无意识产生的作用；另外，不同的生活环境还造就人们的某种感觉。有人统计说，现代社会人们一天接受的信息量相当于古人一年的信息量。现代大众传媒不断地对人们的感官展开密集的轰炸。信息量这么多，人们的生活体验必定就粗糙了许多。“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古人细细地体验风花雪月。现代人哪有这种心情。我们每一日似乎都处理了几百件事情，恐怕多数人好几个月才能抬头看一看天上的月亮。事情处理多了，每一件事我们都没法用心品味。这就是感觉性质的改变。这甚至形成一种趣味——总是嫌周围的节奏太慢。据说这就是我们很难继续接受戏曲的原因。戏台上一个小姐咿咿呀呀地唱，半天还走不出闺房到后花园与书生相会；若是在电视剧里面，两个镜头就过了三个月，恐怕她早就和小伙子上床了。一些人甚至觉得电视剧还是太慢。抽个休息日看影碟，用快进键播放，仅仅在遇到说明剧情的对话时停下来听一听，大约十多分钟即可看一集电视连续剧。这才令人是过瘾的节奏。总之，感觉也受到了历史的塑造。
但是，我在这里想提到的是美感的批判性。既然感觉受到了历史的塑造，感觉本身是否也存在判断力？文学阅读产生的喜怒哀乐之中，已经包含了赞扬和谴责。即使一部作品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即使阅读作品产生了与日常生活远不相同的经验，即使这种经验与生活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而是生活的一种异数，但是，由于这种异数，人们可以察觉理想的生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人们通常知道，感情上的共鸣比思想认同具有远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量。然而，人们还要知道，微妙、复杂的美感体验，同时还隐含了生活的精微辨析。文学阅读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况：随着故事的发展，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罪犯却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感动——美感的倾向必定有它的道理。我们都遵循法律规定，但是，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之中肯定会不知不觉地认同美感的判断。西方文化特别重视理性，曾经认为感性是一片混乱的领域。但是，研究表明，感性同样能对生活做出判断，只是判断的方式与理性不同。美学的意义就是总结感性判断，所以在西语中也可以称为“感性学”。
许多人觉得，近来时兴的文化研究似乎对于美感的意义不够重视，因而时常脱离“纯文学”范畴。有些文化研究的题目与美感无关，例如文学的教育制度，文学经典的遴选机制，文学如何影响医学话语，如此等等。这一切更像是社会学问题。在我看来，这与美感仍然存在间接的关系。首先，因为文学阅读产生的美感如此重要，因此，美感外围的各种现象同样纳入了考察的范围，例如文学生产机制；另一方面，由于美感的存在，文学文本显出了特殊的意义，以至于文学文本内部的各种因素均可能演变为一种话题，继而扩张为一种话语场域。尽管各种话语场域都有自己的主题，但是，美感仍然是最初的启动。
七
近几十年来，另一种更为明显的倾向是，根据语言特征理解“纯文学”。一批理论家认为，文学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结构，这种语言结构不受社会历史的干扰。“纯文学”之“纯”在于，因为文学的语言形式不可能与其他话语类型的语言混淆起来。更大的范围内，这显然与人文学科“语言转向”的背景有关。尽管“语言转向”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学派，涉及不同的学科，但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语言的意义得到了高度重视。文学理论之中，从英美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言成为这些学派分析文学的入口。这种观念显然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影响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文学的形式探索成为一种自觉。作家之中，各种实验性的写作层出不穷。这些语言形式的探索有什么意义？文学研究有责任给予回答。第二，的确，许多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从语言形式入手，力图从形式的分析抵达意义分析。然而，至少在当时，许多批评还没有深入思考过语言与主体的关系。批评家还是习惯于从“表现论”的意义上论述语言。他们认为，探索语言形式就是为了更充分地展示主体的内心世界。很少人意识到，结构主义以来的观念恰好相反：语言形成的符号秩序控制着主体。符号秩序先于主体而存在，主体无法任意地改动或者脱离。一个权倾天下的君王也不能大规模地改变语法和词汇。所以，主体的塑造、形成只能依存于符号秩序，主体的内在空间与自我表述取决于语言的构造。另一方面，客观世界的表述同样纳入了语言符号的编码系统。语言的空间有多大，人们的精神世界就能走多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一个社会精神相对贫瘠的时期。如果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输入计算机可以发现，报纸使用的词汇量明显地少于近二十年。这是语言与精神空间之间相互依存的一个例证。我曾经使用盖房子的譬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房子不是一粒沙子一粒沙子地盖起来的，盖房子的材料是各种建筑预制零件，例如柱子，砖头，门框，窗户，如此等等。某一类型的预制零件，只能盖出某一类型的房子。像通常的砖头、门框、柱子这些零件就很难制造出一幢球形的房子。语言的词汇、表述方式就是我们精神建筑的预制零件。只能有哪一类型的语言，对于世界也只能有哪一类型的想象。引入新的词汇和表述，建构新的精神空间才有可能。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考虑语言形式的探索。文学对于语言形式的各种探索与实验，可以理解为拓展精神空间的各种努力。这个意义上，建立种种新的表述方式，远非某种无关紧要的文字游戏。新的表述方式意味的是，制造种种新的精神可能。如果仅仅将语言形式的探索、实验解释为逃避社会或者拒绝历史，这至少是低估了符号秩序存在的意义。当然，由于语言形式的探索往往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许多人很难理解这种努力可能带来什么。面包、钢材、房子和汽车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精神空间增加了容量一时难以察觉。只有经历一段历史之后，我们才可能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朦胧诗”的出现制造了一阵轩然大波。许多人抱怨说，这种稀奇古怪句子究竟想说什么？然而，三十年之后，“朦胧诗”的句式甚至已经进入了日常的商业广告。世界如此之大，存在几个热衷于语言探索的作家并没有什么奇怪。如果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地对于科学实验进行鼓励，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对于语言实验保持积极的肯定。正如科学实验会给人类带来新世界一样，语言实验也隐含着相同的可能。我们没有必要对于语言实验不屑一顾，重要的是审慎的评价。语言形式的实验可能此起彼伏，但是，决不是所有的实验都可能成功。相反，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即使在“纯文学”的名义之下。从这里可以看出，“纯文学”并没有划出一个语言特区，相反，语言形式的成功必须由历史衡量。
以上清理了涉及“纯文学”的各种因素。这并非试图赋予“纯文学”一个规范的定义。这些论述毋宁说是通过各个理论参照物描述“纯文学”的位置，从而说明这个概念可能在哪一个历史位置上产生何种作用。结束这些描述的时候，我愿意重申这几点感想：第一，在我看来，历史上不存在某种本质的、始终如一的“纯文学”；第二，但是，近代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概念的两次现身具有相应的历史理由，并且分别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第三，如果因为这些积极作用而对“纯文学”进行“本质主义”的炼制，这个概念可能僵化为一个空洞的躯壳，一副保守的枷锁；第四，所有的描述都离不开相应的历史语境，超出历史之外的“纯文学”本身就是历史赋予的一种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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