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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状态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再复 点击:23620次 时间:2011-10-05 02:22:20
 编者:你的学术从鲁迅研究出发,二十多年前就写作了《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与自然科学》、《鲁迅传》。出国后不久,你在日本东京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鲁迅研究的自我反省》,但你似乎并没有停止对鲁迅的思考,五年前,你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与悲剧》,并在《亚洲周刊》上和李泽厚先生作了一次对谈。最近这几年,你“返回古典”,出版了《红楼梦悟》,还经常涉笔谈论《山海经》、《六祖坛经》等古代人文经典,那么,你还继续思考研究鲁迅吗?
    刘再复(下称刘):出国后我就放下对鲁迅的学术研究,视野投放到更广阔的领域。但是对鲁迅的思考却从未停断过,这种思考将贯穿我的整个人生。鲁迅对于我,不是一般的研究对象,他已成为我的精神血脉的一部分。
    1991 年,我在东京大学所作的自我反省,事实上,是一次心灵告白,告诉朋友也告诉自己,尽管有那么多朋友肯定我的研究,但我 与林非先生合着。下文不再另行说明。觉得自己的过去并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阴影,也没有摆脱毛泽东的“三大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瞿秋白的“两段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马克思主义飞跃)的影响。也就是说,没有放下他人设置的概念,只用“头脑”思索鲁迅。反省之后,则要放逐概念,用生命去感受鲁迅,用生命面对生命,扬弃一切政治话语。
    编者:用生命面对生命和用头脑面对头脑,应当有很大的区别,你能说说这两者的区别吗?
    刘:任何思索都离不开头脑,我说不能只用头脑,是指不能只用概念去界定鲁迅而把鲁迅本质化。我曾说过,本质化就是简单化。把鲁迅界定为“革命家”、“两段”人,都是简单化。生命是极为丰富复杂的,例如王国维,他在政治变动和朝代更替中,确实是“落后”的,完全跟不上所谓“时代步伐”,和张勋复辟的辫子军勾勾搭搭,但是,在人文的思索中,却很先锋。二十七岁的时候,就借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阐释《红楼梦》,完全是个先知型的天才。鲁迅也极为丰富,你说他是“革命家”,可是他偏偏是嘲弄“革命”、“革革命”的幽默家,对“排头砍去”的李逵和杀人如麻的张献忠等农民革命者非常憎恶,对满身革命气的创造社诸子也极反感(郁达夫例外),难怪郭沫若要说他是“二重反革命”,其实,说他是革命家和说他是“反革命”,都是简单化。作为一个很有创作活力的生命,鲁迅绝对不会同意用几个大概念来描述他,他自己也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什么“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死后那么多文章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强加给他的大概念。
    编者:作为一个生命,鲁迅这个生命个体的复杂性表现在哪里?你能否概括地讲讲?
    刘:说他丰富复杂,是指他的生命整体是个巨大的矛盾体,其生命场是个巨大的张力场。你说他是启蒙家,不错,可是,他又偏偏超越启蒙,成为中国现代作家中唯一有现代感、唯一叩问存在意义的先锋派,《野草》就是明证。然而,也不要把超越启蒙具有形上意味这一面过分渲染,以为鲁迅就是克尔凯郭尔,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他根本就不想进入陀氏的灵魂磨难的世界。他有时非常形而上,非常虚无,有时又非常形而下,非常实际。他公开宣称编讲义是“为吃饭”(《集外集续编•厦门通讯》),写文章就是为了糊口,并非为了什么革命大业。他有时非常关心民瘼、关怀社会,很“人道”,有时又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很个人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常在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摆动。他讨厌庄子的无是非观,写了《起死》嘲讽他,其厌恶情绪波及施蛰存先生,可是他又承认自己中了庄周的毒,有时很随便,有时很峻急。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能说出“唯虚无乃是实有”的话,具有那样刻骨铭心的空无感,也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重视“吃饭哲学”。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易卜生的“娜拉”名字时,唯有鲁迅最清醒,他提出“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的“模范”娜拉,她告别丈夫走出家门后,靠谁吃饭,靠什么吃饭?没有饭吃,哪来的自由?《伤逝》里的子君,就是中国的娜拉,她的悲剧不正是没有饭吃而保不住情爱的悲剧吗?鲁迅临终之前,还叮咛不要让孩子充当空头文学家,也就是不要当只会唱高调、一点也不正视社会根本的空谈家。
    编者:你刚才说鲁迅的“个人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否更具体地说说?
    刘:西方思想者,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多大的差异,但都有宗教大背景,所以他们的“个人主义”,便连带着个人灵魂拯救的问题。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虑,不是鲁迅那种在很个人化时还有吃饭问题(人道关怀)的焦虑,而是灵魂如何解脱与飞升的焦虑。可是,鲁迅不管怎么形而上,却始终关心一个“肉”的解放问题,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即社会合理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所以他无法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通过“肉”的磨难而达到“灵”的拯救的思路。尽管鲁迅知道把这种思路带入文学,会使文学获得灵魂的深度和崇高感。在陀氏看来,只有在地狱(苦难)中忍从,才能走向天堂,苦难本身就是天堂的阶梯,甚至苦就是乐,这种东正教逻辑,鲁迅是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只能担当揭露苦难、反抗苦难、拆毁地狱的角色,对于维护地狱的各种鬼蜮,一个也不宽恕。鲁迅的孤独感,不是被上帝抛弃后的孤独,不是失去精神家园的孤独,而是面对麻木的社会,他的呐喊无人回应的孤独。梦醒了,但醒后无路可走。他想改革,但积习太深的国民根本无法理解改革的真正内涵,他所要启蒙的民众,灵魂离他太远了。
    编者:你和林岗合着的《罪与文学》,也说明了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你们认为,陀氏的罪感,是存在之罪,也就是生而有罪,是不遵从父亲的意旨偷吃禁果而播下的原罪。而鲁迅的罪感,则是历史之罪,是父辈文化、祖辈文化的吃人之罪,所以他不再遵从父亲,而要审判父亲,他的《狂人日记》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品,都在审判父辈文化。鲁迅这种对罪的判断,是不是把责任都放在父辈身上,对传统过于苛求?
    刘:鲁迅的《狂人日记》确实是在声讨父辈文化的历史之罪,非常激烈,非常彻底,其它作品也不留情,但是我们在《罪与文学》中特别指出一点,就是鲁迅的可贵之处是不仅揭露父亲有罪,而且正视“我也有罪”。狂人在抗议“被吃”的同时,也确认“我也吃人”——“吃妹妹的肉”,这就是忏悔意识。所谓忏悔意识就是确认我也有罪,我也有责任,我在有意无意中进入了“共犯结构”,就像《药》中的华老栓,无意中也参与了吃“人血馒头”。鲁迅“启蒙”读者,把祥林嫂推入苦难深渊的,并非几个“坏人”,而是与她相关的那个关系网络,我们都可能是扼杀她的共谋。鲁迅关于罪的思索与呈现没有宗教背景,这一点使他与西方思想家区别开来。他看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大罪”,而我们又是这一历史文化的载体,身上带有这一文化的毒菌,所以也有罪,也要无情地解剖自己。西方宗教家认为你的罪是因为你早已背离你的父亲(天父),而鲁迅则认为你的罪(包括我的罪)是因为你我承继了父亲(父辈历史文化)的基因。把握这一巨大的区别,就可以了解鲁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鲁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革者发现“父亲”乃是罪源时,便采取“矫枉过正”的策略,“反戈一击”,宣判父亲不仅有罪,而且有“吃人”的滔天大罪,这当然是太激烈,太偏激了。今天我们只能把当时的思想放在那个历史语境去理解,而不能把它拿来当作今天评价中国文化的准则。
    编者:你最近在香港《文学研究》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大精神类型》,把鲁迅视为热文学的类型,把高行健视为冷文学的类型。一个热烈拥抱是非,一个抽身冷观是非;一个是救世的战士态度,一个是自救的隐士态度。鲁迅在世时,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隐士态度是批评的、不满的,可是你既崇尚鲁迅,又欣赏、支持高行健,这不是有冲突吗?
    刘:我是个多元论者,觉得作家要选择怎样的立身态度,具有充分的自由,我既喜欢鲁迅所爱的嵇康,也喜欢高行健所爱的慧能。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非常宝贵,高行健的“救救自己”也有理由。鲁迅和高行健相隔六十年,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场合和时代语境。鲁迅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生死存亡的时代,用鲁迅的话说是“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代。在那种语境中,鲁迅认为躲到一边饮茶喝酒、玩玩幽默小摆设是不和谐的。鲁迅始终肩扛黑暗的闸门,义无反顾。这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即使在“风沙扑面”的历史场合中,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作家都去当“战士”,也应当允许有些作家抽离战场去进行冷观与进行精神创造。当年的乔伊斯,如果不是从世界大战的战火中抽身,就没有巨著《尤利西斯》。我们不能要求普鲁斯特一定要当佐拉式的抗议社会的作家。高行健所处的历史场合是市场覆盖一切,权力角逐和财富角逐布满人间的社会,而作家一旦进入权力框架,就会失去自由,所以他选择抽离现实权力关系的路向,不做造反者、革命者,也不做审判者和“社会良心”等大角色,只做观察者、见证人和艺术呈现者。他不是不关怀社会,而是从更长远的层面上关怀社会。他是一个卡夫卡、贝克特式的作家,所以我也欣赏、支持。
    编者:你在阐释高行健时,用“文学状态”四个字来描述。你界定的“文学状态”,是非政治、非集团、非功利、非市场的状态,按此尺度,你是不是会觉得,鲁迅有时不在文学状态中?
    刘:我始终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并认为他多数时期都有很好的文学状态,尤其是他的前期。他是个“孤独者”,基本上是一生孤军作战。他虽然关怀政治,但不进入任何政治集团,不上任何政治战车,也没有什么“主义”,更没有权力欲望与功名心,这就是最基本的文学状态。他对政治对社会说了许多真话,甚至说了许多极为犀利的激愤之辞,但这些言论文章,都是作家的真诚由衷之言,并非政客的虚假之言。正因为是作家的率性之言,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尊敬鲁迅,就把它上升为普遍理性原则,更不能把它视为革命真经,这样不仅会误导社会,而且也会毁掉鲁迅。我常感到惋惜,鲁迅的文学生涯太短,从发表《狂人日记》到去世,还不到二十年。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他又花了那么多时间去介入社会纷争,特别是后期,他受国际上的左翼思潮的影响,也宣称文学是政治斗争的一翼,政治倾向性过于强烈,在文学之外花费了太多心思,无端地消耗了自己的一部分天才。后期鲁迅的“知识分子角色”常常压倒“文学家角色”,换句话说,鲁迅后期常常离开文学状态。所以我用“文学状态”来描述高行健,却不用这四个字来描述鲁迅,我宁可用“特异精神状态”来说明鲁迅这个伟大的文学家。
    编者:你能讲讲鲁迅精神状态的特殊点吗?
    刘:鲁迅的精神状态很特别,也因为特别,才形成他的人格奇观。我们可以多视角地观赏他特异的精神状态。仅以他的文学出发点而言,就非常奇特,可以说,他一步入文坛,写作《狂人日记》,就“破釜沉舟”,不留后路,不留退路。他宣布中国的人文体系是“吃人”的体系,不留任何余地,不给老祖宗一点面子,完全是与之决战到底的姿态。他的作品和思想的彻底性,正是来自这种精神状态的绝对性。宣布与传统决裂,不留后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前路,西方文明并不是他的前路,他不像胡适,对西方文明有那么多认同,他很早就怀疑以“众数”决定一切的议会民主。他崇尚的文学并非欧美文学,而是果戈理所呈现的俄罗斯文学和东欧等小国的被压迫民族文学。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他不信神,没有宗教信仰,也就是说,他也不指望天上有路。最后,他甚至觉得地下也没有路,即死后也没有路。祥林嫂担心死后被锯成两半,提出人死后还有灵魂吗?这是鲁迅的问题(祥林嫂不可能提出这种问题)。显然,鲁迅觉得死后灵魂也无路可走。在前后上下的困境中,他只知道自己是个过客,只是努力活在当下,努力往前行走。他的战斗几乎是在四面楚歌、四面埋伏状态下的战斗。在没有前路后路和天上地下之路的境遇下,既不自杀,也不颓废,既不发疯,也不退隐,那就只有选择决一死战的殊死战斗。“能杀才能生”,这是他的人生理念,也是他的精神状态。他就是要与黑暗抗争到底,不惜与黑暗同归于尽。《铸剑》中的黑衣人(宴之敖者),他的人格化身,所选择的路就是复仇到底、与仇敌同归于尽的路,这是一种气壮山河但又令人感到恐怖的路。鲁迅的这种特异精神状态,是战士状态,猛士状态,甚至是“死士”状态,其感人处是一点也不妥协,其让人困惑之处,是“一个也不宽恕”。
    编者:鲁迅的精神状态为什么如此紧张,如此决绝,这是不是与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有关?
    刘:显然是的。要说把人生只有一次的“地球之行”视为“地狱之行”,那么,鲁迅是典型的一个。可以说,鲁迅是中外作家中一个具有最高地狱意识的作家,一个充满地狱感的作家。他把中国视为地狱,用他的语言表述就是“铁屋子”。鲁迅所以要作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斗,就因为他决斗的对象是没有窗口的、令人窒息的千年铁屋,是笼罩着大黑暗的牢狱。这种创作出发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相似,两者都有高度的地狱意识。但丁是地狱意识最高的伟大诗人,但他的《神曲》尚有三界:天堂、地狱、净界(人间)。而鲁迅不信天堂,也没有净界,他宣称“我活着的并非人间”,人间也是地狱。在他看来,社会上各种名目的争斗,无非是争夺谁来主宰地狱的权力角逐。他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集外集•杂语》)。铁屋中、地狱中只有黑暗,只有鬼蜮和被鬼蜮统治的奴隶,只有“黑暗的动物”与“死魂灵”。因为充满地狱意识,他才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也因为充满地狱意识,他的作品才充满“毁灭”意识,恰似弗洛伊德的“死亡意识”。他译法捷耶夫的《毁灭》,那么爱这部作品,这与他的“毁灭意识”是完全相通的。鲁迅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也就是说,无毁灭便无可言新生,必须先推倒地狱再说。鲁迅被革命家们所认同,大约也正是这种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毁灭意识。
    编者:鲁迅的“无破坏即无新建设”的思想恐怕不能成为普遍的命题,他的毁灭意识是不是也过于激烈?
    刘: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当然不能成为普遍命题,不可视为普遍真理。这是一种革命意识、革命理由,一切革命者大约都会维护这一命题,包括现在还很时髦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大讲颠覆、解构,其致命的弱点是只有破坏意识没有建设意识,只有解构意识没有建构意识,只有空头理念没有精彩作品。我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世界发展的逻辑应当是先立后破,先建设后破坏,建设新的自然就会淘汰旧的。确立一种新规则自然就破坏旧规则,就像自然科学,新的原理一旦确立,旧原理就被淘汰。我们完全能够理解鲁迅,但不可把他说过的话当作四海皆准的真理。鲁迅没有天堂,没有净界,也没有类似引导但丁的女神贝亚特丽丝。他的绝望感是可以理解的。
    编者:鲁迅“破釜沉舟”的精神状态与地狱意识,对他的作品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鲁迅特异的精神状态与意识,给他的作品带来巨大的力度。他的现代小说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如晴天霹雳,“力拔山兮气盖世”,其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让中国震动。也只有破釜沉舟,才有《铸剑》这种与黑暗同归于尽的大崇高。这部作品显示一种“与汝偕亡”的石破天惊的死亡意识,一种“你死我也死”的黑色力量。这种意识绝不可以上升为普遍原则,但在文学中却可表现,我多次讲过,成功的作家,都有一种文本策略,就是把自己捕捉到的感受和自己的理念推向极致,这样才能摆脱平庸而走出自己的路。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是允许走极端的领域,和理性领域不同。鲁迅正是把自己对旧中国的感受推向极致,一点也不留情面。他是伟大的疗治中国的医生,是伟大的中国国民性的解剖家,他的刀、他的匕首,其力度无人可比。不过,他的精神状态也确实带给他一些坏脾气,他对中国社会坏的方面看得太深太透,把有些好人也看坏了。例如,他对梅兰芳的批评,近乎把梅兰芳看成“妖”。他称顾颉刚先生为“鸟头先生”,也把这位认真的学问家视为“怪物”,他对李四光、梁实秋、施蛰存等的批评都过头了。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语言暴力那么厉害,他和创造社都有责任。总之,鲁迅虽然是个疗治中国的伟大医生,但他只是个病理学医生,并非生理学医生,他没有给中国的生长和发展开出任何药方。无论是社会主义药方还是资本主义药方,无论是民主的药方还是开明专制的药方,他都未曾开过。
    编者:你曾写过,鲁迅最突出的成就是对民族劣根性的解剖与揭示,但鲁迅已经去世七十年了,国民性命题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有点过时了?
    刘:没有过时。所谓民族性、国民性,是指全民族性、全国民性。这个大概念首先悬搁民族的多阶层、多类型的区分,把民族视为历史的整体存在,把国民性视为千百年来历史积淀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说,不是把民族视为语言单位、经济单位、地理单位、阶级单位,而是视为精神性格单位,因此,国民性是不论身处政府机构、文化单位,还是身处民间社会的中国人共有的特性。鲁迅感到悲观与绝望的正是这种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精神性格。他觉得,中国人正是从“根”上出问题了,从基因上出问题了。中国国民性病症已病入膏肓,病入骨髓,病入本能深处,因此,不动大手术,不下重药不行。他的许多文章都在说明,中国除了制度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文化问题,一个深层文化心理问题,这就是国民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好制度到了中国都会变形变质。鲁迅所提醒的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例如他曾提醒,教授、博士,原是好名词,但到了中国,可能会变得一团糟,事实上,正是这样。鲁迅说,抓住中国人爱面子的特点,就抓住了中国人的精神总纲,讲面子,就是虚荣,就是表面功夫、场面功夫、媚俗功夫。当今中国,到处是精神浮肿病,从上层到下层均如此,连教授、学者、作家也如此,面子大于良心,姿态大于真理,名号大于作品。可见,鲁迅的提醒并没有过时。
    编者:你在论述鲁迅解剖国民性的成就时,曾说,他不仅揭示国民的病态灵魂,而且塑造了阿Q 这样一个灵魂意象,给中国贡献了一个阿Q。但是,这个意象是鲁迅前期塑造出来的,如果是后期,可能塑造出来吗?
    刘:不可能。因为他后期接受了阶级论,一想到阶级归属,就麻烦了。从经济地位上说,阿Q 是社会底层的雇农,没有财产妻小,没有土地,所住的土谷祠,也不是他的房子,他真正是一无所有的乡村无产阶级。按阶级论的逻辑,这样的阶级分子,应当是很淳朴、很诚实的,但是,在鲁迅笔下,恰恰是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者阿Q,身上带有中国旧文化的全部病毒,中国国民性的全部可怕弱点。奴才性、专制性、投机性、自私性、排他性、狡黠、滑头、虚荣、麻木、自卑、自负、自欺欺人、媚上压下等病态,全都集于一身。尤其是精神胜利癫狂症,更是突出,愈是失败,就愈是胜利,小失败,小胜利;中失败,中胜利;大失败,大胜利;失败得最惨,也胜利得最欢;最惨时就是砍头,但他也叫得最响:二十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至死还麻木,至死还虚荣,至死还“死要面子”,面子下全是瞒和骗。所有这一切是哪个阶级的特性?是贫雇农的特性吗?可以肯定,鲁迅一旦接受阶级论,就写不出阿Q。文学是真实人性的见证,也是真实的民族性的见证。文学不是理念的形象转达,不是意识形态的号筒。真实的人性和真实的人类生存困境,一旦经过理念的过滤,就会失去它的生动性和魅力。鲁迅后期接受阶级论,对“知识分子鲁迅”可能有收获,但对于“作家鲁迅”,则是一种损害,一种不幸。甚至可以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不幸。
    编者:以前大陆曾有人把鲁迅的方向“确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方向,你支持这种规定吗?
    刘:尽管我格外敬重鲁迅,但并不支持这种规定。前边已经说过,我是个多元文化论者,尊重不同的文化选择与文学选择,尊重不同的精神类型与文学类型。在日本,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一个唯美,一个关注社会,虽处两极,却都有其价值,如果日本规定其中的一个为文学方向或文化方向,那是很荒谬的。同样,如果法国要在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佐拉、贝克特、普鲁斯特等不同类型的作家中找一个方向盘,也是荒谬的。佐拉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普鲁斯特则完全不理会社会,贝克特更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他们的创作个性差异很大,但都丰富了法兰西民族的文学文化,哪一个能代表法国民族文化的方向呢?方向的规定是真正本质化、简单化的规定。鲁迅是中华民族经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大失败、大耻辱之后对民族文化进行大反省的作家。因为受到大失败大耻辱的强烈刺激,反应难免过度,对民族文化坏的方面也难免看得过头了,以致把民族文化视为“吃人”文化。把鲁迅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可以理解。但如果把鲁迅对民族文化的声讨和绝对化的批判视为方向,则是很危险的。鲁迅作品的精神基本点是抗争的、批判的、颠覆的、战斗的,其了不起之处,是他能赋予抗争精神以很高的审美形式。但是,今天如果还把鲁迅的精神基点视为文化方向就未必正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的精神基本点完全不同的胡适、冰心、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我们不能说他们的方向不对,以往大陆的文学史写作,正是在这点上,有过很严重的教训。
    编者:十多年来,你主要在海外、港台地区讲学、写作,依然不忘鲁迅,在更能激励思想者有所发现的时空里,认真反思,摈弃一些简陋旧观,通过自身的生命体验,从真实人性,从文化精神内质和东西人文思想比较的角度重温鲁迅,提出上述很有意思的见解,使“鲁学”增添了新课题,更显生命力。我想,有志钻研鲁迅的读者,将获益匪浅。原载香港《城市文艺》2006 年第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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