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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杨继绳 点击:24567次 时间:2013-01-21 13:53:19
孙怒涛是我在清华的同学,我们都是1966届的,都因文革延迟分配,因而共同经历了清华文革的全过程。如今,我和老孙都退休了,在百年校庆上相会。不久,他就发来了《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写的他在文革中的经历,让我读后写点东西。读了这本著作的初稿,产生一些想法,写出来和大家交流。
  
  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最后毛泽东还是采取刘少奇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
  毛没有直接管清华的文革,是通过周恩来、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来贯彻他的意图。中央机关一些人,也根据自己探测的毛泽东的意图,把清华学生当枪手。阮铭就是一例。
  8月19日,唐伟、吴栋、陈育延贴出《王光美是[华园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当时有同学对我说:“快去看唐伟他们的大字报!你曾贴过王光美的大字报,要不要再写一张帮唐伟添把劲?”
  我看了唐伟他们的大字报,感到很震惊:我的大字报说王光美“定调子”,是我亲耳听到的,她当政治“大扒手”我怎么能知道?当时我不知道唐伟哪里来的这股勇气。2009年我向唐伟提出了这个问题。唐伟回答说:是阮铭让我们写的。写完后我们还不敢贴,放了几天,还是阮铭鼓励我们贴出去的。当时阮铭是中宣部的一名干部,可能他得知毛要打倒刘少奇的意图,就让学生们冲在前面。文革后,阮铭发表了很多文字,可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刘少奇与清华文革
  
  刘少奇最先插手清华文革。他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最早贴出反对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如果不是从自己家里摸了底,我想他们是没有这个胆量的。陈继芳描述了她亲历的过程:
  有一天,刘涛、贺鹏飞来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楼一个房间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人。那是一次神秘的会议,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开会一样--一样的通知形式,一样的召开方法,李黎风(李井泉之子)激动地宣布:“清华大学校党委是修正主义的!蒋南翔是黑帮,我们要重炮猛轰!”还说:“前一阶段,大家站稳了立场,你们都是清华的左派,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党中央支持你们!”刘涛说:“党中央感谢你们!党中央要清华左派组织起来!”她的话使我们万分激动,由于是秘密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低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次会议上,我还结识了乔宗淮(乔冠华之子)、胡劲波(胡克实之子)等高干子弟。(陈继芳、马小庄《潮起潮落》,2001年自印本,第22页)
  当时的中央已经是“两头蛇”(中央是“两头蛇”是毛泽东说的。陶铸、叶剑英在不同场合都向邱会作谈到这个说法。见《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34页),一个头是毛泽东,一个头是刘少奇。刘涛说的“党中央”显然是刘少奇主持工作的“党中央”。
  根据刘少奇的指导思想,19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陆续进驻清华大学,工作组一进校就罢免了学校的全部官员,完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刘少奇直接过问清华的文革,派他夫人王光美当工作组的顾问。正像中央文革小组对江青唯命是从一样,清华工作组在王光美面前当然也是唯命是从的。王光美来清华时,一位目击者有一段描述:
  6月的一天,自9樊程在主楼前值班巡逻,一辆轿车停在校门外公路边,一位身着中山服、个子高挑的中年女干部,骑上后备箱中搬出来的自行车,从主楼前骑进入清华。这个女干部就是工作组顾问王光美。(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记忆》第86期)
  王光美一脚踏进清华,就惹下了决定她和刘少奇命运的大麻烦。
  我一直无缘见到王光美。孙怒涛描述了他亲眼看到王光美的情景:7月30日,晚饭时间,我已经打好饭菜正在吃了。忽然,就餐的人群骚动起来,听周围的人在说:王光美来卖饭了。
  匪夷所思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到清华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食堂卖饭来了!我顺着大家的目光扫视过去,发现有好些同学都涌向食堂的西北角。那些还没有打饭菜的同学都跑到王光美的售饭点上排起了长队。其他几个售饭点上卖饭卖菜的师傅也伸长了脖子往那里瞧,他们面前买饭菜的同学已经少得可怜。
  那时候,九饭厅的售饭点很简单,就是在一张条桌上放一笸箩的馒头、窝头再放一大搪瓷盆菜。我看到王光美系着白围裙在打菜,主食由其他的大师傅卖。
  王光美是名门闺秀。我想即使她在桃园搞“四清”,与老百姓搞“三同”,也只是摆个姿态,不会真正出力气的。这次来食堂打菜,对她来说,肯定是相当重的力气活了。不多一会儿,那只打菜的手腕似乎有点力不从心。本来是单手打菜的,后来经常需要另一只手来帮一下了,就像打网球一样。
  边上的大师傅见状,想来替下她。要是她只站在旁边看大师傅打菜,那算什么“劳动”呀?于是,头脑还算活络的大师傅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大师傅打好菜以后,让王光美再用筷子夹上一点菜--加菜。
  我倚着墙角端着饭碗远远地看着,欣赏着平生难得一见的秀场。看到她这种做做样子的劳动,用现代流行语就是“做秀”,心里觉得直反胃。
  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随行的记者拍照摄像。要是在现在,肯定要在媒体的头版头条大肆宣传一番的。
  事后听说“有人呼:‘刘主席万岁!’王光美默认。”我在现场的时候,没听到有人呼这样的口号。不过事后在大字报区,吹捧王光美的大字报还真不少。说什么贵为国家主席夫人,屈尊下基层为学生打饭卖菜,体现了中央首长对清华文革的巨大关怀,云云。
  王光美把清华大学当作“桃园”,把她的“桃园经验”用到清华来了。她左手把大批干部打成“黑帮分子”,右手把700多名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她6月来清华,一直深藏不露。连已经承诺和工化系学生见面,还是找了替身,造成了把蒯大富推上政治舞台的一场误会(6月21日,王光美原来约定和工化系的学生开座谈会,开会时来了一位女士,蒯大富等以为是王光美,后来才知道不是,蒯大富等写了一张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进一步加深了蒯大富对工作组的怀疑)。然而,毛泽东批评工作组以后,她频频现身,又是讲话,又是卖饭。她是想“挽狂澜于既倒”,还是想作一个精彩的告别?我想,这应当是毛刘角逐溅出的一朵小浪花。
  薄一波和刘少奇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刘少奇派到清华的工作组长叶林是薄一波在国家经委的副手。薄一波当然十分关心清华文革。他至少两次到清华,他到清华如何指导工作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同蒯大富那场精彩而有趣的对话已广为传播。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看《清华蒯大富》这本书。这场对话发生在科学馆和大草坪间的那条路上,当时我在那里看大字报,可惜只赶上了一个尾巴,看到了一位头发稀疏的“胖老头儿”在人群众中指指点点地说什么。
  我从延庆四清工作队回来以后,工作组指定我为“汽六一”班的文革组长、团支部书记。负责我班的工作队员是一位来自林业部的赵女士,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凡事请示她的上级、“汽六”年级工作组负责人是王茂林。王茂林也是林业部来的。刚开始我是听工作组的。“汽六五”的李文藏、电机系的甘小杰和“汽六一”的吴文忠从林学院抄了《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署名“李小忠”在清华张贴。由于这个谈话和工作组的精神不一致,他们被工作组打成“小三家村”,在大礼堂开批斗会。作为班上的文革组长,我也参加了批斗会的组织工作。吴文忠是调干生,是我班的大哥,对他的批判我一直心怀愧疚。后来工作组还要批判我班另一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我不同意,和王茂林吵了一架。
  王光美整蒯大富我开始不在意。她组织了万人针对蒯大富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蒯大富”的口号。我在游行队伍中想:这么大的政治压力,蒯大富会怎么样呢?后来看到蒯大富那么坚硬,我心中暗暗佩服和同情。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宣布了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天晚上,在同学们激烈批评工作组的发言以后,王光美竟然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拐弯抹角地为工作组辩护。她说:“你们有你们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还公开讲她和刘少奇的“生活关系”。当时刘少奇还很有威望,她搬出刘少奇,使我们感到她有以势压人的味道。她还没有讲完,我就贴出了上述大字报,说王光美的讲话为辩论工作组问题“变相地定了调子”。当时《人民日报》批评走资派在群众运动中“划框框,定调子”。我这里用“变相地定了调子”,为王光美留了一点余地。王光美在她的10月10日的检查中采纳了“变相地定了调子”这句话。这天晚上,叶志江也贴了批评王光美的大字报。
  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期间,每天回家向刘少奇汇报情况。对清华工作组的问题刘少奇有直接责任。刘少奇还深夜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当时有人把“梁思成日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了,其中有两句自责的话:“我有两个缺点,一是好逸恶劳,二是爱玩女人。”刘少奇看了说:“梁思成跟他父亲一样的坏!”刘少奇这样贬损梁启超我很吃惊。
  
  周恩来与清华文革
  
  毛泽东7月18日回北京不久,就委托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周恩来在清华的几次活动中说:“党中央、毛主席叫我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找了两批清华大学的学生开座谈会,听取学生们对清华文革的意见,每个座谈会三个小时。一个座谈会是“临筹”的头头,即刘涛、贺鹏飞等人;一个座谈会是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即雷蓉、王小平等人。当时蒯大富还没有平反,31日,周恩来又两次共用6个小时听取了蒯大富的汇报。这三次活动大概是调查研究,可能是为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准备。几天以后,8月4日,他就到清华大学的万人大会上讲话。8月22日,再一次在清华大学的万人大会上讲话。
  周恩来同临筹的头头谈什么不得而知。找批评工作组的那一批人座谈,当中有我。大概是因为我写了《王光美同志在定调子》那张大字报的原因。那是星期六下午,我们从甲所乘一辆旧吉普车到人民大会堂(雷蓉、王小平以外的8人)。参加座谈会的共10人,有雷蓉(外贸部长雷任民之女)、王小平(王任重之女)、张征尔(自0的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同学),还有工化系6年级一位姓鲁的男同学,其他几位记不得了。雷蓉、王小平、张征尔等高干子女称周恩来“周伯伯”,我们称“总理”。座谈会开了3个小时。我回来后作了追记,现在还留着。
  周恩来叫到每一个人的名字时我们像课堂上老师点名一样站了起来。周说:何必这么客气?不要站起来,我们随便些。他问每一个人的年龄、几年级、家庭出身,父亲干什么,祖父干什么。我们中间有几位不知道祖父是干什么的。周笑着说:“这可不行,要了解家史,过五关嘛,家庭是一关。要了解祖宗三代。社会调查必须揭三代,挖思想影响必须追究三代。当然最后还得看本人表现。”
  “揭三代”?在以后血统论横行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三个字。
  周问到一位同学的母亲干什么,这位同学说:“她走了!”周问:“怎么走了?”这位同学说:“她和我父亲离婚了,和别人结婚了!”周问:“你去看她没有?”这同学说没有看她。周说:“看来你还有点封建,她离婚是按婚姻法办事嘛,你为什么不去看她呢?有人说我们老年人有旧框框,看来你们年轻人也有旧框框,”说到这里,周笑了:“嘿嘿,我抓你的小辫子了,你回去给我贴大字报吧!”
  周问我几年级,我说六年级。周说:“大学还有六年级?太长了,陆定一就是喜欢长!”
  雷蓉说:“过去被当做‘蒯派’整过的人现在矛头指向了文革干部,这些文革干部原来都是反蒋的左派,我觉得这样不对。过去整‘蒯派’只能怪工作组,不能怪这些学生干部。”几位同学同意雷蓉的意见,周总理也同意。
  一同学问:“为什么叶林不承认错误?”周说:“总得有一个认识过程嘛,别看他岁数很大,他没有想通的时候和你们年轻人一样。”
  一位同学说:“周伯伯,你昨天在人大会堂讲话时说错了一个字,把自上而下说成了自下而上。”周说:“昨天我没有讲稿,只有一个提纲。少奇同志的讲话也没有稿子。只有小平的讲话有稿子,我们都看了。我是68岁的人了,心里想的和嘴里讲出来的有时不一样。你们对我的讲话可要一分为二呀!”
  我接着问:“对毛主席的讲话要不要一分为二?”周立即回答:“那可不能一分为二!他的讲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多年以后我想到,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是同一个意思。
  周还和大家讨论了下一阶段如何“斗批改”的问题。
  在座谈中我们虽然七嘴八舌地提了很多问题,他总是滴水不漏。 周恩来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孙怒涛在他这本书中记录了他亲历的周恩来的一个细节:
  记得有一次接见过程中,周总理起身向边上走去,可能是想到卫生间去。走到半途,忽然听到接见的人群中不知那个造反派唱起了国歌。周恩来听到了,马上停住脚步,端着右臂,一动不动地凝立在那里,直到这边唱完以后才再起步。那份谨慎,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的事情很多。我只写我亲身经历的事。他在清华参加的两次万人大会已被记入史册,清华校友们已经对两次大会补充了不少细节。8月22日那次我再补充一点细节。为了和官办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唱对台戏,8月22日,我们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来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系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我和任彦申组织起来的。当时我们争取到了“保卫总理”的任务(其实中央警卫局已有保卫,我们只是象征性地在外围站岗),十分高兴,十分光荣。官办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是红绸子袖章,我班把王敬同学的红床单撕了做袖章。那天下大雨。周恩来站在雨中讲话,有同学给他打伞,他推开了,执意要在雨中讲话。全场万人齐声高喊:“打伞!”“打伞!”“为总理打伞!”场景是很感人的。
  
  毛最后还是采用刘少奇治理清华的办法
  
  毛从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入手介入清华文革,最后还是采取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办法解决清华问题。不过,他派出的不是500多人的工作组,而是3万多人的“工作组”。其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还得从清华的文革过程说起。孙怒涛的书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我再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概述一下。
  工作组主政期间扶持成立了以贺鹏飞、刘涛、李黎风、乔宗淮等高干子弟组成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临筹”),我们称之为“伪临筹”。“临筹”成立时,我在大礼堂草坪南头日晷附近的席子上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很简单:“毛主席说‘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高干子弟没有吃过苦,他们不可能是左派,不是左派怎能当‘临筹’的领导?”“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是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中的一句话,这个谈话在文革前就传达了。“不是左派不能当领导”是当时通行的政治标准。这张小字报贴出后,周围写满了批评和支持的批语。
  工作组撤出清华以后,“临筹”在清华主政。但他们控制不了局面。
  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反工作组的学生,成立了一些“战斗小组”。工作组撤了以后,就清算工作组“余毒”、批判“伪临筹”。在我们系有两个比较活跃的战斗组,一个是我组织的“云水怒”,成员有钱寿民、周泉缨等人;另一个是任彦申组织的“剌刀见红”,成员有尹尊声、孙述璞等人。我们两个战斗组观点一样,经常写大字报互相呼应。钱寿民和周泉缨口才好,让他们当了“云水怒发言人”,他们俩经常在大礼堂的辩论会上发言。全校这样的战斗组很多。大礼堂的辩论全也很多。唐伟、陈育延、孙怒涛等都是活跃分子,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千钧棒”的头头沈如槐经常到我班来找钱寿民搞“革命串联”。这些战斗组都是清算工作组、批判“伪临筹”的。没有参加“破四旧”,没有搞武斗,更没有搞“血统论”和“红色恐怖”。不过,学校行政中心工字厅门前的两尊大石狮子被拖到百米开外,是我们这批人干的事。
  “临筹”领导成员是工作组倚重的对象,是反蒯的主导力量。8月7日,“临筹”提出结束对工作组的批判,把斗争方向转到批“黑帮”上,即“八七建议”。显然“八七建议”是保工作组的,背后是保王光美、保刘少奇。8月8日,反对工作组的一派学生组织“八八串联会”,否定了“临筹”的“八七建议”。8月9日,支持“临筹”的刘菊芬(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刘宁一之女)等针锋相对地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坚持“八七建议”。成立“八九串联会”是王光美支持的。清华大学就这样分为“八八”派和“八九”派,一派要批工作组,一派要立即批蒋南翔。当然,“八八”派并不保蒋南翔,只是说肃清工作组的影响以后再批蒋南翔。“八九”是多数派,是和“临筹”一体的掌权派。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后,“八九串联会”就翻牌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来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少数派,在强大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面前,我们感到势单力孤。自控系的孙银基(即孙怒涛)写了一篇《少数赞》,对我们鼓舞很大,孙银基也在造反派中一举成名。
  8月24日,贺鹏飞等组织十二校的中学生红卫兵撕掉了全部大字报,用皮带殴打不同意见的人,强迫“黑帮分子”拆二校门,孙怒涛在书中记录了他的见闻。那一天我也在现场。事后我们一批人到府右街中央接待站去告状,身穿灰色毛料中山装的周荣鑫接待了我们。他没有表示支持我们,使我们失望。
  我们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本来是继蒯大富之后起来的,但蒯大富已经被工作组搞得很臭。给他平反以后,他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接纳他。蒯大富回忆说:“张春桥见我独往独来,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朱成昭、韩爱晶也建议我成立一个组织。”(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38页)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9月24日,蒯大富等组织的“井冈山兵团总部”正式成立,他们想在校广播台上广播成立宣言,贺鹏飞不同意。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三司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等人参加并发表支持的讲话,清华井冈山才发展起来。
  这样,清华大学就出现了三个学生组织:以刘涛、贺鹏飞等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八八派”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共中央10月工作会议以后,保守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逐渐式微,到年底基本解体。剩下的两个主要的学生组织都是造反派,一个温和一些,一个激烈一些。清华大学红卫兵解体以后,其中很多人归附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旗下。
  在江青的说服和督促下,1966年12月19日,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此时保守派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造反派在清华一统天下。井冈山兵团总部就是管理清华的最高领导机构。曾经总管全校行政事务的是张学琛。蒯大富倒霉后,张学琛也跟着倒霉。他当不了官,出不了国。在百年校庆的一次聚会上张学琛满怀委曲地对我们说:“我管事的时候你们的助学金少了一分钱吗?教职员工的工资少了一分钱吗?我贪污了一分钱吗?食堂照常开饭,医院照常门诊,那时我才20出头啊!”张学琛是一位管理人才,文革耽误了多少这样的人才啊!
  虽然联合了,井冈山兵团内部在一些问题上常有争论。例如,1967年“捉鬼队”通过欺骗手段把王光美弄到清华,在西大操场批斗,号称“智擒王光美”。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持批评态度。1967年4月,由于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和“清华井冈山兵团”有对立之势。5月29日正式成立“井冈山四一四总部”。这样,清华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老团儿”,是掌权的多数派)和“井冈山四一四总部”(简称“四一四”,“老四”,主要成员是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在野的少数派)。我也成了“老四”。蒯大富不承认“四一四”是造反派,说我们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一些小地主也挂上红布条参加革命),代表人物就是唐伟。“团派”当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了。那个时候,“造反派”是一个很光荣的称呼。谁会想到,文革被全面否定以后,“造反派”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了。
  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持续了一年半的斗争。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两派头头们采用了种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对付对方。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清华有很多重要的机密专业,向学生传授很多重要的机密技术。现在,最重要、最机密的技术--权术,已经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群众组织头头们,都产生在极权制度下,都尊崇阶级斗争理论,难道还期待他们有什么政治文明吗?看到两派头头们不停地耍权术,多数群众是厌恶的,外出串联的,当逍遥派的越来越多了。权术表演的观众越来越少了。
  然而,已经登上舞台的演员们还得继续表演。毛泽东支持蒯大富,不喜欢“四一四”。周恩来是同情“四一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团派”想凭借他们的优势地位,实现两派联合、尽快建立以他们为主导的革委会(革筹小组共22人,其中学生代表13人,团派9人,四派4人)在中央文革的干预下,两派还签订了促进联合的协议。后来“四一四”不同意签订协议中的某些条款,一直无法联合,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
  看到很多省市建立了革委会,蒯大富也急于建立革委会。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几次明确地表了态,要求老四支持蒯大富成立革委会。以团派为主体的革委会筹备小组提出:“拿出12分干劲,下定24分决心,充分运用‘四大’武器,昼夜奋战,分秒必争,全力以赴,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一定要在5月30日前成立革委会”。招贴画到处张贴,宣传车四处广播,还向全国各地发电报、挂长途,5月30日成立革委会的决定全国皆知。兵团总部上上下下,齐心合力,忙忙碌碌,高音喇叭制造着喜庆的气氛。大礼堂区、东西干道、主楼广场彩旗飘飘。从全国各地来的造反派代表也陆续到校。
  蒯大富不仅限制四派进入革委会的名额,还在舆论上大张旗鼓地批判四一四。对于四一四推荐的革委会委员候选人,采取“先搞臭,再进来”的办法。这是学习毛泽东中共七大时对王明的办法。老四不希望成立这样的革委会,但又不能公开反对“建立红色政权”。老四决定来一个釜底抽薪:5月29日,四一四串联会正式从井冈山兵团里分裂,成为独立的井冈山四一四总部!在毛主席号召“大联合”的政治气候中搞大分裂,这是一个政治风险很大的事。谁也没有想到,在关键时候,周恩来帮了老四的忙。孙怒涛在书中记录了这一关键时刻:
  5月30日凌晨4点左右,团派广播台紧急广播了谢富治给蒯大富的一封信:“蒯大富同志并转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你们今天成立革命委员会,我请示了周总理,总理对你校运动非常关心,他要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是总理近几天中央工作特别忙,今天不能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总理建议你们革委会往后推迟几天,请考虑。”这封信连着广播了好几遍。之后,接下来的反应,那就天壤之别了。414方面锅碗瓢勺齐鸣,口号声欢庆声歌声齐响,毫不掩饰胜利的喜悦。而团派方面则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一片死寂。
  革委会成了泡影,两派更加尖锐对立。蒯大富看到聂元梓用武力解决了她的对立面“北大井冈山”的作法得到了中央支持,他也效法,1968年4月23日发起武斗。四一四也不是等闲之辈,在4月23日之前就到处占楼,武斗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双方武斗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7日,号称“百日大武斗”,致13人(其中大学生8人)失掉了年轻的生命。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武斗,老团和老四同归于尽。
  毛泽东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刘少奇的工作队有什么不同呢?都是外力介入,都是全面接管了清华大学的一切权力。都不是采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
  
  毛泽东采用刘少奇的办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原来设想文革搞半年,后来不行,延长一年,现在“天下大乱”两年了,他期待的“天下大治”还没有影子。他派出的支左部队很多支持了保守派或造反派中的一派,各地的造反派都分裂为不同的派别。造反派不同组织之间,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出现了混战,很多地方发展为动枪动炮的武斗。1968年夏天以后,“大联合”、“三结合”成了主调。已经复职的官僚们和支保部队一起挤压造反派。造反派怎能心甘情愿地被边缘化?各地造反派头头们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对抗行动。广西造反派“四二二”为了迎战用支左部队的枪支武装起来的“广西联指”,竟然拦g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为此发了严厉的“七三布告”。造反派,当初作为毛为整治官僚们的“石头”,现在不仅没有作用,反而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的绊脚石,成了“新生政权”革委会的对立面。 江青说:“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8年7月17日,由广州“红旗”派负责人、中山大学“八三一”头头武传斌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个会议,准备成立全国性的造反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北京造反派头头也出席了会议。虽然这些造反派是在受压的情况下采取的反抗行动,但违反了“大联合”“三结合”的战略步署,特别是想建立中央早就明确不准建立的全国性组织(1967年初就已经明令取缔了几个全国性组织),犯了大忌。这个会被定为“黑会”。
  1968年7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接见广西来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军队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当时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口径一致地严厉斥责了造反派,审判式地追问这个“黑会”的详细情况。陈伯达在会上点名批评蒯大富:“北航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清华能解决你们的问题吗?韩爱晶、蒯大富不要狂妄自大。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毛泽东思想,他们懂得多少?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
  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时警告不听话的造反派:“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事后,一些地方的造反派真的当土匪被围剿了,广西“四二二”十万人被屠杀。其实,搞极端行为的不单是“四二二”,他们的对立面“广西联指”也是搞了的。军队和一些老干部支持“广西联指”,“四二二”没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对造反派已经没有耐心了,对广西的“七三布告”,7月25日“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们对广西来京人员的严厉批评,就说明毛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群众组织问题。而军管、派庞大的工作队是最有效的办法。
  7月27日派工宣队之前,蒯大富等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他完全不知道进驻清华的大批工人、解放军是毛泽东派来的,还以为是“杨余傅及其黑后台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围攻红卫兵小将”!他跑到电报大楼向中央发电报求救。就工宣队进清华一事,毛泽东对蒯大富说:我这是来为你解困,“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毛泽东没有估计到团派会开枪打死打伤工宣队员。
  如果在派出工宣队之前向蒯大富打好招呼,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个招呼是必须打的。7月28日,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什么叫“间接打了招呼”?应当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打招呼。这个中间人是谁?我猜想周恩来的可能性较大。周恩来虽然对清华两派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倾向是很明显的。如果通知了蒯大富,可能是另一种结果:蒯大富不会犯武装反抗的错误。两派在工宣队的帮助下联合。在联合中蒯大富还是占主导地位。多年来,周恩来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疑心,一直不谈战略,只管操作。但他心中不是没有战略,而是通过操作上的细节来实现他的战略思想,这就是他手段高明之处。
  
  造反派,保守派
  
  为什么群众在文革中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孙怒涛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他的回答:
  通过各种政治运动逐渐在班上同学分成了两个界限不很分明但是大致有点轮廓的群体:优质群体和差质群体。这两个群体分界的标准主要是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优质、差质的具体标准是潜标准,当然是由党组织制订的。对党忠心耿耿、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产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斗争观念强、阶级感情深厚等等,都是政治表现好的重要标志。出身于双革(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及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优质群体的主体,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政治辅导员、党员、党支部委员、团支书、班长等学生干部。
  差质群体中,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的右派学生是其中最差质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认识模糊、立场动摇的学生肯定属于差质群体。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业主、四不清干部家庭的学生,个人品行(譬如有点小偷小摸)、思想意识(譬如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严重)有点问题的学生,还有极端散漫、吊儿郎当、不求上进的学生,都有成为差质生的可能。
  孙怒涛认为,优质生倾向保守的比较多,劣质的倾向造反的比较多。对他的看法我要作一点修正和发挥:
  我同意孙怒涛说的:多年的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使得班上同学逐渐地分成了界限不很分明的两个群体。从党的角度看,前者是优质群体,后者是劣质群体;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前者是优势群体,后者是劣势群体。前者在入党、提干、毕业分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当然,优质和劣质是随着政治运动有变化的。有的优质学生,父亲在“四清”中出了问题,他又没有采取和父亲“划清界限”的突出行动,就会成为劣质分子。政治运动是变幻无穷的,如果哪一次站错了队,优质(优势)分子很快点成劣质(劣势)分子。在文革中不是所有的劣势分子都造反的。右派分子就不敢造反,也不让他们造反。优势分子中也有造反的。
  文革开始时,我担任团支部书记五六年了,应当属于孙怒涛说的优质(优势)分子,为什么也贴校党委的大字报?主要原因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被当时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往深处想也有个人原因。在1964年“清理思想运动”中,给我留下了一个政治“疙瘩”。在那场运动中,要求每一位同学都“向党交心”,像教徒在上帝面前忏悔一样,说出自己心中与党不一致的“一闪念”。党委承诺不打击,不记档案,不影响毕业分配。作为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上清理思想运动的负责人。为了落实系里的要求,我动员大家讲出了各人的“一闪念”。青年学生有什么可讲?逼得没办法,有的女同学连对某男同学的“一闪念”也讲出来了,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自己讲什么呢?在上下的压力下,我搜索枯肠,想起了这年暑假回家经历的一件事。回到村里几天后,一位我称她为细婶(没有亲戚关系,这是对年长者的尊称)的农妇,请我帮她写一封信,信是写给她在新疆的一位朋友的,说是在家里日子不好过,想到新疆找工作。信我是帮她写了,但事后心里嘀咕:她是地主的女儿,为什么要去新疆?新疆可是和苏联挨着的!我是新党员,这事不能不告诉党组织。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村里的党小组长。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心里还是嘀咕:如果村里为这事整她,整死了怎么办?我心里有一股同情和恐惧(后来得知,她既没有去新疆的行为,生产队也没有整她)。清理思想时,我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和心理活动讲了出来。我讲完后,政治辅导员帮我分析,说:你能向当地党组织汇报是正确的,但你对她同情,怕她被整死了而有精神压力,说明你有人道主义思想。当时报纸上正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政治辅导员把我的“一闪念”和人道主义挂上了钩。
  过了不久。校党委组织部长在阶梯教室为我们系讲党课。他讲到“什么是党性”时举了一个反面例子:有一个预备党员,暑假回家帮地主婶婶写信,帮婶婶逃到新疆。事后,还怕当地把他婶婶整死,怀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同情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党性是不相容的!我开始不知道讲谁,正琢磨时,又听他说:这位预备党员就是你们系里的!我想,这不是说我吗?我立即写了一个纸条,说你讲的事实不对,我想找你谈谈。我一边喊着一边挤到前面想给条子时,同年级的孙同学(1990年代他成为副部级干部)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喊:“杨继绳,你想干什么?!”条子没有递上去。结果我被延长预备期一年。
  正是这个“疙瘩”,使我对清华大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见。我写的大字报就是批评清华党委的政治思想工作。如果某人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这个“疙瘩”就可能成为这个人行为的动因。当然不全然如此。
  以我在清华的文革经历和1966年10月以后到20多个城市“串联”所看到的情况,我认为参加保守派的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其它政治运动的教训,心存恐惧,不敢站在反对党委和工作组一边;
  二、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老实听话”、不敢独立思考的人;
  三、由于多年宣传,对革命领导干部心怀崇敬、一直把领导干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党的代表”、“党的化身”的人;
  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大学生中,党、团员和学生干部、研究生倾向保守的比较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多持保守态度。
  保守派中虽然很多人是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但他们对秩序的维护和权威的尊重,对维系一个社会有着重要价值。虽然毛泽东在制造“天下大乱”时不需要他们;但是,一旦实现“天下大治”时,他们就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参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几种人:
  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他们真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
  平时“不太听话”、“思想活跃”、“调皮”的人;
  受到党团干部压制的人,处于劣势地位的人通常站在造反派一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处于边缘状态的干部,一般是支持造反派的,有的成为支持造反派的幕后“黑手”。
  大体说来,当时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持保守态度的较多;处于劣势地位的人,造反的比较多。处于劣势地位的人对社会现状不满意,但一般不是对社会制度和共产党有什么不满(当时他们没有这样的眼光),而是对具体的执行者、对当权派的一些个体不满。毛泽东一号召,一给他们自由结社的权利,他们渴望社会平等、渴望个体受到尊重的潜意识,就像是一堆干柴被点燃。他们看到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从心底里有一种自发的痛快。
  在讲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条件下,能够站出来造反并且成为造反派头头的,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行的,没有敢作敢为的气概也是不行的。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个过程,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大治”,就包含着造反派成为牺牲品的残酷逻辑。
  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当时流行一个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摘“队伍不纯”。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冒死写出了支持造反派的动人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的底色,在选择时起着潜在的作用,但到底参加哪一派还是依势而定,要认真观察形势,对大局作出认真的判断,从而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说,文革初期对党委的态度将人们分为保守和造反两派的话,以后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迫使人不得不作出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人们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当时的说法是“站队”。多年残酷的政治运动,使得多数人选择政治风险小的这一派。“站错了队”是很危险的。在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断地“站队”,不断地辨别政治方向,不断地表忠心。当时流传一句话:“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他们作出选择的主要依据。然而,对毛的指示、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那些指示、文件和讲话本身就会自相矛盾、朝令夕改,这也必然造成认识上的混乱甚至对立。
  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其中的一般成员对派别的选择,还有人际关系因素。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在这一派里,就跟着参加了;这一派有两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愿意参加这一派,等等。
  从表面看,造反派反对的只是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权派。从深层看,造反派中激进的一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并不是说17年因政治上专制而剥夺了人权、因经济上统制而极度贫困,而是说17年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主导”,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信息单一灌输的年代,在当时的话语权条件下,对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坏”,就是“恶”,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这个恶,反对官僚制度的恶。孙怒涛在书中写到群众组织头头们的行径时说:“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手握大权以后,以敌对阶级的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除异已,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都是一样的行径。”是的。造反派一旦成了头头,阶级斗争的思想、权力斗争的手腕、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都会充分表现出来。没有新的思想,没有制度创新的要求,造反派一旦掌权,就会像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样,都会成为新的专制者。
  真正的造反派的崛起是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联系的。这里说的真正的造反派是指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即指向特权阶层的那一些个人和组织。这一批人在运动初期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在刘邓的50天镇压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清华是高干子弟从家里得到内部消息反党委,不属此类)。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从此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才真正发展起来。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被送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7月28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只有20个月。1969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第四条规定:“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毛泽东恩准的“结社自由”到此结束。群众组织退出了政治舞台。社会上的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
  总的来看,在十年文革中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由此可见,造反派不是造成“十年动乱”的主角,相反,在文革中造反派受到打压更多。“大联合,三结合”的过程,是打压极端分子的过程,而造反派这边极端分子要多一些。当然,他们的极端态度也与复职的官僚们对他们的排挤、打压有关,是互动的结果。军政官僚们利用“一打三反”、“一批三查”、“清查‘五一六’分子”、清理阶级队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击造反派,文革后“清查和‘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清理‘三种人’”等政治运动,完全是针对造反派的。文革中的造反派的结局是十分悲惨的。可见,强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是不能轻易触动的,触动这部机器的人们大多要落入万g不复的境地。
  保守派在文革中保护了官员,患难识知己,官员们是非常感激他们的。加上保守派有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的基本素质,适合于文革后的重建新秩序的需要。进入八十年代,保守派的头头多数受到重用,有的成了显赫的高官。与他们相对的是,造反派的头头们像过去的“地富反坏右”一样,成了政治贱民。文革以后,保守派头头和造反派头头的处境是有天壤之别的。造反派哪能心服?1983年,以“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反革命罪”,判了蒯大富17年重刑,蒯大富在辩护中问公诉人:“如果回到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没看出来:第一,毛主席会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为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被冤枉的。……我跟审判长说:您比我大十岁,1966年,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已经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您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公诉人无言以对。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文革以后,随着特权的扩张,官僚们离群众更远了。文革中批他们的人被他们整得不能翻身。文革中保他们的人也另有想法。文革中的保守派是除极少数的头头成了高官显贵以外,大多数是良民。这些良民文革后是怎样想的呢?戴厚英女士在她的《人啊,人》这部著作中描述了一位在文革中死保党委书记奚流的女教师心态:“她把奚流当做党的化身,道德的楷模。她相信她付出去的是心,换回来的也是心。她用整个心灵捧托着一具雕像,神圣的雕像啊,像艳阳当空照着她、温暖着她。突然一阵狂风暴雨,把一切都吹散了,颠倒了,混淆了。她眼里看的,心里捧的,都失去了本来的颜色。”文革后,这位奚流恢复了原职,但在这位文革中保卫他的人的眼里:“奚流的职务恢复了,可奚流这个人却只恢复了一半,低级的、令人讨厌的一半。”(戴厚英《人啊,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0年,第109、17页)明眼人一看便知,戴厚英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奚流,而是整个官僚群体。
  
  毛泽东的两难处境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造反红卫兵的“五大领袖”结束时,韩爱晶记下了这么一个动人的细节: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泽东告别了造反派又回过头来交待不要整造反派,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毛泽东这次召见,是造反派的历史终结。人们已经受够了无政府状态的折磨,是该恢复秩序的时候了。怎样恢复秩序呢?一是要告别破坏秩序的造反派,二是要恢复被造反派冲垮的官僚体制。在没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恢复秩序以后还得依靠这些官员,官员们还是要用原来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响应毛的号召起来冲击官僚体制的造反派,一定成为牺牲品。
  毛泽东7o28召见时,多次表示支持“五大领袖”这些激进的造反派,多次批评温和的造反派“四一四”,最使他不满的是《四一四思潮必胜》中的“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思想。毛所指的不是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要坐天下,共产党已经牢牢地坐稳了天下(他一再强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江山永固);而是指打了天下的造反派应当坐天下。然而,只要利用官僚体系来恢复秩序,造反派就不可能坐天下。文化革命已经使造反派和官僚们结下了深仇大恨,要恢复秩序,只能让官僚们坐天下。官僚们坐了天下,造反派势必成为官僚们砧板上的鱼肉。
  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泪了。造反派是因为被边缘化而流泪,毛泽东是因为对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而流泪。毛泽东对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来源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又来自文革前17年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尽管当时已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到了尽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用“极权制度”(totalitarian system)来描述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他通过控制官僚体系来控制全国。官僚体系就在中国共产党内。在任命制的官僚体系下,每一级官员的权力来源都是上级的任命。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所有的官员都对他的权力来源--任命他的官僚负责。官僚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他没有必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官僚集团和亿万百姓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格局。官民矛盾势必尖锐。
  王亚南(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译者)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官僚体制内部有三对矛盾:最高领导人和官僚集团的矛盾;官僚集团和普通百姓的矛盾;官僚集团内部不同派系(山头)之间的矛盾。官僚制度总是力图使这三对矛盾处于均衡状态。然而,这种均衡不是使社会和谐,而是使社会保持着一种张力。毛泽东不喜欢这种均衡。他要打破均衡,利用这些矛盾来制约官僚,防止政权变质。结果造成官民之间,官官之间的大混战。毛泽东虽然处在官僚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却以民意代表自居。在官民这一对矛盾中,毛口头上是站在民这一边的,他鼓励老百姓造官僚的反,但对多数官僚是只能“烧一烧,但不能烧焦”(毛泽东对陈丕显就采取这个方针,见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社,第45页。毛对邱会作也是采取这个方针,见《邱会作回忆录》),因为政权还得靠官僚维持。深谙帝王之道的毛泽东,他对官僚们时而紧,时而松,时而进攻,时而让步。时而让群众打倒官僚,时而对官僚们报复造反派听之任之。结果,官员们在造反派的冲击中受到迫害,“官不聊生”;造反派在官员的报复中受到迫害,“民不聊生”。如果说,被毛泽东发动起来的群众冲击官僚体系有一定的正义性的话,那么,让那么多官员受到人身摧残和人格侮辱,就不能令人容忍了。被摧残的官员中虽然有人曾经骑在老百姓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但其中多数是无辜的。反过来,重新上台的官员对造反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报复,也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他们毕竟是响应你们所尊崇的伟大领袖的号召才这样做的呀!
  这两方面不能容忍的行为源于中国古已有之的报复性和残忍性。中国的刑罚是最残忍的。凌迟处死,剥皮充草,砍头,腰斩……一旦某人被妖魔化,他就成为砧板上的肉了。怎么处置都不过分。报复性、残忍性,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造反者对官员,还是上台后的官员对造反派,都是如此。
  本来,制衡官僚体系最有效的办法是民主。毛不愿意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他也借助民意。所以,他总是以底层社会的代表自居。他把自己设想为小人物的朋友,人民群众的朋友,被压迫者的朋友。他经常批评官僚,赞美群众;批评高贵者,歌颂卑贱者。毛既是官僚体系中最大的官僚,最高统治者,同时又为被官僚体系压在底层的人发出呼声。显然,这与他的民粹主义思想有关。他站在权力金字塔的制高点上,又企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这个矛盾角色与他的另一对矛盾角色是相对应的:他自己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和掌门人,又要发动群众砸碎这个制度。
  南斯拉夫的密洛凡o吉拉斯(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内定为铁托的继承人。由于他的一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销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alysis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是贪婪的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密洛凡o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47、78、93页)吉拉斯指出, 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同上,第90页)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吉拉斯有着相同的看法。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井冈山时代的革命家,时为中共中央委员、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毛泽东这里说的“特权阶层”,和他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一个意思,他明指苏联,也是指中国。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看出了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恰恰是要维护斯大林主义,建立一个比斯大林更为专制的极权制度。吉拉斯是斯大林制度的掘墓人,而毛泽东却要强化斯大林制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泽东洞察到了苏联制度的弊端(虽然是浅层次的),但却没有找到走出苏联制度之路。他的认识局限挡住了他通向现代民主之路的视线,从而走上了比苏联更加荒谬的道路。
  和官僚特权阶级相对立是被官僚制度打击、盘剥和钳制的人群。这些人和享受特权的官僚们有着尖锐的矛盾。在政治高压下,矛盾潜伏着。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就会对官僚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1956年毛泽东号召群众帮共产党整风,出现的冲击力威胁到共产党的地位,被打了下去。文化大革命又创造了这个机会,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使毛难以驾驭的更为复杂的情况。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深怀不满和忧虑。他从国家机器的本质层面探索出路。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要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争》、《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列宁说:“‘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经成了废物’,--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谈的。”(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6页)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公共职能。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统治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其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国家机器有弊端;国家机器其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畏惧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和国家机器的矛盾中挣扎的过程。
  最高统治者必须面对庞大的官僚体系。没有官僚体系,政权就要瘫痪。但是,官僚们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早有古语:“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忠于信仰和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但是,毛认为官僚对百姓的压榨、官僚蜕化不是制度造成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腐蚀,是阶级斗争。面对官僚们的特权和腐败(当然毛自己也搞特权和腐败,我在《墓碑》中已经有所揭露,但对最高政治领导人主要是看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当然,他个人操守与他执政的理念和行为不是没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毛泽东用发动群众打击官僚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从制度创新来解决。他着眼于官僚这个人群,而不是着眼于创建新制度。他没有想到蜕变和腐败是极权制度造成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在官民矛盾十分尖锐的社会条件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整官僚这个人群,势必要打倒所有的官员,大批好的官员也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腐败官僚像韭菜,割了一茬,还要长出一茬。一次政治运动只能解决一茬的问题。
  在近现代,人类已经创造了限制官僚的权力、监督官僚们的行为的制度,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由于现代民主制度和毛泽东的极权制度相冲突,毛泽东当然要排斥它。毛泽东也有一个制度设想,那就是“巴黎公社原则”和“五七道路”,这个设想在1958年试验过,失败了。这种乌托邦的设想肯定是要失败的。文革中成立的革委会只有称号创新,没有制度创新。过去的部、委、局都改成“组”,结果“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不仅官场运行机制、运行规则没有变化,还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从官僚机构大量扩张办公用房就可看到官僚利益的扩张: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各部委办(当时称一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82500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当时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26000平方米。至于支左军队干部成为革委会的官员以后,肆无忌惮地占用民房、走后门送子女上学参军更是不在话下(杨继绳《1972年:全国军队大搬家》,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极权体制和乌托邦的媾合,是造成1958年社会混乱、进而造成3600万人饥饿死亡的制度根源。文革,又是一次极权体制和乌托邦的媾合,当然会再一次带来社会混乱,再一次带来灾难,先是官员受害,后是造反派受害,全国上下都受害。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结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秩序,就得要官僚。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仇恨的情况下,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取得文革最后胜利的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开放的主导权。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文革,但对毛的政治遗产却全部继承。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权力至上;还是那个官僚队伍,任命制,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他们成为新的权贵。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和文革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大富翁,金钱可以收买权力、权力和金钱可以互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已经离开人世,造反派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三十年改革的结果呢?建立的是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说是官僚资本主义体制、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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