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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革”道歉的正面意义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徐友渔 点击:2026次 时间:2014-01-03 22:25:58

 2013年,在思想界引起众多关注的事件之一,是出现了一股“文革”道歉风,虽然它并没有掀起轩然大波,但足以惹人瞩目。

   先是6月份,61岁的济南市文物处处长刘伯勤,在《炎黄春秋》刊登“道歉广告”,为“文革”中批斗、抄家和骚扰师生、邻里的行为道歉。后是邯郸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宋继超,在《南方周末》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向自己曾经批斗和“揭发”过的老师道歉。

   紧接着,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人纷纷加入公开道歉的行列,成为一时热点。而将道歉推向最高潮的,是“文革”风云人物、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组织的北京八中道歉会,引起了各界持续的关注。

   虽然,诚如道歉者自己所言“道歉来得太晚”,但是我依然愿意对他们的勇敢悔过,做出积极正面的评价。当年,他们狂热地追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很多人的动机是单纯的,带着理想主义,却把事情做得很糟糕,做了许多错事和恶事。现在这批人已经步入老年,许多人已经退休,良心驱使他们把心底的忏悔说出来,如果再不说,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道歉,具有一种正面的示范意义,尤其对当下的“左”倾思想,可以起到一定的纠正作用。不过,从他们道歉的内容和形式来看,这种道歉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由于良心受到谴责,必须对受害人作出交代。

   也就是说,道歉是个人反思的结果,而非源于某种社会集体思潮,故而,这种个人行为,对“左”的思潮的纠正作用是有限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左倾思想的纠正,关键仍然在于领导层的意志。

   邓小平就曾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中国人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把反“左”当成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就会发现,改革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在破除“左”的干扰之后取得的,而改革开放中的挫折,基本上都是由于受到“左”的思想路线干扰。

   再看当前形势,总的来说,“左”的思潮回潮泛滥。是要坚持现代化、全球化的方向,还是听任左倾思想和路线回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老生常谈,却一直没得到解决。如果在思想上对“文革”缺乏深刻的反省,那么“文革”离我们并不会太遥远。

   我们从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就能清楚看到“文革”的影子,两者有很多相像之处,它们都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即使在薄熙来判刑后,仍然如此。薄熙来经历过“文革”,而且卷入得很深,他把毛泽东搞“文革”那一套学得非常像,包括搞表面的亲民路线。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他凭着一面旗帜、一套说法、一套做法,就可以树立那么大的威信。他失败以后,许多人竟对他表示怀念和惋惜,我们就可以看到薄的模式具有多大的迷惑性,可见,我们不能低估“文革”复辟的可能。

   也许有人会认为,重庆唱红与“文革”关系不大,但重庆的唱红与“文革”搞的“红海洋”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是靠政府组织、权力推动,它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政治目的。那不是出于个人爱好的一种文艺表演,而是一种政治纲领、政治品牌,是一种宣示和召唤。

   重庆模式践踏法治也跟“文革”如出一辙,对法律的破坏,需要一种革命的氛围,需要把现成的秩序、规矩打破,营造一种替天行道的气氛,即现在正在行正义,其他的都可以不顾,用革命压倒一切。

   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当地最高的领导就敢为所欲为。“打黑”证据不足,或者没有经过正常程序的审判,却在替天行道、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名义下,将“打黑”进行到底。

   “文革”中的很多行为是匪夷所思的,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觉得荒谬和可笑,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以唱“红歌”为基调的氛围,不处在那种红色意识形态催眠术里,可能这些行为在当事人回想起来,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在一部分年轻人当中,“文革”的回潮具有一定市场,他们对“文革”有很多美好的想象,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过去。这种对“文革”的怀旧与浪漫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革”的真相没有被揭露,“文革”仍然是言谈和研究的禁区。

   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揭露“文革”真相,这也是这些“文革”亲历者公开道歉最重大的意义,让人们认识到“文革”的悲剧和罪恶,起到一种警示作用。

   陈小鲁说,没必要人人道歉,但有必要进行反思。他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主张人人道歉的话,就会搞成人人过关,会造成很大的混乱,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但是我依然认为,尽可能多的人道歉是必要的,最好是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都能勇敢地站出来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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