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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转型与变革视域下的民国史学——“民国史家与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陈勇 邵华 点击:18991次 时间:2014-08-31 23:12:36
2012年6月29日—7月1日,“民国(1912~1949)史家与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大学历史系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研究生部、博物馆和国学研究中心协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国外的120多位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80多篇。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勇教授主持,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忻平教授、湖北大学前副校长周积明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珍妮斯奥分校历史系主任韩子奇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戴晋新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历史系主任盛邦和教授分别致辞,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谢保成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胡逢祥教授、朱政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牛润珍教授和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何晓明教授做了主题演讲。会议主题发言后分三组组织了15场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观点择要介绍如下。
                
一、 史学思潮、流派与学术变迁大势
民国时期,由于西潮涌入,传统式微,在多歧互渗的学术语境下,传统与现代、中与西、新与旧,各种学术思想因子竞争、裁汰、重组,以至形成思潮迭起、流派纷呈、史学大家辈出的多元格局。如何认识此一时段史学思潮发展的总体特征,厘清史学思潮和流派的形成、发展及其各种史学思想的渊源,把握史家与史学研究、史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本次会议的主旨。
中国社科院谢保成研究员指出,民国年间的史学有二大主干:一是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宗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二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从史学的属性上看,前者是用史料来推动史学研究,后者代表的是史学与社会结合的路向。与这两大史学主干同时并存、偏重史学与史料关系的,以陈寅恪、陈垣等人为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桂遵义教授按地域、学术源流来区划学派,认为民国以后除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实证派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外,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东南学派史学,该派由丹徒柳诒徵开其端,武进吕思勉奠其基,无锡钱穆集其大成,是一个以传统史学为根基,吸收了进化论、社会学的观点构建起来的新史学派别。浙江工商大学吴忠良副教授认为,目前学界研究者大多将南高学派与学衡派合二为一视之,检视相关史实,其实两派之间虽有关联,但相异之处也值得注意,南高派刊物《史地学报》关注的是史学与地学,而《学衡》关注的是文学和思想文化领域,南高学派为史学流派,而学衡派为思想文化流派。湖南师范大学朱发建教授认为在“新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以《学衡》、《思想与时代》杂志为代表所宣扬的新人文主义,力矫科学化之弊,将科学与人文二者兼重,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山东大学陈峰教授认为民国学界的“材料派”和“理论派”经《食货》上的辩论,两派在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上基本达成共识,在理论与材料之间执两用中,最终将经济史研究引入正轨。这一结局的出现得益于《食货》杂志上已建立起一种学者间正常的对话交流机制。
本次会议对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潮及其变迁大势也颇为关注。中国社科院刘巍研究员认为中国学术在近代裂变的过程中,经、史的位置发生了更替,经学的地位被史学取代,出现“经学史学化”的趋势;汉宋之争成为近代不同学派学术思想精神渊源,且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局势下,“国史”创设出现新的局面,出现通史写作的热潮。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教授通过对现代三次国学思潮历史使命和理论特征总结后认为,当前国学思潮的走向,应继续推进传统学术资源整理和继承的同时,应特别加强其“德性”和价值体系方面的清理和研究。湖北大学雷平副教授考察了20世纪初期以来三个时段通史撰写的历程,从观念的角度探讨了通史的写作与新史学思潮演变的关系,以及中国史学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在追求客观与服务现实中的纠结。上海财经大学盛邦和教授认为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反思主义思潮,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主张“长为农国”,宣传“大同”理想,乃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阐发。西华师范大学王雪梅教授讨论了民国史家对佛教史研究的情况。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对民国传记史学做了考察,涉及到传记的现代化、多样化、中国特色、写作形态转型诸问题。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对民国学者整理研究《清实录》的情况做了梳理,指出怀着不同目的的学者对《清实录》的整理、研究和应用,有其特殊的标本意义,是民国学术整体现象的一个缩影。上海大学袁逢博士阐发了张之洞《学堂歌》中所蕴涵的时代思想与社会心态,并用激进与保守的轮回来解读国人认知和理解外来知识所凭籍的知识体系。上海财经大学章益国副教授指出,近代史家以“科学化”为目标改造传统史学,但亦造成诸多弊端,其中屏蔽了传统史学中“言史意”的思维方式,造成“感受力的隔绝”和“灵心善感”的缺失便是一例。
 
二、中西史学的交流互动
在民国学术语境中,中国人对外来的西方学理资源如何进行诠释再造转化为内在自我的思想资源与知识结构?西学的引入及译介对民国史学界有何影响?引起那些变化?民国史家如何评价及回应海外汉学?这些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
台湾大学陈建守博士引入西方“概念史”的分析方法,探究近代中国如何接纳西方Renaissance的概念,并将之如何转换为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的。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认为中国的神话概念最初来自日本人的汉字词汇,后以此对应欧美的民俗学、人类学关于神话的研究。西方神话学的传入改变了古史的结构,改变了人们对于古史性质的认识,神话成为建构原始社会的工具,神话研究也就变成为历史研究不可分割的部分。复旦大学何爱国博士认为《新青年》学人诠释唯物史观受到作为传播中介的日俄学界和中国社会需求的深刻影响,非常突出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又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唯意志论发生了深层勾连。香港树仁大学区志坚教授以陈训慈为个案剖析陈氏史学思想中的西方资源启导自那些学人,他重点考察了陈训慈与任教南高留美学人的关系,试图揭示陈氏传承的南高留美学人传播西方史学地学知识是怎样的面貌。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梳理了民国史家对国际中国史学研究的关注和研究,考察了海外汉学家与民国史家的交流与互动。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指出胡适1938年8月出席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事,在诸多的胡适研究中,对此均未置一字。这是一页被尘封的历史,或许在胡适研究的总体研究中可以勿论,但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意义非凡,不可忘却。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副教授指出,域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因方法科学、新史料的采用和多种语言的应用,在汉学研究方面进步迅速,无形中给中国史学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诸氏苦心经营,激发民族主义,欲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对海外汉学大体持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国史坛繁盛的局面。但主流学界一再强调取法域外汉学,在客观上助长了挟洋自重和格义附会的流弊。淮北师范大学李勇教授考察了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一书对欧美史学的阐发,认为其著作对巴恩斯、肖特维尔思想的借鉴虽为粗略,却较之前人具有一定水准。宁波大学贾庆军副教授认为,魏斐德在研究毛泽东思想之时,将毛的思想作为阐释自己思想观念的产物,由此暴露出海外自由主义者研究的诸多缺陷。上海大学张长虹教授以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为考察个案,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兴起的“美术馆”是由西方商业博览会中所常设的“美术馆”发展而来的,其根本,还是源自西方万国博览会。
 
三、 学科建制与学术期刊
关于民国时期高校的学科建制,对学术期刊思想内容传播及功用的考察等问题,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上海社科院何方昱副教授以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为考察个案,揭示出浙大史地系的存在,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上海社科院蒋宝麟博士以中央大学历史学科为个案,考察其治学取向、课程结构与学术认同以及“学派”建构之间的关系,并涉及到“学术共同体内”的派系分际和权势争夺。南开大学李来容博士指出,1940年代的国民政府围绕院士制度的倡议及其立法、筹备、提名、审查、选举的问题,众多研究机构及高校、学会共同构筑起一个知识场域。在此场域内的各要素既维护学术独立性与权威性,又坚持客观理性的学术标准和公正公开的程序,在互动及竞争中凸显知识人学术理性、精英意识和知识人格。华东师范大学王传博士则选取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为个案,对研究所的建置及调查、出版情况,研究所的学术影响及成就等问题一一梳理。纽约州立大学韩子奇教授通过对《地学杂志》的研究讨论了国权观念,认为民国时期的地理学曾经经历了无所不包的“地学”,转变为专科“地理”的曲折过程。这个转变不单反映了民初地理学的专业化和学院化,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对维护国权和保卫国土的极大关注。河南师范大学王记录教授考察了《禹贡》半月刊“专号”对边疆地理及民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呈现了禹贡学派学人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所进行的追求,展现他们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的学术视野和价值取向的变化。
 
四、历史教育的价值
对历史教育问题的关注,亦丰富和拓展了此次会议讨论的内容。上海南汇中学高级教师包克林认为1935年民国历史教育的特征是强调民族意识,指出历史教育在强调民族精神的同时,不能缺失求真之责。四川师范大学陈辉、王川教授合撰的论文评述了近代学校历史教育史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目前关于民国学校历史教育史研究仍显薄弱,如何科学合理的构建基于史学视野下的学校历史教育史研究体系,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王应宪博士指出,在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过程当中,中国史学史学科作为新兴分支学科,出现在大学教育中。在制度设置、课程体系、教员教本方面都已具有一定规模,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赖此建立。淮北师范大学朱梅光博士认为,从事实教育和个人修养教育,上升到社会教育,是民国历史教育的新动向。民国社会价值新导向的确立,是对旧史学处于附庸地位的历史教育的一种冲击和挑战,在新史学形态下,它借鉴各种文化资源,努力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盐城师院陆玉芹教授对钱穆大学教育观的内容及其价值做了梳理,认为钱穆的大学教育观对于人文教育滞后、人文精神失落的当下,仍不乏启示意义。
 
五、 对民国重要史家的个案研究
中央党校王学斌博士对梁启超的颜李学研究做了个案分析,指出梁的颜李学研究是在“古学复兴”的学术诉求和“理学反动”的解释框架推动下,杂糅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论述相关问题。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博士总结了中外学术界对章太炎思想研究成果之重点与思想趋向,又就如何继续深化章学研究提出己解,认为章太炎与其门生思想上的同异比较、太炎与古史辨运动关系、太炎学术思想中的日本因缘等亟需学界予以重视。四川大学彭华教授详述了廖平、蒙文通、李源澄、谢无量、吴玉章、赵少咸等巴蜀学人与章太炎的交往及其影响。
对柳诒徵及其弟子的研究,本次会议提供了不少论文。柳氏后人柳曾兴、柳曾修分别撰写了《柳诒徵先生生平几件事的辩证》、《1949年前后的柳诒徵先生》二文,对柳氏的生平事迹及1949年前后学术活动的史实多有辩证。南阳师院郑先兴教授的论文从历史发展观、史学认识论、史学目的论、史家素质论等方面论述了柳诒徵的史学思想,指出柳氏的史学思想是以传统的史学精华为主兼以吸收西方史学观点的产物,其个性特点是新人文主义,其旨趣是守护传统道德、注重精神完善。上海大学颜克成博士、内江师院兰永海副教授合撰的论文《南北学风中的缪凤林》将缪氏的学术思想置放于南北学风的差异中进行分析,指出缪氏虽为传统派史家,但其治史路向紧随学界风潮,虽与北派有矛盾冲突之处,但不妨碍两者间的共通交流,其治学历程正是反应了民国学风的多元及吊诡曲折。
对史学“二陈”及吕思勉的研究。台湾辅仁大学戴晋新教授考察了陈垣史学评论中的争议与新论,包括陈寅恪对陈垣的推崇、晚年学术表现引起的质疑与辩解、宗教史与中西交通史不再研究的原因、爱国思想与史学求真之间的冲突、类例法的局限、大段引文方式的用意等问题,以为学界进一步讨论提供思考。中国人民大学牛润珍教授以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为例,指出此书立足抗战爱国,陈古证今,由考证以通义理,重节义,为学经世致用,济物利民,重视文献、掌故与考据。以清学考据为工具,以南宋史学为归宿,使其史学得到一个完美总结。中国人民大学刘贤博士以“宗教专史的现代自觉”为题,对陈垣的中国宗教通史计划做了分析。安徽大学徐国利教授认为,陈垣的历史人物研究以宗教人物为主且显现出多样化的研究特色,在研究立场上坚守本位立场和弘扬民族精神为旨趣。徐国利、朱春龙博士合撰的论文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与方法做了新的解读,华中师范大学许刚副教授则对陈寅恪的孝道孝行思想进行了梳理。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以唐高祖称臣突厥之考辨为例,分析了陈寅恪、吕思勉二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陈氏偏好做纵深的探求,吕氏喜好做横向的拓展,二人的治史风格各异,但在治史之终极追求上却是殊途同归,有异曲同工之妙。江西师范大学王刚教授将吕思勉的治学理路置放于“整理国故”的学术语境中进行考察,对吕思勉史学方法论的内在理路、与胡适治学分际等问题做了细致论证。
关于钱穆的研究。湖北大学何晓明教授认为钱穆一生治学的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治学立场是温情敬意,治学方法讲求推寻与会通,善于从“变”中“察”看历史文化之传统精神。江西社科院赖功欧研究员认为钱穆是位貌似守旧却实为求新的学者,钱穆对传统农业文明特质的阐发及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等问题的认知,都显出其现代的眼光。江南大学赵建军教授考察了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美学观,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钱穆美学观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亦有其局限性。南开大学张笑龙博士认为钱穆对《明儒学案》一直评价甚高,但在1971年以后的一些论著中对该书的观点颇多批评,此一转变与其从“阳明学”到“朱子学”的转向有关。湖南科技学院傅宏星先生利用1921年7月印行的《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与《师友杂忆》进行比较对勘,对钱穆晚年回忆中的相关细节做了考证,澄清了不少问题。
关于顾颉刚的研究。湖北大学马建强博士认为顾颉刚之所以能发起及领导“古史辨”运动,一方面在于他的个人际遇,另一方面是北京大学的学术生态。四川师范大学汪洪亮副教授在《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中对顾颉刚关注边政学的动因、倡导边政学研究的内容及主张进行了详实阐述,认为顾是民国边政学潮流中一位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岛田美和博士重点梳理了顾颉刚的禹贡学会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西北考察团对河套北部后套地区移民开垦事业的关注,阐明西北开发中学术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关系。上海大学陈勇教授通过对顾颉刚、钱穆二人的交往及学术分歧的比较,得出两人在治学路径和方法上虽然“所同不胜其异”,但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始终如一”的朋友。两人的交往,为20世纪的中国学人树立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典范。
对其他重要史家的研究。中山大学李欣荣博士认为,许多研究者将《太平天国史纲》视为罗尔纲背离考据与胡适分道扬镳的标识,但细究史实,罗氏数年之后还是重回考据之路,并将胡适之治学方法应用到太史研究中,纵贯其一生。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教授以罗尔纲考证《李秀成自述》的工作来反观胡适的考据方法的精髓及其产生的影响。上海大学张童心教授对李济在新郑考古发掘之事进行梳理。台湾东吴大学黄兆强教授《徐复观评蒋介石》及上海大学邵华博士《徐复观史学思想渊源探析》两文,通过对新儒家学人徐复观思想的研究指出,徐与蒋介石虽有私人情感,但徐能秉持公心对当时在世的蒋的优缺点进行评价,体现了史家的良史之责;徐复观史学思想渊源自四方面:熊十力思想的承继与拓展、日本之因缘、西方史学资源的汲取和对当时学风及研究的批判和省思。上海大学刘俊峰对张荫麟的治史旨趣及史学理论的相关面相进行了考察,淮北师范大学刘进对目前学界关于郭廷以学术思想研究的相关状况进行了回顾总结,指出在史料征引、研究内容及研究角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推进空间。南洋理工大学梁秉赋教授的论文《陈槃的谶纬研究》,通过梳理陈槃的谶纬研究的相关论点,指出陈的研究与顾颉刚有承先启后的渊源。
 
六、 对民国非主流史家的关注
肇起于民国时期的新史学,除引领风潮且声名显赫者外,亦有众多隐而不彰的边缘史家。对这些非主流史家的关注,亦成为此次会议特色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刘开军博士对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史学理论进行了多重解读,认为这一理论是一种根植于传统学术土壤,又出古入今的新型史学范型,是一种糅合儒道二家思想、注重考察纵横关系的历史观,还是他书写历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海社科院李志茗教授以中华书局金兆梓为个案,梳理其学思历程及治史主张。中山大学赵立彬教授认为,黄文山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知识为主要学术资源,从“文化”视角来整合对历史的认识,将“史则”和“史观”与“文化学”理论联系起来,为国民党意识形态民生史观提供学术论证,此种学术与信仰相互为用的现象,在民国学界具有代表性。扬州大学周一平教授对华企云研究边疆史的论著进行了发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庾向芳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汤勤福教授对方甦生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和清实录的学术活动进行了详实的梳理。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教授通过对叶长青和叶瑛校注《文史通义》等相关问题的梳理,认为此二人校勘注释的版本值得引起学界注意。陕西师范大学彭丹华以叶长青《汉书艺文志问答》一书为研究对象,对其治学的精神取向多有讨论。上海大学宁镇疆教授就孙志祖辨伪学的方法进行了讨论,提出反思孙氏《家语疏证》对古书体例研究之弊,昭示出经典辨伪学的“限度”问题,也凸显目下辨伪学方法论革新的重要性。复旦大学赵争博士认为孙德谦对古书体例的反思为后人指示途辙,有筚路蓝缕之功。上海师范大学张剑光教授以清至民初上海三本《真如志》为研究对象,考察一地三志前承后继的编纂关系,探讨了民国学者编纂方志的态度和方法。
谢保成研究员2011年出版的新书《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也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对象,有二篇书评对之进行了讨论,一篇是苏州大学张承宗教授的《评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另一篇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张美娣编审撰写的《中国学术的千年变局——读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另,华东师范大学谢俊美教授撰有一文对朱英、罗福惠主编的《辛亥革命百年记忆与诠释》一书进行了评论。
 
七、理论、方法与展望
    谢保成研究员就民国史学的基本线索、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研究民国史学除了要具备民国史的知识外,也要具备古代史学的基础知识。因为造就民国史学大师研究领域几乎全部在上古史和中古史。古史辨讨论的基本上是上古史,社会史论战关注的也是先秦史,胡适的哲学史大纲也是先秦思想史。王国维《观堂集林》中主要研究成果下限基本上是到元代,“二陈”的研究下限基本上也是到元。民国史家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古学”,要研究民国史学第一个就是要把古代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不然大师的东西在解读时就会出现很多误解。研究民国史学注重史家和流派的研究是必要的,但这种个案研究也有缺陷,研究哪个史家和史学流派,就觉得他们的影响大,有点研究谁就说谁好,容易忽略其他学者、流派之间相互吸收、启发和借鉴。因此,研究民国史学不应只注重个案,还要有整体的贯通视野,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
朱政惠教授指出从1912年到1949年不到40年时间,却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期,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这段史学的考察,不能仅作国内学术动态和思潮的研究,应该放到国际史学的大变局中考察,放到与国际中国史学研究的交流与互动中分析,这样才能对其发展有更准确的认识。张广智教授提出搞西方史学的要了解中国史学,搞中国史学的也要熟悉西方的东西。研究民国史学的人如果能在西方史学方面有一些了解,是有助于对这一段史学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搞西方史学的也是这样,如果说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史学,对民国史学一点都不了解的话,那么你研究西方史学也是很难深入的。
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就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提出新议,他说研究史学史的义务就是察以往的史家和史学评论是不是公正,如果史学界出现这种情况,搞历史研究的人把过去的历史曲解了、说错了,然后再把说错历史、曲解历史的人捧起来,那么我们历史学界就全线崩溃了。依据真实的史事资料,以学术理性的精神、冷静的态度审视以往的议论,客观公正地评析历史学的全部历程,重新评价近现代史学界的人物和事迹,这是中国学术史与史学史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要务。
    苏州大学张承宗教授建议今后应从五个方面加强对民国史家与史学的深入研究,第一、对民国史学的研究做系统的学术史的回顾、反思与展望;第二、对民国史学与社会变迁,特别是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的关系做深入的研究;第三、对民国时期中外史学的交流及互相影响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第四、对民国史学与教育发展变化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第五、对民国史学的地位和影响做恰如其分的评价。
[陈勇主编:《民国史家与史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501-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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