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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狱说到制度的意识形态解释问题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曲路浚 点击:17719次 时间:2014-11-11 13:45:23

 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清代文字狱,在清亡以后一直是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并将近代中国落后归于清朝不自信大搞文字狱。马勇先生就直言:“清朝文字狱把近代中国的路完全堵死”( 凤凰网,历史频道,2012年12月12日)。有多少人意识到文字狱其实是有法可依的?《大清律例》有“大逆”罪,居“十恶”之列,草民妄议朝政、上书不知忌讳,就会触犯这条罪名。又有多少人从文字狱的背后制度的意识形态解释去思考问题?总体而言,直到今天,对清代文字狱尚缺少冷静、客观、理性的研究。传统中国还是有“法”的,还是存在一个集权司法体系的。但在本文中仍避开“法”与集权司法体系的视角,而选择制度的意识形态解释的视角来谈论清代文字狱问题。因为这既涉及到中国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建构相通相悖问题,又涉及到事关当代中国命运的如同“财政之战”、“军事之战”同等战略地位的“意识形态之战”问题。

  清代文字狱案件之多,让人触目惊心。民国时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从清代军机处、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等档案材料中辑录65个文字狱的原始记录,共出九辑,其中前八辑所录的64个文字狱案件均发生在乾隆朝,只有第九辑收录的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是雍正朝发生的著名文字狱。《清代文字狱档》收录的案件只是清代文字狱的一部分,后有人另外辑录5个乾隆朝文字狱,作为该书的“补辑”。这就意味着,档案文献留存较多的乾隆朝文字狱案就有69个。这仍然是不全的,收录较全的是郭成康、林铁钧所著的《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书中列举的乾隆朝文字狱案件约为140个。当然,那些不见诸记录的可能更多。即使以140个计算,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从1735年到1796年,名义在位61年(另有两年虽然退位但仍掌实权),每年发生的案件平均超过了两起,其中一些年份竟有六七起。除了乾隆朝,《清朝文字狱》列举的文字狱,在顺治朝为6宗,康熙朝13宗,雍正朝20宗,嘉庆朝1宗,光绪朝1宗。加起来,见于文献的清朝文字狱约为180宗(转引自洪振快《历史上的文字狱》,爱思想网,2011-03-03)。

  清道光五年(1825)冬,龚自珍写了一首《咏史》诗,其中有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大意是,友朋聚会,本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但席间有人谈到文字狱,因不忍听、不敢听,只好退席,落荒而逃。文字狱的恐怖可见一斑。龚自珍写这句诗之前的1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惨酷的时期,尽管道光年间情况已大有改观,但读书人还是谈“文”色变,心胆俱寒。清代对文字狱涉案者处罚之严酷、惨烈更是骇人听闻,难以想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伴随着《四库全书》的修纂,毁书销书删书改书堪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帝国回光——清朝真史》(2012年11月,深圳海天出版社)中写道:至今,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代档案,只剩下三千件(清朝却有一千万件之多),明初和中期的档案,全部被乾隆和他手下御用文人有目的地销毁。

  根据马勇先生的研究,“康乾盛世”时期,在意识形态管控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最厉害的时期,第一次是东汉末年,东汉末年用一百年的时间政治上高压(马勇,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2012-12-13共识网)。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清代文字狱大案要案的具体细节,而是,清代皇帝也标榜自己“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实际上不仅以文字定人之罪,还定以“大逆”之罪,且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走向顶峰。这是否意味着,“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背后,遇到了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既有内部的满族与汉族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又有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

  在契入本文主题之前,先对东汉党锢之祸、明末的“党祸”与“康乾盛世” 文字狱作点比较。

  东汉中晚期政治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宦官、外戚轮流专权,而士人则一直被排挤在权力中枢外,为了结束东汉宦官、外戚专权的政治局面,实现士人主政、儒家治世的政治理想,士人集团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抗争着。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怂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宋修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延。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史载:“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党锢传序》)。太学生把敢于同宦官进行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其过程简述如下: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下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再来说明末的“党祸”。 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晚明镇压东林诸君子的“党祸”至惨至烈。最著名的两桩大狱,即“乙丑(1625)之杀”所涉“六君子”和“丙寅(1626)之杀”所涉“七君子”,固然是东林中坚分子。此外,事起之日就曾有过二百四十五人(《同志录》)、三百零九人(魏忠贤所定“东林党人榜”)的黑名单。写于清初的《东林列传》,“所载一百八十余人”。而据《虐政集》,从天启四年(1624)到天启七年,受魏珰罗织陷害者,人数更多达五百以上。迫害愈演愈烈。由“缙绅之首祸”而至“变局之始”,而“为逮问之始”,而“为镇抚打问之始”,而至杖毙狱死。处分名目也五花八门,诸如调外任用、降调、革任闲任、致仕、回籍调养、准养病去、闲住、着为民当差、养马当差、削秩、削夺、追夺诰命、削秩提问、革职听勘、令抚按提问、着九卿科道、扭解京究问、作速提问、缇骑逮治、着镇抚司打问、着镇抚司逐日追比、着东厂究问、从重议罪、拟徒、拟徒永不叙用、遣戍、发配、拟绞、拟斩、拟斩决不待时。罹其难者群谴辈黩,或拷死或削夺。所谓“朝署一空”,所谓“正人君子屠戮殆尽”,都已不只是夸张的形容。

  但是,东汉党锢之祸与明末的“党祸”有异也有同。东汉党人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处士横议”,即未曾做过官的读书人毫无忌惮地抨击朝政。从今日眼光看,自由地表达对天下大事的个人见解,是每个公民本应当平等地拥有的基本政治权利。但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不会这样看问题。而东林党人似乎很少是“处士”。纵然其中有辞官家居或被退休、被“回籍”和被“闲住”者,对国家大事,他们也完全有权利像孔子那样声称:“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因此,“党锢之祸兴于太学,则尊事孔子者亦岂无弊乎”的指责,是不宜被移用来批评东林之议的。但在以危言高论刺讥当世方面,前后两次“横议”也确有相似之处。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士人的全面打击。在这一点上,东汉党锢之祸与明末的“党祸”,又不同于由皇帝直接“参与”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康乾盛世”的文字狱。借用现代术语,东汉党锢之祸与明末的“党祸”的背后,就是一个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问题,而由皇帝直接“参与”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康乾盛世”的文字狱的背后,就是一个制度的意识形态解释的问题。

  同样借助现代术语,东汉党锢之祸、明末的“党祸”与“康乾盛世” 文字狱比较最大的启发是,至少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传统中国的历史,以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主轴而展开。而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始终面临着以下三个问题:之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之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之三,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此三个矛盾由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的孔飞力先生提出)。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而言,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是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运行常规。

  下面再来说明清代文字狱的顶峰为什么发生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的问题。

  文字狱并非清朝首创,以言获罪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从顺治起就开始兴文字狱,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搞了十余起文字狱,雍正在位十三年搞了数十起文字狱。乾隆把文字狱当成家常便饭,制造140多桩,占整个清朝帝国时期文字狱的80%,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好多是捕风捉影。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王锡侯《字贯》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都是发生在乾隆朝的文字狱大案。

  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从1741年1.43亿增加到1794年的3-4亿(年均增长320万以上)。这首先要归功于清朝统治的巩固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特另是17世纪80年代以来);其次是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有一张面对东亚和东南亚“开放”的对外贸易的网络,来自“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粮食供应的增加(从美洲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和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灌溉的高地和山坡地;这促成了18世纪的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

  要命的问题是,人口激增,并不能与国家的战略与安全同步“增长”。

  人口几个亿地增加,第一个威胁是使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第二个威胁是,带来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农业的不断扩张破坏了植被并造成了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成千上万吨的泥沙被冲入河中,垫高了堤坝内的河床。自1778年遭遇特大洪水以后,黄河便连年泛滥,而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同自然灾害相比,更大的灾难却来自“人祸”。 乾隆末年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3.5亩,而当时的警戒线是4亩,因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就被众多的人口抵消,人民生活在饥饿贫穷之中。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期间,发现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甚至蓬头垢面,衣杉褴褛;他们当垃圾扔掉的食物被抢着吃。乾隆朝后期起各地爆发的一系列农民反叛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在广东的广州,一场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灾难正悄悄地降临——同英国人的贸易正超越大清帝国的种种行政制约而蓬勃发展——英国商人已经从印度运来鸦片,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

  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还发生了一桩至今仍令人费解的“叫魂”事件。“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在历史上可界定为繁荣、腐败、纷乱式增长的历史时期(一部清史,就是全息重演历朝历代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走向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政体制的历史,全息重演历朝历代由繁荣、腐败、纷乱式增长结伴而生走向腐败与政治失控结伴而生的历史)。

 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与“叫魂”事件可以相互印证。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密集的商业网络在十八世纪的全景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几乎使每个人都同某一市场有着固定的关系,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另一方面,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的条件,是“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也就是说,生存虽然困难,但只要“劳动”就能维持起码的生存。这种社会状况以及群体心理,是害怕某些“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偷走’他们的生计”。 当时“社区生活”的人,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安定的,衣食无须发愁,甚至稍有富裕;起码还可以从嘴边匀一口“赏”给乞丐的饭食。与“社区生活”者相对峙的是“赤贫者”。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也就是伴随着人口激增的是“赤贫者”阶层高度膨胀。显然,与“社区生活”者相对峙的“赤贫者”是造成社会混乱、尤其是产生1768年叫魂大恐慌罪恶的土壤。

  也就是说,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不能简单理解为,清朝以满洲人入主中原,对汉人知识分子心怀戒备,因而从顺治起就开始兴文字狱,乾隆帝为加强思想统治,奴化汉人思想,也效法祖先大搞文字狱。而应从既是繁荣、腐败、纷乱式增长的历史时期,又是“赤贫者”阶层高度膨胀的历史时期,皇帝强借政治控制之手,对意识形态的管控实行“戒严”式管理来理解在“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传统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层级中(可参阅台湾殷海光20世纪60年代之作《中国文化的展望》),承平岁月的皇帝及皇族是站在金字塔顶尖上的锦上之花。宫廷文化分子从不吝惜他们的精力和智力来培育这富于象征性的花朵。儒门士子是中坚,是大传统的保持者,也是普遍教化的推行者。士绅与地主是承上启下的中间层。农民位于最底层,但在傍边还躺着同普遍教化相对脱轨的失业者、土匪、逃罪者、流寇等等流民。就作为一个动员系统来看,政司的发动是由皇帝透过儒士官吏制度而下及于百官以至庶民。这是一个单行道——只许皇帝管老百姓的事,不许老百姓管皇帝的事,除非造反。从儒土官吏到皇帝皇族是“此路不通,行人止步”。 在制度理论上官至宰相止。至于做“君临万方” 不用说制度上无路可通,而且想都不可以这祥想。数千年来,儒门的“忠君制度” 在堵防“篡夺” 行为上确曾收到相当的实效。然而,数千年来,还有一大缺口从皇帝到儒士始终未曾堵塞起来。这一缺口就是同普遍教化相对脱轨的失业者、土匪、逃罪者、流寇等等流民同所谓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结合,或者同“彼可取代也” 的人物结合是历代动乱与江山易姓之源。数千年来,这样的戏剧不止重复上演多少次。这一缺口,作为皇帝乾隆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作为皇帝乾隆比任何人都具有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焦虑”。

  而作为皇帝乾隆所做的,就是通过依照《大清律例》的文字狱,将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与社会结构、正义、自由、幸福、权威等等连结在一起,并以皇帝的名义,说着,这就是正义!自由!幸福!

  说到底,清代文字狱到了“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成了一个制度的意识形态解释问题了。正因为如此,到了“康乾盛世”的乾隆时期,在繁荣的背后,有一道独特的政治文化的畸形现象:文人精英阶层因“文字狱”与“结党”恐惧而持有火烛小心的社会心理。

  从既是繁荣、腐败、纷乱式增长的历史时期,又是“赤贫者”阶层高度膨胀的历史时期去透视清代文字狱,所看到的是,清王朝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已很难借助于有效的国家机器,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予普通民众起码的安居乐业的保障体系;再加上停滞的政治框架几乎再难以包容由人口几个亿地增加与“开放”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这使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差距,也就说,大清帝国已经走到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历史任务相契合了——衰落了。显然,在千年帝制时代所不曾有过的既有内部的满族与汉族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又有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内在联系加强的二元对立、二元互补、二元动力的深层次因素的大环境下,这不仅仅是一个王朝行将走向末期的衰落,更是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没落!?

  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现象。治也知识分子参与,乱也知识分子参与。作为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其使命,其责任,真系了天下安危。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虽没有同样的条文,但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却几千年如一日,都希望知识分子替他们维持社会秩序。而从既是繁荣、腐败、纷乱式增长的历史时期,又是“赤贫者”阶层高度膨胀的历史时期去透视清代文字狱——皇帝直接“参与”,是否证明,皇帝也害怕“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 皇帝所能做的,只是制度的意识形态解释,并强借政治控制之手,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传统中国的历史,以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主轴而展开。而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始终面临着以下三个问题:之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之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之三,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西方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建构过程,就是这三大矛盾的消解消亡过程。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而言,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是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运行常规。但中国自身历史上为这三大矛盾的消解消亡过程的努力,却并没有被历史潮流席卷而去,而是将以经过历史洗炼的新形式一次又一次流向历史的前台。透视清代文字狱,我们也可以从反面发现,中国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建构是相通而非相悖的。

  那么,当代中国——制度的意识形态解释又该当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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