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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是如何沦为二三流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晨光 点击:15213次 时间:2014-12-14 22:47:25

 ——梁任公《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最后的预感

   据说,早些年史学文章不难做,拿着清人的集子,如《日知录》或《十驾斋》中的一条进行扩展,便成了一个文章,仔细研究几年,便对这个条目乃至文物、朝代有了深刻的建树。实际上,近代的史学传统正是延续自清人的札记和提要,清人的“提要”法开综述、史论先河,而“札记”法则开辨章、考证笔法。然而,清代人尚且还有传统史家笔法,尽管已经是史、评穿插,但仍是大段排比史料为主,论为辅助,即“评”与“史”本身是分隔的。这种分离的笔法为史迁开创,“太史公曰”并未穿插在行文之中,而是在篇末点明主旨。这说明,史学本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史学的笔法就在于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但凡迫不得已下“评论”便已属于“第二流的角色”。(p100-101)何况全篇皆以评论为中心的“论文”,无疑是沉浸在点评诸家得失的写作中。

   那么问题是:近代这种被传统史家视为“二流”的学术是怎么兴起的呢?

   余英时在一次访谈中说,在他去美国之前,跟着钱穆受的学术训练是读经典文献,近人著述是不读的,因为看不上眼,去了哈佛后跟杨联陞读书才接受近代史学思维训练。

   在梁任公这本小册子里,有五种专史概论,分别为人、事、地方、文物、断代,依着这五个类便可以做专门的研究,其手法主要是剪裁和排列两种,无疑,这是针对经典史料来说的,也没提近人著述。

   换言之,在余、梁二人潜意识中,史家还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尽管不是为王朝修史,仍旧是精英式的训诫,而不是今日的大众消费读物,所以毋庸去畅言思维范式或视角的不同,仅相较传统史家扩大史学写作的范围而已。

   然而,在余英时和梁启超眼中的“近人”,在现代人眼中大都已经成了“前辈”和“祖师”,这一百年来充斥的各种大师著作已经厚厚地堆积在史料之上,但凡研究史学,是不能不提的。所以,某大学知名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他作编辑,审读文章,一旦发现开头没有近人研究综述,文中毫无近年新成果,这种文章直接“pass”。可见,这些被以往学者视为“近人著述”的“学术”已经成了研究学术的必需。因此,梁启超眼里需要参考的史家思维模式,可能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的思路,这些人是行当内传统的老匠人,讨论的是如何裁剪史料,如何完成年谱或叙述一个事件。而如今,学术分科下,史料却被近人充斥的“论”所取代,最终,现在的“史学”论文成为了“近代史学史”和“史学概论”的综述辨正。相反,原始文献反倒成为理论的注脚。这恰是一种由“史”转“论”的风气。而其宗续正是清代文人传统与西方近代学术结合并走向极致所导致。所以,现在的史学延续的是子部甚或集部的传统,而非史部的传统。

   毋庸苛责哲学系的老师,因为狭义的“哲学”最多算是子部的东西,是经史之后排第三的学科。思考经、史、子、集的排列,我认为,其正蕴含一种稳固性递降的意味。经为国法,不可撼动;而史致力对人物与事件的记载考察,史以求实,史官本身便与政治具有张力,现代的史学更有诠释学的意蕴,更在于突破经典的神圣性。而子部更等而下之,诸子本身便作为共同体颠覆者形象出现,更勿论释老二氏。集部则从诸子学降为百家,完全不必承担政治责任。因此,怎么能期望一个哲学系老师具有史家传统“述而不论”的传统怀有敬意呢?正如上文所言,现代史学恰恰追溯的是子部的传统,由此,其沦为二流乃至三流也是命中注定。换言之,正是现代哲学的范式理论成为主流,才导致了史学的衰败,哲学是B类,而史学是K类,经学更为现代学术裂,这正说明这一颠覆坏乱的现实。

   所以,梁任公在卷首批判“为学问而学问”的思路,在他看来,他的“近人”已经遗弃了“学以致用”的训示。实际上,他正看出,在近代,史学已经趋于器用化与学术化,丧失了史学本身的教义。他未料到,在他身后,史学便会受西方思维引导,更受哲学侵袭,成为二三流的“玩物”。所以,今人沉浸于钩沉近百年研究性著述的史学文章,这种“学问”尚且做不完,何以奢谈“通经致用”呢?

   梁任公在此书中竭力为学者开示“年谱”做法,实际上,这无疑可视为在史学颠覆前夜守着最后一块阵地,希望借“人物”这一传统的笔法(“传”)来挽留史家的精义。他没料到,现代学术的洪流已经喷涌而来,传记仍然会沦为市场消费的产物。(诸位看看市场上充斥的民国人物轶事这类段子读物内容便知一斑)。在他看来,做人物传记恰恰是最需要史才的,其基础需通读此人著述,了解文人交际、政事、文学,仅此广博一端尚且不易,次则在于能以简驭繁,知所删削,最终则在回归史家垂训大义。而可笑的是,在学术圈中,如今却往往是一些缺乏驾驭史料能力的学生,常倾向着手做一些人物个案研究混毕业,相反,略有见识的,都希望从问题切入讨论,这也是任公所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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