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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法批儒”中的杨荣国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锦全 点击:18581次 时间:2014-12-23 22:38:27

  杨荣国(1907-1978)

   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群治大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东北大学、南宁桂林师范学院教授。1949年后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哲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修订《简明中国哲学史》,曾把“儒法斗争”作为中国哲学史两军对垒的主要内容。

   受访人:李锦全(中山大学哲学教授)

   采访人:杨澜洁(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

   受访人李锦全:

   1926年生,广东东莞人。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广东儒学研究会会长、岭南理学研究会会长等职。著有《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海瑞评传》、《陶潜评传》等,参加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纲要》等著作。

   

   学术与政治问题始终掰不开

   

   杨澜洁(简称杨,下同):您能谈谈与杨荣国先生的交往情况吗?我曾经看过一些资料,发现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两个人的研究做得不错,一个杨荣国,一个冯天瑜。但是在您的书中我发现有好多细节您“故意”隐去了,因此想当面向您请教。我读过杨荣国写“评法批儒”的文章,我家里还收藏了一本1973年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我对其中的故事充满了好奇:1973、1974年杨荣国先生是怎么被挑中,成为“评法批儒”的代表学者呢?我还读到他与刘节老师交往的一些事,上次到广州也参观了中山大学陈寅恪的故居,陈先生去世之后,杨荣国先生也还住过他的故居。

   李锦全(简称李,下同):我在书中写过,杨荣国在“文革”中算是“三起三落”。杨荣国这个人,与陈寅恪的个性、经历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陈寅恪出身于传统家庭,具有传统背景。而杨荣国是从纯粹的革命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原本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死得早,他母亲本来希望他继承父亲的生意,不愿意儿子去念书,而杨荣国却认为可以“教育救国”。在当时的中国,“救亡压倒启蒙”是一个普遍的声音,大家都在想什么方法可以救国?杨荣国认为教育可以救国,于是他大学念了教育系。他从上海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跑到长沙,结果发现工作现实并不理想,“教育救国”这条路是多么不容易,才发现“教育救国”根本行不通。

   在当时来讲,杨荣国对政治并不是很感兴趣,当时很多的学生运动,他都没有参加。但是,七七事变以后,长沙的政治气氛变得浓烈起来。在七七事变以后,杨荣国一边当中学教师,一边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与学生一起,为救亡宣传,宣传抗战。

   后来,在长沙大火以后,他只好逃到西南,也是主要做抗战宣传的工作。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因此他的情况与陈寅恪很不一样,跟冯友兰也不一样。冯友兰是外国留学回来、受西方影响很深的学者,陈寅恪是受传统影响很多的学者。而杨荣国呢,却是受革命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他跟冯友兰、陈寅恪不仅观点不一样,受的教育也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当时所谓的“进步文人”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郭沫若在当时是给国民党三厅做宣传的。而杨荣国后来也去了重庆,跟着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等人学习。因此他其实不是搞哲学的,他研究历史比较多,主要研究历史上中国怎么受外国侵略的。侯外庐有一本《人的追求》,里面也提到了杨荣国。

   杨荣国在重庆那一段时间里,跟侯外庐、翦伯赞是很亲近的。后来国民党说三厅里面的共产党人比较多,就取消了三厅,成立了文化共同委员会。因此,郭沫若、侯外庐、杨荣国等人研究的立足点就是爱国、进步,这跟冯友兰的学术研究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进步派”对冯友兰的六卷本《中国哲学史》是有意见的。当时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中央的高层,虽然也兼任国民党的政治部主任,但对冯友兰的反对,就不是学术问题领域中的反对,而是政治路线上的态度的反对。

   但是为了大局,周恩来还专门下过结论,认为抗日时期国民党不是主要敌人,共产党应该批评右倾投降主义,不应该主要批评冯友兰这类人的观点,于是下了结论认为冯友兰还是爱国的。

   在我看来,只要是在中国,学术与政治问题就始终掰不开。学术总是要为政治服务,不管你是不是拒绝,结果总是这样。为学术而学术,总是不可能的。从近现代来讲,学术总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因此杨荣国他们与冯友兰的分歧看起来是学术意见不同,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问题。

   杨荣国抗战时期看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讲话文本,讲话的其中一个大意是全部哲学史都是作为唯物论和唯心论对抗的,讲到了政治斗争的问题。这个材料当时是不公开出版的,只是油印本。我虽然一直也没对照到讲话原文,但是意思是没有错的。杨荣国的观点就来自于这个讲话。

   所以,在我看来啊,很多学者其实都没有自己真真正正的观点,很多都是由其他人的观点引发而来。冯友兰在六十年代写过两本《中国哲学史》,这算是《新编中国哲学史》的前身,里面也写这样的观点,认为哲学是两种政治斗争的哲学。这两本跟任继愈的四卷本基本是一样的观点,后来的七卷本观点又“倒回去”了。

   我讲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人,都是无法对抗世界和时代的。冯友兰是个典型,他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写的东西不一样,后来他的观点又倒回去了,因此对冯友兰这个人的评价就很有分歧。有的人肯定他,说他在大的政治环境之下的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人骂他,说他改变自己的观点,没有原则。到底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因此,如果有人要写现代、当代哲学史,对冯友兰怎么评价,要好好考虑。他的这两本书,属于“文革”前十七年的成果,但是观点也都充满了两个“斗争”的观点。所以,在当时来说,无论是谁,不管是杨荣国也好,冯友兰也好,任继愈也好,谁也好,在五十年代都持这样的观点。对他们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从1949年到现在,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环境变化太大了。各个学者,写的东西都跟大环境是不能脱离的。存在决定意识,大的环境决定学者的思想。

   中国思想史教研组都搬到哲学系

   杨:后来您回到中山大学为什么没有回到历史系,反而到了哲学系呢?

   李:1954年的时候,全国撤销“大区”,重新“分流”。我于是面临是否要重新分到中央文化部的选择。这个时候,刘节老师提出希望我回来。当时,因为“大区”撤销、人员分流,如果我要回到中央文化部,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我想,我这个人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在文物局当干部的经历,似乎证明我不是个当官的材料,终于还是选择回到中山大学历史系。

   后来,全国哲学系都经历了被归入北京大学的时期,直到1956年,几个大学才开始慢慢恢复建设哲学系。中山大学在1957年准备开始恢复哲学系时并没打算让我去哲学系,可是1957年“反右”开始后,哲学系的几个骨干陆续被定为右派分子,哲学系几乎没人了。于是,在1960年,中山大学决定把杨荣国调到哲学系当系主任,杨荣国原来在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教研组工作,刚好哲学系强调马列主义研究,教员都是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没人研究中国哲学史,于是决定将历史系整个中国思想史教研组都搬到哲学系来,于是,我跟杨荣国就这样到了哲学系。

   杨荣国从前在湖南念书,一度跟着李达学习,后来李达去了武大,他来了中大。我跟杨荣国的结缘从此开始,我并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与他在同一个教研组工作的同事。他当时是教研室主任,我是教研室的教师。我的教学课程,从古代史转到中国思想史,于是又转到中国哲学史,越来越抽象了!或许,这只能说,我并不是个专家,而是个“杂家”吧!

   

   不会怀疑、不会反对当时会议的观点

   

   杨荣国竟然说:“李锦全,你这不是提意见,是对抗党中央!”

   杨:您曾经在书中写过,您与杨荣国老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参与了不少理论工作,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李:刚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时,“梁效”还没有成立,只是处于准备成立阶段,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例如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资料。那时能加入“梁效”的班子,学者们也是感到很高兴、很光荣的,那可代表中央对自己的肯定。到1974年,开始掀起“儒法斗争”,我们到北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学者们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等待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接见。这些政治局委员中有“左”、“右”的区别,“左”的这头是“四人帮”,“右”的那头是李先念等。

   当时会上王洪文、张春桥都简短地发了言,江青讲得最多,你别以为江青这个人很凶,她可真是个不错的演员啊,她在会上非常活跃,态度最好。学者们一排一排坐在座位上,江青依次来到大家面前,每个人都握手,问问大家都是来自哪个学校的?态度很好。后来清华大学请杨荣国去做报告,迟群、谢静宜还陪我们吃中饭呢!这不能把责任都归结到“梁效”、归结到杨荣国的身上去。身处那个时代的学人,包括冯友兰先生,都天真地认为参与这项工作是一项光荣的事,甚至还愿意去给江青当顾问。而评法批儒运动中很多理论宣传资料,虽然作者写的是某某工人,但实际上都是大学者、大知识分子。

   杨:在评法批儒的运动中,您是作为助手跟着杨荣国老师参与的吗?当时他的观点变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李:当时按照杨荣国的观点,先秦是有儒法斗争的,汉代以后有没有呢?很难说。后来,毛主席委派迟群主持召开法家著作会议。江青关心这个问题,她说,儒法斗争不止是先秦有,汉代也有;不单是古代有,现代也有,将来也有,永远都有。儒法斗争跟阶级斗争一样,永远都要有。杨荣国本来认为,先秦肯定是有儒法斗争的,汉代以后他也不确定存不存在儒法斗争,但是会议开完以后,“认识”统一了,认为儒法斗争汉代以后也是一样存在的。

   在四人帮打倒以后,他告诉我:“在法家著作会议以后,有人捡到了我的会议材料。材料里写着,当时我对于要将儒法斗争搞到底,表示怀疑。”多年过去了,我不断回忆起这个法家著作会议,虽然在会议上我并没有发过言。但是我必须坦诚地讲,哪怕是同样经历了法家著作会议的我,也同样不会怀疑、不会反对当时会议的观点。

   这促使我思考,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难度就在于,在研究学者的思想时,必须要搞清楚,哪些思想是他真正的内心表达、哪些思想是他迫于当时的时代压力而做出的妥协和附和?什么是他的“真思想”,什么是“假思想”?所有的人,在当时绝对不敢讲对儒法斗争的意见,到了某个历史阶段过去之后,才敢回忆起自己的真实想法。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里也是持这样的观点,他在《三松堂自序》里说得很清楚,他当时看到批孔,立刻想到或许不止是要批孔,而且更要批尊孔。自己可是尊孔的标杆,于是为保安全,赶紧自己写两篇批孔的文章,表示自己的转变,表示自己要参加到批孔的行列中。冯先生讲得真实,这就是当时大部分学者的心声。

   杨:如果从“影射史学”的角度看,批林批孔运动不止是对孔子和尊孔的批评,还“影射”到周恩来和林彪。您作为当时的一个“见证者”,能回忆一下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吗?

李:四人帮要把“批林批孔”,定义成对“封建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林彪复辟资本主义,而孔子代表奴隶制,于是,批孔子,就代表批封建主义、批倒退,刚好把批孔与批林彪、批刘少奇联系起来。这与批吴晗《海瑞罢官》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孔子梦周公”,这是倒退的,不仅孔子要批,周公也要批,批林批孔批周公,名义上是批古代的周公,但是周公“影射”的就是周恩来。这就是“革命派”与“保守派”关于“政治正确”的路线斗争,周公代表保守派,批他,你就“政治正确”了。

   

   给自己的观点来了个天翻地覆的转变

   

   杨:对,这样的问题更多涉及毛泽东对于评法批儒运动目的性的判断,或许也涉及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李:1991年,武汉开过一个“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会议,邀我写了一篇文章,会议后出版了一本《毛泽东与传统思想》的讨论文集。对于一直坚持矛盾两重性的我来说,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存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态度转变问题。这样的态度转变,我认为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涉及毛泽东对于政治大局势的判断,涉及对于自己权威的大判断。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强调要为天地立心,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强调救国救民之道,强调自强不息的顽强奋斗精神。可是,他对于“为天地立心”的理解,是认为天地应当服从于我的。于是,在解放后,他的思想节奏出现了偏差,从人的主观能动性转变为主观任意性。于是他在解放后开展一系列的运动,推翻了从前自己对于传统的态度,造成了很多错误,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晚年,主观自信膨胀,早年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思想对于他还产生了副作用,“帮了倒忙”。

   杨荣国的问题也是如此,他过于相信毛主席,而四人帮利用了他。他的问题在于,把四人帮当成了党中央。这也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幼稚”,而是他过于相信,江青真正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因为每一次江青的讲话,都从来不说自己的思想,而是永远在讲毛主席的思想。那自然会造成很多的迷思。

   杨:学界有一种说法,您与杨荣国先生后来产生了一些分歧,这是在什么立场、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

   李:其实杨荣国的很多文章,都是由他提出一个观点,内容由我来完成的。我并不是他的学生,但是我长期担任他的助手。但是他的很多观点,都太紧跟毛主席,我觉得紧跟过头了。

   举个例子说,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观点,有人认为是诡辩论,也有人认为是辩证法。杨荣国在《简明中国思想史》中,认为公孙龙是诡辩论,后来在评法批儒运动中,他坚持紧跟毛主席,于是在1973年修订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中,给自己的观点来了个天翻地覆的转变。

   当时,由于评法批儒,法家思想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而当时又流行一种“名家”与“法家”都是政治正确派的观点,于是“白马非马”自然不能再成为诡辩论,而是要成为辩证法的最好例子。杨荣国提出要修改自己观点的意见,我是不能同意的,我提了个意见,说,你当年的《简明中国思想史》,重印多次,影响很大,如果在这一个修订版中把观点都进行了这么大的改变,这样对于作者自己,也不是一件能说得过去的事。

   听了我的意见以后,杨荣国竟然说:“李锦全,你这不是提意见,是对抗党中央!”哎呀,他的话一说,我的心里立刻就不满了,只好默不作声。不过我心里想,党中央管得到这个吗?那时我已经意识到,他过于紧跟四人帮,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再后来,他就再也不要我给他写东西了。

   如果要说“交恶”,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吧。这个事件,我从来没跟其他人说过,今天当是一次“破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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