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乡贤高二适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提及高二适先生总是把他与一九六五年爆发的震惊学术界、书法界的“兰亭论辩”联系在一起。是的，高二适先生引发了这场大论辩，但这场大论辩也成就了高二适。当时正值“文革”前夕，时居高层的郭沫若先生写了一篇论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从内容到书法全面否定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此文一出，天下一片哗然，这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千年书法，几乎要改写大半中国文化史。但由于当时的时势，大家唯恐受到政治上的牵连，都保持缄默。只有高二适先生很快作《〈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与郭氏相抗辩，但《文物》等报刊未予登载。高老只好将文稿寄给恩师章士钊先生，请他转呈给毛泽东主席定断。毛主席阅读后立即致信郭沫若先生，委婉地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同时又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交给郭沫若，表示“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旋即高二适一文在《光明日报》、《文物》杂志全文刊出，致而引发出震惊全国，波及海内外，影响深远的“兰亭论辩”。在万马齐喑文艺百花凋零的时代，“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成了“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注脚。但用它来注解“双百”，确实有点儿苦涩。如今两位发起人郭老、高老均已作古，当我们再回过头来检讨那场论辩，看看在“兰亭论辩”过程中，几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或许会对启示当下知识分子坚守责任感、道德感有所帮助。
首先，作为政治家的文人毛泽东主席。他支持“兰亭论辩”多少是出于他个人的文化情结与独特的气质，的确，作为书法家的他，《兰亭序》的真伪论争自然逃不脱他的视野，但作为政治家的他更察觉到这论辩背后的政治潜能。他来自农民阶层的敏感性以及与生俱来的挑战、造反的精神，自然会使他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建议。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家他也比谁都更认为，如果把眼光全部聚焦于文艺而荒于政治，那将是一场政治悲剧。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语出惊人：“我认为毛——就他的‘要想改变社会，就得首先改变意识’这一感觉而言——比他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同行更加现代。当然，我这儿所说的‘现代主义’指的是一场文学和文化运动。”（《文化研究访谈录》，海登·怀特著，谢少波、王逢振编，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三年六月版）这场运动必须由 “人类集体合作”即群众运动来完成。因此，解放后的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反右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都是政治家在意识形态这一至高领域发动的一场革命。自然，“兰亭论辩”就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等待着意识形态投来虚像的屏幕。只是它还没有被叫醒，依然可以做着纯粹的学术梦。
其次，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郭沫若。一九六三年九月底，毛泽东严厉批评文艺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了主角，劳动人民只是配角，甚至被丑化。一九六四年，他正面指示：“《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同年十二月又批示：“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自然，作为文艺界的领袖，文化班头，且居于主流意识形态中心的郭沫若，他的一言一行，必须体现领袖的意志和意识形态导向。此时他造《兰亭序》的反，和他写历史剧《蔡文姬》一样，都把他诗人的激情、叛逆的个性、严谨治学的精神全归之于政治意识形态。“兰亭论辩”中的否定派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沿着批判唯心主义和帝王将相两条线展开的。
可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郭老很希望保持独立自由的空间，可以不对任何人的宠辱而坚守灵魂，可以不为取悦世俗的喧哗而戕害自己的发现感、创造感和兴奋感，这也才是真正知识分子的个性道德。他的“辞职”报告、“焚书”声明和他二十年代流亡日本一样，也是一种自我放逐、自我流亡。他看到从前的一系列文化运动给文化和知识分子带来的伤害太大了，而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不可预测，这种无奈的自我放逐，甚至是自虐，既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他拥有特殊位置和身份的无奈选择。他有分寸的压抑高老一派，客观上使“兰亭论辩”终究没有成为一场群众运动。
也正因为郭老的双面性，才使得“兰亭论辩”那么轰轰烈烈地开场、那样平平静静地退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上演了一场有惊无险、令人回味无穷的短剧。
第三，纯粹的知识分子高二适。高二适先生的流亡也有两次，一是解放前的自我放逐，他在进国民政府立法院之际，他与执事者商定“三不盟约”——不入国民党，不参与政治活动，不受训，从而把自己设定为主流社会的圈外人；二是解放后，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像高二适先生这样的旧文人，自然排在主流社会之外。但无论哪一种环境，他都会放弃权杖和桂冠，做一个文化的流浪者，始终保持着睿智的心灵和知识分子的本能的责任感。他的狂狷、执拗成为他思维方式的主要模式。以学术为公，以捍卫文化为己任，谁若是颠覆文化、贻误后学，不管是有权势的康生、学术权威郭沫若，还是恩重如山的师友章士钊，高二适都会自然站出来讲真话。章士钊出于关心和爱护，曾多次提醒高二适为文为言要注意分寸，否则会影响个人前途等等问题，但高二适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日的一封回信里阐明自己的心迹：“唯前途有否，以论学为重，一时得失为轻。唯公察之！”
知识分子的职责之一就是质疑。高二适质疑的灵感来自于文化本身，是以回归文化真实为主旨，这种质疑是坦荡的，他的价值就在于传达了一种真切的声音，即使论证不到位，也掩盖不了他的美的质感。郭沫若质疑的灵感往往来自政治的需求，它的悲剧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被卷入了毫无根据的阶级偏见。
在高二适的文化构成中，他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精神，因而具有现代性，他是传统中的现代派。而郭沫若虽然以叛逆、翻案名噪一时，但他的文化构成，则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知遇报恩的情怀，因而具有忠义性，他是现代派中的古典。
第四，消极的旁观者。在“兰亭论辩”中，既有硬被拉入的，如启功先生，也有心知肚明而不敢、不愿介入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消极的旁观者。他们的举动正如二○○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在授奖词《旁观者清》所说的那样：“旁观者们理应服务于生活，正是这点却不能在那里办到……旁观者们也理应服务于观察生活，这在别处是经常能够办到的。”（《“钢琴教师”耶利内克》，钱定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五年一月版）于是他们采取了模糊的方法和策略。当历史翻过那一页后，启功先生提起往事，每每都像一个写错作业的小学生，一次又一次用橡皮去擦，却总留下一个淡淡的污迹，给人以一种隐隐的痛。至今我们也不明白某些人在“兰亭”这个问题上表述的确定性。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康德说过：“模糊是一切神秘主义者的命令，用来诱使人们通过人为的模糊埋葬了智慧。”（《实用人类学》，康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二年六月版，16页），所以，当列出支持郭沫若观点一长串大人物的名单时，就造成了一种虚假胜利的幻觉。
“兰亭论辩”是一扇窗口，我们可以窥视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思维的模式；同时，“兰亭论辩”又是一面三棱镜，它可以折射出知识分子身上艺术自律的维度，这种维度的深浅将使后之来者体验到相应的归属感，正是这样的归属感让我们重新获得一种经验先兆。如果这种“经验先兆在社会中是常见的和普及的，我们可以说它给予了这个社会一种普遍的健康和人道的气氛，它表示了一种有成就感的生活质量” （《批判美学与后现代主义》，[英]保罗·克罗塞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五年一月版，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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