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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逃避的瞿秋白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仲敬 点击:16349次 时间:2015-06-14 21:12:58

 瞿秋白祖辈原是士大夫,但在他幼年时家道中落,甚至穷到上不起学的地步。他父亲性格懦弱,安于打秋风的生活,一旦寄食的大树(本族的叔祖父)倒下,就完全丧失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他母亲原先是广东盐大使的女儿,在瞿家“天香楼”过了一段《红楼梦》式的生活,吟诗教子打发岁月,失去“贾政”以后却表现得比较勇敢。瞿秋白从小看到家境每况愈下,父亲天天游手好闲,母亲徒劳无益地挣扎。他的感情明显在母亲一方,对男性家长的失望变形为反社会心理。母亲怀着“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的心理,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鲤鱼跳龙门身上,将他训练成一个除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能做的半废人。父亲却没有丝毫家庭责任感,仿佛一切都跟自己没有关系。最后到1916年,他们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没有了。母亲丧失了最后的幻想或希望,自杀身亡。瞿秋白永远没有忘记当时的绝望,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和社会。他的绝望是双重的,因为没有毕业的中学生两头落空。身体已经因为苦读而软弱,做江湖好汉或劳动人民都没有资格。所有无产阶级当中,没有高学历的文人总是无产阶级意识最强的。他将社会意义的软弱和体格意义上的软弱投射为造反崇拜,主要就是因为明知自己没有造反的能力。“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朱贵式的酒保。”

   1917年,瞿秋白进京闯荡。在此之前,他在常州老家已经受够了亲戚的白眼。《饿乡纪程》所说的中国旧社会破产,其实主要就是指瞿氏家族的势利眼。旧式的儒学宗族理应养活大家族内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废物点心,例如像他父亲这样的人。资本主义新士绅却不觉得自己有这种责任,断绝了瞿秋白子承父业的机会。瞿秋白永远忘不了族人的背叛和资本主义新社会的残酷,对这个社会怀有文盲农民工人不能理解的切肤之痛。他当时的问题在于西学水准太差,只能到水浒、黄巢和洪秀全那里寻中精神资源。他来到北京后,参加北大和公务员考试失败,只得在门槛很低的俄文专修馆混事。在留学生满街走的北京城,这样的出身就足以保证他没有前途。他清楚自己的命运,变得越来越自卑和孤僻。积蓄的挫败感无处释放,“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正是他当时的写照。五四运动对他这样的人只有机会,没有损失。他借助运动造成的社会情绪,加入了《晨报》和《时事新报》的临时通讯员行列,前往莫斯科采访,从此走上不归路。他临终时后悔当时似乎微不足道的偶然,居然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仿佛基什洛夫斯基的电影。媒体对于做不成专业人士的知识分子,是天然的避难所。如果你什么都似乎懂一点点,却又什么都不精通,做精英脑子不合格,做草根身体不合格,媒体就是你最好的选择。瞿秋白是东方的媒体人,没有西方半知识分子的活力和恶习。

   他的特征是勤勉而没有创见。他三年内发了五十多篇通讯,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四本书,表现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的优秀素质,却没有一点思想家的痕迹。他在此期间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像随时可能失业的文案一样低俗而煽情:“中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你们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正在实现着社会主义原则,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克服着无数困难,你们忍受着百般困苦而始终不丧失信心。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我们尤为赞赏的是,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我们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世界上将会出现人道和正义;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会觉醒起来。”他显然有理由认为,大多数和最重要的读者是俄国人。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派他当翻译。1923年,国际派他去中国指导工作。他迅速纠正了中国党内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主要因为他的指示代表了苏联的最新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仿照苏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列宁主义改造的象征,出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主编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此后几年,他的理论建树就是解释苏联的特洛伊木马政策。什么是民权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既不是颠覆国民党的阴谋,又不是背叛马列的机会主义行径。当时,他的国民党朋友戴季陶等人热衷于证明第一点。后来,他的共产党朋友热衷于证明第二点。只要苏联的政策仍然支持他,这些证明都没有意义。一旦苏联的政策不再支持他,他的诠释就反过来变成了自己的罪证。在此期间,他最大的成绩是翻译。他虽然讨厌父亲,其实性格很像父亲,畏怯独当一面,喜欢依附于人,从他的文字就可以看出,他在翻译、介绍和代言时从容镇定,自己负责和判断就非常别扭、痛苦和尴尬。

   蒋介石的清党毁了陈独秀,因为共产国际是永远正确的,如果失败就肯定是下级的错,否则历史进程就要变得不够科学了。瞿秋白实际上是那种除了写字以外,什么都不会的角色,自己没有谋求权力,却不得不接受无力负担的责任。八七会议的真正主持人当然还是苏联,但《告全党党员书》的汉文本确是瞿秋白的杰作。他在这些活动中的地位,就是一个冒充领导的秘书。这些最新理论跟他以前的理论一样,并不是他自己的创造,而是苏联修改后的最新政策解读,只是方向变了一百八十度。他现在不再论证为什么必须支持国民党,而是论证为什么必须打倒国民党;不再论证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是进步势力,而是论证为什么所有资产阶级都是反动势力。这些论证都不太重要,只要掌握了思路和窍门,所有考生都会写。你只要精通《考研政治解题指南》,就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王绍光······我是说瞿秋白的理论水平。1928年,他返回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

李立三失败后,他最后一次担任罢黜失宠者的钦差大臣。然而,他的好运就此结束。此后,新钦差大臣王明就要对他如法炮制了。他心里非常明白,这种事情早晚会发生的。他的性格和能力都属于文人,只能胜任宣传工作也只想做宣传工作,然而苏联并不打算这样用他,所以他注定不得好死。1934年,他奉命前往赣南苏区。这是一次谋杀性的放逐,因为他的身体离不开上海的医疗条件。他在赣南结识了毛泽东。后者一向具备在短时期内看透别人性格的能力,很快明白瞿秋白不是有野心有威胁的角色,迫害其实是愚蠢和多余的,对言必称希腊的远方上级多了几分轻视,但他当时没有能力改变瞿秋白的命运。无论如何从瞿秋白的身体状况看,反正是活不了多久了。红军撤出赣南,决定不把他带走,虽然残酷,却并不令人意外。瞿秋白自己都不再挣扎了,坐等早已注定的末日来临。他的精神和身体同样孱弱,惯于逃避。这种性格在没落士大夫当中司空见惯,与其说属于个人,不如说属于整个家系和文化。国民党征服者像艾森豪威尔对待德国村民一样,强迫他观看本党同志蹂躏的现场。他无法回答这种廉价的正义指控,只觉得自己的道路根本不是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的。他哀叹自己的命运本来应该属于文人圈,但未尝不清楚允许他度过这种生活的环境早已不复存在。他的懊悔和软弱不是出于贪生怕死,更不是妄想通过求饶改变命运,而是像一位真正毫无任何信仰的漂泊者一样,对世界的荒谬和残酷表现出《鬼子来了》式的心死。他不是叛徒,因为他的思想层次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真正信仰任何价值的高度,他的道路只是一系列偶然事件造成的蝴蝶效应。当然,他更不可能是烈士。高呼口号的粗俗夸张姿态,根本不符合他内敛的性格。所有证人在五十多年间都没有回忆到他的壮烈口号,其间包括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几起几落。然后宋希濂这位公认的变色龙却在普遍平反和追认功勋的时代产生了如此识时务的创造性记忆,恰到好处地解决了共产党早期领袖不宜编入《中国革命史》的侧面,其可信度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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