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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和他的丞相们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周树山 点击:34941次 时间:2015-06-14 21:15:19

  公元前91年初春,奉汉武帝诏敕,大汉丞相公孙贺被逮捕入狱。在狱中,有司穷治其罪,他和儿子公孙敬声受尽了凌辱和拷打,最后,父子双双死于狱中。汉武帝犹恨意难消,下旨将公孙贺全家灭族。这不是汉武帝杀的第一个丞相,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随着皇帝春秋渐高,他的性情越来越乖戾和残暴,位居群臣之首的丞相和其他庙堂大臣,因小过或无罪被诛戮者日渐增多,公孙贺不过是其中的倒霉蛋之一。

   公孙贺本有着堂皇的门第和显赫的人生。他的祖父公孙昆邪在汉景帝时为陇西太守,吴楚之乱时,拜为将军,因平叛有功,封为平曲侯。出身侯门的公孙贺少年时即为皇家骑士,出入宫阙。武帝刘彻为太子时,他入选太子舍人,陪侍太子游宴射猎,混得很熟。公孙贺不是读书人,没有庙堂之才,但是,英雄何须读书史,马上自可建奇勋。公孙贺为骑士时,就曾多次随军出征,屡立战功。武帝即位后,迁为太仆,官列九卿。武帝拔擢他至高位,除了他是老熟人外,还有一层关系,即公孙贺后来娶了一个身价骤贵的夫人,此女即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大姐卫君孺。既为皇帝连襟,当然倍受宠信。不久,公孙贺出任轻车将军,驻军马邑,四年后,率军出云中,手握军权,成为边鄙重臣。五年后,拜车骑将军,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因军功封侯。后又多次统军出征,尽管中间曾因小过被削夺爵位,但始终位居要津,荣宠不衰。再后来,终日战战兢兢,虽熬到衰年却不得退位的丞相石庆死去,汉武帝命他为相,并二次封侯。公孙贺位极人臣,按说应该兴高采烈,可他却在皇帝面前伏地不起,涕泣交流,叩头不止,说:“臣本边鄙之将,以鞍马骑射为官,无才无德,实不堪丞相之任!”皇帝及左右臣僚见公孙贺哭得如此伤悲,也不由得感动下泪。皇帝命侍从:“扶起丞相。”侍从去扶他,公孙贺却死活不肯起来接相印,皇帝无奈,起身离去,公孙贺这才不得已起身接了相印。出得宫来,左右问:“皇帝拜相,乃荣宠之事,何哭之悲也?”公孙贺回答说:“主上贤明,臣本不称丞相之职,负此重责,从此危乎殆哉!”此言足见公孙贺亦非颟顸之辈,他不傻,知道汉武帝这个主儿不好侍侯,所谓伴君如伴虎,虽然位居丞相,稍不如意,随时会带来杀身之祸。

   公孙贺此言并非空穴来风,在这之前,已有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位丞相联翩下狱而死。丞相石庆老迈,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亲下手诏,讽刺挖苦,严厉谴责,出语苛毒,石庆以为他“归丞相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的请求得到了批准,要呈还印绶。丞相掾史看了皇帝手诏,说,皇帝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哪里是让你卸职归家,你要是明白人,应该引咎自裁才是啊!石庆吓坏了,哪里还敢提退休的事,第二天就硬撑着上班去了。好歹又撑了三年,死在了丞相任上。前任经历昭昭在目,公孙贺心中恐惧,视丞相如备杀之囚,所以他哀告哭泣,不肯接任,皇帝拂袖而去,这才不得已接了任。

   “从此危乎殆哉!”公孙贺之言如同巫咒,尽管他战栗惶悚,日夜忧惧,大祸还是不期而至。他上位丞相后,他原来的太仆之位由儿子承继,父子同列朝班,表面上堂皇荣耀,但高危易倾,物极必反,乃世之常理。自己万般小心,尚有不测之虞,况自蹈死地乎!事情出在他儿子公孙敬声身上。由于自小生在王侯之家,又与皇家有姻亲,公孙敬声是个养尊处优,骄奢不法的纨绔子弟。尽管汉代有举孝廉的人才察举制度,但重要显赫的职务多授予外戚、重臣和权贵子弟。公孙敬声虽无才德,却填补了父亲留下的太仆之位的空缺。他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了一千九百万的军费,事发后,进了大牢。当时朝廷正在追捕一个名为朱安世的黑社会老大,此人大名鼎鼎,人称“京师大侠”。因久捕不得,皇帝很恼火。公孙贺救儿心切,向皇帝提出由他亲自督办此案,条件是朱安世归案后,请赎儿子敬声之罪。皇帝看在亲戚的份上,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朱安世果然被逮捕归案。朱归案后,听说丞相想拿自己之头赎儿子之罪,他笑了,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丞相这下怕是摊上大事儿了!于是,朱安世于狱中告发公孙家三事:一是公孙敬声与汉武帝之女阳石公主私通,二是使巫覡作法诅咒皇帝,三是在皇帝去往甘泉宫的路上埋下偶人,以恶言咒帝。此事非同小可,有一桩坐实就是灭族之罪。有司立即呈报皇帝,于是,公孙贺不但没救出儿子,自己反倒随后进了大牢。奇怪的是,朱安世这个社会边缘人的揭发竟然件件属实,父子两人被严刑拷打,长久折磨后皆瘐死狱中。汉武帝春秋渐高,他原本就怕死,一直祈望升仙永生,所以对神仙方术很是迷信,越年长越怕死,如今升仙得道的事久不应验,竟然有人用巫蛊之术咒他速死,他岂能不怒火中烧!于是,他下令将公孙贺全家灭族,两个与人私通的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一并杀头。当然,皇后的大姐——公孙贺的夫人也被杀了。卫家被处死的还有一个人,即已故大将军卫青的侄子长平侯卫伉,据说他也卷入了与公主通奸及巫蛊案中。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其后不久,巫蛊之祸所连及的皇后、太子一家几乎尽被杀死。(参见拙文《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

   公孙贺死后,皇帝四顾,几无可信之人,自己的连襟姻亲尚包藏祸心,谁又是忠心耿耿的股肱之臣呢?想来想去,提拔了自己的刘姓宗亲刘屈牦为相。刘屈牦是汉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刘胜之子,依辈分应属汉武帝的侄辈。刘胜妻妾甚多,耽于酒色,史载有子一百二十余人,刘屈牦即一百二十分之一。其为相时,刘胜已死,刘屈牦以皇帝近支,时任涿郡太守,当属地方大员(《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称刘备家涿郡涿县,乃刘胜之子刘贞之后人,贞封涿县陆城亭侯,因罪失侯后世居涿县,多代之后,产下刘备。刘胜之子多至一百二十余人,当为汉代诸侯之冠,安排他们也是国家之负累也。刘贞刘屈牦兄弟俱安排在涿郡,一为太守,一为亭侯,刘贞虽失侯却得活命,所以后世子嗣出了个刘备,尽管微贱时卖过草鞋,后也终支起一个刘姓小朝廷,成为三国鼎立之一足)。

   刘屈牦接任丞相的这年秋天,巫蛊之祸闹大了。被汉武帝信重主持查蛊的江充想害太子刘据,栽赃说太子宫中埋有偶人诅咒皇帝。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内外隔绝,皇后太子派出的使节皆不蒙召见。太子无以自白,发兵诛杀江充。太子兵入丞相府,刘屈牦吓跑了,连丞相印绶都丢掉了。江充一派的人向汉武帝汇报说太子造反,汉武帝问丞相何在?回答说:“丞相保密,不敢发兵。”汉武帝大怒,说:“事已纷乱如此,尚何秘可言?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马上下达了围剿太子的平叛令。汉武帝离开甘泉,驾临长安城西的建章宫,调集部队,亲自指挥作战。刘屈牦接旨后,率百官僚属和太子展开了殊死搏斗,大战五日,死者数万人,都城内处处伏尸,血流入排水沟中。后加入丞相军队的人越来越多,太子落败,逃出城去,隐蔽多日后,暴露行踪,在地方官的围捕中自缢身死,太子的两个儿子并皆遇害。汉武帝命人入皇后宫收皇后玺绶,卫皇后自杀。奉皇帝之命,丞相刘屈牦打败了太子,似乎应该算立一大功。但皇帝很快醒悟了,太子是被江充陷害致死的。所以,刘屈牦的平叛之功在皇帝那里自然打了折扣。太子皇后俱死,汉武帝迁怒于人,江充被灭族,参与陷害太子的人尽被诛杀,刘屈牦虽暂未获罪,但他的日子显然不好过。第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出征匈奴,丞相刘屈牦为之饯行,送至渭桥。将别之际,李广利对刘屈牦说:“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卫太子刘据刚刚在巫蛊之祸中被杀,李广利就和刘屈牦筹谋起立太子的事来。原来昌邑王刘髆乃李广利妹妹李夫人所生(李夫人还有一个哥哥李延年,著名的歌舞艺人,被封为协律都尉,秩比二千石,但此时武帝宠幸的李夫人已经死去了),而李广利之所以敢对刘屈牦谈立储之事,乃因刘李二人乃儿女姻亲,李广利的女儿即屈刘牦儿妇。如果昌邑王得继大统,从政治利益考量,刘李二人皆为赢家,所以刘屈牦满口应承。但刘屈牦虽挟宗亲之重,位列丞相,但他在皇帝面前并无什么分量,他不断遭到皇帝的责谴,已身心俱疲,穷于应付,哪里还敢在皇帝面前提立储的事。因太子被杀,汉武帝正处于无穷的愧悔和懊恼之中,身为率军和太子相杀的丞相,已身处罡风烈焰之中,自身难保,安敢再提新立太子这样敏感的话题,触皇帝的椎心之痛?但是,既和李广利有此言,也就是给自己身上拴了个炸弹,不久,炸弹终于引爆,内廷的一个官员就将此事告发。除了这一条,还有一条同样致命的重罪:刘屈牦的夫人因刘连受皇帝责谴,身家性命旦夕难保,恨皇帝速死,因此“使巫祠社,咒诅主上”。汉武帝闻此,暴跳如雷,下令以厨车(拉肉类及食物之车)拉刘屈牦游街示众后,腰斩东市。刘的夫人被枭首长安华阳街。李广利全家也被收捕。李广利闻此,率部队投降了匈奴,李家也全族覆灭。

   刘屈牦等被杀后,汉武帝心情更加恶劣,丞相的位子暂时空置。皇帝日夜思念太子,在太子殒命的地方修了一座望子台,还命人修了一座思子宫,经常一个人登临高台,在悲风飒飒中久久伫立,涕泗交流,或者把自己关在思子宫里,枯坐徘徊,他杀了很多令他烦厌的大臣,但仍难排解心中的伤痛,而这种痛是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这时候,他收到了一份奏疏,展开一看,是为太子辩冤的,言辞颇为恳切,上书的臣子说,他是梦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教他如此这般上书皇帝的。皇帝被这封奏疏打动了,立刻召见上书人。此人乃位卑小臣,是高皇帝庙寝的守墓郎,名叫车千秋,长得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汉武帝见而悦之,多少时日深埋心中无人倾诉的痛苦终于有人替他说出来了,他觉得自己孤独痛楚的心灵得到了抚慰。皇帝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车千秋为大鸿胪。数月之后,车千秋即代替刘屈牦,官拜丞相,封为富民侯。车千秋既无过人之才能,又无庙堂帷幄之谋,战场攻伐之功,仅以一言中皇帝之意,所谓挠到了痒处,数月之内,取相封侯,“世未尝有也。”汉武帝如此草率封相,还遭到了匈奴单于的嘲笑,使者至匈奴,单于问何人为相,使者答车千秋,单于未闻其人,问以何故封相,答以上书言事。单于笑道:“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使者还,道单于之言,汉武帝羞恼,要治使者辱命之罪。后来大概觉得单于之言也是实情,与使者无干,也就不了了之了。

   车千秋在丞相任上,见武帝脾气暴戾,诛杀大臣,且心情抑郁,无以排解,国家朝野上下充满戾气,便与大臣们联名上书,请求皇帝施恩惠,缓刑罚,养志安神,有空多听听音乐,宽解自己的心情,养好身体。武帝回复,谈了巫蛊之祸给他造成的无法平复的心灵隐痛,说数月以来,他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巫蛊至今未除,还是不断有人用此邪术诅咒他,“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君临天下半个世纪之久的汉武帝封禅泰山,四方征伐,迷信神仙,祈望长生,宫观楼台,奢靡绮丽,赏罚由心,杀剐随意,言出法随,臣民慑伏,雷霆之怒,国中震恐,上至皇后太子,下至臣民百姓,遭无妄之祸而命丧沟壑者何止千万,晚年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恨其速死者遍布朝野。他的心境如此苍凉悲苦,身体也每况愈下,不久就呜呼哀哉。车千秋成为他在世时最后一个丞相。

汉武临朝以来,下令诛杀的有五个丞相(御史大夫等其他重臣不在其内),有的还遭到灭族之祸。那么,他难道没有信重的丞相吗?有,公孙弘是唯一的一位。此人原来是个放猪的,四十多岁时,开始学《春秋》等儒家经典,六十岁那年,招贤良文学士,中选为博士。为使匈奴,回来述职时不合皇帝意,皇帝发怒,公孙弘害怕,以有病为名跑回了老家。本来他的仕途之路已经终止,可是后来郡国举贤良文学又把他推荐了上去。他推辞说,以前出使匈奴,差点获罪,证明自己能力不行,还是另选别人吧。可能是实在无人可选,公孙弘第二次被推荐了上去。这次他时来运转。武帝下诏求问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治道之本,让举荐上来的人“详具其对,著之于篇”上奏皇帝,由皇帝亲览,其实相当于后代的廷试。参与策试者百余人,主持其事的官员认为公孙弘的章奏不好,把他的名次排在了后面,可是武帝阅后,却把他拔擢为第一名。皇帝召其入见,见其风度不凡,复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成为后备干部。公孙弘见作文议论可以升官,愈发努力,连续上书,博武帝欢喜,职位也不断升迁,一年之内,官至左内史,数年内,迁御史大夫,不久即以高年跃居丞相。凡封丞相,原先得有爵位,公孙弘未曾封侯,武帝打破惯例,对公孙弘先拜丞相后封侯,可见眷宠之深。公孙弘真以才德博帝王之宠吗?很多有才德的人仕路蹭蹬,甚至丢掉了性命,为何公孙弘独能平步青云?那是因为公孙弘老奸巨滑,善处庙堂之间,知道如何讨好君主,讨其欢心。“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把自己的主意一二三列出,让帝王自己决策,决不因意见不同,坚持己见,和人争执。既得筹谋之实,又不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他还会利用别人当“枪手”,大臣汲黯就常被他利用,二人商议好向皇帝奏事,见帝后,他推汲黯先说,自己看皇帝的反映在一边“溜缝”。有时与公卿大臣商量好的事情,到了皇帝面前,立刻见风使舵,“皆背其约以顺上指。”出卖了大家,站到了皇帝一边。气得汲黯当场揭他的老底:“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皇帝当场问公孙弘,公孙弘却虚晃一枪:“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一句话,我是没有原则和操守的,只是无条件站在皇帝一边,你要知道我的苦心就认为我忠,不知道我的苦心,就认为我不忠。这种死心塌地的奴才心态自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大凡刚愎自用的君主,皆用奴不用才,所以,公孙弘才在汉武帝面前屹立不倒。汲黯看穿了他欺诈阴骘的本性,向皇帝举报说,公孙弘居高位,俸禄甚多,却以粗布为被,此饰俭以为诈,其心不端。皇帝问公孙弘,公孙弘回答说:有这回事,在大臣中,我与汲黯是最好的朋友,了解我的也只有汲黯,他所说的完全属实,而且一语中的。居三公之位却以粗布为被,就是想沽名钓誉。没有汲黯,陛下安闻此言?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反把汲黯的告发化于无形。皇帝认为公孙弘有谦让之德,更加重视他。看穿公孙弘本质的,不止汲黯一人,董仲舒就认为他是一个谄谀君主的小人。董仲舒与公孙弘齐名,但董连个庙堂之官都没混上,只能到诸侯国去任职。公孙弘外表宽仁,内藏忌刻,凡与其有过节的,表面与之相善,迟早必加报复。大臣主父偃就因得罪他被杀。当然他也没忘了心头之患董仲舒,董虽然权力上无法与之抗衡,但学问才华过之,他向皇帝建议,把董仲舒派往胶西为相。胶西王是汉武帝之兄,残暴嗜杀,多行不法,杀了很多朝廷派去的官员。公孙弘想借胶西王之刀取董仲舒之头。董仲舒最后借病退隐,绝了仕途之念,才保得一条性命。

   以上可见,汉武帝时代,丞相的取舍去留,身家性命,尽操帝王之手。相权与帝权是否能分立制衡呢?回答是否定的。钱穆先生极力推崇中国王朝的宰相制度,说:“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叠,则为政事之时新。”他并且认为中国王朝的宰相制度“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对之推许无以复加。据此,钱穆先生断言中国王朝不是帝王专制的社会,“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是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因为朝廷设宰相之位,就认为皇权相权“骈立并峙”,中国王朝不是帝王专制的制度,揆诸史实,窃以为此论不能成立。李斯乃有名的秦相,不能阻胡亥之篡位,当胡亥在赵高的操弄下,专权肆暴时,李斯被迫上书,为暴君肆虐立论,云:“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其后,身且不免,与其子并被腰斩咸阳,其“出上蔡东门逐兔”之叹,乃千古臣子摧肝伤心之悲也!其与谁“骈立并峙”哉?至于汉武与宰相之关系,已于上述,哪个宰相敢拂帝王之意而“为政事之时新?”似未之见也。公孙弘为相时,得帝王信重,“开东阁以延贤人”,不过是养些吃闲饭的门客,并非是组阁行政。等到李蔡为相,中经几任,直到石庆,“丞相府客馆丘墟而已”。到了公孙贺、刘屈牦这两任,丞相府已颓败成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所谓丞相不过就是点卯应差而已。稍不如意,命且不保,在帝王面前,就是战战兢兢的奴才。钱穆先生引证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解释说:“宫即指皇宫,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和融通的”。但诸葛亮此言似非此意,他下面的话是“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是告诫后主刘禅要公平对待臣下,“俱为一体”乃是强调王朝是在皇帝一元化领导之下。宋人程颐说过:“天下治乱系宰相。”有学者考证出在宋代,宰相在治国理政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暑,才得以成为朝廷正式的政令,宰相有时甚至否决帝王之旨。这是士大夫势力强大后与皇权博弈,宋代皇室让渡部分权力的结果,它并没有形成治统影响后来的王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连杀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任宰相,自胡惟庸被诛后,丞相之位废而不设,君主乾纲独断。以后历代王朝乃至不叫王朝的王朝,没见过哪个丞相敢跟皇帝叫板。钱穆先生说:“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历史上强调皇权至上的话不胜枚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不但观念上如此,在政治实践中,中国王朝帝王专制的历史绵延久远,无论执政者还是普通百姓,它所形成的皇权观念深入骨髓,难以祛除,这正是当代中国政治转型滞缓艰困的主要原因。

   2014年7月27日于威海贝舍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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