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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辩护或批评,但抗战史学的第一任务是辨伪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徐亮 点击:23674次 时间:2015-09-12 10:36:43

  随着阅兵的身影逐渐淡去,有关抗战史学的讨论却并未烟消云散。这个话题从抗战结束后就开始讨论,争议了七十年,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争论终结的希望。学术范围内的讨论,可以使研究更接近真实状况,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学术之外掺杂私货,却似乎构成了抗战史学研究的一大问题。尤其在舆论场,抗战史学为立场而编排史料,似乎成了公害。

   当年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求学的时候,导师汪受宽先生让我帮忙校对他的一篇即将刊印的文章。当时我天真地想,杂志社都已经反复多次审核过的稿子会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就只校对了语句、字词和标点。后来汪先生特意叫我去,把他校对好的稿子给我看,原来他又用纸质的《史记》、《宋史》等多部史书仔细校对了文章中的每个古汉语引文段落,从中发现了三五处杂志社排版中弄错的字句。这件事过去了十几年了,但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对我仍然有很深的影响:史学的引文一定的要无比精确,学风一定要严谨再严谨,这样才有说服力。

   最近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思索,一件事就是 9月4日晚上9点30分,于丹在个人微博晒出了一份“光绪讲话”,以此来激励学生。后来事实证明那个讲话是一篇流传多年又被精确辟谣的伪文。另外一件事就是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的文章被篡改了原文标题,称“北大副校长梁柱: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事实上他的文章并无此句话,但是该句明显不符合梁柱身份的言辞一时间成了舆论场口水战的工具。在更多的微信群里,冷嘲热讽和激烈辩论兼而有之。其核心问题就是谁是抗战的“砥柱”。作为一名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学者,通过阅读那些争论和在微信圈里各种文章,我深感抗战史学的第一任务是辨伪。

   清朝史学家姚际恒把辨伪工作看成是“读书第一义也”。中国近代语言学家钱玄同讲到“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熊十力认为治经也必先辨伪。顾颇刚的《中国辨伪史略》认为:“辨伪工作,萌芽于战国、秦汉,而勃发于唐宋元明,到了清代瀕近于成熟阶段。” 可见辨伪不仅是一种良好的学术态度,也是一种对优秀古风的继承。尽管胡适不同意古史辨的一些盲点,如“把书的真伪与书中所记载史事的真伪完全等同起来,认为伪书中便不可能有真史料”,但是他仍然坚守治史的首要任务是“文籍辨伪,史料考证”。

   史料的辨伪与考证固然艰难,却是今天研究抗战史的第一位任务。可是满清民国以降,辨伪的学风却没有被好好继承下来。一些学风不严谨的作品在今天借助于网络虚拟空间大行其道,甚至一些史学功底不扎实的史学生也参与其中,令人不得不扼腕叹息。事实上,中国史学界之所以对辨伪极为重视,原因在于中国古代长期盛行作伪。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作了统计;“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十分之七是粗略的数字,但足以说明作伪的严重性。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梁启超尽管批评的是“旧学”,但是直至今日,有关抗战的历史,则更多地夹杂着伪书、伪作和伪史。

   明代是中国古籍史上作伪的高峰,清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对明代人的爱作伪书的恶习大加抨击。也正是在明代,才应用而生了胡应麟的辨伪方法。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出了八种方法。

   “一、核之《七略》,以观其源”。观察史料的原始来源非常重要,也就说要核对原文。特别是对有争议的文章或字句一定要不怕麻烦,仔细核对原始的文字。我记得有人经常拿“与天斗,其乐无穷”来说毛泽东的“斗争史观”,但是事实上该句的原文是1917年《奋斗自勉》上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中含义不过是表达自强不息的精神罢了。但是不追查原文,怎知道这句话被长期歪曲成这样。相似的话还有“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感谢日本人”等等。梁柱的很多观点,本人并不赞成,但扭曲其原话,也是很不道德的。

   “二、核之群志,以观其绪”。这个问题充分证明史料来源要多元化,所谓孤证不立。清乾嘉学派治学过程中,该学派认为孤证不立,就是说,单一的历史材料不能成立,要选用各种来源不同的相关材料来论证某一个问题,这就是“孤证不立”的原则。抗战时期的史料,大多为尊者讳,同时竭力地夸大本方面的成绩,缩小自己的损失以及对方的战绩。因此,所谓拿日本的资料、台湾的资料来是说明问题,也要相互仔细辨别,相互辅助相互证明才具有科学性。有个别史学大家,拿着所谓俄罗斯解密档案来构建一种新的史学观点,其实违背了史学资料多元化的原则。作为一种严肃的史学研究,要美国,大陆,台湾,日本,俄罗斯史料相互参鉴。这样才能站得住脚。

   “三、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历史学的可贵品质是全面性,这一点和政治、国际关系学使用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分析是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搜集的史料不齐全,就意味着研究缺乏可信度。但是民国时期的史料汗牛充栋,穷首皓经,费尽毕生精力也未必可得。因此,由于客观上我们个人时间与能力所限,极难搜集齐全全部史料。即使搜集完也难以看完。何况还有形形色色的英美俄日等语种的史料。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做文献的回顾,仔细看看相关的研究进入的状态,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来审读第一手的资料。

   “四、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这一点比第三点更为重要。所谓“异世”就是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看法。在学术研究领域搞关门主义和闭门造车是尤其要不得的。抗战史由于相关利益方都还存活于世,因此难以避免严重的主观性与政治立场性。大量的史料都带有伪的成分,各种对史料的评析都带有极强的主观好恶特点。要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就要仔细核实作者的身份、作者与所述客体的血缘、学缘、亲属以及政治关系,搞清楚“元数据史学”,才能做到相互辨别。

   

   “五、核之文,以观其体”。也就说,一些打着史学研究的文章其实并不是严肃认真的史学研究,而不过是随意剪裁史料来论证某些观点而已。在抗战研究中,要仔细地把政论和史学研究分开。严肃的史学研究要进行概念的定义、资料的爬梳以及史料的精细辨伪,而一上来就表达观点的人,大多数是不专业和业余的历史评论者。指望这样的文章能有什么客观公正,是一种幻想。政论和学术论文,虽然表现形态上都体现为文字,但是政论与学术论文完全是两类文章。政论目标是服务于政治,建构也好,解构也好,目的都是传递价值观。而价值观本质是意识形态,围绕权力而建立的。但是学术论文目标是传播知识,交流不同知识,增进共同知识。目标差异甚至是相反的。很多文字上来就是讲认识论,没有概念界定,没有文献回顾,没有逻辑性。如果想到它并非学术论文,而是价值观传播者,就会明白其指向性与目标。但是如果学术论文也如此做,那就大跌眼镜了。因此,对于抗战的研究方法要寻求科学性。如果不能做到史料全面,就相互听取对方意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现在的很多讨论不是科学理性的,缺乏定量工具也就算了,至少史实要靠谱吧。现在到处剪裁成风,让人失望。

   “六、核之事,以观其时”。这个辨伪的方法本质是坚守米歇尔·福柯与雅各·拉冈所说的“在理解某个观念或某个论据时,必须先理解背后的历史环境”。法兰兹·鲍亚士认为,研究人员需要采集与导致此事件有关的输入,然后达至有关的因果关系理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得·约瑟·汤恩比的则倾向于认为将所有历史思想都局限于其历史语境与环境(卡尔·波普尔对此有不同看法)。因此可以这么说,在抗战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归到历史的本来环境中,而不是掺杂胜利者的光辉或者夹杂被同情者的眼泪。当我们今天尝试着去割裂国共抗战成果时(马英九的93讲话显得极其小家子气),非要分出谁大谁小时,“全民族抗战”更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历史现实。也就是说,尽管牺牲的是共产党的将士,但在中国大陆的多数八路军纪念碑上,立碑者都是“中华民国XX政府”,纪念年月都是“中华民国XX年”。这充分说明在抗战时期,

   只是不好区分而已,纪念碑上的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人。但是碑文标题统一写的是抗日烈士名录。也就是说,其实立碑人立意是抗日战争都是国民军整体系列,没有必要区分成八路军还是国民党。要是这么分,那除了两党外,还有各个军阀系别。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更多想的是国共合,现在人找来找去,要突出这个突出那个,不如按照历史原貌。我们市境内的抗日山,基本上死亡都是新四军,但是立碑的写的一直是中华民国政府。也就说,民国是当时被公认的国际法主体,抗日是国民政府名义领导的。但是也别急,当时的所谓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民族团结式政府,只不过区分为“国统区”和“边区”而已。因此,日本投降,参加受降的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所以在今天的舆论场中,我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在抗战史学研究上制造对立、煽动仇恨,非要整出个谁大谁小来。尤其在舆论中,相互贬损和诋毁,损害的恐怕不是单个那个政党,而是损害的是“全民族抗战”形象。过度贬损国民党正面抗战和过度贬损共产党敌后抗战,都是拿别人的“不足”来试图增强自己的合法性,但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立场上而言,客观上都是两伤:泼妇对骂,没有赢家。事实上,争论撕裂了共识,在抗战的立场上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按照历史主义逻辑,那时候两党就是合作团结的,尽管有相互开枪的情况,但那都是个别情况,在当时环境下,“一起抗日”就是当时最大的事实,而当时今天的研究非要将两者硬性分裂究竟是为什么?可以说,过于贬损国民党,等于黑中共,因为那个时候八路军用的是国民军番号,穿的是国民军衣服,受的是国民党领导;而过于贬损中共,也等于是黑国民,因为中共居然边抗日边发展,连军饷都是“既定定额给”,对方都能生存还在抗战后迅速打败它,就更加显得它无能了。因此,这样的互相讨伐是无解的,而将抗战作为整个民族的事业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做法。

   “七、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在文革时期,指桑骂槐的史学评论盛行。文革过去多年了,但是影射史学方兴未艾。各种托古讽今的文章大行其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些文章缺乏基本史料辨伪,在史料选择上不加取舍,而是各取所需,各取对自己有利的史料,甚至连基本的史料辨伪都没有,更谈不上去粗取精了,那些日军夸大战绩故意缩小死亡、国共都夸大战绩缩小死亡的史料能拿来就用吗?个别的舆论场可以说黑透了,哪里还有踏踏实实研究真学问的一点点影子。台湾地区刘心皇(1915-1996年)曾作有关抗战时期文学的《文坛往事辨伪》,但在大陆,少见专门进行抗战史料辨伪的专著。

   “八、核之传者,以观其人”。不科学、不讲真相的支持起到的作用其实更坏。哪怕是希特勒,也不能通过伪造其言论的方法来攻击他。传播手段具有能动性,可以反作用于传播的目的,手段不道德会导致目的不道德,目的善会被手段恶所代替。因此,违背事实的吹捧等于更严厉的黑。国粉使劲美化蒋介石,罔顾当时人民在当时的苦难。而要损害中共抗日形象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开罗会议海报上的蒋介石替换成毛泽东。可以说,多拍抗日神剧,让手撕鬼子成为全民耻笑对象是最腹黑的。

   以上提供的是辨伪的方法,如果以上做不到,作为认真的人,那就少说话少评论。我们今天太容易就一篇未经推敲的文章大发感慨或轻易下结论了。学问本身是一种精心细致的良心活,要从为后代为自己负责的态度上来认识“辨伪”和“考证推敲”的意义。尽管想达到客观中立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因此而堕落成“历史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在道德上则滑的更远。笔者所认识的老一辈史学家,毕生只写一两本书,可谓真知灼见,字字珠玑,堪为信史。抗日战争的问题非毕生精力不能做准确评价。如果把史料中的一些负面材料类聚甚至可以得出中国完全黑暗是吃人史的结论。如果按照这个黑暗结论,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这个逻辑下去必然是希望被殖民,再后就是整体都该灭绝。所谓做学问做称这样,真不知道是我们的成功还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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