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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长期处在边缘?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仲敬 点击:25123次 时间:2015-09-12 10:37:26

   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内亚体系

   “大清是纯粹的中国”是南方士大夫为了给自己添面子而发明的意识形态神话。

   刘仲敬(新锐历史学者):如果大清衰落,西方秩序还没进入东亚的话,软弱的江中士大夫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是很成问题的。西方秩序一来,以更高的文明程度压制了原有的内亚体系,使江中士大夫得到了解放自己的机会。这跟印度帝国相似,印度教徒本来快被穆斯林消灭干净了,但印度教徒凭借自己的人口优势重新夺回主权,把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徒的国家。若非这样,印度早晚变成穆斯林国家。江中士大夫在殖民体制下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个神话:把大清当成纯粹的中国,除掉大清本质上是内亚体系的事实。假定存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秩序来以前,中华文明仍然具有天下体系的威严,可以跟西方人平起平坐。假定南方士大夫是这个文明的当然继承人,驱逐西方势力以后,重新建立和西方平起平坐的体系。

  

这个神话绝大部分是捏造出来的。道理很简单,天下体系主要是中亚的体系,依靠他们的主要语言,包括官方语言始终是满语而不是汉语。大清大部分外交活动是通过满语进行的,满洲朝廷跟朝鲜人跟中亚各部族、俄罗斯人以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涉,并不受儒家礼法约束。这个过程中,江中士大夫提供的仅仅是带头作用。满蒙利用他们的秩序在东亚地区维持秩序。在西方秩序来以后,秩序明显就变了,于是满蒙贵族自己变成这个体系的多余人。而南方士大夫阶层开始准备根据西方殖民主义和新技术重新发明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用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摈弃辽金元清以来的内亚帝国的概念,把新的发明安在东亚人身上,借西方的力量驱逐满蒙内亚的势力,再反过来把西方驱逐出去。

   近代史大致是按照这种历史观方式编写的,但实际上江中士大夫的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并不相称,所以执行这个计划的结果是半路出现大毛病。南方士大夫通过“摘桃子”的方式解散了大清帝国的天下体系,但解散的结果并不能使他们自动继承天下体系,而是导致了满蒙藏的边疆危机和列强干预的危险。因为大清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体系,多元体系解散以后,原先的关外民族并不愿意自动接受新体系。只有在列强的压制下,中华民国以一种类似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日尔曼邦联的方式继承了大清的位置。这样付出的代价是其宪法结构必须服从大清之前签署的条约体系构成的构架。中华民国民意上支持关外各个部落,但继承的方式必须把自己内部改造成条约能允许的联邦或邦联体制,允许这种政治实体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自己原有的政治个体,同时允许列强在这些特殊地区保留特殊条约。这种复杂微妙的格局是很难长久的。最后的结果等于在东亚造成一个复杂的多元邦国,这样的邦国很难说像丹麦王国还是日尔曼邦国,因为各方都享有一定的条约权利和临时权利。

   南方士大夫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建构现代国家

   真正能够建构起现代国家组织的力量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中华民国推翻满清以后建立一个新体系,东北、西藏这样的地方,列强和当地人群有各式各样、相互冲突的地方性权利、历史性权利和条约权利,要想同时满足各方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是在列强调停下达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协定,希望时间能够解决问题。但时间并没有解决问题,最终只能依靠战争。战争的主要结果是证明南方士大夫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制造神话的本领多么高明,凭他们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无法建构现代国家,真正能够建构起现代国家组织的力量仍然要依靠从苏联输入的列宁主义政党。

   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不仅是关外各个民族,关内也明显处在解体过程中。吴佩孚这样的人渐渐开始越过北平外交部,跟苏联合作推动事实的外交。各省相互之间开始达成具有准条约性质的体系。北京政府建立的体系越来越依靠列强海关和外交支持,维持一种空洞的存在。如果没有苏联、日本的干涉,国共两党没有从列宁那里取得支持,可以推断中国的前途可能和墨西哥帝国一样,其结果是进一步解体。无论是北京中央政府还是地方上的某些特殊强人,虽然可以取得局部胜利,但谁都没有能力和欲望重新整合这个体系。能够完成任务的不是国共两党,国共两党的基本力量和组织资源并不是中华民国内部所能够产生的,仍然要依靠苏联的输入。建国仍然要依靠苏联跟日本的冲突所造成的国际体系的演变。最后的结果是大清的疆土在基本完整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但这个存在不是依靠内生,恰好相反,必须依靠外来的列宁主义政党。

   列宁主义体制中国家和社会是矛盾的

   列宁主义政党攫取资源的方式恰恰是要粉碎华夏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

   孔子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从门第取代贵族的过程,唐代到宋明又是一个士绅取代民意的过程。每一次取代的过程都包含两种现象:第一,人口的替代;第二,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力和动员力方面不如原有组织。明清士大夫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初期相比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而这些跟孔子时代相比又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存在。列宁主义国家产生的主要后果是,连这个极其软弱的存在也被彻底打碎了。他们原有的组织力量和资源被宣布整合到列宁主义集权主义国家中。完成整合之后,列宁主义政党才有足够的资源建立一套新的国家体制。

   在这个国家体制中,国家跟社会是矛盾的,如果要维持这个国家,你必须容许这个国家行使法外的权力去粉碎社会,在此过程中攫取资源维持自身。这样一个国家实现社会原先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愿望,就要毁灭自身;如果不喜欢这个国家法外的破坏,那么驱逐掉外来组织因素以后,原有社会产生出来的最强大的组织资源都不足以整合起来,顶多能够制造一些宗族团体、绅商团体,但是没有办法把整个欧亚大陆整合在一起。没有一个列宁主义政党面临的是一个破碎的多国体系,要推翻多国体系重新恢复帝国版图,需要引入一个本身社会所不能胜任的巨大组织力量。

   列宁主义组织本身仍然代表着一种西方的秩序输出

   列宁主义产生和输出的过程体现了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有能力维持自身秩序并向外输出秩序的欧美和西方。

   尽管苏联干涉和列宁主义政党的引入多少是东亚国际秩序演变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偶然性,但在偶然性造成既成事实以后,很难说一连串的来自西欧的政治理念顿时没有了。列宁主义组织在东欧的产生本身就是西欧秩序向东欧延伸的结果,它能够粉碎苏联的社会结构,但是没有办法粉碎欧洲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向东延伸却能够粉碎东亚原有的社会结构,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因为社会结构组织的完成程度和自我生命力本身就是一个秩序输出和输入的问题。很明显,列宁主义产生和输出的过程就已经体现了世界秩序的实质问题。世界秩序的中心仍然在欧美和西方,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但有能力产生秩序维持自身,而且有能力产生秩序向外输出。因此在一个区间内,共产主义的渗透是失败的。但是外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就软弱、单薄得多,因此共产主义渗透能够成功。

   共产主义对于欧洲是一个建构的力量,所以波兰和东欧能够在把列宁主义驱逐出去以后,重新加入欧洲。但是在东方,像中国和朝鲜,列宁主义组织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仍然拥有西方组织意义上(尽管是西方叛逆的)的秩序输入。东方在原来已经接近溃败的时候,在表面上捏合起来变成一个国家,尽管其实质并不是国家。这就产生极为严重的问题。它是外来的,如果用国家标准去衡量,就会产生很多荒诞的东西,例如专制主义什么的。一个外来的、寄生性的组织,如果失去了行使武断权力榨取资源的能力,很快就会死亡。一个破碎而溃败的社会,你不能假想自己社会跟波兰、匈牙利一样,原先是完整的,只不过暂时被外来人征服了一部分。恰好相反,在征服者来以前,你本身已经处于溃败的状态中,一旦失去外来组织输入以后,文明解体的情况不可避免。

   如果以自发生长的方式重建一个新社会,那么真正的问题是怎样在巨大压力下,保护这些新的小团体,不让它在襁褓之中、在最幼弱的阶段被掠夺,丧失自己的生命力。你不能让这个实体承担一个真正国家的使命,不能让它加入西方国际体系所习惯的列强争霸体系。如果承担这样的负担,无论是什么手段,最终不得不加强社会的榨取程度。而这个汲取的过程又将破坏新生的非常脆弱的小共同体,留下的是一个更加残缺的社会。

   现在的历史体系是革命体系和“大中华体系”的融合

   中国现在的历史体系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一半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大中华体系”。

   用神话替代意识,误解自己的真实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回顾近一百年历史,西方秩序入侵以后,在重建东亚文明体系过程中,每一次毁灭都是由于误解自己定位所造成的。国民党如果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依靠列宁主义秩序重新整合东亚各地,绝不会假定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后代,绝不会认为自己是有力量的,在东方和西方占领的内地能够既抗击苏联又抗击西方帝国主义。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些,在苏联和势力集团下做出一个明智的决断,有一个依附地位,就不是现在这样。但这样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把自身的合法性寄托在复兴五千年中华文明、建设新中国的说辞之上,就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组织和能力所不能支持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改变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不仅超出了清末以来的远东国际体系,实际上也超出了蒙古世界帝国解体以来整个世界格局演化所容许的程度。

   现在的历史体系是什么?一半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体系,另一半是梁启超发明出来的“大中华体系”。所有的具体研究和考据像瓦片一样,无论搞成什么样,都要嵌合到原来的体系中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你不打算从根本上把上述两种神话体系加以破开,那么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就要面临极大的考验。如果大家不能从整体上调整一下自己的认知结构,把东亚地区的政治秩序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真正的位置理顺一下,我想在不太远的未来会面临极为严重的情况。现在历史必须为中国完成一个重新定位,重新解释中国是什么。这个解释必须符合中国和东亚在过去两千年时间里形成的文明演变和它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个使命并不轻松。

   华夏文明大多数时候处在文明输入的状态

   相对于更加核心的东地中海文明中心,华夏文明的地位在长期的演变中都是比较边缘的。

   要想避免这个考验,重构历史体系,首先要打破虚荣心,承认即使在非常遥远的文明初创时代,华夏文明曾是最佳状态的时代,比起更加核心的东地中海文明中心来说,它的地位也是比较边缘的。在以后的长期演变中,大多数时候处在文明输入的状态,中亚和印度对东亚文明的输出要多得多。虽然交流是双方面的,但双方是不对等的,中心地区始终输出更多、输入更少,边缘地区始终输入更多、输出更少。这个格局不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形成的,不是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也不是帝国主义撤出东亚以后就能够获得平等了。实际恰好相反,帝国主义撤出东亚的直接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核心区对边缘区的输出,最大受害者是边缘区本身。

   这个过程“一战”后就开始了,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九国公约》和华盛顿会议,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和精英阶级以为利用战胜国的机会,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就可以获得跟欧洲国家相匹敌的地位,结果是什么?中华民国实现了它的目的,强迫英国和日本撤退,直接结果是放纵了苏联势力——在英日撤退的地方,苏联迅速派来它的战友们,导致条约体系在远东的全线解体。殖民秩序撤出以后,中华民国宪法体系自身就无法维持了。这点很容易理解,在没有殖民主义的状况下,要么是成吉思汗、多尔衮这样的人,要么是张献忠这样的人,也许两种人一起来,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宪法的,哪怕是拉美式的不完美的宪法。中华民国之所以有一部名义上的宪法,靠的是殖民主义在东亚的余威,能够遏制恶秩序输入进来。秩序不能容忍真空,排除一个秩序之后,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替代。考虑选择什么秩序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你所在的地方存在哪几种秩序,有可能产生哪几种秩序,新生的秩序是否足够强大到替换原有秩序。

   中国近代史,按照革命史观来说是民族主义驱逐帝国主义、无产阶级推翻压迫的历史。如果按秩序和文明输出的结果,殖民主义在“一战”遭到严重削弱后撤出远东。远东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是驱逐殖民主义,而是依靠殖民主义的秩序输出,模仿学习,逐步建立自己的秩序。而殖民主义的撤退打断了模仿学习的过程,如此才有共产主义的迅速输出。在自发秩序还不够强的地方,如果坚持殖民主义邪恶或者必须驱逐出去,很可能连起码的国家门面和象征性的文明体系都没法维持。1920年代的中国一步步陷入了这样的体系,因为企图驱逐的结果是切断了输入源。切断以后,自身制血能力不足,导致更加严重的真空状态。真空状态下,要么自己产生破坏者,要么吸引其他破坏者。

   我们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

   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使命才能在社会内部重新发掘出产生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

   西方产生自由和宪政的条件是在其历史早期(相当于孔子时代)通过各国体系相互博弈,各个邦国、各阶级之间幸运地形成了权力平衡。中国的问题不是说太落后而没有发展到自由宪政阶段,而是太先进,已经略过这个阶段进入各阶级和各邦国被大一统权力毁灭的状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一旦实现自上而下的管制,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听任社会解体、无政府状态出现、各种暴力团伙相互争斗。

   所以现在我们非常矛盾,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话语体系,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就得违心地接受话语体系指定的前途,可这个前途只适用于跟我们情况完全不同的社会。使用错误的话语体系就像给自己吃毒药。现在好像还没有几个人真正承认自己话语体系的根本性错误,尽管所有人都已经感受到在运用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把自己推到了越来越矛盾的地方,不得不修正词的含义,以打补丁的方法勉强自圆其说。

   我们所在的社会因为得不到适当的解释体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都会用到错误的方向,积累的资源会渐渐进入到毁灭自身的途径。过去几十年大家都采取“拖延论”解决问题,但在可预想的未来,不可以再继续拖延了。继续拖延,最好的结局顶多是错过时机然后返回原有的位置,甚至连这一点都不能有效地指望。通过不影响整个话语体系的局部修正,用钱和非正式交易能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十年内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要么推翻整个话语体系,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使命,在社会内部重新发掘出产生和维持秩序的真正力量,要么顺着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的话语体系,把自己引向绝对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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