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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制度与稳定的“治乱循环”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许倬云 点击:18468次 时间:2015-12-03 16:00:29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能够有长期的凝聚性,固然由于其地理环境自成格局,但也由于国家形态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秦汉帝国的结构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经过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一个一个国家个别尝试,又互相模仿,方出现了秦汉帝国所承袭的国家形态。

   战国时代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

   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

   外朝,即执行政务的政府,是一个庞大文官组织的高级主管,汉代的“外朝”由丞相主持,在权力结构上应是与皇帝的内廷分工的,但是皇帝的权力仍时时干预外朝。

   皇帝内廷的幕僚,包括宦官、外戚或宠臣,常常借君权夺取相权。从汉至清,只有宋朝的内廷没有伸张势力,侵夺文官组织的权力。终究皇帝是专制的君王,臣僚对皇权还是无可奈何的。

   中国的文官系统,古代世界难见同类。

   今日社会学上的官吏僚属的定义,乃是一群以管理为业务的人员。这些官僚应是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因此政策制定人对于执行人员应尊重其专业上的理性。

   但是,中国的文官,自从汉代荐举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作为官员入仕进阶的条件,数千年来的士大夫都接收儒家理念教育。科举制度考试用来测试举子对儒家观念的认识。于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官系统不仅以专业为其入仕资格,而且以实现儒家理念为其目的。这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文官群体,并不仅是管理系统中的工具。

   许多宗教都有出世的理想,其乐土都不在人间。儒家则秉持入世的理想,要在人间缔造一个符合其理想的社会秩序。于是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文官系统,至少在理论上,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征集资源,保持国力,更必须为生民主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中国的王朝至少在政治上,不是为了皇权而存在,而是为了天下生民而存在。

   王朝有好有坏,大多数的王朝,完全背离这一理想。只是,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体来说,比在欧洲贵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灾人祸之时,通常政府会有赈济的措施。当然,在最近四百年内,欧洲政制已大非昔比,欧洲百姓的生活水平已超过中国百姓了。

   中国的文官,正如任何权力结构中的人,大部分会为权力腐化,更多的人会依附权力,忘记了儒家理念。可是,只要以理想为鹄的,总有一些人,或在权力结构中力求匡正缺失,或在权力圈外抗争。许多忠烈正直人士,即使在当时只是白费气力,儒家的理想也会因有这些谔谔之士得以长存不堕。

   中国的文官既以科举为入仕途径,过了关口的人数相对于读书人的总数必然只是少数。读书人中,包括尚未入仕及已经致仕的,有不少人士成为小区的领袖,即地方的缙绅。他们代表了社会力量,对国家既支持也制衡。在近代民主政治出现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类似的社会力量以制约国家的权力。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这些特点,两千余年来,“编户齐民”支撑的皇帝—文官体制为中国百姓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是以,中国天灾人祸并不少于欧洲,但是中国人口持续增殖,而且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也持续进行,致使这一庞大的“天下国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不断更迭。一般言之,改朝换代乃是一种关节更新。

   朝代初起时,惩于前朝覆亡,必有若干新制以匡救敝败,而且新朝代其君臣中必有一些能干的人才。因此,新朝之始,施政大致不差。

   到了两三代以后,制度日久生弊,再加上一代两代的安定,人人好逸恶劳,莫说创业,甚至守成也不足。

   再过两三代,王朝若不振作,则会内乱外患,朝政敝坏,国事江河日下。此时王朝无力肆应,就难有重启新运的机会了。

   若是王朝垮了,另一批人乘时而起,重头收拾,即是新的朝代。

   这种周期,因每一个朝代的特定情形各有其历史背景,还不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以预测其发生。

   总之,中国的皇帝——文官制度,使中国历史有比较长期的稳定,在近代的世界大变化以前,中国文化与经济在这一种国家形态下,有相当长时期的涵泳与凝聚;于是,中国的政治体、文化体及经济体,三者几乎完全重叠,即使在三者扩大的过程中,新吸纳的边缘也往往逐步融入其中,成为巨大共同体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中国帝国体制也因为受此调节而陷入僵化的困境,以至不能在大变之时有所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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