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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张作霖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仲敬 点击:28226次 时间:2015-12-24 12:43:24

  张作霖的军事生涯从甲午战争开始。他加入宋庆的毅军,一度升至哨长,但没有突出的战绩,不久就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退役。赵家庙保险队才是他毕生事业的真正起点,但也为他召来了无穷的毁谤。庚子之乱,关东群盗如麻、人人自危。比较负责的士绅往往就会自己捐助粮饷,招募本地丁壮巡防,因为有产者在动乱中多半损失更大。关东士绅称这种民团为保险队,性质上更接近于曾国藩时代的团练。张作霖的岳父赵占元联络乡绅李龙石和本地的其他头面人物,成立了赵家庙保险区。张作霖至少参加过正规战争,按照乡村的标准就算军事精英了,又有岳父提携,自然当上了保险队长。张作霖发迹以后公布的材料说:因为他纪律严明、爱民如子,在附近乡民当中口碑极好,很快就将联防区域扩大到中安堡。这些说法可能有谄媚的成分,但指控张作霖是土匪的滥调明显更缺乏依据。他在赵家庙以前的岁月有没有偷鸡摸狗,由于他当时太不重要而没有留下可靠的证据,但保险队成立以后就肯定不是土匪了。他的保险队最初由赵家庙乡民供养,按各人拥有土地的面积摊派,显然不是土匪的筹款方式。他的队伍扩大以后,向新民银行家借钱,以致遭到商会会长姜雨田拦路讨债。商人不大可能向土匪讨债,向保安讨债却是理所当然。

   1901年,张作霖的保险队和张景惠的保险队合并。总巡长冯麟阁和“办理南路辽河两岸招抚局”给他颁发了官方执照,表明奉天官绅和各国领事承认了他的团练。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东北军老派的骨干张景惠、汤玉麟和张作相。1902年,兵备道张锡銮将他的部队改编为新民府巡警营。张作霖出任马帮帮带,三年后积功升为统带,1907年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1908年升为洮南镇守使。他的主要功绩显然是捕盗,与其说像军队不如说像骑警。这时,军事改革已经在全国启动。北洋新军进驻长春,各路旧式军队都有行将裁撤的恐惧。如果大清长治久安,出身民团的张作霖很难再有升迁的机会。然而,袁世凯的倒台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运气。摄政王的政府为了削弱袁系势力,大肆提拔新一代正规军军官蓝天蔚、吴禄贞等人。后者即使不是同盟会员,也属于当时帝国境内最激进的百分之一。辛亥前夜,朝廷开始感到不安,然而已经无力清洗自己培养的敌对势力,只能依靠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旧式军官牵制他们。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对张作霖的知遇之恩,必须在这个背景之下才能充分理解。

   张作霖及其“老兄弟”大体上是《三国演义》、《说唐传》之类通俗文化培育的产物,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觉得英雄好汉应该像他们的理想人物王伯当一样,明知会遭到狡猾的士大夫利用,仍然心甘情愿为“忠义”价值观而牺牲。蓝天蔚、吴禄贞一类新人将抽象的政治原则置于具体的个人情义之上,在这些草莽英雄看来,即使不是忘恩负义,至少也是不可理喻。辛亥军兴,新军诸将推举蓝天蔚为关东都督。老谋深算的赵尔巽不肯正面撄其怒焰,宣布成立暧昧无比的东三省保安会。保安会既可以解释为南方各省军官和士绅组织的预备省议会,很快就会过渡到正式宣布独立;也可以解释为总督汇集民间力量,镇压叛乱保境安民的临时机构。赵尔巽一面用模糊手段稳住革命势力,一面密召张作霖南下勤王。张作霖进驻省城后,迅速诛杀或驱逐了立足未稳的革命党人,但文主武从的关系从此破坏,赵尔巽实际上变成了张作霖的粮台。朝廷风雨飘摇,自顾不暇,追认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张作霖力劝朝廷与其在京师任人胁迫,不如东迁故都。他和关东忠臣发誓定将出兵保驾,但朝廷不敢冒险。

   民国成立,南北各军统编。袁大总统任命张作霖为二十七师师长,授中将军衔。张作霖羽翼未成,希望借助袁世凯的支持,巩固自己在奉天的地位,宣布拥护袁世凯称帝。1916年,袁世凯封张作霖为盛京将军。袁世凯去世时,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然而他在团练时代的老上级冯麟阁担任二十八师师长,仍然足以跟他分庭抗礼,直到冯麟阁入关参加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才完全控制奉天。驻守黑龙江的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和大总统黎元洪任命的督军毕桂芳不和,企图通过政变取而代之。张作霖借调停的机会,收编了许兰洲的军队,将势力伸入黑龙江。吉林督军孟恩远在宽城子事件中处理不善,导致日本军队干涉。大总统徐世昌大为不满,借助张作霖的武力将他罢免。于是,张作霖完全控制了关东三省。此后,他获得了英俄两国对欧洲、秦人对六国享有的地缘优势。其他人必须应对多条战线,他只在一个方向上有敌人。其他人失败就会无家可归,他失败只需要退回关外就行了。

   1917年,张作霖任命王永江为奉天财政厅长。当时奉天财政濒临崩溃,无力偿还日本正金银行的贷款,启动了不负责任的滥发纸币政策。王永江恢复了财政保守主义的原则,把省币建立在白银储备的基础上。奉天银元经过他的整顿,长期跟日元平价。1919年以后,奉天政府还清了日本银行家和上海银行家的贷款。财务信用恢复后,他在正金银行的三百万日元贷款支持下,发行了通常称为奉票的纸币。纸币满足了关东经济繁荣需要的货币增发,银元标准和日元储备保证了流通货币的信誉。二十年代初,奉天财政保持了奇迹般的盈余。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始终处在破产的边缘。如果张作霖没有一再发动消耗巨大而又徒劳无益的战争,谨慎的财政政策和迅速的经济起飞本来可以将关东变成亚洲的美利坚。张作霖不能理解有利的前景,因为他的认知图景停留在关云长和赵子龙的世界中,想象不出天下还有比问鼎中原更伟大的事业,白白浪费了比任何财富都更加宝贵的机会。他的军事成就接近顶峰时,奉天的财政状况反而恶化了。

   1919年,张作霖重建了陆军讲武堂。最初的学员大多是原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在任军官,后来扩大到士官生。1920年以后,张作霖极力推动奉天军械厂的建设。他从德国进口了大批先进机器,又任命杨宇霆主持重型武器的改进工作。奉军兵精粮足,为诸军之冠。只有他们拥有成体系的军事教育、军事工业和财政支持,其他各军只能依靠断断续续的贷款和参差不齐的武器进口,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还能得到贷款和武器的话。吴佩孚垮台后,张作霖问鼎中原的道路似乎已经通行无阻。奉军沿津浦路南下,直抵上海。然而,他们高大的身材、难懂的口音、无从兑换的纸币在关内激起了严重的排异反应。一盘散沙的华北民众无力叛乱,但苏松士绅却有力量联合黄雀在后的孙传芳,一举将奉军赶出江南。南征是杨宇霆的杰作,失败引起了奉军内部的分裂。郭松龄在南下的部署中遭到排挤,又禁不住冯玉祥的引诱,倒戈进攻奉天。由于日本人在关键时刻切断了郭松龄进攻的铁路,张作霖幸免于难。郭松龄的力量来自张学良的信任和友谊,间接反映了张学良如果得势就会发生的事情。老帅有生之年,还能同时驾驭忠心耿耿的老兄弟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然而他除了张学良不可能有其他继承人,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

   无论如何,老帅在他最后的几年,仍然有能力打击郭松龄的幕后主使冯玉祥和冯玉祥的幕后主使苏联。他清洗北满铁路的苏联间谍,将冯玉祥赶出南口,破获了李大钊领导的华北间谍网。他准许日本人扩大南满铁路网,大大超出了后者的《二十一条》时代的期望。他知道满铁的业务兴隆和东北的经济起飞是无法分割的,或者不如说前者就是后者的火车头。他的私人投资借助东北的繁荣,盈利极为丰厚。日本外交系统希望他留在东北,避免卷入关内的冲突,他不肯接受,直到形势迫使他不得不接受。许多故事在民间流传,说他善于拒绝日本人的要求又能不引起冲突,但他的生平事迹不能支持这些传奇,毋宁说他相当愿意跟日本人合作,双方本来就没有冲突的理由。这些故事反映的心态明显属于中日开战以后,编造者发明了并不存在的美好过去,幻想世界上存在两头都占便宜的好事。当然,这一切都已经跟老帅无关了。皇姑屯的千古疑案也许永远不会有能够说服所有敌对党派的答案,但造成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张学良的继位和郭松龄的胜利的区别不大,意味着“老兄弟”的毁灭和他们竭力镇压的“新思想”卷土重来。张学良实现了亡友未竟的心愿,将奉军变成了东北国民革命军,将关东反共堡垒变成了东北反帝前线,迎接等待已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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