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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规模反腐后是如何推进改革的?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熊召政 点击:20018次 时间:2016-02-14 21:39:11

   他的远祖是跟着朱元璋一起农民起义的一个大兵,大概就像很多老红军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就没有办法担任行政工作一样,他的远祖也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一个马夫,又是老革命,又是文盲,最后朱元璋建国之后就分封这些有功之人,把他的远祖封到湖北秭归,屈原的老家,在那里封了一个相当于县人武部部长这样一个官职,他作为一个安徽凤阳人就这样来到了湖北姊归。当时他们是世袭官职,有一个规矩是老大世袭,而张居正的父亲这一支下来是小的儿子,小的就要出外谋生,就这样到第四代就离开了秭归,来到了荆州府打工。荆州在当时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天下九州就有一个荆州。当时在那个城里面有7、8个正省级的衙门。所以,打工要往中心城市跑,古今都是一样的。他来到这里就找到了一个在王府守大门的工作,后来他爷爷觉得这样子下去,这个家会没有办法重新发达,就千方百计的省吃俭用培养自己的儿子读书,这就是张居正的父亲,他爷爷的独子张文明。张文明20岁考中秀才,也就是今天的大学生,然后再考研究生和举人就没有考进去,但是他这辈子做得最好的文章就是张居正。

   张文明21岁的时候有了张居正,张居正13岁就顺利考上了秀才,他考上秀才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张白龟。为什么有这么俗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他爷爷在孙子出生的头一天晚上做梦,梦见月亮掉到他们家厨房的水缸里了,然后从水里浮起一只白色的乌龟。后来老头起来到水缸看,果然看到水缸里面有一只白龟。因此,第二天他的孙子出生,就叫白龟。但是,上学以后觉得白色的乌龟不好听,这个字不雅,就把龟改为“圭”,就是美玉的意思,但是音没有改。当时的荆州知府觉得这个神童的名字叫白圭不好听,他说我就给你改一个名叫居正,你将来要居正位,用这样一个名字来勉励他。

   就这样,13岁的张白圭变成了张居正。16岁时,他们父子两个一起到武汉省城考举人。当时一个省有三个正省级干部,一个叫巡抚,主管一个省的行政;一个叫刑案,主管一个省的司法;还有一个人叫学台,主管一个省的教育。三权鼎立是司法、行政、教育。我们所谓的三台长官,抚台、按台、学台就是这么来的。三台会审,虽然都是正省级,还是以掌行政权的抚台大人为最大。三台大人看了这次考试第一名的文章觉得挺好,再把名字揭开一看,叫张居正,说他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我要见见这个考生。过来一看是个孩子,全省参考考生中最小的一个孩子。这一位抚台大人叫顾东桥,是有名的江南才子。他见了张居正之后,谈了一番话,非常欣赏这个风度翩翩的少年才俊。他当时就把自己身上的一条腰带解下来送给张居正。他说,年轻人你有学问很好,你将来要为国家承担责任,我这个腰带送给你,是对你的一种勉励,因为你将来不会系这个腰带,你是腰玉之人(明代官员的腰带是分级别的,正省级的干部只能系犀牛角的腰带,而宰相是系玉腰带)。

   这种评价可谓语惊四座,大家以为这一位考生一定会顺利的得乡试的魁首,可是第二天公榜,张居正同他的父亲一样,没有中举。大家很奇怪,顾大人单独接见他,还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没有让他高中呢?顾东桥先生说,得杀杀这孩子的骄气,对年轻人不要让他走的太顺利,国家的人才一定要沉稳,如果现在给他很高的奖赏,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就会多一个唐伯虎而少一个魏征。大家知道唐伯虎是有名的风流才子,人家搞艺术的,挺好呀。可是在当时政治家的眼中那是末流,受人尊敬的读书人应当经邦济世。就这样,张居正在13岁碰到一个好的市委书记,16岁碰到一个好的省委书记。就这样,父子两人,两个落榜的秀才,一个37岁,一个16岁,又挑着担子回到了家里。

   19岁时,张居正再去赶考,依然高中,他的父亲依然落榜。说起来很好笑,张居正最后当了翰林,已经成为国家最有名的学士了,他的父亲还在挑着担子去考举人,还没有考上,一直考到62岁。人家说你就认命吧,算了,你有一个好儿子就行了。最后他的儿子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他再不好意思去考了,就这样,他爷爷的梦在儿子身上没有实现,而在孙子的身上实现了。

   张居正在嘉庆二十六年考中了进士,这一榜进士是明代最有名的进士,里面出来很多国家级的优秀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水利专家,就像我们黄埔军校的一期、二期一样,国共两党的优秀人才都在这里诞生。他23岁考中进士,当时朝廷用人有一个制度,就是在每年考取的将近280名进士里面遴选20个人,这20个人不分配官职,而是留在翰林院继续深造。过去留下来的人在民间叫“点翰林”,就是说你这个人被点了翰林就会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

   在翰林院毕业的人没有到地方当官,他们充当三种职务:第一种是侍讲,就是给皇帝当老师讲课;第二种是待诏,就是给皇帝起草圣旨,在我们今天就是起草中央文件;第三种是检讨,就是给皇帝整理历代治国的得失,编撰书籍。这三种官分别叫讲臣、言臣、文臣,张居正就当了文臣,专门研讨治国的得失,编撰书籍,供皇上阅读。他25岁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是嘉庆二十八年,他担任这个工作之后,马上就给嘉庆皇帝写了他治国的建议,希望国家从五个方面进行改革。因为当时把持朝政的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大奸臣——严嵩。他对严嵩看不惯,他说国家非得要改革,我们的吏治很腐败,我们的财政非常困难。但是,历史没有任何记载证明这封上书得到过皇帝的批示,也就是说皇帝没有批示,也没有听说严嵩要整他,我估计这封上书,皇帝没有看见,严嵩也没有看见。

   25岁能够当七品官,想见严嵩还是困难的,因为严嵩是当时的宰相。张居正当了5年文臣,研究了5年的政治,30岁时国事不但没有改变,还在继续恶化。张居正一怒之下请假回到老家,他说我不当官了,要学陶渊明“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我的心现在受到压抑、受到扭曲,我在京城没有办法呆了,我要回老家。回到老家归隐林下,当时他才是一个30岁的年轻人。他的心倒是获得了一种解放,但是另外的烦恼又来了,他的父亲那时候还在考举人,父亲一看自己的儿子点了翰林,觉得这是非常光耀门庭的事情,现在一看儿子什么官都没有就回来,在那里玩,他觉得他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第一个是他自己考不上举人,第二个是自己的儿子没有当官。所以,每天见他就长嘘短叹。没有办法,三年以后,张居正又回到京城重新当官。当了2年以后,37岁时升到了五品,就是国子监司业。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这样的一种学校,叫做太学。由朝廷直管的一所学校,唯一的一所大学,不像今天有这么多的大学。在这么一个太学里面只有两个领导人,一把手叫祭酒,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校长,二把手叫司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教务长。37岁的他当了太学的教务长,从一个编辑变成了讲臣,专门管理教育。

   当时,翰林院的一把手叫徐阶,他很看重这个年轻人,最后这个徐阶当了副宰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徐阶一直看好张居正,他跟严嵩斗了18年,首先他让严嵩放松警惕,让他觉得自己没有野心,然后再组织自己的队伍,最终出手的时候见血封喉,把严嵩置于死地。政治家做事,有的事情一天要做完,有的事情要用一生去做,有的事情是用五年来做,这个节奏一定要把握好。之前很多反严嵩的人比徐阶的地位还高,因为时间节奏掌握得不好,最终被腰斩,像夏言。夏言当宰相的时候严嵩是副宰相,然后严嵩把他搞了下去自己当了宰相,夏言东山再起又回来反严嵩,严嵩想办法最后让嘉庆皇帝把夏言腰斩。

   当时为了反严嵩,死了很多人,唯一的一个胜利者就是徐阶,而徐阶的拐棍就是张居正。张居正帮助徐阶做了几件大事:第一步,在绊倒严嵩的谋划中,首先是先打他儿子,因为他儿子腐败,先打他儿子来看看皇帝的态度。把他儿子弄下去了先流放,再看看皇帝的态度。流放完了皇帝没有反对,严嵩还在当宰相。第二步,找出证据,说他儿子在流放地怎么怎么样,再想办法把他儿子杀掉,杀掉以后再把严嵩干掉——这个局做了三年。张居正在这三年中,从教务长升到了礼部右侍郎,就是礼部的三把手。过去叫堂官,能够在大堂里面办公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一把手,叫做尚书,二把手叫左侍郎,坐在左边的人,坐在右边的是三把手。这三个人:尚书、左侍郎、右侍郎,在我们今天说来就是党组,这三个人叫堂官。张居正做了三年的五品之后就到了礼部的左侍郎。礼部就是今天的教育部、宗教局、外交部等五个部委合在一起的。如果仅仅是礼部的三把手还不能进入“政治局”内部,三个月后,一纸调令把张居正升到了吏部的二把手,就是管干部的。天官有两个,管官的人,组织部长永远是第一位的;管钱的人是第二位,这两个官最重要。所以,第一是吏部,第二是户部,第三是礼部,第四是兵部,第五是刑部,第六是工部——六部尚书。就这样把张居正放到了第一部的二把手,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在张居正41岁的时候,嘉庆皇帝死了,严嵩这些人都死了。徐阶主持朝政,张居正是他恩师的智囊。他参与了机密,就是起草皇帝的遗诏,明代要改变一些国家的策略,必须等皇帝去世以他遗言的方式诏告天下,我给哪些人平反,我哪些事情做错了,我的朝廷要改革等等这些事。遗诏的起草是张居正干的事,这一年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海瑞从牢里放了出来。海瑞是一个愣头青,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是一个血性男儿。皇上一天到晚在那炼丹熬药,把一些道士的地位弄得很高,他就给嘉庆皇帝上书。嘉庆皇帝本来要杀他,但是看到他不怕死,嘉庆皇帝就不杀他,就把他关在死牢里。张居正说,不管他本人的才能如何,他是一个政治的风向标,平反冤假错案要从典型做起,就要从海瑞做起,所以就把海瑞放了。这个平反在民间和官场获得了一些好感,接着再给另外一些反严嵩被杀掉的人平反,大家也能接受,慢慢地就把评反冤假错案的序幕拉开了。这里面有一个事,就是选人这个大事,张居正40岁就掌握了这个学问,41岁就在礼部左侍郎的位置上管组织,就专门平反冤假错案。

   张居正42岁就当了内阁大学士次辅。42岁,在今天来讲感觉有一点不可想象,25岁就一天到晚跟着皇帝,在今天来看也不大可能。他从25岁到42岁,参加工作17年就成了内阁中书,成了今天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角色,他的权力很大。张居正17年的从政经验,其中有3年回家,他一共当了14年的官,一共当了5个位置:检讨、司业、礼部右司郎、礼部左侍郎、内阁大学士,14年间从一个连科长都不是的一个人变成了国家领导人。但是,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怕他,这个人少年老成得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整天不说一句话,但是只要说出一句话来,就一定是不可更改的,就是“君子不打妄语”,他就是培养自己职业政治家的做派。他没有当过一天的县长,也没有当过市长,也没有当过市委书记,从社科院研究员这样一个人直接当了总理。所以,我说他是知识分子从政的典范。不一定是说他有过很多的执政经历,他才能获得最好的经验。他一定是从书本上学习,而且对国家最新发展的事情认真研究。由于他研究的学问非常扎实,再加上他的性格,不苟言笑,因此他不可能当风流倜傥的唐伯虎。

   他生在嘉庆三年,嘉庆前的武宗是整个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过度的皇帝。嘉庆皇帝有点胡闹,我讲一个例子看盾他是怎么胡闹。他把一个道士提拔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和宰相平起平坐,这个人叫陶仲文。大臣的使用要陶仲文去看相,让陶仲文去算他的八字,很多人走陶仲文的路子升官,包括严嵩。嘉庆就是这么胡闹。他在位45年,制造了数百起冤案,最大的冤案,就是把他扶上皇位的宰相杨廷和之冤。

   说杨廷和可能大家不知道,他的儿子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叫杨慎,他是一个状元。《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词的作者就是杨慎。杨慎33岁的时候,嘉庆要提拔杨慎当内阁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杨慎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呢?因为他提拔杨慎是要把另外一个小人送到高位上去。杨慎说,皇上如果你重用我就重用我,如果重用我是为了提拔这个小人,你就直接用他好了,我拒绝提拔。皇帝一怒之下把他终生流放。所以,在嘉庆的四十五年,国家整个干部队伍和财政情况每况愈下。

   张居正进入内阁之时,这个内阁集中了明代中叶几个有名的政治家,一个是首辅徐阶,一个是副首辅高拱,还有当朝的才子李春方等五个人,这五个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张居正排在第五。这五个人主持国家的工作,内阁就变成了斗殴之地,好像是搞拳击比赛一样,高拱和徐阶互相斗,最后找了一个老好先生李春方当一把手。张居正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就国家的形势改革,而拿出了自己的看法。42岁时,他在新皇帝隆庆皇帝的第二年,1568年,他拿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就是从财政、吏治、国家行政效率、边防的国防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完整的文件叫《陈六事疏》,主张国家要从六个方面来进行改革。他很精心的准备了这个文件,直接交给了隆庆皇帝,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权力核心的人,不像25岁的时候,尽管跟着皇帝但是说不上话。皇帝读完之后批了7个字:知道了,俱见忠诚。7个字批完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皇帝这一年是32岁,比张居正小10岁。这个皇帝也是在多年的煎熬之后刚刚登位,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他是过一天算一天。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家是排行老三,老大很小就死了,就是太子。老二和老三,这两个人究竟谁接皇位,老皇帝不表态,后来老二也死了,他就是真正的储君,这是自然淘汰法。但是,皇帝还是不立太子,坚持不在法律上把他肯定下来。中国的事情,如果在法律上没有肯定这个事,这个事肯定就会有变数。所以他就很着急,又不敢说,又见不到皇帝。冬天取暖费不够还得找严嵩走后门,送钱给严嵩,叫严嵩给他多批一点经费。为什么不立太子呢?因为道士陶仲文给皇帝出的馊主意,说你不能立太子,你要长寿的话要注意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二龙不能见面,立了太子就是小龙,你是老龙,小龙出生老龙就得走人,就是会克老龙,二龙见面就会折你的阳寿。皇帝觉得这个说法对,所以就没有立太子。他长期在这样一种很焦虑的状态下生活。张居正是他的老师,教他文化也学不进去,人过了20岁学习也很困难,学不进去就每天喝花酒、玩女人。从20岁玩到30岁,这10年就把他的胚子搞坏了,他再也没有大的志向。10年之后,他30岁的时候,别人突然告诉他能接皇位了,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来了。隆庆皇帝想到的是用更大的权力来使自己快乐,而不是让国家走向富强。所以,张居正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又一次落空。由于玩得太狠,4年之后隆庆皇帝中风而死。此时他的太子只有10岁,张居正也是这个小太子的老师,这样一来高拱利用小太子妈妈的力量,就是李太后的力量顺利的当上了宰相,他48岁时终于走到了权力的巅峰。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是主少国疑,皇帝年幼,国家又是一个烂摊子。

   关于张居正的品德,有人说他是朱温、王莽,骂他跟小人为伍,因为他面临着两个人不能得罪,一个是大太监冯保——能不能见上小皇帝,冯保不传圣旨你根本见不到皇帝。而且见到了这个皇帝,皇帝听不听他的话,还有一个妈妈在那里,妈妈不让小皇帝听你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一个女人,一个太监,都是他改革的同盟军,后人称为“权力铁三角”。孔子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他不但养,还把国家的命运让这两个人共同承担。

   制定改革的方案不难,关键是这个方案怎么去实施,因为天地有变数。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你早上懂得了真理晚上就可以死掉,你就不要国家苍生了吗?君子讲气节,你耻与小人为伍,你把苍生丢哪儿去了?当政治家和当好人、当清流是不一样的。所以,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这个国家富国强兵的理想能够实现,他躺在地上,谁在他身上拉屎拉尿、踩他、弄他都无所谓,“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是的,历史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他身上拉屎拉尿。

   政治家这样一个气魄是很难做到的。他上任的第一天,晚上回家把他家的6个儿子、仆人、管家找到一起开了一个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现在当了宰相,你们不准跟任何政府公务员打交道,不准收他们任何的礼品,也不准谈论国家大臣。如有违反,我知道以后一定惩处。第二天上午,在他首辅办公室里面给北方的大总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说,我何德何能坐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我有这个位置就能实现我富国强兵的理想,对国家施以改革。我知道改革是非常非常艰难,但是我做好了准备,哪怕所有的明枪暗箭朝我射来,哪怕所有的陷阱在前面等着我跳,我在所不惜。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有一次香港请我去演讲,有一个记者问我,张居正的这封信,你是不是根据朱镕基总理讲的话是编的?我说这一点可以现在就告诉你,你去看《张居正》全集,470多年前在隆庆六年的阴历5月26日写的这封信,我只不过把他的信重新搬过来让你们知道而已。他就是下定了这样的决心来推进改革。

   当时,推进改革的难度和代价有多大?一天,张居正把皇帝请来了,他选了三个折子:一个是山西的一把手写了一个折子,说在运城的哪一个县有一个男人有一天晚上突然变成了女人。第二封是南昌市政府上了一个折子,说我们这个衙门里面有一个假山,有一天我们上班的时候看到这个假山在往上长,大家都在看稀奇,长到二尺多的时候大家一喊“这个山在长”,这个假山听见以后就不再长了。第三封是无锡市政府写的,说有一块田,稻秧都长得很好,后来那个田往湖里跑,听到人们的叫喊忽然就不跑了。那个小皇帝听到这个折子说真好玩,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多好玩的事。张居正很严肃地说,皇上,你身居九五至尊,你知道皇帝应该怎么做吗?你任命的这些政府的官员应该做什么?

   张居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嘉庆皇帝就喜欢看这些折子,喜欢看一些编得好玩的东西,证明他领导的这个地方到处出现一些好玩的东西,都是老天给的。这些官员在这种路上走了几十年,因此新皇帝上任他们依然乐此不疲的按照老皇帝的喜好,跟小皇帝这样玩。这时,听张居正这么一说,这个小皇帝就不吭气了。张居正说,我们朝廷任免一个官员管理一个地方,是要让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得到实惠,皇帝的恩泽,要通过这个官员传递给老百姓。官员一天到晚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国家没有人管理。我现在通过调查知道,皇帝的圣旨离开北京城门就没有人管了,不要说到达边疆,京城十里之外皇帝的威信就不存在了,所以改革首先就得改这个。

   张居正后来怎么弄呢?他让每一个官员写述职报告——在隆庆皇帝六年你做了什么?你做了哪些有益于朝廷的事情?你做了哪些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哪些事情没有做,必须有统一的表格,要吏部制作,每个人都要汇报。四品以上,相当于我们副省级以上的干部直接跟皇帝汇报,正厅级以下到县团级以上的就给组织部汇报,每个人都要汇报,然后决定他的去留、升迁或者降级使用。

   首先从中央衙门做起,因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央的衙门都管不好,你还管什么地方?就这样,规定2.6万干部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这个任务。副省级以上的说是让皇帝来看折子,但是皇帝还不认识字怎么看呢?全部都是张居正自己来看,然后组织检查组和评审组,3个月裁了6千人回家。宣布回家的时候,人家真的要挖张居正的祖坟,那么多高级干部混了一辈子,到你这儿来什么都不是了。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回家就是回老家,不是说你在北京做官就可以呆在北京,你是福建的就得回福建,是江西的就得回江西。为什么呢?因为把这些人贬职了他不回去,他每天在这里静坐怎么办?所以就得让他们回去让地方政府管理。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张居正,有一个听众就跟我讲,你说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奸臣。后来我通过交流才知道,他的祖上就是当时被革职回家的一个副部长,他的祖上临死之前立了一个家训,世世代代都要记住张居正是奸臣。所以,改革的成本,一个是国家的成本,一个是改革家自己的成本,国家付出的成本是由改革家来承担的。所以,一项有利于老百姓的改革,必然会损害一些权势人物。

   另外,开除了这么多干部,要用什么样的人呢?张居正就树立了一个标杆,他让所有的省级干部给皇帝推荐三个干部。当时吏部把所有推荐的名单拿来汇总,得票最高的是海瑞,那么这个人一定得重用。张居正第一次上任就建议当时的首辅徐阶重用海瑞,把海瑞从牢里放出来,然后把他放到苏州府去当行政一把手。这个人干了两年,税收减了一半,很多富人在他上任的时候都纷纷转移资产,都移民到松江去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不缴税就算了,亏空的税就把富人捆起来,让家人拿钱来赎人。他不发展经济,他就做这样一些管理的措施,所以就导致了很多流民的产生,就是说不种田不要紧。这样一来,最后弄得他这个班子里面的人都不跟他干了,班子里面的人宁愿不当官也不跟海瑞干,上上上下下都搞不好,他一看没有办法,他就跟皇上写了一个辞职报告说我不干了。海瑞以为他们会挽留他,但是当时的首辅高拱拿到辞职报告以后就批了,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到了海南。他拿到皇帝圣旨的批复同意他回去,他就很恶毒的骂了一句“举朝上下都是女人”,就是朝廷上下都是坏人,没有君子。他这个人很极端,但是很极端的人一般又会被人欣赏,因为走极端的人他什么话都敢说。

   当时吏部尚书找到张居正,他说海瑞得到的推荐票数很高,这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张居正想了一下说,这个人不能用,吏部尚书愣了,说首辅大人你要注意了,他是官场的一个风向标,这么多人推荐他你不用他,别人就会说你选能人是假话。张居正说,张峰是一个老贤臣,是一个好人,这个人廉洁,这个人不贪,这些都不错。但是,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人的标准就是做人正派,对人真诚,不贪不要,这是好人。好官的标准是,上让皇帝朝廷放心,下让百姓得实惠,这才是好官。我们现在用的是好官而不是好人,只讲一头都不行——皇帝放心,老百姓不放心不行;老百姓放心皇帝不放心同样不行。海瑞用了两次他都没有让人放心,因此就不要用他了。

   张居正用人的方法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清流就是讲原则,但是做不了事情,这是一个不用的。循吏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把事办成。还有一个重用的,就是用了一个县衙门的人,叫黄清,他是一个残疾人,因为他没有文凭所以当不了大官,但是这个人对官场的运作、潜规则、明规则知道得很透彻。来什么事用什么方法把事情做成,他都有办法,张居正觉得这个人可以重用,重用以后让他干什么事呢?淮北这一带当时出了问题。那个时候东南的财富、粮食、物资要通过运河这一南北的大动脉,每年要运400万担粮食到北京。但是,由于运河这一带经常泛滥溃堤,这个问题几十年都不能解决。河道总督,几个府之间为了个人的利益总是协调不下来。张居正说,让黄清去,就这么一个办事员提拔为扬州知府,之后他把扬州这一带弄好了。几十年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一年就解决了,两年整个运河的运输能力从过去的400万担提高到600万担,用对一个人救了一条河,也救了帝国的动脉。但是,官场视这个人为洪水猛兽,说斯文扫地,让一个瘸子做这么大的一个官,把我们这些有功名的人都不当一回事。有一天他要向一把手汇报工作,底下的人使坏。因为过河的时候有一块跳板,要踩着这块跳板上船,他们故意在跳板上撒水结冰,黄清这个瘸子上船,脚下一滑掉到水里淹死了。

   张居正在京城听说以后痛心疾首,他知道用人之难,做事的人都是遭人憎恨的。所以,张居正亲自给他写祭文,把他家里的后顾之忧都解决掉,以此做给官场看,不管你们对他什么态度,这一类的人我还要重用。所以,在张居正当政的这十年用的人,都是我们后代一直传颂的能人,戚继光是他的干将,王国光是他的干将,中国的第一部《会计法》就是王国光写的。他就是用了这么一批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的人。所以,整个局面都彻底改革了。这样,皇帝诏令离开之日就是天下实行之日,中央的权威树立起来了,皇帝的圣旨在各地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为什么十年的时间他的改革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彻底树立起了朝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政策的权威。过去皇帝下一道圣旨,下出来就完了。今天不一样,有三个本子,比如说,这道圣旨是11月20号上午11点半离开紫禁城,通政司的领导签字收到这个文件是11点40分,要贯彻到广州来,800里加急,4天以后你收到了,你这里的一把手又在这个纸上写下11月24日几点收到,然后中央的督办就是看这件事情完成需要多少时间,皇帝的每一道圣旨到每一个地方都有详细的记载。三个本子合起来,三年考察一次,如果考察出这一个干部三年中贯彻中央的指令,如果做得很好的就重用,三年做不好的就革职回家。这一招非常的好,叫“考臣法”。改革的路子你一个人在北京想得很好,但是下面的人都做不到,你怎么去改革呢?

   所以,我觉得他改革最重要的是用人制度的改革,这是关键中的关键。要想保证改革健康、迅速的发展,首先是贯彻改革的这支队伍要健康,要充满生机。清代的龚自珍当时面对晚清衰败的局面写过一首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看了以后觉得好笑,我觉得龚自珍到底还是个秀才,其实重要的不是“降”人才,而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张居正高明的地方就是在用人,他说“有非常之人,然后可做非常之事”。你们平庸,普普通通的人只能做平庸的事情,非常之人肯定是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人,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不要怨天尤人”,不要说唐朝搞得那么好是因为唐朝有魏征,唐朝有大诗人李白,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你老抱怨你的时代没有人才,别的时代有人才,这是一种错误。张居正说,“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人才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能不能发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去用这些人才,而不是老天爷空降人才下来让你进行改革,让你治理国家。

   他在用人的时候,比如说殷正茂,做江西巡抚时被人告了,当时说这个人贪污。当时广西造反,耗费朝廷几百万都没有平息,说人用错了又找不到能够镇压造反的人,然后就换了殷正茂。殷正茂申请100万军费,张居正批了120万。别人不理解,张居正说你们不是说殷正茂贪财吗?这20万就是给他去贪的,免得到时候说军费不足仗打不赢。张居正就多给了20万,实际上就是发奖金,不叫贪。结果殷正茂去了半年就平息了叛乱,国家管理的控制成本省下了几百万,那20万算什么呢?所以,这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因为一个国家管理的成本是每一件事情组织起来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环节上成本控制不住,国家的成本就很高,财富是有恒定的,国家如果花钱很多,而财富来得很少,自然国也不强,民也不富。所以,张居正的改革第一就是用人。

   张居正把干部队伍管理完善之后,改革第二步就是经济上的,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全国丈量土地,把财富的来路都归结到“一条鞭”法。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朝廷失控,导致民间很多土地被大户兼并,他们有办法把土地搞到一起来。比如说我有三亩地,但是我家负债累累,我就把地卖给你,你那个土地没有上报,国家是没有税收的。大量有权势的人、和官府勾结的人手上有大批的土地,但是都不缴税。张居正丈量土地花了三年的时间,让整个国家的土地多了400万公顷,就这一项增加的税收就足够国防开支了。

   过去说国家,这个“国”就是我的家,中国就是我的家,我的家所有的东西归我用。中国说要改变这个东西,国就是国,家就是家。因此,皇帝的开支必须要有预算,一年是多少,财富的提取,经费的开支从内廷公用库支出,国库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做什么呢?兴修水利,加强军事,赈灾以及官员的工资、学校的建设。这些钱由国库来开支,皇帝不能用国库的开支。天下哪一块财富切给了皇帝呢?就是矿山的收入和一些专卖店的收入,这些收入切给了皇帝,你每年的开支从这个路子来。国的开支就从国库里面来。这也就是后来的人为什么要整他的原因。他给官员提高工资,皇帝说,你们提高了我还降低了,哪有这种事情?当时明朝官员的工资很低,郭子仪在唐朝,张居正在明朝,同样是国家宰相一级,他们的工资相差200倍。所以,明朝官员的工资之低,一个县太爷一个月的工资是一两银子,一两银子买100只鸡,而且明代的工资是分成三块,就是每个月给你一石粮食,给你一批布,再加上钱,三分之二是铜板,三分之一是银子。他就把官员的工资用银两支付,等于提高一倍,铜板实际上是贬值的。

   过去由每一家向国家缴税纳赋,赋就是各地方的行政收税,你每年给国家出多少劳力,像修河这些事情。张居正实施的改革就是你现在不用出劳力了,你出五个铜板,你家有十个人就五十个铜板。你也不用缴粮了,而且不是固定的缴,这个县负责给84个地方送粮食,最近的可能是十里地,最远可能是1千里地,以前都得要你自己去送,老百姓苦不堪言。他统统变成银两之后,一下子把劳动力就业的机会拉开了。社会各个行业一下子都兴旺起来了,城市的雏形就出来了,山西的钱庄就是这样产生的,明代中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全世界的白银的流动量是7千万两,一半在中国,城市的规模就增大了,为什么呢?因为金融的空间打开以后,流通领域打开了之后,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和新的工作。我们这30年改革产生了多少新的职业?道理是一样的。

   张居正十年改革,58岁死在任上,是真正的积劳成疾,给整个明朝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以说是明朝的中兴名臣。在他之前都是混乱不堪,如果他的改革成果能够被万历皇帝继承,再继续推行下去,努尔哈赤就没有机会灭亡大明了。

   

   2009年岭南文化大讲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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