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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茅海建 点击:32294次 时间:2016-03-14 14:29:10

   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金等人是主动革命。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一部分——各省咨议局,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最重要部分的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官员。张謇作为清朝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诸如曾国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

   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并不主张种族革命,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严修与蔡元培

   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分别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和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

   严修(1860-1929)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贵州学政,主持一省之学务。很可能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他于1897年上奏,提议开经济特科。光绪帝接受了,相关的准备也正在进行,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项。至戊戌政变后,他请假回到天津,办理女学堂,自我学习西学,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应袁世凯之邀,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是直隶(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发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学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凯组织内阁,再任学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者和领导者。而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向新式教育转变,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他对清帝的退位,似乎并不意外,是顺从的;对民国的创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欢迎的。他后来创办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已经看不到太多过去儒学或经学的特点。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变后,请假回籍办理中西学堂,后到上海,参预办理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1904年,他参预组织了光复会,后加入了同盟会(他有种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销假回京申请,未能成行。次年,他随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到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旁听三年(孙宝琦曾给予他一定的资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学。辛亥革命时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北洋时期,再次出洋赴法国。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主校期间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严修与蔡元培,都是进士出身,都进入翰林院,都去了东洋或西洋,主动从传统思想中走了出来,并进行新思想、新学术的传播,开始办学。就清末时期而言,严修更多一点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点民间色彩,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他们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并从事于思想革命。他们在当时和后来都是影响极大的人。

   顺便地说一句,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爱国”一词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现代国家的观念。爱国学社的教员与学员,后来大多是反清的。

   叶昌炽的课题与废八股改策论

   严修与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学术机构——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说从传统主动迈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于上课的原因,我在读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缘督庐日记》,作者叶昌炽(1849-1917),苏州人,学问精深,今天被视为金石学家、文献学家。他于188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甘肃学政。1903年8月,他在兰州求古书院出了三道课题:

   允犹翕河义(典出于《诗?周颂?般》,指允水、犹水合流为黄河)

   问欧洲各国皆用金镑,中国用银,金贵银贱,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银币论,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钱二分,易中国银,浮于所之重数悬绝,是同一银币,中西贵贱不相敌,不变圜法,匮可立待。何策以维持之?

   兰州新设官书局应排印何书议(《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书院是兰州最重要的书院,此时的学问已经完全变化(叶昌炽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记中称:“省城兰山书院,督臣为政。求古书院,学臣为政。旧例也。”)。第一题仍比较传统,叶昌炽此时在兰州,似乎也是颂“时周之命”。第二题我不知道今属大学哪个学系的专业内容?经济系、政治系、金融系、社会系似乎都有点关系。第三题是有所指的,即当时最为缺少的时务书。叶本人此类书籍不多,主要来源是西安。西安此类书籍也很少,兰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这些没有读过时务书或读过不多的兰州学子,又如何比较,如何回答?叶作为一省学政,须在各府、州进行科、岁两试。其中在巩昌府的院试,所出的生古题为:

   问地为球体行星之一,其体皆有尽界而浮于空中,所见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线,试言其理

   问巩昌石刻上溯汉魏,下迄宋元,年月书撰,或存或佚。各举所知以对

   哥舒瀚论

   所出的童古题为:

   问空气流动而为风,由于冷热涨缩,试言其理

   问巩昌陇右名区,人文所萃,前贤撰述,文献足徵。试以四部条例其目,并论其著书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姜维论

   其中第一、二题是“策”,叶昌炽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题(分别谈地平线和风的产生),特别说明“两策任择一题,无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识来补其西学之不足(《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宁府的三试题中有:

   问古人以兵战,今东、西各国以商战、工战、农战而实以学战,试申言其意(《叶昌炽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从这样的课题出发,学子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叶昌炽不以西学见长,与冯桂芬、江标、费念兹、张之洞有交往。我很怀疑他对国际汇兑、地平钱、风和“学战”等课题是否有完整并大体准确的知识,也不知道他的评分标准,很可能由他的幕僚来操办之。他不是新学的一派。他这么做,是其职务使然。他所出的题目,应当被认为是晚清最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表达的是官方的意志。

   我读了这一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叶昌炽日记,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关的背景,即两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从明年起废八股,乡、会试皆试策论。叶不能不变。1906年,清朝又废学政,改设提学使,叶也就不再做官,返回乡里。他曾任江苏存古学堂历史、地理总校,民国后不再出仕。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时,有一点欣慰,但认为不会长久。

   叶昌炽日记中所描写的这一年,1903年,清朝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济特科,清朝通过了“癸卯学制”,规定了三段七级的教育体制。后一年,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朝在开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试,即“甲辰恩科”会试。考题大变。第一场史论(五题):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题):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三题):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大学》)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易?系辞下》)

   从考题的内容与形式来看,与原来的科举会试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以今天的知识水准来判断,第一场史论,大约最优秀的历史学家都难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据史实来回答,出题者另有其意在内;第二场西政与艺学,属政治家和各行专家讨论的问题,且也不可能有标准的答案;第三场四书五经义,实际上也潜藏着对当时国政的新解。用这样的题目来选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经国济世之才?

   清代最后一榜(也是中国最后一榜)会试进士共两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这两百七十六人的后来经历,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此时离清朝灭亡已经很近了,但我记得这一批人中没有忠清、殉清的。该榜探花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国民政府任职,其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极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又一年,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了。在新的教育体系之中,经学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举的支撑后,传统的儒学软软地塌了下来,在青年学子的心中变得没有什么用处了。传统的由“知书”通向“达礼”的路上,人迹渐稀。

   张之洞的内心世界

   科举试题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而科举消亡又显示着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张之洞(1837-1909),主持着晚清的学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当称《劝学篇》,虽由其幕中人士代笔,仍体现出他的思想,完成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读《徐世昌日记》,发现很有意思的记录。1897年,翰林院编修、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来到武昌,张之洞与徐相见多达十六次,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经常是夜半谈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们是同乡。张又是喜欢夜谈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议调张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为此命张之洞进京,后因两江总督刘坤一赴山海关督师,改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张由此对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的内心世界:

   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芗翁云其要有三: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农工商兵,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瞆;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息,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纳与俄国之路联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变,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芗翁”即张之洞,号香涛。奉天,今沈阳。伯都纳,今吉林扶余。张之洞之意是中国新修的山海关到奉天的铁路,延至伯都纳,与俄国的中东路相连接。当时俄国已获得修筑中东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之权,该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至海参崴,尚未获得修筑中东路支线(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之权。

   张之洞本是科举健将,虚岁十四岁中生员,虚岁十六岁中举(顺天府试解元)、虚岁二十七岁中进士,殿试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过了这些年之后,竟然主张变科举。而他讲的报馆、学堂、铁路,与传统的儒学体系是有冲突的,而与前文提到的叶昌炽新式考题却是联通的。徐又记:

   芗翁云:士农工商兵五者,兵须藉商之财之为养,而又非农工不能成,然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务立国,梦梦者几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众喙。而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又言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于佛学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戮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静为之,不欲其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又自唐专以文字取科名,有所为词章之学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试帖,束缚为已极矣。官到卿贰,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经济之才。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彼饰皮毛,无益也。又言:能师管、葛,必大有功于世。(《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张之洞认为,士农工商兵五者,士是最为关键者,即“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他此时反对老学、佛学与理学,更反对科举之制度,主张“变计”,主张师从管仲、诸葛亮。作为清朝的高官,作为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张的这种思想将会发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记:

   三更,芗翁约谈,座有念劬,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一尊小酌,横论古今,直至四更□尽始散。(《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钱恂)

   芗翁酌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闇,太息痛恨。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又论同治中兴名臣。寅正始就寝。(《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点。此外,徐世昌还记:“芗翁约夜酌,深谈,论各直省生人材质性情,欲提倡直隶人材有三要,曰多看书,多走路,多见人。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洋游历,方有实济。”)

   徐世昌是很谨慎的人,日记中一般不太会记录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张的内心世界的感染。

   从徐世昌日记之中,我惊诧地发现,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能认为张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响,他与徐的谈话中,清楚地说明:“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邪说”一语,指的就是“康学”。然而,从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总督府的一次次夜谈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张上奏停止科举的影子。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着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戊戌政变后,守旧的势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绪二十六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思想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以上谈到的人士,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于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决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外,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

   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许多读者很快就成为作者。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纪,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清朝留下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不到二十年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

   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然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汇。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避,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恽毓鼎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形式改变:头场为史论,二场为策论(包含西政西艺之内容),三场为四书五经义。按照以往的习惯,会试只重视头、二场,三场多为陪衬。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会试,仍沿用之。

   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学,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

   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已经在进行。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

   (2015年11月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晚清的重新审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1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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