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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安志文 点击:30322次 时间:2016-06-12 17:14:22

   

   1975年4月,中央解除对我的政治监护,从北京下放到西安,但我的党组织生活尚未恢复。1977年上半年,我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也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开始恢复工作,中央调我去吉林省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我后来听说,是李先念批的。

   1978年秋,李先念到东北视察,他到了沈阳。当时,王恩茂是我们吉林省的负责人,他派我赶紧到沈阳迎接李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阳的当天晚上,就给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他的秘书请示先念后告诉我,第二天上午李先念没有时间,因为当地的干部要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会面,李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在他吃早饭以前去。第二天早上见面后,我就向李先念提了一个要求:“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我出国考察?”他当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给你安排!”李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周子健,让他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年的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周子健(时任一机部部长)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副团长,江泽民是秘书长(时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团员是一机部的司局长和属下的厂长、经理。我们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转了一大圈。当时,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改革,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原本是国有企业,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以后联邦政府的股权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工农联合体等;甚至罗马尼亚的消费品也是依靠发展县属企业来解决的。这对我以后搞企业改革有很多的启示。

   我说这个事,是因为1977年下半年我刚出来工作,1978年就出国考察,所以印象很深。打倒“四人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时候,出国考察形成了一股风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大企业的领导都出国考察。这里,我想说,毛泽东晚年办了很多错事,但办了一件好事——中美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邓小平去了美国,这对邓小平的影响很大。所以,邓小平以后在经济上就是要学先进国家的经验,他找国外很多人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1979年,在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经委领导下,由张劲夫的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初步意见》主要强调了两点: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两点还是沿袭了过去的一些提法。

   最早提出“公司制”的是少奇同志。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了克服体制上的弊端,1964年初,刘少奇找薄一波、叶林和我谈话,设想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组织来改组我们的工业企业。他当时的看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在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他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就可以更接近生产,更接近企业。8月,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不久,全国烟草、盐业、汽车、橡胶、医药等12个行业组织了托拉斯,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的尝试也就结束了。

   刘少奇关于建立联合公司或托拉斯的构想,给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赞同。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把军工和地方工业两套系统的机械工业统一起来,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管理上搞专业化的联合公司,产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这样的改造涉及8个机械工业部,以及煤炭、轻纺、化工、石油、农垦等诸多部门。中央决定,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负责,为此组建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当时,我已经从吉林调到六机部(即造船工业部)。薄一波要在造船工业部下属企业多的地方,先成立两个地区公司,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东北。但上海公司成立后,还是行政性的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关系并未理顺。这是因为,当时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既是百年老厂,又是省军级单位,很难协调。后来,薄一波又急于将部改为总公司。他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董事长。当时,我对这个提议有些犹豫。我向他表示自己没有搞过企业,缺乏企业工作的经验,不能担任董事长。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初步意见》提出“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历史背景。实际上,还是延续了刘少奇关于公司制的尝试,总体上还是设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改革。

   “市场调节”讲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其中就包含着市场调节的含义。陈云始终认为,国家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市场调节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补充的部分。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混用的。应该说,在经济工作方面,邓小平是很尊重陈云的意见的。从这个角度看,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人吉布尼时,谈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市场调节”的意思。因此,《初步意见》中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符合陈云的一贯思想的。

   从上述背景看,80年代以前的改革设想,还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将公司制管理和市场调节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没有打算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成立的公司,还是行政性公司,不是企业化的公司。不论是企业还是公司,都还摆脱不掉行政附属物的地位。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只有工厂,没有真正的企业;并说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这些尖锐的意见,对我们这些长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确实触动很大。

   80年代开始时,赵紫阳当总理,碰到了一个“调整”的问题。那时候的说法是:重调整,缓改革。但是,赵紫阳一直是注重改革的。1982年春天,国务院决定,根据工作的需要,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体改委,加强国家经委。最开始,吕东征求我的意见,是薄一波对他讲的。薄一波说,要加强改革。因为赵紫阳已经来了,他是强调改革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个是推进农村改革,一个是开始企业改革试点。他到北京以后,一直强调要加强改革的机构。薄一波建议,赵紫阳兼体改委主任,总理亲自兼,薄一波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让吕东问我是不是到体改委去。另外,吕东对我说:“机械委的一部分人要到经委去,一部分人可以到体改委来。”这样,就在国务院体改办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另外,我从另一个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刘明夫在原来那个体改办,他在退出体改办时,给赵紫阳写了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刘明夫是计委的副主任,他和我在计委工作时比较熟悉,他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我知道的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吕东,薄一波征求我的意见,说他要当体改委第一副主任,赵紫阳是主任,问我是不是能到体改委去。另一个是我听说的,刘明夫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国家体改委。

   

   二、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

   

   现在回顾起来,整个80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探路阶段,究竟要走什么路?也可以说,是上下左右学习改革开放的阶段,因为人们事先并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么搞。

   当时,中央有两句话,叫作“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么理论,但这两句话的影响最大,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乡镇企业,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类型:江苏搞的是集体企业,浙江南部搞的是个体私营企业,广东搞的是出口加工、三来一补。总的都叫乡镇企业,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这不能搞全国统一的设计方案。又比如,对外开放也是放手让地方去试验。先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以后是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再后来就是14个沿海城市搞开发区,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试验,后推广。很多具体办法都是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可能来制定的。

   拿我亲身经历的城市改革来说,80年代的改革重点,是以微观改革为主,宏观是为微观改革创造条件。应该说,在80年代,宏观没有怎么大改,政府改革、机构改革也都不算成功。

   在80年代,企业改革都是采取过渡形式。因为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是短缺经济,除了个别企业外,企业产品不愁没有销路。因此,当时的国有企业很少亏损,很少破产。大量企业亏损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不是80年代。当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业,使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一些过渡性措施,还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

   比如说利改税,不能完全否定。利改税的设想是,降低税率,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这个设想是很好的,但在开始执行中,因为那些好的国有企业留利较多,财政部对此有意见,所以后来加了一个调节税,那是照顾到财政。当时的财政也确实很困难,中央财政要增加100亿收入都非常非常难。因为放权让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当时企业改革是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的,企业多拿,职工多拿,财政少拿,大的分配格局就是这样。为了让财政能够过得去,所以加了一个调节税,这是一种过渡措施。

   又比如承包制,赵紫阳开始并不赞成承包制;但现在看来,也不能完全否定承包制。要承认这是一种过渡形式,承包制对有些企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钢铁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承包制是固定利润上缴的,超过增长比例的部分留给企业,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增加职工工资。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措施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倡导发展重工业。“大跃进”中,又强调“以钢为纲”。当时,有一个规划,叫作“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就是这个鞍钢、武钢、包钢;“五中”就是太原、马鞍山、重庆、本溪、首钢;“十八小”就是各省只要有点儿资源的就可以搞。这些企业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走了承包的路。地方政府也愿意搞承包,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因为过去的办法是,企业全部利润上缴财政部,财政部又划给国家计委,计委再根据国家计划投到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了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改造什么,怎么改,这对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我们这些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肯定是有弊病。但是在当时,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就可以推,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如果具体的改革办法都由国家来设计,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

   在企业改革方面,赵紫阳是赞成搞股份制的。但是,要全面推行股份制,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最早,世界银行的林重庚跟我谈过股份制,但他也没想出具体的办法。他说:“能不能让国有企业互相参股?”但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做的。赵紫阳说,要试点。所以,股份制试点就先在上海、广东、深圳搞起来了。总体来看,在十三大以前,体改委跟经委合作得很好。股份制试点是体改委搞的,其他方面的企业改革很多是经委操作的。应该说,80年代的企业改革,经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另一方面是搞城市试点。那时候,下边的话是,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我们搞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就是为了帮助地方实现这一目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以后,已经确定了先在两个中等城市搞试点,一个是湖北的沙市,一个是江苏的常州。我刚到体改委就去看了这两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新产品。那时候,沙市的床单,常州的灯芯绒,很是畅销,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有多少就能出口多少,国内都买不到。实际上,他们的产品已经市场化了。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就是因为他们退出了传统的流通环节,直接到国外市场参与竞争!所以,当时搞活流通很重要。以后在重庆、武汉搞试点时,都把搞活流通放在重要地位。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流通层次分为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生产企业的产品(消费品)分别交给这些站进行批发。在城市改革试点中,企业与商家直接见面,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费用,这在城市改革中是一个很大的举措。那时候,各个城市都在搞百货中心,就是那个百货大楼,让生产企业把产品直接销到百货大楼,不经过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这样,就把传统的流通环节全抛掉了。这以后,就是搞横向联系,有些地方也叫横向联合,就是生产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我记得,1986年,我们正在搞横向联合,这是紫阳提出的。在杭州,陈云把我找去,问:“横向联合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就是不是像过去那样由计委和部门垂直指挥,而是推进企业间横向的经济联系。”他说:“我同意你们搞改革探索。我是主张先生活、后基建,就怕你们把基建摊子搞得太大。”

   80年代,我们总的经验就是,中央为改革开放探路做了两件事情: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和要求,具体操作是下边群众创造的。通过群众创造,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因此,很多改革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承包制是由企业首先倡导搞起来的,乡镇企业不是中央设计的,流通体制的改革也不是上面设计的。群众的创造各式各样,最后是各种改革方式的合流。比如说,乡镇企业就有很大的变动:苏南开始是集体企业,搞承包制,以后呢,是股份制了;浙江开始是个体企业,以后是私营企业,再以后是股份合作制,现在也是股份制、公司制;广东先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以后是合资、公司制。这条路是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情况走出来的,把全国的企业改革统一设计成一种形式,在当时是办不到的。如果说我们设计的统一方案能够实行,那就是走计划经济的路。

   

   三、中国的改革是如何趋近市场化目标的

   

   坦率地讲,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明确的。

   1980年4月,赵紫阳到北京全面主持经济工作和改革工作。但在他刚到北京的一个时期,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实际上,赵紫阳到北京,是邓小平定的。陈云当时为什么能把财经委让出来,让赵紫阳来搞,就是因为赵紫阳有一个思想,他们都赞同。这就是赵紫阳始终强调,改革一定要让群众得到实惠。农村改革就是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搞活企业,企业工资提高了,企业职工得到了实惠。他常说,判断一个改革可行不可行,衡量利弊的标准,就是看群众能不能得到实惠,生产能否得到发展,这是最重要的。

   严格来说,赵紫阳没在中央部委工作过,缺乏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所以他很现实。他强调,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与邓小平强调“两个积极性”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是坚决支持赵紫阳的。邓小平曾对赵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批条条专政,将大部分企业下放到地方,现在不要收回来。改革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这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我感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主席有点儿相像,当然也有很大不同。在“大跃进”以后,毛主席再三讲,经济管理要适当分散。他特别坚持说,欧洲能够发展,就是欧洲有很多国家;中国人口比欧洲多,发展不起来,就是太集中,因此要分权。毛主席的分权思想,就是想打破大一统的体制,那时候是针对计划管理说的。邓小平走财政包干的路,首先包干的是广东,以后是江苏。在广东和江苏的经济发展中,财政包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行政分权的目的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地方要有一定的经济权力,如果什么都由中央大包大揽,这是不行的。在这点上,赵紫阳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也是他们的一个指导思想。

   9月,根据赵紫阳的指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国务院体改办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这一份《初步意见》是由薛暮桥和廖季立主持的,它提出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一个是商品经济,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当时的大背景是,“重调整,缓改革”,改革要服从调整,致使改革的工作部署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初步意见》中的一些改革设想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81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当时,把对商品经济的态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排队的依据。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2月下旬,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针对包产到户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实际上,他是间接批评了“商品经济”的说法。

   紧接着,在1982年春节,陈云又把国家计委的负责人找去,着重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在当时党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薛暮桥长期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对陈云的意见是很尊重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后,廖季立曾告诉我,他和薛暮桥都是主张提“商品经济”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暮桥不得不在一次会上做检讨。这一年9月,党召开十二大。由于当时对“商品经济”有争论,不能写进文件,只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这是当时群众创造出来的,大家都可以接受。

   到了1984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由于陈云讲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什么扩大市场调节、缩小指令计划等,都是要受到批评的。但是,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同时,还强调了改革的两个重点:企业改革是中心,价格改革是关键。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要的转变呢?这主要是归功于企业和地方的改革实践取得了重要突破。农村包产到户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对外开放后,搞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发展起来了;国有企业搞承包制试点,企业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一部分产品直接面向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打破传统的流通体制,产需直接见面了;再加上地方财政的包干制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等等。这一切预示着,我们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求改革的共识,赵紫阳巧妙地说服党内老同志。他先让马洪搞了一个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随后,将这个报告送给一些老同志,“投石问路”,老同志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赵紫阳组织起草小组就《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是否写入“商品经济”进行了多次讨论。我记得,第二次在中南海讨论时,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赵紫阳还请了邓力群参加。赵紫阳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人提过?”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提过。”他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赵紫阳最后说:“那就这样定。”当人们站起来准备退场时,赵紫阳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在1979年就赞成商品经济。”条件成熟后,9月9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用传统提法包装了新的思想,提出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老同志们表示同意,于是将这一提法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接下来,就是1985年9月初的巴山轮会议。这是由国家体改委、社科院与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组织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科尔奈提出:“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种:直接行政调节、间接行政调节、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和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科尔奈认为,“匈牙利还是处在第二个阶段,就是间接行政调控,将来要走向宏观间接调控”。当然,科尔奈也说,“最后一种模式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完全不受控制的市场协调,实际上只有前三种模式”。这个意见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他对将来要实行“宏观间接调控”很重视,就把这一观点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以后,在搞“三五八”规划时,我还提醒李铁映,设计方案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插曲”。我记得是1986年春夏之间,赵紫阳要我找一些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年轻人,让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搞一个方案,提一些思路。5月底,我找了宫著铭、楼继伟、郭树清、刘吉瑞等人。由宫著铭牵头,他们住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即杏林山庄)搞了一个月。6月底,这个方案写成文字了,先后开过几次会,讨论修改。7月27日,拿到北戴河汇报。当时,有赵紫阳、姚依林、我,还有计委的陈先听了他们的汇报。这个方案是很开放的,完全是学西方的体制。依林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体制不行,这个体制是市场社会主义!”当时,赵紫阳没说什么。因为赵紫阳很注意听取陈云的意见,也很注意姚依林的意见;一个方案最后要不要通过,他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这个方案没有再拿出来。下来,我问陈先:“你是什么印象?”他说:“依林讲得不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社会市场经济!”我说这件事,是想表明,赵紫阳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是很开明的,很注重学习、了解国外的观点;同时,也想说明,在80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人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改革目标要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有了1985年“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三个层次的划分,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体制模式的提法就很自然地发展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是赵紫阳听取了廖季立的意见,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当时,很多人也都赞成这句话。袁宝华搞《企业法》,就将这句话加到《企业法》当中,这是上了法律的!

   再一个就是1987年10月搞的“三五八”规划。当时,李铁映接赵紫阳任体改委主任,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体改委顾问。财经领导小组要李铁映搞一个今后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规划,简称“三五八”规划。由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以及部分地方体改部门牵头,分别对今后八年(1988—199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综合规划和专项设计。但是,这个规划只是内部的,没有上报。为什么没报呢?这是因为到了1988年初,李铁映到了教委,李鹏接了体改委主任。当年,邓小平提出价格闯关,我们都是听李鹏传达的。这样,就把那个“三五八”放下了。实际上,“三五八”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当时搞了几个方案;其中,最激进的方案是宫著铭的。他提出:先经济自由化,后政治民主化。我看过后,说:“中央的政改方案提出从党政分开入手,你提这个政治民主化,提得太早了。”后来他改了。最后,由体改委规划局把几个方案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报告,这不是宫著铭搞的,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那个时候,年轻人就已经形成了先经济自由化,以后要搞政治民主化的思路,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啊!

   从以上的情况看,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市场的。这不是事先设计的,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事先设计的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往往不能取得成功。但是,设计这些改革的规划和方案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利于大家在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道路上逐步取得共识。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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