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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滞留香港前后的生活与风骨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吴定宇 点击:30055次 时间:2016-06-12 17:15:00

   早在1935年,英国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苏维廉(WilliamSoothill)去世。牛津大学便在物色汉学教授。经吴宓、胡适和法国著名汉学家、世界东方学研究权威伯希和、以及遴选委员、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兹(PercevalYetts)等人的竭力推荐,以及牛津大学遴选委员会的严格审查,1939年春天,牛津大学向陈寅恪正式发出聘书,聘请他为该校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聘期从10月1日开始。牛津大学在信中特意写明,他是该校建校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的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1]

   陈寅恪对于赴牛津任教一事,开始是比较犹豫的,曾在与牛津大学的通信中,两次谢绝聘请。这中间不无经济方面的考虑。牛津大学给陈氏的待遇并不高,年薪仅850英镑。按照英国的税务制度,单身在英国,还得从中交20%、即170英镑的所得税。若有三个子女在英国,则几乎全部免缴。他打算全家赴英,但又需旅费约几百英镑;他平时喜欢穿长衫,到英国就得改着西装,也需三四百英镑置装。这几笔钱又如何筹措?他对此发愁。[2]

   对于陈寅恪应聘牛津一事,国内学术界的朋友无不感到欢欣鼓舞。胡适殷切期望:“若寅恪能带一些应用书来,安心住五年,可在欧洲立一‘中国学重镇’”[3]今圣叹(笔名)在《国宝云亡》中,记述了陈衡哲对此事的谈话:“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于奥格司佛城,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此评不为时人知,余战后在上海中研院办事处后住宅中,亲闻于衡哲女士者。”[4]可见,他应聘牛津大学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涉及到欧美汉学界对汉学的深刻认识,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在欧美的影响等问题,是有益于世界学术发展的大事。

   由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适宜在海拔较高的云贵高原的生活,便带着三个女儿留在香港,陈寅恪只身在昆明西南联大上课。这年6月22日,陈寅恪离开昆明,打算取道香港,前往牛津大学任教。傅斯年等西南联大的朋友、同事都前往昆明车站送行。

   月底,他风尘仆仆抵达香港。陈氏在家照顾妻女,同时,抓紧时间把《新唐书》校读了一遍。他对赴英也作了两种打算:一是待唐筼恢复了健康,全家一起去英国;二是若唐筼的身体无大的起色,便在8月31日只身前往牛津大学,赶在上课前作好准备,投入工作。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欧洲此时响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希特勒的军队继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英伦三岛处于战争状态,陈氏赴牛津任教的计划,遂成泡影。征得牛津大学同意,延缓至下一学年上期再到英伦履职,陈氏只得无可奈何地于9月只身重返昆明上课。

   陈氏返回西南联大之后,仍为中文、历史两系合聘的教授。本学年他所上的课程繁多:先后给中文系的学生讲授“佛教翻译文学”、“白居易研究”;给历史系学生讲授“晋南北朝史”、“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研究”、“隋唐史研究”等课程。由于他因看书和思考问题过度,回昆明后又讲述多门开程,一直没有很好地休息,加上营养又很差,1940年春节刚过,便累病了。吴宓在探望完病情后,心情沉重地在日记中记述到“又访寅恪。患心病(怔忡),甚似非轻。不觉黯然。”[5]

   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他的新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他在哈佛求学时的密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用彤等,为学术研究社科类最高奖:一等奖。在整个抗战期间,只有14位教授获此奖项。四月上旬,他又与傅斯年、吴稚晖、蒋廷黻、雷海宗、顾颉刚、徐炳昶等19位教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不过,他并不看重这些身外的荣誉。他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更关注于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逝世后,继任院长的选举。陈氏以前从不过问政事和卷入人事纠纷之中,这一次如此热心却是例外。他认为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院长一职,理应由学术成就卓著,并在中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的学人担任。在他心目中,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是最恰当的院长人选。1940年3月24日,他飞往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

   为了给中国学术界推选一个合适的领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学术的独立,他毫不掩饰地对傅斯年说,他此次重庆之行的目的,只是为了投胡适一票。所以,当蒋介石写条子指定其秘书顾孟余为继任院长时,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许多学人,群情激昂,哗然不满,愤而抵制。为了“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6],他们坚决不投顾孟余的票,结果选出来的候选人是胡适、翁文灏和朱家骅三人。会议期间,翁文灏及总干事任叔永联名请到会的评议员吃饭,席间谈及蒋介石写条子一事,“寅恪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freedom[学术自由]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等,其意在公,至为了然(彼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意指翁、朱、王也)。”[7]虽然蒋介石后来圈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但陈寅恪为坚持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仗义执言而显示出的学术风骨,已为学人们所称道。

   会后回到昆明,陈氏向吴宓谈论过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会议的情况,吴宓知道陈氏对蒋介石干预院长选举之事愤然不平,在陈氏新作《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末作了附注:“……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诗中的第六句云:“看花愁近最高楼”,[8]表达出陈氏对这次重庆之行失望,而且也对蒋介石的人品和能力深感失望,以至于“一梦迷离更白头”。

   

   

   

   君子一诺千金,陈寅恪记挂着践约赴牛津大学下学期上课、传播中国文化的事情,便在1940年5月致函牛津大学:“我谨通知你,我计划在9月初自香港乘船前往英国,可望于9月抵达牛津,恳请代为安排下榻学院事宜。”[9]6月中旬,他结束了本学期在西南联大的全部课程了,于7月1日夜到达香港家中。他在家中,一面照顾病妻弱女,一面做一些赴英履聘的准备工作。

   1940年10月,牛津大学开会研究后,同意陈氏在1941年第一学期(即1942年9月)到校履职上课。由于驻英大使郭泰祺未将路费和到英国的入境证寄来,即使陈氏想立即赴英伦上课,亦难办到。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云南与安南之间的交通受国际战事影响而断绝。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乘从香港经安南至云南的水陆交通,返回西南联大上课。香港至昆明虽有飞机来往,但机票之昂贵,令人咋舌,非陈氏这样的学人所能问津。他在7月2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述说了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现滇越道断(不久将来行客亦须受日人检查),家眷无法迁入内地,上海亦在经济上、政治上皆不能住;又内子之病根未愈不能移家,惟有留港,不论如何不能他往也。”[10]

   为了解决陈寅恪一家的生计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内地名校与香港大学之间的交流,杭立武先生以中英庚款委员会和中英文化协会的名义,与香港大学商定,聘请陈氏为港大哲学客座教授,聘期一年,由中英庚款委员会支付其薪水。陈氏以在昆明所撰写的“唐代政治史略讲”(出书时名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讲义,在香港大学上学期讲唐史,下学期讲唐代文学。同时在香港继续等待明年去英国的机会。

   陈氏在香港的生活非常艰苦。那时,他全家住在九龙太子道号三楼后座,离港大尚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他在港大授课,开始每周只上两小时。他的女儿们回忆说,“父亲赴港大授课,需由九龙我们家乘公共汽车到尖沙咀轮渡码头,渡海至香港后,再换乘电车到香港大学,路途单程约需两个小时。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11]香港物价飞涨,使他的家庭经济开支捉襟见肘;图书资料匮乏;在学术上,除许地山、马鑑、陈君葆等人外,校内罕有人能与他对话、沟通。正在香港的国民大学任教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毕业生颜虚心,常来侍教,只有在此时,他才会舒心一点。但总的说来,他到香港后,很不习惯这种寂寞生活。1940年8月28日夜,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道出经济上和内心的苦闷:“……然弟返港后月用三百元,因有小孩学费及医药费在内,每饭几无肉,只食鸡蛋而已。一室有床三张,较之在靛花巷时饮食起居尚不能及,……其中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实行赚钱糊口之工作,将来联大移川,而道路可通时(飞机太贵除外不计),当再考虑行止也。”[12]

   贫困和病痛,时时折磨着陈寅恪。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立的幼稚园,他的小女儿“常用两只小手抓着铁丝护网,眼巴巴地张望,看里面同龄小朋友滑滑梯、玩跷跷板、做游戏,羡慕之极,母亲告诉美延:‘我们家没钱交费,上不了幼稚园’。”[13]作为培养和扶持过许多学术大师的教育界“国宝”,自己的孩子竟然因交不起学费而被关在幼稚园门外。

   作为慈祥的父亲,他如何不心如针刺?他和唐筼女士又轮番生病,健康大受影响。这使他恨不得一家人马上回到内地去。但又因囊中羞涩,一时筹集不了那么多川资和回内地的安家费用,要想离开香港谈何容易。陈寅恪进退两难,心急如焚,“頗如待决之死囚”[14]。

   1941年春节,他一家是在希望与绝望中度过的。元宵节刚过,他陆续向傅斯年写了好几封信,倾述自己的困难和苦闷:“弟今年不能去英,大部分已可决定。在港则居、食、药三者,每月寅支卯粮,何能了局?”[15]为了摆脱眼前进退维谷的困境,他对今后的去向已作好了三种准备:一是筹集到足够的川资之后,离开香港,只身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队伍,迁往新址四川宜宾县李庄,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为此,他给邓广铭(恭三)去信询问他:“弟到李庄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须带,何物不必带之类,以便有所预备。”[16]二是自己单身入川,而将家眷送至广西唐筼老家居住。三是若筹不到足够的川资,“则只有冒险赴英之一法,而欧局形势如此,恐不可能。”[17]但这一切准备都离不开钱,他为了筹集川资,一丛头发都愁白了。万般无奈,只好请傅斯年“于今年暑假将届时,即五月间,能设法为弟借贷国币五千元或英金百镑(与朱、杭诸公商之如何),以为移家至内地之费,则弟或可不致愁忧而死,否则恐与兄无相见之机矣。”[18]

   陈寅恪禀性清高、内向,自尊心极强,不是最信赖的朋友,他不会诉说自己的苦处;也不会轻易向人求援,或者接受别人的帮助。傅斯年是他昔日在德国留学时同一师门的同学。傅氏在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时,他也曾多次伸手相助。现在他们不但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而且还是亲戚——傅氏的夫人俞大綵就是他的表妹。傅氏对陈氏的人品、学识极其敬佩,以他们的情谊,在当时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亲戚、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傅氏接信后,果然马不停蹄地四处筹款。傅斯年虽然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但在战乱年代,要筹借五千元巨款,也是很困难的。等他好不容易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到三千元时,受战事影响,通往香港的邮路断绝,远水已解不了近渴,陈寅恪依旧在贫困生活中受煎熬。

   陈寅恪受聘为香港大学客座哲学教授,港大得此良师,自然喜出望外。1940年11月22日,港大师生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陈寅恪先生莅校任教的欢迎会。

   陈寅恪不但把教书看作是自己的职业,而且也当作是终身事业,把上好课当成应尽的天职。他在香港大学上课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教学,却如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时一样认真。中央研究院拟于1941年春天在重庆召开评议员会议,他身为评议员,理所当然地应出席会议。而且他还可以利用开会的机会,在重庆会会亲友,筹借离开香港的路费,以及处理一些私人事务。这也是公私两便、一举两得的事情。但是他舍不得港大的学生,不愿因去内地开会而缺课。于是他写信给傅斯年,要求将开会这种形式,改为用信札征询各位评议委员的意见。当开会与上课在时间上发生冲突时,他宁可放弃参加会议的机会和舍弃个人私利,也不要影响学生的学习。由此看来,他心中确确实实装着他的学生,真正把“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19]当作神圣的天职和人生的最大乐事。特别是在1941年8月之后,陈寅恪上课时数,由每周2课时增加到8课时。上课时间增多,从家里到港大,花在往返途中的时间也会增多,个中之辛苦自不必说了,手头正在进行着的著述工作,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他以授课为第一工作要义,对此并不在意。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近日因上课太劳,不能多看书作文,除将前作完之‘唐代政治史略’稍事增改外,复于六朝史有所论述,非俟至年暇时无时间写完”[20]。可见,他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时,是把给学生传授知识放在第一位,个人的研究放在第二位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陈寅恪在香港这个商品化程度极高的都市,对于教学,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从不阿世媚俗的学人风骨。在教学中,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学问与本事,都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是一首长达1368字的叙事诗。

   诗中假托一个被黄巢军队俘虏的妇女自述,展现了黄巢率部进军长安的某些历史生活场景。陈氏很喜欢这首诗,1928年3月,曾请俞平伯,楷书成长卷,供他雅玩、研究。在港大,他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周2课时),把自己研究这首诗十几年的心得体会,细细传授给学生。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运用考据的方法,条分缕析,对秦妇的东逃路线、黄巢军队的进军方向、各种写本中诗句文字的异同、以及韦庄为什么讳言此诗的原因等问题,讲得淋漓尽致,尽显名师讲课不凡的气度与风采,令听课的学生耳目一新。

   1940年10月23日下午,陈氏应邀用英文作了一次“武则天与佛教”的学术性公开演讲。据当年听过演讲的壶公回忆,这次演讲还出现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许多中外人士听说那位‘风流盖代,艳绝古今’的古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风光旖旎的宫闱秘史和佛寺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几乎轰动港九,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所讲纯是学术性的考据,并非香艳的秘史。……结果为好奇而来的士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21]陈寅恪坚持独立思考、不曲学阿世、哗众取宠的风范,于此可见一斑。

   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吸引了港大和香港许多学习勤奋、有上进心的青年学子,金应熙和谭凯光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位。金应熙(1919~1991)毕业于香港名牌学校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取得过夺冠的优异成绩。考入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后,聪明好学,几乎年年考试成绩均为第一,深受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授的赏识。陈寅恪在港大任教时,金应熙不过二十一二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黄金时代。此时他很崇拜陈寅恪,虚心向陈氏求教。自此,他和陈氏结下不解之缘,同时也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20多年的恩恩怨怨。谭凯光是国民大学的毕业生,从老师颜虚心(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学员)那里听说过陈氏的许多故事,对陈的尊敬油然而生。尤其是他认真钻研过陈氏的文章之后,更是认为:“中国史学权威不是胡适之,而是陈寅恪”。他听过陈氏所作《武曌与佛教》的学术报告,感到“宗教对于政治的作用,即所谓‘政教’者近人少有论到,陈氏作《武瞾与佛教》,下一新课题,开政治史的新创获。”他曾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处女作,敬呈陈氏指教。陈氏认真批改之后,还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鼓励他继续搞学问,使他感动不已。[2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位上进青年不知所终。

   在贫病和劳累的交相煎熬中,陈寅恪以超凡的毅力,读书不止,笔耕不辍。香港的图书资料缺乏,他就托内地的朋友借来。比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劳干、陈述(1911~1992)等人,就多次为他代借过图书。更多的时候,他就在家中潜心校读《新唐书》。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潜心撰写新的论文和修改、补充、完善以前的未定书稿。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完成了不朽的传世学术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本书创见迭出,其中所阐述、分析的唐代士大夫政治党派等问题,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及历代其他史学著作都没有详细论述过的,书中不乏他的独特发现。同时他考证了《会真记》、《东城父老传》等唐人小说,写出一两万字的文章。除此,他扶病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增写了很有价值的一章;将在昆明自印线装本《秦妇吟校笺》寄往陈垣处,请他代为分送内地诸位友人指正;草成研究六朝史的论稿数篇,1942年返回内地之后,再陆续修改发表。最能体现他善用史料和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特色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也是在此时此地写完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奉献给祖国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守望着中国文化。[page]

   

   

   

   1941年8月4日,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授积劳成疾,不幸逝世。许家与陈家是世交。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曾任台湾通志局编修,与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唐筼女士祖父)和陈氏的舅父俞明震(时任台湾营务帮办),有同僚之谊。甲午战争时期,许南英又被唐景崧任命为台湾筹防局统领,曾率台南防军抗击日军。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得不到国内的支持,他们抗击日军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先后回到大陆。许夫人周俟松的父亲周大烈((印昆),是湖南宿儒,又是陈氏六岁入家塾时的蒙师。

   许地山亦是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与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高扬文学为人生的大旗。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他以落花生的笔名,发表过不少优秀的小说与散文,其中的《缀网劳珠》、《命命鸟》、《商人妇》、《春桃》、《空山灵语》等作品,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

   1922年8月,许地山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留学,同船的青年学生有谢冰心、吴文藻、梁实秋、顾毓琇(一樵)等日后中国文化界、文学界、工程界的名人。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获硕士学位;继而转入牛津大学,研读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与民俗学。学成归国之后,许氏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宗教史、印度哲学和人类学等课程。他和陈寅恪不但是同事,而且在京城他们还是交往密切、不时在一起切磋学问的同道朋友。陈氏的弟子蒋天枢还记得,在二十年代的某一天,他和几个同学陪乃师遊西山。当他们走进大觉寺、步入正殿时,看见一个人攀援屋栋房,正在用心端详屋梁。等这人从屋梁上下来,大家一看,原来是许地山。此时许地山正在研究古建筑的内部结构及其藻井画饰的问题,所以才冒险爬上屋顶去考察。他见到陈寅恪等人,大笑不止,随即同大家一起遊西山其他地方,傍晚兴尽而归,在学苑留下一段学者之交的佳话[23]。陈氏对许地山在宗教方面的研究造诣,非常佩服,曾说:

   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24]

   把自己与许地山治宗教不属同一门径,讲得很清楚了;对许地山之宗教的成就,给予了极高之评价。陈氏一家在香港,许地山及其夫人周俟松所给予的多方面关照和帮助,都深深地铭记在他们心中,对许地山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8月21日,在香港孔圣堂举行追悼会,陈寅恪不顾炎夏酷暑赶来参加,对周俟松女士表示真切的慰问,并在灵位前献上一副亲自撰写的挽联,寄托痛失良友的悼念之情: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25]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牛津大学于1941年4月研究决定,同意陈寅恪再缓一年到任,而港大原来与他所签定的聘约,又于这一年的5月到期。陈寅恪打算,若不能获得续聘,就在暑假离港,移家内地。没料到续聘的问题,远比初聘时复杂得多。

   许地山去世后所遗下的职务,由陈寅恪接任,续聘本应不成问题,谁知平地陡生风波。内地烽火燎天,香港却相对平静,自然吸引了内地几个非同凡响的大腕级学者竞聘。陈寅恪在港大任教的薪金,是由中英文化基金中支付的,能否续聘,很大程度在于掌握这笔基金的杭立武身上。据《陈君葆日记》记载,时居香港的名流叶恭绰(1881~1968)告诉他“郑振铎欲谋这位置也未始不可能。”[26]杭立武也有自己的打算,“原来想荐罗家伦”[27]到港大接任许地山的职务。所以对是否同意陈氏接受续聘一事上,他久久不表态。港大内部,包括陈君葆、马鑑等教师在内的中文系师生,都希望陈氏留下来继续任教。他们多次与校方及杭立武交涉,甚至请叶恭绰出面向杭立武疏通说项。杭立武本想对当时英国驻香港总督罗富国施加影响,促成罗家伦来港大任教,谁知碰了一鼻子灰,被罗富国以“港大要的是学者而不是政治家”的理由所拒绝[28]。在这种情况下,杭立武只好做个顺水人情,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于是陈君葆与马鑑、傅士德等教授一起,于8月19日上午面见校长,得到校长的同意,续聘陈寅恪为中国史教授,接上许地山所遗下的两门中国历史课程,每周共授课8小时。当陈君葆等人走出校长办公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马先生说,这样我们倒干了一件快意的事哩。我说真的‘天意欲怜才’了。”[29]这样一来,陈氏只好推迟离开香港的日期。不料,这一留,竟使得他和家人遭遇了一场大劫难。

   

   

   

   1942年12月8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经过18天的抵抗,12月25日下午,香港总督杨慕琦率驻守港岛的英军投降。在香港被日军占领前夕,重庆的国民政府曾派出最后一架专机,“抢运”由蒋介石圈定的滞港政要和各界名流。经傅斯年、朱家骅等人的奔走设法,陈寅恪好不容易也列在抢运名单中。谁知孔祥熙的二女孔令伟抢先霸占机舱,不让别的人登机。陈氏与何香凝、郭沫若、茅盾、胡政之、蔡元培夫人等一批文化人,及陈济棠、陈策、许崇智等军政大员困在市内,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远去。被抛下的文化界、政经界以及军界知名人士,只好另想办法逃离香港。[30]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政治武装力量也在努力,如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等文化人士和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及眷属、美国飞虎队和港英军战俘、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际人士约800多名。陈寅恪一家,不在其援救的行列之中。

   日军占领香港、立即接管了港大,陈寅恪马上辞去在港大所任教授职务。由于香港与内地的交通断绝,一时无法返回内地,他只得在家闲居。香港在受难,陈寅恪一家也在受难。当时的香港社会秩序混乱,交通要道和路口都设置了哨卡,过往行人必须向站岗的日军鞠躬行礼。日本兵随便抓人打人,动辄开枪,更是家常便饭。据陈家女儿们的辛酸回忆,他们生活在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势下,有一天早上,“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浅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好心人把她收留送还。如此情景,不仅全家眼眶湿润,父亲长声叹气,流求暗想这真是当亡国奴了”。[31]有一天深夜,他们听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第二天听说日本兵找花姑娘,把邻居五个女儿都强行侮辱了。于是唐筼立即将读初中的大女儿流求、读小学的二女儿小彭的头发,削剪成男孩子一样的短发,穿上男装扮成男孩子。日本占领军还不时破门强入民宅,以搜查为名,掠取财物,骚扰市民。陈氏的三女儿美延放在枕头下的手电筒,被进屋的日本兵抢走[32],可见其军纪之坏。

   美延女士还记得,日本占领军最初看中他们租住房子的地理位置,要抢占做兵营,命令全体住户立即迁出。陈寅恪因早年两次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便出面与日本人交涉。由于他使用的是日本最有教养的贵族语言,日兵不知其来头怎样,便退出去了。陈美延说:“谈判交涉的结果是可以宽限搬出日期,不久这队日本兵调防他处,全楼才平安无事。这件事后,那位趾高气扬的房东对我们这家穷房客也显得客气多了。”[33]这段时间,陈氏一家同无数的香港居民一样,终日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为防不测之事发生,陈氏有两个月都没有脱靴睡觉。这些事使他对当亡国奴的耻辱与痛苦,有切身的体会,更加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那时的香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不敢开门,市面一派萧条,已无往日的繁华景象。陈寅恪一家同市民一样,每人每天配给十六两秤制的六两四钱(200克)粮食。由于陈氏失业在家,香港与内地的邮路不大通畅,在经济上内地的亲友接济不上,所以生活非常困苦。就是这么一点粮食,也只有靠用衣物、首饰来换取。当然就更没有钱买药给唐筼治病了。病中的唐筼为全家生存,寻找食物,操碎了心。他们经常把红薯连皮带根煮来吃,间或吃一顿半干稀的米饭,都要限量进食,连饭量不大的四、五岁女孩美延,都喊吃不饱。肉类更是难得的“奢侈品”,几个月都尝不到一次。好不容易得到一个鸭蛋,如获至宝,五个人分着食。陈寅恪因半饥半饱,周身乏力,常卧床不起。陈家姐妹还记得,1941年年底,“有人送来整袋面粉,父母因来路不明不肯接受,在家门口推出推进最后来人扔下面粉就跑了,母亲只有将其分送给共患难的邻居们。”[34]据《陈君葆日记》1944年2月19日记载,日人松荣曾说他给陈寅恪送过粮食。这就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陈寅恪拒食敌粟、不落日本人怀柔圈套,守望着民族气节,令人钦佩。

   也有好心同胞,对他们十分同情,在兵荒马乱之际,雪中送炭。比如素有南国女诗人和岭南才女之称的冼玉清女士,听说陈家在生计上的窘况之后,马上请人送去40元港币和一些食物。细心的冼玉清知道,50元以上的大额票面已被禁用,在市面上50元一张的港币,往往只能换30元左右的小票,所以特地把40元港币兑换成零钞。陈寅恪虽然没有接受,但一直感激冼教授的隆情高谊。1949年陈寅恪南下岭表,与冼教授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长期共事,成为了莫逆之交。1965年8月,冼玉清教授病逝于广州,他特地在挽诗中追述了这件难忘的往事:“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35]又如“史学界二陈”中的陈垣先生之长子陈乐素(1902~1990),曾在香港九龙英华女子中学任教,此时尚未逃离香港。他化装成难民,冒着极大的危险,绕道把一袋米送到陈家,解其断炊之危。当时叶恭绰亦在香港,也送过米给陈家。他在港大的同事和朋友陈君葆(1898~1982),于1942年4月21日,曾托人给他送去大米16斤,肉类罐头7罐。第二天所托之人回来对陈君葆讲了陈寅恪的近况:“据谓他已经捱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36]

   尤其可贵的是,陈寅恪胸怀仁人之心,虽身陷绝境,自己一家人还在饿肚皮,却还在考虑如何帮助饥寒交迫的同胞。1942年4月1日,他致信陈君葆,介绍以前的学生张向天,到港大图书馆谋一席职位,以解决燃眉的饭碗的问题[37]。

   香港沦陷之后,陈氏在饥饿之中,以病弱之躯,倚床认真校读宋代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册。建炎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建炎年间,正是强敌压境、民族矛盾尖锐、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年代。战与和、忠与奸、反抗与苟安、爱国与投降的矛盾贯穿着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陈寅恪尽管过去读过这12册书,但此时此地重读,自然别有一番深切的感受。他在第12册末的跋中,谈到过这种感受:“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38]在沦陷区,有不少爱国者采取不同的方式,守望自己的民族气节。如梅兰芳蓄须拒演,齐白石搁笔停画、郑振铎蛰居乡下等,表明与侵略者不合作的态度。陈氏则读书明志,从建炎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杀身成仁的爱国事迹中,吸取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

   鉴于陈寅恪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在香港“劫灰满眼看愁绝”[39]的日子里,日伪组织所派出劝降的人接踵而至。1942年春节期间,一个从前的学生,奉日伪组织之命,前来诱降,被他严词拒绝,只得灰溜溜离去。不久,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人与一所大学的伪校长前往陈家,要陈寅恪到广州、上海、南京等日佔区大学任教职,实施奴化教育。陈氏称病不能动而卧牀不起。陈璧君的代表十分凶恶地加以威逼胁迫,伪校长则摇动如簧巧舌劝诱。陈氏软硬不吃,依然对他们不理不睬。他们眼见诱逼无效,碰了一鼻子的灰,不得不悻悻走出陈家房门。

   与此同时,陈氏过去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同事和朋友钱稻孙,专门派人从北平赶来拜访,企图拉他下水。年长陈氏十三岁的钱稻孙,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钱洵做过外交官,母亲单士厘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叔父钱玄同亦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堂弟钱三强是著名物理学家,堂弟钱仲联是著名学者。钱稻孙,曾到日本、意大利留学,精通日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法文等,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在20世纪20~30年代,也是北平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位名流。钱氏在北平学术界是一位活跃人物,交游甚广,是鲁迅的密友,亦与陈寅恪、陈垣、吴宓等学者有所来往。他曾得陈氏等人的推荐,兼任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平沦陷之后,钱稻孙没有随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校内迁,而是留在北平落水当了文化汉奸,出任伪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钱稻孙对陈氏许以每月千元的高薪为诱饵,妄图请他北上为伪北大服务,陈氏怀着“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心情,冷冷地予以拒绝。

   以后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安宁,日本驻香港总督及一帮文化汉奸,也在打他的主意,准备出20万军票(折合40万港币),威逼他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审定宣扬日中亲善与推行奴化教育的中小学教科书,被他竭力推脱掉了。作为中国文化所凝聚之人,陈寅恪一生最看重的是人在危难时刻的名节与操守,所以在香港沦陷之时,他的身上便很自然地焕发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0]的大丈夫精神。

   陈氏在沦陷后的香港度过了难熬的半年时间,虽然一家过着饥寒交迫、贫病相磨的生活。尤其是日伪组织的多次诱逼,使他心情异常苦闷;当时日本宪兵已对不肯与他们合作的旅港文化人下手。比如中国现代主义诗派主将、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在香港担任《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主编,有一天去港大看望中文系马鑑教授(1883~1959),谁知出门时被日本特务盯上,随即被捕入狱。后来他在监狱里写出《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爱国诗篇,不屈不饶地坚守民族气节——那是后话了。陈寅恪坚决拒绝与侵略者合作,随时都有被捕与被杀害的危险。季羡林曾把爱国主义分成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而陈寅恪式的爱国主义,则“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41]他视学术文化为生命,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仍然安之若素,处之泰然,没有放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工作,特别在两晋南北朝史与唐史上,用力最勤。1941年12月14日,在太平洋战争的燎天烽火中,他重新校读完《新唐书》第二遍。1942年4月13日,他又校读完《新唐书》第三遍。与此同时,他还重读了《北史》,整理了“晋书补正”等在香港大学演讲的底稿,准备在将来环境好转时再著述成书。

   

   

   

   陈寅恪的爱国事迹,以及他的危急处境,不胫而走,不时传进内地。刘文典多次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大声疾呼:“陈先生若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42]内地的朋友如傅斯年、朱家骅、杭立武、表弟和妹夫俞大维等等都在多方设法,四处奔走,筹集经费,拟定营救的方案。终于由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西南联大等有关单位,筹款四万元,作为搭救他一家人的路费。在这些朋友中,朱家骅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向鲜为人知。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是民国时期学坛、政坛两栖的重要人物。他早年两次留学德国,专攻地质学,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归国之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以及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香港沦陷时,他正在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等职务任上。

   朱氏一向重视人才,颇有魄力,在中山大学负责校务时,就将刚离开德国,尚在旅途中的傅斯年,延聘麾下。傅斯年虽在欧洲留学7年,一如陈寅恪一样,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朱家骅却委以文科学长(即现今的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重任。

   作为国民党的高官,朱家骅需要了解滞港的党国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家属的思想与生活动态。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朱家骅档案披露,他几次派国民党在港澳的地下工作者去了解陈氏情况,要求他们随时向他报告,以便及时作好对策。比如1942年3月31日,国民党港澳(地下)总支部书记长高廷梓,向他报告陈氏等人的近况:“骝公钧鉴:关于中央研究院及中基会留港人员消息,二月廿四日电呈各节续有补充,陈氏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同时经济困迫,致卧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惨。……。”[43]报告中所说的“伪方”,即日伪组织;“未赴广州”就是拒绝了日伪的拉拢威逼,没有落水去为敌人效劳。朱家骅接到这份报告后,一面将报告中的内容,于4月10日致函傅斯年,“请转知有关方面或须设法接济也。”[44]一面下达命令,布置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局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与陈氏联系、沟通,做好积极营救的准备工作。

   朱氏心胸不狭隘,并没有因为前年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陈氏没有投他一票而有所懈怠,或者置之不理。1942年4月22日,他通过国民党澳门地下组织,第一次发密电给陈氏:

   急,澳门。密,朱学贤兄(中央调查统计局澳门机关代号——著者注)请即密转并候取复电,下电送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陈寅恪先生鉴:港变以来,无时不以尊况为念,嗣闻备受艰辛,又苦不审最近寓址,且交通断绝,无从闻讯,悬系曷极。頃获泽宣兄函告尊寓,甚慰,盼即设法由广州湾返国,如能设法先至澳门或广州湾后即可与弟通讯。所需费用若干请电复,当照汇。复电即交原送电人带回代发可也。弟骝先,卯养裹。廿二。[45]

   此时,陈氏的生活真正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所以,他读完朱家骅发来的电文之后,从绝境中看到了生机,脸上愁云为之一扫,如他脱险后所说:“至四月底忽奉骝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46]立即草拟复电电稿,表示遵照朱家骅的安排,同时希望能汇出两万元,以解燃眉之困,并请给必经之路麻章海关、盘龙关及国内沿途关卡军警打招呼,特与予以保护。朱家骅接到回电后,立即吩咐有关人员照办无误,将所筹集的四万元,分批汇至陈氏指定的地址与指定的人那里。[47]

   为营救陈氏一家人,朱家骅与国民党港澳地下组织设计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方案。陈氏也积极配合,他秘密做好离开香港的准备,如用衣鞋抵偿一部分必须偿还的债务等。在出发之前,他临危不乱,没有忘记给关照过他的港大同事与朋友陈君葆、马鑑等去信告别。陈君葆在日记中记下了告别信的主体部分:“……他日间要从广州湾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恐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悽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48]

   5月4日晚,陈氏带领全家悄悄离开住处,到码头一家小旅店,度过既兴奋又惶恐的一夜。次日和逃难的群众一道,排队通过关卡,登上开往广州湾(湛江港)的海轮。由于他们夫妇都患有心脏病,不能背负重物,便把行李分配给了三个女儿,就连年仅五岁的美延,也“负责携带一捆雨伞及手杖,并背着一个小背袋,里面装着几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长的姓名,以防我丢失后,好心人能帮我找到父母。”[49]但是他还是冒着危险,把这两年在香港写成的“唐代政治史”及“晋书补正”等在港大讲课的底稿带在身边,不让它们流失在海外。当轮船离开香港口岸航行在海面时,陈氏才松了一口气。逃离虎口,他抛掉了几个月来,一直像巨石一样压在他心上的那块沉重阴影,不禁兴奋地吟出“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猶”和“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的诗句[50]。

   中午,船行至澳门,在码头暂时停靠。陈氏带着二女小彭上岸,在早先约定的地方与地下工作者周尚见面。周尚把一个装着他所需的路费和生活费的藤箱交给了他,同时也给他介绍了一些情况。陈氏这才知道,国民党在港澳的地下工作者,为营救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四月份以来,朱家骅连续发来五次密电要转给他,但因国民党在香港的地下情报机构,被日本宪兵队破获,五个送信的地下工作者,都被日本宪兵抓捕。他们在日本宪兵队的魔窟里,遭受严刑拷打,但都咬紧牙关,没有供出营救的机密,否则他一家就很难从香港脱险。陈氏知道这些事后很感动,抵达桂林的第二天,就在给朱家骅、叶企孙、傅斯年等人的信中,专门提及此事,“到澳门唔周尚君,始知已先后派人五次送信,均未收到,闻送信之人,有一次被敌以火油烧杀一次,凡接信者皆被日宪兵逮问,此亦幸而未受害也”[51]。

   陈氏带着小彭回到船舱坐定不久,汽笛几声鸣叫,轮船驶离澳门码头,当天傍晚时分,到达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港)。由于等待国内四方亲友为营救他们所筹集的款项汇来,直到收得中央研究院院和杭立武先生各寄的五千元路费,方于5月26日由湛江出发,经玉林等地,在6月18日,经历了种种磨难,终于赶到了桂林。在到桂林所发出的第一封信中,就向朱家骅、傅斯年等帮助过他的亲友表示谢意:“此皆骝公(朱家骅——著者注)及诸兄亲友之厚赐,感激之忱,非纸墨可宣也。”[52]陈寅恪心里明白,在搭救他们一家逃离香港这件事情上,朱家骅起到了主要作用,傅斯年等亲友也给予了他们莫大的帮助。更为可贵的是,陈氏到安全之地后,还惦记着尚未脱险的同胞,如蔡元培夫人、庄泽宣等人。

   逃离香港归来的陈垣之子陈乐素后来对浙江大学新任校长竺可桢说:“香港沦陷后,伪组织邀渠与陈焕镛、陈寅恪、袁守和诸人赴广州中山大学。陈焕镛以植物标本故受聘,余人均未往。陈带妻及子女五人来内地,共用二万七千元。校中为各方设法得万元作资助,均晓峰(即张其昀——著者注)为之设法者。”[53]这话可作陈氏一家脱险的佐证。

   陈寅恪九死一生脱险归来,国内友人无不欣喜异常,老友吴宓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心情,对陈寅恪坚守民族气节大加肯定与赞扬,诗中有句云:“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同灰。”[54]疾风知劲草,国难识忠诚。陈寅恪在香港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现代文化人之正气歌。

   

   ——————————————————————————————————————————————

   [1]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9][10][12]参见《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222、67、70页。

   [3]《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

   [4]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9页。

   [5]《吴宓日记(1940年2月25日》(七),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4页。

   [6][7]《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5、476页。

   [8][25][35][39][50]《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184、172、31、32页。

   [11][13][31][34]陈流求、陈小从、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聯书店2001年版,第161、158、162、164页。

   [14][15][16][17][18][20]《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2、71、83、72、79页。

   [19]韩愈:《师说》,《古文观止新注》殷义祥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页。

   [21]壶公:《陈寅恪先生之死》(下),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70年1月27日。

   [22]谭凯光:《史学权威陈寅恪》,香港《大风》半月刊1941年第97期。

   [23]参见蒋天枢:《师门往事杂录》,《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24]《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0页。

   [26][27][28][29][36][37]《陈君葆日记全集(1941年8月16日、19日,11月22日、1942年4月1日、22日)》卷二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24、38、67、70页。

   [30]参见李伟:《孔二小姐外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无影山候新书:《孔二小姐》,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王丰:《孔二小姐》,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书中有关“飞机门”、“狼狗门”的资料。

   [32][33][49]陈美延:《童年回忆点滴——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页。

   [38]《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5页。

   [40]《孟子今译》刘方元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41]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2]章玉政:《狂人刘文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

   [43][44][45][47]转引自夏蓉:《香港沦陷后朱家骅组织救助陈寅恪的经过》,《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6][51][52]《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5页。

   [48]《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4页。

   [53]《竺可桢全集.日记》(八),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500页。

   [54]《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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