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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桑兵 点击:8672次 时间:2017-01-12 15:53:00

   

一、学潮与倒王

   1949年7月21日,“在各路解放大军直趋华南,‘石牌’儿女正以紧张学习来迎接解放的时候”,《华商报》刊登了题为“陈可忠滚蛋·张云上场:看朱家骅控制中山大学阴谋”的广州通讯,其重心不在指摘新旧校长以及易长之事,而是试图揭示中山大学校长人选“为什么变来变去都是朱系门内的‘一丘之貉’的原因”。通讯称:

   事实上,从朱家骅在中大做校长时起,这个反动头子便在中大收买甘心做奴才的“教授”、“学生”,同时不断的把它的爪牙插入中大来,树植他的反动势力。在反动统治的全盛时期,号称“无孔不入”的CC势力,在中大亦无法立足。虽然在坪石时候CC曾导演过一次包围张云,强迫下台的丑剧,但当复员后朱重长伪“教部”,委王星拱做校长,王一上台便把CC的毛礼锐(当时毛是师院院长)一脚踢走,同时把CC的爪牙如陈粤人、袁飞翰、何心石等连根拔除。此后,实际上,中大便成了“朱家天下”。虽然王星拱不是朱派人物,但一切大权都落在朱派人物手上。同时,还特地派一个喽罗宋嘉贤以“秘书其名,监视其实”的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迫他不得不辞职。王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桑兵王星拱下台后,朱便一意提拔他的忠实干部陈可忠,但苦于陈可忠在国内外无藉藉名,同时又鉴于接长台大不成的经验,便决定采偷龙转凤的手法,把自己袋里的一等王牌张云打出来,使他担一个校长的假名,叫陈可忠代理。陈到任后,虽然有朱家骅撑腰,但因为自己没有威望,又没有班底,单人匹马来到石牌,一抵埗即给地头蛇打了个杀手锏,险些儿登不上台。幸得几次“疏通”,并请朱家骅亲自出马,才把对方的势炎压下来。陈可忠摔了这一交之后,便深深觉悟到要在中大立足,只有跟同学合作,所以一年来陈在与同学或多或少的“合作”下总算没有被挤出中大。但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候下台呢?据陈的表示是因为“健康问题”,但查实陈的下台一方面是因为当局不满他对同学的“软弱”政策,要他滚蛋,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动当局决定不迁校,他不肯做俘虏,所以便愤然一走了之。这样陈可忠的离职便成了定局,一向被视为朱系“王牌”张云,便脱颖而出了。

   此则通讯提示三点:其一,此次张云取代陈可忠,不过是上一次中大易长即王星拱去职的余波回澜。其二,王星拱的上台与落台,与朱家骅牵连不小。其三,中大易长背后,隐藏着朱家骅与CC派在大学系统的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由于后来时事的变化以及通讯所取的立场,所谈及的三点固然部分反映了事情的真相和时人的观感,但也不免表面甚或误解,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讨论。

   关于王星拱的去职,现有的三种中山大学校史中,只有最后撰写的《中山大学史稿》简略提及曰:“1948年6月,王星拱校长因病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请行政院任命张云担任校长,当时张云尚在国外,教育部同时提请发表陈可忠代理。同年10月,张云回国辞去校长职务,陈可忠继任校长。”[1](P418)此说不错,只是背后的情形远比上述复杂,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还有国共冲突的大背景起作用。

   王星拱在抗日战争后于1945年12月正式接长中大,此前中大的正式校长为邹鲁,而由金曾澄代理。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辗转迁徙,遭受重创,图书设备和师资均受到很大影响。王星拱留学英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后长期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接长中大后,提倡学术自由,聘请多位知名教授,扫除在教育界势力极大而声名狼藉的CC派势力,对学生的态度也比较开明。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内容之一,是各级学校不设党部。[2]随后,全国各学校的国民党党部陆续关闭。此举对于国共两党在大学师生当中力量对比的升降变化,很快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①中山大学师生中的中共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并且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课抗议活动,声势日渐壮大。中山大学因此被称为“民主堡垒”和广州“小解放区”。[1](第7章)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深化和财政金融的恶化,教师群体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倾向。

   有知情者这样描绘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的异动和当局的无所作为:“中大内部情形日见恶劣,最近文学院学生以标语传单‘驱逐’外文系主任周其勋先生,并对其他系主任之同样举动,亦已布置就绪,而在位者束手无策,旁观者乘机取利,开学以后想益将不宁矣。??来此数月,耳闻目见,益为中大前途悲观,东南教育之未来恐惧,国家耗费亿万,维持此形同地狱之文化衙门,殊有辱此有历史性之学府,而无以对百粤之青年矣。”这位知情者虽然站在政府立场,似非存心与学生为敌,他对朱家骅向合众社记者发表关于最近学潮的谈话表示不胜感慨,认为所说各点“亦具至理”,还是坦率指出:“对青年对学生,以理喻以情导忍让处之较为得计,如加之以其他准绳,恐益生枝节,不可收拾。时局如此,人心惶惶,铤而走险,意中之事。”②

   眼看局势快要失控,广东的国民党各级组织大为不安,暗中酝酿倒王行动。1948年2月2日晚,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委余俊贤、广州市党部主委高信等召集学运小组举行会议,“议决推倒中大校长王①参见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及实施效果》,日中战争の国际共同研究第3回国际会议“日中战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论文。②1948年2月9日洪谦致朱家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101,国立中山大学文卷。以后凡不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档案。感谢谢国兴教授给予的大力襄助。98--星拱,另拥蒋梦鳞继任。其步骤1、向宋主席献议;2、向吴秘书长献议(吴原定今日下午三时抵穗);3、联名向朱部长献议;4、向高廷梓及任国荣疏通。”2月7日,朱家骅接到任国荣2月3日所发关于广东学运小组密谋倒王,提请教育部对此事如何应付,须及早准备的报告,认为所议“似不甚妥”。[3]2月13日,朱又接到洪谦报告中大内部情形的信函,即分别致函王星拱和复函洪谦,要求“尽速彻底整饬,纳入轨范”。[4]3月1日,王星拱复函说明有关情况:“上学期大考完毕之时,外文系学生(一二三年级)具呈攻击周其勋主任,并推举代表二人,陈述意见。弟比即言辞谴责不应有此等越轨行为。当晚文学院中复张贴攻击周主任之标语,次晨发见,即行撕毁,追询该系学生,坚不承认。此必系有作用之行动。一月以来,已在各方防范诘诫之中。迩来第二学期开学,学生陆续返校,有无其他【事】同类事件继续发生,未敢断言。如果发生,弟必遵旨整饬,纳入规范也。”

   按照王星拱的说法,所谓中山大学文学院风潮,其实早已发生并且得到解决,翻出旧事作新闻,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3月13日,朱家骅再度接到广州密报:“此间学运小组若干同志谓中山大学王校长对党的意识不足,应付软弱,以致奸党潜伏,将滋事端,提请决议,专电中央学运小组,察转钧部核办。宝猷人微力薄,对此决议,未能阻止,至为罪咎,谨电报闻,伏祈垂察。”[5]报告人引咎自责,是因为预感到此事可能令朱家骅陷入被动。果然,国民党中央学运小组将情况直接报告蒋介石。3月21日,国民党主席侍从室交下蒋介石代电: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据报:广州中山大学自王星拱接长后,对学风极为放任,因之反动份子利用该校作宣传赤化根据地,一般反动教授学生在学校附近乡村从事秘密组织活动,至为积极。所有反动刊物报纸等到处张贴,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该校同情本党或曾入三青团学生,常受若辈威胁,影响社会人心至钜。今后整顿之道,对该校校务负责人应予更易,另选党内干员接充,始足以辟邪说,攻异端,挽学风,正视听,防患未然等情,希注意切实整顿为要。[6]

   最高当局的直接指令,虽然只是转述意见,还是令朱家骅相当紧张,不能不高度重视,他致函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邓植仪,几乎逐字逐句地转达了蒋介石的来电,接道:“未知究竟如何,至以为念。闻抚五兄近日请假离粤,??务请查明,切实整顿,是所企盼。”[7]

   王星拱与国民党渊源甚深,早就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务指导委员。1940年武汉大学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时,王星拱任监察委员。[8](P137)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和同时期的许多大学校长一样,身为国民党员的王星拱主张学术自由,反对学校过度政治化,尤其不愿意国民党控制学校,自然对于师生的言行较为宽容。广东的国民党组织为了压制校园内日益活跃而且左倾的师生民主运动,不惜对本党人士下手,反而显得虚弱。

   邓植仪如何回复,尚未查见,6月17日,朱家骅收到时任中山大学总务长的邝嵩龄于6月6日发出的关于中山大学近况及今后应行整理事项的报告,其中第一点就是“学风方面,自王校长到校后,历经整饬,已比前良好。”报告中并无中山大学学生风气不正的内容,反而于师资及行政方面提出改进意见,认为“教员众多,品流复杂,不无影响学风及行政进度,尚须一番整肃”,师范学院、法学院、附中等单位的主管或挂名而不负责,或长于任教而短于任事,会计主任则能力稍逊,有必要进行调整。[9]这些至少反映出中山大学部分教职员的看法感受,与广东国民党组织系统的判断相去甚远。

   

二、朱家骅与王星拱

   如果说邝嵩龄是想为王星拱打圆场则为时已晚,在中央学运小组乃至蒋介石的压力下,朱家骅不得不考虑换人的棘手问题。只是并非如后来《华商报》的广州通讯所说,换掉王星拱是为了安插朱氏自己派系的骨干。事实上,朱家骅并不愿意换掉王星拱,即使面对来自最高当局的压力,他仍然尽力维护和挽留。由于王星拱一再力辞,中山大学又不能无人主事,朱家骅才不得不留意其他人选。

   最初国民党广东省市党部酝酿倒王拥蒋(梦麟),朱家骅即批示“似不甚妥”,正式答复时又改为“此君似不甚妥”,明确表示不赞成用蒋梦麟。[10]在转述洪谦的报告内容时,也有意将“而在位者束手无99--策”等字样抹去,希望洪谦对中大事务“惠予协助,以求改善”。[11]后来致函邓植仪了解中大情况,又将蒋介石来电中“自王星拱接长后”一句删去,处处为王星拱留余地。其时王星拱因为身体欠佳和家庭不幸等原因请假离校,回到安徽安庆,迫于内外交困,多次提出辞呈,要求即选贤能继任,以便尽快卸任,兼利校务。朱家骅则屡屡发电函慰留,不允其辞职。

   5月25日,王星拱在各方一再催促返粤的情况下,再度提出辞呈,并阐述了不能不辞的理由:“弟历承绾护殷勤,原未敢轻于言去。??自抗战复员以来,虽无贡献,颇经艰苦。迩来年衰力竭,百病丛生,跬步难具,饮食锐减,复值境运多乖,遭众不造,内人不幸哀逝,小儿又因劳毁而致疾,抛弃远离,于心未忍,奔波应接,更觉难堪。夫学校事务之推进无有已时,而个人体力之支持终有限度,哀苦余生,已不能从事于牺牲矣。”希望朱家骅准其辞职,即日派人接任。[12]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方面再度传来学生异动的消息。5月24日,教育部收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驻南京代表办公处转来的广州致朱家骅密电:“中大理工学生要求实习费,罢课数日,今起除医学院、附中外,各院均参加响应。??学生筹建石牌游泳池,募款两亿余元,训导处令饬新机构接办,学生群起反对。学风疎懈,益感棘手。”①王星拱再提辞呈的当天,朱家骅收到任国荣于5月24日发来的信函:“周栽衍兄来函述中山大学近况颇详,特专呈左右,足见母校之中落不振,自有原因,未必如师台所想像,由于毕业同学之不与抚五先生合作之所致也。”[13]周栽衍于5月17日写给任国荣的信中说:

   反动份子本年来采用分工性质之组织,吸收能力颇大,“五四”全面活动,系一种和平姿态的攻势———但一般人以为幸无风潮发生可喜,弟于前函曾经述及。现在反动份子在科学研究会统率之下,竟于五月十二日先由工学院三年级各系代表发动罢课,藉口学校不能履行他们的要求———先发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月公费作为三年级实习费,学校答复他们,已去电向教部及校长请示(照去年办法,只发一个月公费),他们不等待部复,竟行罢课,张贴种种标语,五光十色。十三日,理院生三年级亦开大会作同样要求(无此办法),并即日罢课。十四日,理工两院二年级各系亦罢课声援。十五日,理工两院一年级生亦罢课声援。至此,全校人数最多之工学院再加上理学院,已去其大半矣。今日此种情况更劣,法学院二年级生又起来响应理工两院,预料即将波及师、文等院。上周星期六日,学校曾为此事召集会议,商讨应付方法,但结果只是请有关之院长、系主任等协助劝导而已。又此间报载新行政院成立、教部易长消息后,校内早已无人肯卖点气力,各长、主任莫不怀五日京兆之心,群龙无头,不知所为,就弟亦感头痛![14]

   收到5月21日张嘉谋的电报,朱家骅的反应较前显得紧张,他于5月25日致电邓植仪,认为学生“动辄以罢课相要挟,实属非是,显系别有作用(底稿原为‘有人策动’),企图扩大风潮。(底稿还有‘政府对于藉端滋事学生,决不姑息’)务请查明滋事者,从严惩处,为首者开除学籍,切勿姑息,以肃学风为要。”[15]次日,朱家骅看过昨天收到的任国荣、周栽衍来函,在文件摘由笺上批示:“交万处长速与任、高、陈(案:疑为陈可忠)三兄商之。”征求意见的内容有二,一是是否换人;二是适当人选。眼见局面失控,朱家骅开始萌生换人易长的想法。

   不过,大学校长的更替往往会引起派系斗争的连锁反应,而且一时间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王星拱,亦非易事。向任国荣、高廷梓等人征求意见的结果如下:“(一)任先生意见:因邓植仪有长校野心,故目前易人,难免引起问题。似只得慰留王校长,俟暑假时就外省人士中找人更换。因广东人现无适当人选也。又云高廷梓为人作风太小,如派其前往,恐难有效果。(二)陈先生意见:目前只能慰留,拖至暑间换人。(三)高先生意见:似可再慰留王校长。至校长人选,有陈受颐者,似可考虑。”[16]陈受颐是近代广东大儒陈澧的后人,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并一度被视为改造香港大学中文系出任主任的理想人选。教育部有关部门查询了陈受颐的情况,认为其“关系单纯,学识亦相当,惟于战时长期在国外教①1948年5月21日张婉嘉致朱家骅电。该电报广东省政府主席驻京代表办公处于5月23日收到,次日送交教育部高等司。据教育部批改,发电人“疑为张嘉谋”。100--书,国内情形隔阂,如使之应付该校复杂环境,恐不相宜。”建议按照任国荣等人意见,先行慰留王星拱。除陈受颐外,高廷梓还建议考虑翁之龙、黄巽两人继任中山大学校长。

   朱家骅见人选未定,内讧已生,于5月30日批示:“恳切慰留,并催速返。”并于次日拟定致王星拱的电报:“中山大学意义重大,故借重清望,勉为主持。二年以来,成效显见,缅念贤劳,无任感佩。时会艰难,端赖共济,务请勉抑退思,续任艰钜,并请早日返校。”鉴于王星拱去意甚坚,而中大校务不能无人主持,朱家骅双管齐下,一面电函及托人催促王星拱留任返校主事,一面暗中准备应变措施。5月31日,他在准备次日发出的慰留王星拱的电报纸上批示:“电催张子春返国。”[17]张子春即张云,朱家骅催其返国,显然意在出现万一之时随时救急。

   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令朱家骅大为头痛。6月7日,收到王星拱自安徽怀宁的复电,内称:“星拱【体】羸病增,行食俱困,倘不退休,危及生命。力与愿违,事非得已,谨再渎呈辞职,至恳惠予照准,并乞原宥,无任感祷。”[18]本来事情至此,可以顺水推舟,同意王星拱的辞呈,改换他人。不料教育部酝酿中大易长的消息传出,中大教职员闻讯,大为不安,由教务长邓植仪、总务长邝嵩龄等人领衔,160余名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本校王校长德高望重,士林共仰,长校以来,尽筹硕画,建树甚多,方期继续主持,更图发展,忽闻有辞职之讯,群情惶惑,难以言宣。为本校前途计,敬乞鉴詧,俯予恳切挽留,以慰喁望。”①表达了中大教师对王星拱的敬意以及对于易长的担忧。

   这封联名电显然对朱家骅造成压力,6月9日,他在摘由笺批示:“已一再恳切慰留”,似乎意有不悦。迫于形势,朱家骅还是调整了方案。6月10日,他在三天前收到的王星拱请辞电报上批示:“请陶校长就近代为劝驾。”并于6月11日分别致电王星拱和安徽大学校长陶因,前者内称:“兄以过劳损及健康,至为歉疚。惟中山大学逐渐复原,非借重清望,并承全力主持,无以臻此,实无妥人可以为继。且目前学校切需安定”,请其“打消辞意,早日回校”。后者则请陶因就近代为敦劝,“务请其早日回校”。6月12日,朱家骅复函邓植仪等:“王抚五校长确有辞职之意,本部业已一再恳切慰留,并已电催克期返校,一面又讬安大陶校长往访敦促其行。尚祈诸先生再为恳劝,幸甚感甚。”不过,这一次朱家骅却是有点儿故作姿态,以应付中山大学教师的诉求。一方面,他知道让王星拱回心转意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另一方面,相关人士也有不同声音,其中既有政治正确,也有畛域之见。

   6月7日,任教于中山大学的周达夫长函向朱家骅建议中山大学各项事宜,认为“中山大学情形,实须彻底整顿”,其中不少条目与易长之事有关:

   (一)自宋子文先生来主省政之后,中山大学易长之说,即时有传闻。今年因资源委员会及国家行局等自东北撤退人多,往往不录用大学新毕业生,没出路,不无恐慌,而宋主席因筑港等项之需要,闻又自办训练班,未免不甚经济。就此点而言,中山大学宜以蒋梦邻先生担任校长,俾与宋主席合作,而中山大学工学院极不充实,尤须获得宋主席之协助,以资改进。

   (二)王抚五先生宜调长安徽大学,因(1)王校长体力恐不耐此校繁剧,故乡之起居饮食或较适宜。(2)王校长用人有皖籍,难免此校粤籍旧人误会。若在安徽本省,自甚相宜。(3)王校长与武汉大学关系深,此间之与武汉,中隔湘省,不若安大与武大,声气更可相通。(4)安大现状,似亦亟须易人整理。

   (三)如梦邻先生不允就任,可否请叶玉甫(恭绰)先生担任校长名义。因叶先生为交通界元老,可与华南建设配合,现在退休在乡,国家如以大学校长礼遇之,亦眷念耆宿之至意,且玉甫先生在抗战中大节凛然,宜尊重之。闻其回粤有避嫌之意,如任以职务,更可根绝流言......

   (十三)此校现状不佳,远非昔比,整顿之道,首在力复当年季公及我公在此之旧观。顾颉刚①1948年6月5日邓植仪等致朱家骅函。签名者包括朱师辙、王力、陈守实、刘节、陈国达、罗雄才、黄昌谷、杨树达、罗香林、董家遵、王宗炎、梁钊韬等多位知名学者,其中也有我的老师、现已95岁高寿的陈锡祺先生。101--先生系当年旧人,是否可胜校长之任???如蒋梦邻先生、叶玉甫先生,声望固高,而无冀期刷新,且与部中联系,或更不密,未足以赴事功也。

   (十四)王抚五先生可以无过,而不易有功。教务、总务两长,则均才力不胜。邹海滨先生兴建校舍而未竟全功,实为可惜。现在校容极不整饬,校舍、校车、水电,无一不须整顿.......[19]

   宋子文于1947年9月30日到广州接任广东省主席,他未必会主动直接插手中山大学校长的人事安排,可是一则走马上任照惯例人事上会相应有一番变动,二则身边亲信出自各种考虑也会有所建言,这两种因素,都有地缘关系作用于其间。

   在此期间,朱家骅还收到一封转来的关于中山大学现状的通信,内称:“中大愈弄愈糟,现已公开贴出打倒政府,欢迎共军渡江,打倒蒋光头(即指总裁)等标语。纪念国父之学府,竟成为反动份子之大本营。王校长久假不归,萨院长亦不在,教务长不理,训导长亦不管,乌烟瘴气,陷于无政府状态,其腐败从所未有。苟不早图解决,中大不难成为燎原之星火。到斯时责任究由谁负?教部似应作断然处置,非有党性极强,大刀阔斧,敢作敢为者,不能挽此危局。”[20]

   6月18日,张嘉谋也致函朱家骅:“中大王校长想难返校,教部对中大问题究将新派人选,抑抄袭中央大学之旧文章。中大人心不定,议论纷纷,若再拖延,殆将发生事件。”言下之意,希望教育部在王星拱不继续留任的前提下尽快解决接任人选问题,以免久拖不决,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局面失控。

   就目前所见资料,最晚到6月17日,不仅张云接长中山大学一事尘埃落定,而且人还在欧洲的张云已经同意先派陈可忠代理中大校长一职。[21]在此之前,朱家骅不但要和张云、陈可忠反复协商,因为“此时觅人不易,尤其于粤省人士中能得各方同意者更为困难”,朱家骅“事前曾与在京之粤省前辈及中大校友商量定妥”。如此,则自5月末考虑由张云接长之后,联系咨询等相关动作一直没有停止。再向王星拱劝驾,不过聊尽人事,敷衍塞责而已。

   经过一番短暂的行政手续,张云接长中大以及陈可忠暂时代理之事正式确定。6月26日,陈可忠拟于6月28日飞粤履新。朱家骅匆忙之中赶紧于当天分别电函邓植仪和宋子文、欧阳驹(广州市长)、徐景唐(教育厅长)等人,告以“王校长再三坚辞,苦留不获,不得已,准予辞职,并已提院发表,由张子春兄继任,在张兄未到校前,校务暂由陈可忠兄代理,决定俭日飞粤。”并请各方面惠予协助。[22]接着,又陆续以函电形式将消息通知周达夫、张嘉谋、黄尊生等相关人员。

   朱家骅可能担心粤省及中大人士对人选有异议,特意说明“陈可忠为中大多年之老教授”。[23]不过还是出现一些异调,只是对象为张云。宋子文听说张云“前曾在中大任教代理校长,措置多未适当,旋即去职。现为防范职业学生鼓动学潮,采取积极注意及严格制止办法,但亦须极力避免,可资为藉口之原因。特据筹虑所及,但供参酌,尚祈密察为幸。”[24]朱家骅连忙解释道:“渠上次代理校长期内种种,弟所深知。惟当时攻诘张兄者,尚有其它原因。渠近年在美进修,甚得美方之同情,在天文学上亦有贡献,美人并赠中大以天文仪器,即此可知。且彼现在欧洲,秋间方能返国,校务暂由陈可忠兄代理,陈虽非粤人,但系中大老教授,在学术界上尚有声称。”[25]只是这样的打圆场未必真的有效。

   

三、朱家骅与CC派

   1948年中山大学的易长事件,除了地缘纠葛外,表面看似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牵扯不大,王星拱虽然不是朱家骅派的骨干,朱家骅还是努力维护,迫不得已,才安排自己的人马。而自抗战以来在文教界尤其是大学系统与朱家骅派一直明争暗斗的CC派,也没有直接现身。不过,联系到王星拱的接长中山大学与朱家骅派和CC派的缠斗关系密切,以及由CC派掌控的广东国民党党部系统率先发难预谋倒王,则背后派系矛盾的阴云依然笼罩。

   朱家骅与二陈,既是同乡,又是同门,因为轮流掌管国民党组织部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遂成水火不容之势。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当中,朱家骅派的势力远不及CC派,不得不与其他派系联合,但在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系统当中,朱家骅却能凭借其他资源,与CC派抗衡。双方的矛盾102--在抗战期间已经日见尖锐,组织部系统朱家骅派改变CC派旧轨,教育部系统则CC派排挤朱家骅的人脉。与朱家骅关系紧密的顾颉刚,即因为“不愿在CC统制下过生活”,和不堪忍受陈立夫压迫而辞职的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共同进退。[26](P313)

   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朱家骅与二陈互换组织部和教育部职位,此举引发两大系统人事的重新洗牌,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冲突,各自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加速排挤对方人马。①据1944年8月7日王子壮日记:“近日政治风气日坏,盖生存竞争激烈之表征。朱骝先自组织部去职,其所属人员相继为新任所汰,彼所主之中英庚款董事会已决定裁撤,中央秘书处所管之文化驿站,系朱之亲信贺师俊所主持,中央秘书处以紧缩名义并入宣传部。余并非支持此等机关者,其待调整亦为事实,惟朱氏甫下台,纷纷出此,实不免打落水狗之讥。在朱氏僚属,非【均】不免有走投无路之悲。此种现象,惟有使壁垒日深,冲突激烈,为党国前途计,实堪忧虑。”[27](P317)

   朱家骅派在国民党内虽然整体实力不足以和CC派对抗,在文教界却有着相当深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1940年8月中研院选举院长,尽管陈寅恪反对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其中也包括朱家骅,其实只是相比于胡适,朱家骅毕竟是官员。投票结果,朱家骅得23票,与翁文灏并列第一。傅斯年分析道:“朱票多,王(世杰)票少,其故事后想来有三:1、朱任总干事二年,院中人甚熟;2、中英庚款会整年的礼贤待士;3、朱为人善与各人要好。王之少票如下:1、王在部长任内,惹恼了好多有大学背景之人;2、不习自然科学,与‘科学家’少认识(评议会大多数为科学家),人以为是个法官。”[28](P476)有大学背景的评议员,在各校均为重量级人物,朱家骅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正面,间接反映了朱家骅在教授中的地位。

   朱家骅与二陈的派系矛盾,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一再否认,实际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抗战期间,国民党开始在各大学普设区党部,②而此时刚好朱家骅接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与二陈的位置互换,双方一方面在新掌控的系统中排斥对手,一方面力图利用新的权力资源和原有的人脉关系维持甚至扩张在旧系统中的势力,冲突愈演愈烈。而大学为双方利益交叉重合最大的领域,各自都视为己方的禁脔,于是成为两派争夺的焦点。③中山大学可以说是朱家骅的政坛发祥之地,历来十分重视,两派在此的争夺持续不断,校长的人事更替,更成为矛盾的集中体现。

   1940年春,教育部长陈立夫借反对代邹鲁主持校务的萧冠英以打击掌握中山大学的地方实力派,策动倒邹,迫使邹鲁辞职。许崇清代理校长一年多,到1941年7月被免职,由教务长张云代理。1942年5月,张云又被金曾澄所取代。④张云代理校长期间担任教务长的董爽秋于1942年10月辞去中大教职,据称:“教育部督学张北海在坪石曾公开声言,中大此次之易长,乃为陈、朱之争,而教育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撤换张子春之代理校长职,金曾澄甘作人傀儡,而解除弟与康辛元兄之长期聘约,以至其他直接间接与吾人有关者,无不去之欲尽。至各省党部内之对立,亦甚明显。是则因过去各省党部人员,皆陈氏所委用者,今我公任组织部长,每改委一人,旧有者即认为异己,而欲排除之。可知在此形势之下,我虽不与人争,而人终不肯谅。彼且有金钱,有联络,因而活动力大,协作人多,而我所赖者,道义之结合耳。以道义之交,而切磋学问固可,一入政治漩涡,则属一盘散沙,不堪一击。兹特具体陈供数点:(一)各地与公有关之人,应本亲爱之情,互相关怀,互相协助。(二)以后对干部人员,极应多多选拔忠实而有能力者充任之,必要时或加以数月训练。(三)吾人对中山大学如欲争取,即应设法于暗中协助其发展,暂时屈抑,无关大体,但若抛弃时间过久,以后再欲恢复,则难为力矣。以上数点,虽出弟之笔述,实为各地友好所同感者。”

   朱家骅接到1942年10月1日董爽秋的告状信,不愿其将自己与二陈的矛盾公开化,遂于10月13日复函表示:

   承示外传与某方相争各节,全属无稽之说。弟处世做事,一向至公无私,人所共知,公事机密之外,无事不可对人言,衷怀坦白,与任何人一无所争也。凡此挑拨离间有意中伤之语,皆不足信。至同学会、校友会等等关系,乃历史有以致之,决非他者可比,同学同事只可因公而团结,相互亲爱联系,系当然之事,不可藉此有所自私。弟本“助人为快乐之本”之训条,凡人有求必应,对一切事均如此,对各教育文化团体亦然。中大既有多年历史关系,又系总理所手创,当然更应如此,傥有所见,无不直言。子春兄系多年同僚,遇有所询,必诚挚答之,前许崇清先生时代悉如此,现在金湘帆、陈宗南二兄,仍常有所嘱,亦无不尽力相助。[29]

   朱家骅的这番话,看似冠冕堂皇,大公无私,可是并不能否认教育界其属下自成一派与CC派恶斗的事实。1943年6、7月间,朱家骅到各地视察党务,其间曾到中山大学,所接到的近况报告称:“中大教职员派系错综复杂,蔚为大观”,形成因素主要有政派、地域、院系等,其中派系主要为朱家骅派、CC派、黄埔派、邹鲁派和第三党。朱派骨干有理学院教授任国荣(国民党中大特别党部书记)、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工学院兼理学院院长陈宗南、医学院院长李雨生等。前校长张云与朱家骅关系颇深,法学院教授叶元龙、钱清廉亦为朱派,1942年张云去职时离校。“朱派人物在校者虽不少,然均为个人的关系,对中大似无具体计划,行动殊不一致,自相倾轧之事一再发生,似需有一领袖人物从中主持。”

   中大CC派“以教育部为后台,一切活动,均较方便。校长金曾澄为保持地位计,一切均遵从教部意旨,可说已倾向此派。此派中心人物为前训导长王慕尊、师范学院院长齐沫林、会计室主任王俊人,以师范学院为大本营。一年以前,师院尚有接近张云者如卢文、叶述武、任国荣(时任博物系主任,未与张云发生意见)及一部分本校留校服务同学在,未能为所欲为。金氏上台后,齐氏排除异己,已成清一色之势。现任训导长陈劭南、训导处办公厅主任周梅羹及各学院训导员均属此派。先修班主任萧锡三、因中委萧吉珊之关系,亦倾向之。最近齐沫林有在渝供职,不再回粤之说,陈劭南对师院院长一职,颇思染指,引起师院一部分CC份子之不满。”后王慕尊调广西大学,齐沫林为中大CC派领袖。

   黄埔派以陶林英为代表,法学院院长汪洪法、政治系主任刘求南属之,以法学院助教刘次修、刘显琳、谭让、黄沛榕等为触角。邹鲁派有吴康、古文捷、邓植仪及潮梅籍教职员,“时发邹氏重长本校之幻梦,年来势渐衰。”第三党有经济系主任王亚南、教授梅龚彬、陶大镛、卓炯、彭芳草等,“学生思想问题与此派大有关系”。各派借助地域、院系等纽带,相互缠斗。由此可见,派系冲突在战时的中山大学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国民党的势力不能笼罩一切,有时其他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如“中大教授有把持一院一系而自成派系者,其斗争之烈,尤甚于党派斗争。盖与饭碗发生直接关系也。”[30]

   朱家骅给蒋介石的报告,隐去了派系斗争的内容,所提出的整饬意见之一,是“请钧座派一具有革命历史之老同志为校长,以示范学子,并派一在教育学术界素有地位之精干同志辅助之。”[31]此法可谓人才不足的朱家骅在大学与CC派竞逐的一大妙招,既迎合了大学教授对CC派普遍反感的心理,有效地瓦解盘根错节的CC势力,又能够示以公心,博取学界的好感。后来他用王星拱长中大,用沈兼士攻夺东北大学,目的都在于此。

   朱家骅一生,先后在北京、中山、中央三所大学任教长校,这三所大学不仅地域上分别位居北、南、中部中国的重要位置,更具有社会旗帜性的广泛影响力。1944年2月25日,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纪念周讲话时说:“中央大学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在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中央大学不仅具有一般大学与大学生的使命,还应负起特殊的责任。”[32](P60)对于中山大学,他也抱有同样的期望。他在1943年8月31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中说:“伏查该校自十三年创104--办,十五年改组以来,既为南中最高学府,亦为与本党最有深切关系之大学,所有教职员学生,在任何时期,大都能拥护中央,服从领袖,历届毕业生约数千人,今两广闽赣浙各省各部门工作干部,多出自该校,在渝党政军机关工作者亦有三百人。故该校办理良否,关系党国实钜,尤其于安定南中之前途,所关尤切。”所以主张“从速整饬”。[31]不过,正因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过于将大学作为政治地盘或势力范围,与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性发生尖锐矛盾,由此导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知识界声名恶化,又由大学的辐射力得以迅速扩张。其在大学内部的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了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 参考文献 ]

   [1] 黄义详编著 . 中山大学史稿 [M]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2] 朱汇森主编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Z] . 1945- 05- 18 , 台北国史馆, 1986.

   [3] 朱家骅档案国立中山大学文卷密 84527 [Z] .

   [4] 1948 年 2 月 16 日朱家骅致王校长函 [Z] .

   [5] 1948 年 3 月 13 日姚宝猷致朱家骅寅文电 [Z] .

   [6] 1948 年 3 月 21 日蒋中正致朱家骅侍宇字第 40375 号 [Z] .

   [7] 1948 年 3 月 24 日朱家骅致邓植仪函 [Z] .

   [8] 吴贻谷主编 . 武汉大学校史 [M]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9] 1948 年 6 月 6 日邝嵩龄致朱家骅函 [Z] .

   [10] 1948 年 2 月 21 日朱家骅致任国荣丑马电 [Z] .

   [11] 1948 年 2 月 16 日朱家骅复洪谦函 [Z] .

   [12] 1948 年 5 月 25 日王星拱致朱家骅函 [Z] .

   [13] 1948 年 5 月 24 日任国荣致朱家骅函 [Z] .

   [14] 1948 年 5 月 17 日周栽衍致任国荣函 [Z] .

   [15] 1948 年 5 月 25 日朱家骅致邓植仪辰有电 [Z] .

   [16] 教育部人事处长万绍章便笺 ( 无时间) [Z] .

   [17] 1948 年 5 月 31 日朱家骅致王星拱电 [Z] .

   [18] 1948 年 6 月 7 日王星拱致朱家骅支电 [Z] .

   [19] 1948 年 6 月 7 日周达夫致朱家骅函 [Z] .

   [20] 1948 年 6 月 8 日 “信”致 “梓林”函 [Z] .

   [21] 1948 年 6 月 17 日教育部笺 [Z] .

   [22] 1948 年 6 月 26 日朱家骅致邓植仪电 [Z] .

   [23] 1948 年 6 月 26 日朱家骅致宋子文等函 [Z] .

   [24] 1948 年 7 月 3 日宋子文致朱家骅午东电 [Z] .

   [25] 1948 年 7 月 5 日朱家骅复宋主席电 [Z] .

   [26] 顾潮编著 . 顾颉刚年谱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27]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 王子壮日记 ( 第 9 册) [Z] .

   [28] 1940 年 8 月 14 日傅斯年致胡适 [Z]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 . 胡适来往书信集 ( 中册)

   [C]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9] 复董爽秋教授为中山大学易长事辟谣 [Z] .

   [30] 中山大学近况 [Z] .

   [31] 1943 年 8 月 31 日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 [Z] . 松字第 244 号 .

   [32] 杨仲揆 . 中国现代化先驱—— — 朱家骅传 [M] .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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