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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剑桥、讲谈社,这套哈佛中国史有何特色?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葛兆光 点击:16157次 时间:2017-01-23 22:39:42

   承蒙卜正民教授和严搏非先生的信任,让我给这套书的中译本写一篇序,我很乐意在这里说一下我的读后感,严格地说,这并不能叫作“序”,只是一些感想,特别是一个在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的感想。

   我曾说过,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时间缩短(把神话传说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二是空间放大(超越传统中国疆域并涉及周边),三是史料增多(不仅仅是新发现,也包括历史观念变化后更多史料进入历史视野),四是问题复杂(分析历史的问题意识、评价立场、观察角度的多元化)。这四点当然说的只是清末民初以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学,现在虽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而且这套“帝制中国史”也并不是中国史学界而是欧美学术界的作品,不过,无论这四点变化是否属于“现代性的历史学”(据说“现代性历史学”在如今这个“后现代”的阶段已经过时),或者只属于“中国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学术始终与世界现代学术有所不同),但在我看来,它表现出来的历史研究与通史叙事之变化,仍然还在这一现代历史学的延长线上,这套著作中呈现的历史新意,恰好也可以分别归入这四个方面。

   先看“时间缩短”。作为“帝制中国”的历史,这套书是从秦汉开始,而不是像中国学者的中国史那样,总是从上古(甚至从石器时代,即毛泽东所说“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写起。这一“截断众流”的写法,是否暗示了“秦汉奠定‘中国’”这一历史观念?我不敢说,因为这一问题相当复杂。但是,这里可以简单提到的是,由于对“中国” / “帝制中国”的历史这样开始叙述,不仅避免了有关何为“最初的中国”这样的争论(这些争论现在还很热闹),也表达了秦汉时代奠定“中国” / “帝制中国”的观念。陆威仪在《秦汉》这一卷中说,“(前帝国时代,人们)要么以‘秦人’‘齐人’‘楚人’为人所知,要么以其他诸侯国国名命名,或者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但是,秦的统一,则“把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我同意这一看法,虽然殷周时代可能已经有“中国”意识,但只有到秦汉建立统一帝国,先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后在思想上“独尊儒术”,在制度上“霸王道杂之”,一个初步同一的“中国”才真正形成。陆威仪指出,秦汉历史的关键之一,就是“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如果说,由于秦汉在制度(在文字、货币、行政、法律、度量衡以及交通上整齐划一)、文化(通过政治力量,建立共同的生活习俗与文明规则,由帝国统一去除地方化,建立共同的神圣信仰,通过历史书写确立帝国边界,形成共同历史记忆)、社会(在政治上有共同国家观念,在社会上形成声气相通的群体,在思想上有共同伦理的士大夫阶层)三方面的推进,使得“中国” / “帝制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同质性的国家,那么,包括秦之“销锋镝”即《史记》所说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铸十二金人;汉之削藩平七国之乱,中央派遣官员巡行天下,使军队统一由中央管理;加上对四夷用兵以凸显“内部统一,四夷环绕”,都对形成统一帝国起了巨大作用。正如他所说,“把天下想象为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内部的同质化,通过外部的“他者”塑造“我者”意识,形成国族的自我认同,于是有了明晰的“中国”。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界有一种不断发掘历史、把“我们的中国”向上追溯的潮流,从官方推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于考古发掘而重新认识“最初的中国”,这里面当然有相当复杂的动机和背景,不过,越追越早的历史也碰到一个理论与方法的瓶颈,这就是原本“满天星斗”的邦国,什么时候才可以算内在同一的“中国”?在什么样的历史形态下,那片广袤区域才有了一个“中国”共识?这套“帝制中国史”用了“帝制”这个概念,把这个问题放在括号中搁置下来暂缓判断,无疑是聪明的方案。当然,帝制中国是一个“帝国”,既然作为“帝国”,秦汉疆域内仍然有着多种民族与不同文化,不过重要的是,在这个“帝国”之内,那个叫作“中国”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也在逐渐形成,并且日益成为“帝国”的核心。陆威仪在讨论秦汉时代的历史意义时,就指出在这个帝国控制下,“中国”,也就是帝国的核心区域,由于制度、文化、社会的整合,不仅在内部“去军事化”,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逐渐“同质化”。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相当有意义,对此后的历史叙述也相当重要,因为这可以说明历史中的“中国”的形成、移动和变化,当然也是在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南北朝》卷相当突出“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所谓“重新定义”,就包括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区(即属于古人所说“溪洞濮蛮”的地区)的开发,它拓展了“中国”的疆域和文化;而《唐代》卷则再一次强调“中国地理的再定义”,指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和南北经济文化重心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形成与扩张才逐渐显现出来。

   这一思路几乎贯穿各卷,像卜正民撰写的《元明》这一卷的第二章《幅员》,就非常精彩地从蒙元的大一统,说到它的整合与控制;从明朝的版图缩小,说到明朝对西南的“内部殖民主义”;从交通邮递系统对国家的意义,说到元明的南北变化;从元明行政区划,说到人口与移民。就是这样,把族群、疆域、南北、经济一一呈现出来,在有关“空间”、“移动”、“网络”的描述中,历史上的“中国”就不至于是“扁的”或“平的”。而罗威廉撰写的《清代》一卷,更是在第三章《盛清》中专列《帝国扩张》一节,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大清帝国的疆域扩张,正如他所说,当这个帝国“在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个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祖国”。传统“中国”在帝制时代的这些变化,换句话说是“中国地理的定义与再定义”,应当就是这套历史书的一个主轴。

   这当然也带来了“空间放大”。在现代有关中国的历史学变化中,“空间放大”即历史研究超越汉族中国或中央王朝的疆域,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但是,这不仅是“中国” / “帝制中国”的空间在扩大,而是说,理解这个变化的“中国”就不得不了解“周边”,把历史中国放在亚洲背景之中,这或许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应有的趋势。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道光、咸丰两朝有关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以及欧洲和日本学者对“四裔之学”的重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周边”的历史地理逐渐被纳入中国史研究的视野,满、蒙、回、藏、鲜、苗以及各种边缘区域、民族与文化的文献、语言、历史、田野研究,使得有关“中国”的历史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当然,二十一世纪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则是“全球史”的流行。中国学界常常引用梁启超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种自我认识三阶段的说法,来证明我们也一样接受全球史,但在真正书写中国史的时候,却常常“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就像我们的历史系总是有“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专业一样,甚至我们的各种中国史也对“边缘的”和“域外的”历史关注很少。这套书的撰写者都来自欧美,当然身在全球史潮流之中,主编卜正民教授本人就是全球史的身体力行者,他的《维梅尔的帽子》(Vermeer's Hat)、《塞尔登的中国地图》(Mr. Selden's Map of China)等著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全球史的杰作。因此,这一套书虽然说是“中国”的历史,却特别注意到“周边”。卜正民自己撰写的《元明》一卷,就特意设立一章讨论“南海”,通过《顺风相送》《塞尔登地图》《东西洋考》等新旧文献,“讲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正如《塞尔登地图》不再以大明为中心,而以南海为中心一样,一个十五、十六世纪的海洋贸易圈,把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甚至欧洲连在一起,呈现了一个全球史中的大明帝国。尽管卜正民认为明朝仍然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但是,他也看到了越来越影响世界的“南海世界经济体”在那个时代的意义。

   同样,把全球史视角引入晚期帝制中国研究的“新清史”,也刺激了这一清朝历史书写的转向,在《清代》这一卷中,罗威廉列举出近年清史研究的三个转向,除了“社会史转向”之外,“内亚转向”和“欧亚转向”占了两个,而这两个转向,都使得中国 / 大清历史不得不突破以汉族中国为中心的写法,扩大历史书写的空间视野。正如罗威廉引用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话所说的,“一旦我们更适切地以清朝的观点来理解清史时,历史学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带回来’”,在这种全球史视野中,欧美学者“不再将中国描写成(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或一个特例,而是(把清帝国看成)众多在大致上相同时期之欧亚大陆兴起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并且特别注意的是“并非帝国间的差异,而是其帝国野心的共同特征:在广大范围内施行集权管理的能力、精心经营的多元族群共存与超越国族边界,以及同样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间扩张”。他们不仅把清帝国放在与同时代的欧亚帝国(如英、法、俄、奥斯曼)对照之中,也把清帝国越来越扩大的“四裔”安放在历史书写的显要位置,这样才能理解他在《结论》中说的,“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之多民族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族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

   表面上看,“史料增多”这一点,在这一套书中似乎并不明显,但阅读中我们也常常有意外惊喜。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可以先接触新近的考古发掘、简帛文书、各种档案,这一点欧美学者并没有优势。但问题是,新发现需要新解释,缺乏新的观察角度、叙述方式和论述立场,新材料带来的有时候只是“增量”而不是“质变”,并不能使历史“旧貌换新颜”。西方学者虽然不一定能够看到最多或最新的资料,但他们善于解释这些新史料,并且有机地用于历史叙述。比如,陆威仪撰写《秦汉》卷,就能够使用各种简帛资料(包山楚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其中《法律》一章,基本上要依赖睡虎地、张家山等出土文献;而库恩所写的《宋代》卷讨论辽金的佛教,也能够引入诸如房山云居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等考古与建筑资料;特别是,往往眼光不同,选择的史料就不同,卜正民撰写的《元明》一卷,不仅用了《天中记》这样过去通史一般很少用的边缘史料来作为贯穿整个明史叙述的骨架,而且用了严嵩籍没时的财产簿、《吴氏分家簿》《余廷枢等立分单阄书》《孙时立阄书》《休宁程虚宇立分书》以及耶稣会士被没收的物品记录等,讨论明代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的家当,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明代各种阶层与各色人等的一般经济状况;同样,他还用《塞尔登地图》等新发现和《顺风相送》《东西洋考》等旧史料,来讨论南海以及贸易往来;更特别设立《物华》一章来实践物质文化史,讨论文物、家具、书籍、瓷器、书画,讨论当时文人的艺术品位、文化修养与艺术商品和市场问题,因此,过去一般通史写作中不太使用的《长物志》《格古要论》《味水轩日记》之类的边缘史料(当然,如果研究艺术、物质、文化的著作,会常常使用它们)就成为重要史料。这里显示出他对史料有着别具一格的判断、理解和解释。

   当然,作为西方学者,他们常常能够以西方历史作为背景,时时引入欧洲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更扩大了史料边界。

   欧美学者写中国通史,当然与中国学者不同;二十一世纪写中国通史,当然也与二十世纪不同。以往,中国的中国通史,基本上会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因此,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历史叙述中总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领域大体上只是依附在这个主轴上。尽管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和《中国史绪论》开始,中国通史写作就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但总体变化似乎并不大。

   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正准备和日本、韩国的几位学者讨论国别史与东亚史之间的叙事差异,因此,恰好在翻阅以前中国编纂的一些通史著作。从晚清民国流行的夏曾佑、缪凤林、钱穆,到1949年以后成为主流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也包括各种通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我注意到,各种中国学者撰写的通史,大体都是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历史主线与各种支流在书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固定。但在这套书中,我们则看到当下国际历史学界风起云涌的环境气候、性别医疗、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种角度,越来越多进入了历史。虽然这套书还不能说已经是“复线”的中国史,但它多少也改变了以往“单线”的书写方式。例如,在几乎每一卷中,都专门设有一章讨论社会史意义上有关宗族、亲属、性别、日常礼仪的内容(如秦汉卷第七章《宗族》、南北朝卷第七章《重新定义亲属关系》、唐代卷第七章《宗族关系》、宋代卷第七章《人生礼仪》与第十二章《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元明卷第六章《家族》、清代卷第四章《社会》),其中,像《秦汉》卷第七章《宗族》一节中借用韩献博(Bret Hinsch)、司马安(Anne Behnke Kinney)的研究,对秦汉女性与儿童的叙述,不仅展示了秦汉女性在宗族组织和社会生活中的状况,而且也讨论了女性在政治权力角逐中的作用,不仅讨论了秦汉帝国儿童的生命、寿夭、健康,还通过儿童讨论了“孝道”与“政治”,这是过去各种通史著作很少有的;《宋代》卷第十二章《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则体现了当下社会生活与物质文化研究的趋向,其中运用考古、图像与边缘文献讲述有关卫生、装扮、保健与福利的情况,比过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体和生动的宋代生活场景,使历史不再是严肃却刻板的单一向度。在这里,物质文化史的影响痕迹也相当明显,前述《元明》卷对“物华”即文物、书籍、家具、瓷器、书画以及欣赏品位与商品市场的描述,都是过去中国的中国通史著作中不太常见的。特别是环境史,众所周知,气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竺可桢就陆续写出了杰出的论文《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25)、《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气候对北方游牧民族迁移和南侵的影响外,我们的通史著作并不那么注意环境与气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卜正民所写的《元明》一卷,却用“小冰川时代”这一因素,贯串了整个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的中国历史。尽管这套通史中所谓“小冰川时期”与竺可桢的说法有些差异,元明部分关于“小冰川时代”(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与宋代部分对“小冰川时代”(十世纪末到十二世纪)的界定也有些冲突,有的证据(如用明代绘画中的《雪景图》证明气候变化)也多少有些疑问,但是,把这一点真正有效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并作为政治变化的重大因素,确实是令人大开眼界,也使得历史本身和观察历史都变得复杂化了。

   说到“复杂”,对中国读者来说,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问题复杂”。所谓“问题复杂”,说到底是一个观察历史的立场、角度和方法的变动与多元。二十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现代史学比起传统史学来,不仅增加了“古今”、“东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进化的观念代替循环的观念,以平民的历史代替帝王的历史,打破原来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其转化为现代的文史哲学科,在文献之外增加了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对历史资料进行客观的审视和严格的批判。但到了二十一世纪,本质与建构、想象与叙述、后殖民与后现代,以及帝国与国家、国别与区域、物质与文化、疾病与性别等,五花八门的新观念、新角度、新方法,使得“中国”与“历史”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认识,因此,这一套帝制中国史书系中涉及的很多新说,也呈现了晚近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这或许也能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我一直强调学术史要“别同异”。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特别要注意它自身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千万别把他们研究“中国史”和我们研究“中国史”都用一个尺码评判或剪裁。有人误读我的说法,以为我是把海外中国学看成“异己之学”,将海外学者“视为另类”,其实不然,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所研究的“中国”不同,所以,我才认为特别要重视这个“异”。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 / 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史 / 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那么,我们还能从他们那里学什么?他山之石才可以攻错,有所差异才互相砥砺。总是说“和而不同”的中国学者,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却没有“和”。所谓“和”应当是“理解”,即理解这种历史观念的“不同”。中国读者可以从这些看似差异的叙述中,了解欧美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般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些颇为异样的思路之来龙去脉。比如《宋代》卷中,在提及欧美有关宋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研究时,作者列举了贾志扬(John W. Chaffee)、李弘琪、柯睿格(E. A. Kracke)、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研究;在有关宋代日常生活仪礼的研究中,则介绍了华琛(James L.Watson)、伊沛霞、裴志昂(Christian De Pee)、柏清韵(Bettine Birge)、埃琛巴赫(Ebner von Eschenbach)的成果。而对明代政治,卜正民更指出,当年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曾经认为,明代是宋朝皇帝与蒙古大汗两种传统的结合,蒙古野蛮化把帝制中大部分对皇权的限制都摧毁了,这就形成明代所谓的“专制统治”(despotism);而范德(Edward Farmer)则更有“独裁统治”(autocracy)的说法,把明代这一政治特点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来;接着贺凯(Charles O. Hucker)又以胡惟庸案为个案,讨论了明代初期皇权压倒相权的过程,以及“靖难之役”使得皇权进一步加强。这样,我们大体上知道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专制”这一问题的讨论经过,也知道了有关明代“专制”研究,美国与中国学者的差异在哪里。

   读者不妨稍微注意他们观察中国历史时的聚焦点。前三卷中有个做法很好,撰写者常常会将他关注的议题开列出来,使我们一目了然。例如对秦汉,他关注:(一)在帝国秩序之下逐渐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消除的地域文化;(二)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三)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state-sponsored)、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四)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帝国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五)农村地区富裕的世家大族的兴旺。对南北朝,作者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重心应当是: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的社会精英,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影响后世的宗教使中国不再严格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等等。对唐代,他关注唐宋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中国地理格局的再变化、商人与外部世界、城市中的商业与贸易引起的文化与文学变化;而在卜正民所撰写的《元明》一卷中,虽然并不像前几卷那样明说要点,但他一方面说,“我们只需举出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独裁制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见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时期,它们在质和量上已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因此,他“没有把它(1368年元明易代)当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是连接两段历史的纽带。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乱,确实终止了蒙古人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遗产得以历数百年而传承不绝。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别辟蹊径,不仅把社会结构(《家族》)、自然环境(《经济与生态》)、宗教信仰(《信仰》)、物质文化(《物华》)以及外部世界(《南海》)各列一章,而且特别指出“这两个朝代所在的时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气象史专家所说的小冰川期(the Little Ice Age)”,因此他特别详细地叙述了自然灾害——饥荒、洪水、干旱、飓风、蝗虫、流行病。从这里,读者或许可以看到他对元明两代历史的新认识。同样,对清代历史来说,我们也可以注意,为什么罗威廉在《治理》这一章中那么重视“理藩院”、“内务府”和“军机处”这三个他所谓的“创新”?因为这三个“创新”,其实就是“管理”、“保护”和“控制”,它指向清王朝政治统治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是对汉族中国本部十八省之外的管理(大清帝国的多民族与大疆域),二是对皇帝个人及其有关家族的保护(异族统治者的利益和权力保证),三是满洲统治者对核心权力包括军事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高度控制。

   这也许是理解清朝作为一个“帝国”的关键?

   这套“帝制中国史书系”,值得击节赞赏的地方很多。比如,我们常常以为欧美学者总是习惯追随新理论,但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新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限度,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举一个例子,我很赞成《清代》卷中罗威廉的一个批评,他说,一种所谓“后殖民主义”观点指责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精英,说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应当走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道路,因而这一思想便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部分原因。罗威廉冷静地指出,这一说法“貌似合理且引人入胜,但需要记得,晚清的中国精英们没有这样奢侈的后见之明。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为了国家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存活,把他们的政体重建成有力的西式民族国家,确为当务之急”,这才是同情理解历史的态度;再举一个例子,在讨论中国史的时候,这些来自西方的学者总能不时引入世界或亚洲背景,使中国史超越现代中国的“国境”,与世界史的大事彼此融合、相互对照,因此对一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免多了一些深切理解和判断,与那些盲目相信“中国崛起”可以“统治世界”,因而对中国历史做出迎合时势的新解释的学者不同。如卜正民关于哥伦布与郑和航海的比较,就批评一些趋新学者把郑和当作探险家,并且比作哥伦布的说法。他指出,哥伦布的目的不是外交或探险,而是经济利益,而郑和的目的是外交,即“不是一个为了在海上发现新世界的职业探险家,而是一个皇室仆人为了达成一个僭位称帝者的迫切心愿——获得外交承认”,因而这两个同样是航海的世界性事件,引出的历史结果大不相同。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欧美学者在历史中说故事的本事,自从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叙事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以来,西方学者对历史如何叙事,重新有了更大的兴趣,而卜正民正是这一方面的高手,在《元明》卷中,他仿佛讲故事一样的方式对元明两代历史的叙述,会让我们想一想,中国通史著作非得一本正经地写得教条而枯燥吗?

   毫无疑问,这套书也有我不能完全赞同的一些地方。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研究者,阅读之后也有我的疑惑。首先,从文献资料上说,我要指出的是这套书有的部分虽然开掘了若干边缘文献,但有时不免过于轻忽主流历史文献(比如二十四史、通鉴、十通等等)的引证,甚至有一些常见的正史文献要从今人(如唐长孺)的著作中转引,这是中国学者难以理解的;而从学术论著之参考上说,对近年中国学界的论述仍然较为忽略,以中古史为例,虽然陈寅恪、郭沫若、唐长孺、王仲荦、韩国磐等人的著作时有引述,但是,显然对近年以来中国学者的新研究了解相当不足,即以北朝之“子贵母死”一事为例,作者没有提及田余庆精彩的研究就是一例;其次,我也要说,如果以较严格的水准来衡量,书中有些论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还有疑问的地方,比如,《南北朝》卷对中古时期的佛教与道教论述,似乎略有问题,至于《唐代》卷说“隋唐佛教最终分成了四个宗派”(天台、华严、禅和净土),这更是不太可靠;《宋代》卷虽然注意到宋真宗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但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其实,可能更应当指出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两个半世纪之间出现的胡汉、南北、儒佛、君臣四大关系的新变化;再比如,对宋代儒学从反官僚体制到融入意识形态主流的曲折变化及其政治背景,似乎简略或者简单了一些,让人感到对理学的叙述深度不足;而在《元明》卷对蒙元叙述过少,与当下蒙元史作为世界史的热潮相左,这一做法令人疑惑;而在有关王阳明与“大礼议”关系的论述中,作者似乎认为,由于王阳明支持嘉靖尊生父而使得王阳明之学得以兴盛,这一论述根据也许并不充分,结论也稍显简单,因为事实上,嘉靖皇帝并未因为王阳明和他的弟子在“大礼议”中的立场,而改变禁止“王学”的政策;至于《清代》这一卷中,罗威廉对费正清朝贡体系的批评似乎也不能说服我,尤其是他用来批评费正清之说而举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国和朝鲜、越南在“引渡与边界”方面“基于对等主权国家的模式”,这一说法恐怕缺乏历史证据。当然,这些并不重要,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断重写的意义所在,历史不可能终结于某一次写作。正如前面我所说的,这六卷帝制中国史新书,即使仅仅在思路的启迪上,就已经很有价值了。

   “帝制时代”在1911年结束,这套从秦汉开始的六卷本“帝制中国史”也在清朝结束之后画上句号,但掩卷而思,似乎这又不是一个句号,而是省略号。为什么?请看罗威廉在最后一卷《结论》中提出了“帝制中国”留下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他说,“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之多民族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但是,此后从“帝制中国”转型来的“现代中国”,也面临清朝遗留的种种问题,他追问道,现代中国将如何维持这个多民族国家,如何解决蒙古人、满洲人、藏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趋向?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他说,清王朝是一个省钱的小政府,很多政府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士绅、乡村领袖、地方武力领导以及商业上的中介者)、团体(宗族、村庄、行会)。但是,当十九世纪清政府面临国际侵略和内部问题时,“在这种竞争环境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国家机器似乎就成为必要”。这也许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抑或是为庞大的现代中国政府上溯源头,那么,这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政府”将给现代中国带来什么后果?

   第三个问题是“公”领域。罗威廉说,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以公众利益为名开办并给予正当性的各种事务(如慈善、防卫、基建、商业行会)突然发展,开始在地方蔓延,虽然这可以视为“国家扩张的伪装方式”,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使得国、共两党得以利用,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需要对这些领域重申控制的必要。那么,这是真正意义上(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吗?它在清朝之后的中国发展状况如何?它在当代中国又将是个怎样的命运?

   走出帝制之后的中国,似乎仍然残留着帝制时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值得继续深思。若干年前,孔飞力曾经在《现代中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但是,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

   近些年来,东洋学者撰写的中国史,较新的如讲谈社之“中国史”系列,较旧的如宫崎市定之《中国史》等,都已经翻译出版,并且引起中国读书界的热烈反应。我听说,引起热议的原因,主要是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这让看惯或读厌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那么,现在西洋学者撰写的这一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呢?人们常引苏东坡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来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观察各有所得,如果说,日本学者对中国史是“横看成岭”,那么,西洋学者编纂的这套“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是否也会“侧看成峰”,并且引发中国读者新的思考和议论呢?

   2016年7月18日初稿于上海,8月14日修订于芝加哥。

   本文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9期,原题为《侧看成峰?》,2016年9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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