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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原到边疆:对典范中国史的反思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明珂 点击:976次 时间:2017-10-13 14:35:32

   我们被自身的记忆支配(we are what we remember),这是历史研究者的老生常谈之语,但它仍能深刻地说明“历史”的现实意义。如蚕织茧,让自己生活其间,我们也创作及相信“历史”,让自己沉浸在“历史”所建构的世界里。对周遭发生的事,我们或感到哀怒,或奋臂疾呼力争,或抛头颅﹑洒热血;无论如何,历史记忆为我们塑造一个世界,并为我们在其间安排一种特定的身份认同与位置。我们成为中华民族中的汉族或少数民族,台湾人或美国华裔族群,成为科技业精英或深圳打工族,这些都发生在社会记忆建构的世界中,让我们成为记忆的玩偶,言行举止皆让此世界更“真实”。

   这并非是说,我们所处的世界与社会现实不美好,而是,我们缺乏认识这世界及其社会现实的能力。我们所知及所关心的“历史”,便是社会记忆的一种形式内涵。学者们争论历史事实,解构历史事实,建立新的史观(以某种立场选择性建构及诠释历史),都经常受到自身的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身份认同与社会现实的影响。这些身份认同来自于社会中流行的典范历史;陷于如此循环中,我们如何可能深入认识这世界?

   以近代普世性的民族与国家认同来说,各个国家都通过各种方式(国民历史教育只是其中之一)建构及传播典范历史知识,以历史记忆(国族历史)打造爱国﹑爱民族,并愿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与尊严而行动的个人。然而,这样的“历史”及以此打造的国民或民族成员,经常与由另一些“历史”塑造的他国或他族之人产生敌对与冲突;东亚地区中﹑韩﹑日三国间的“历史”战争,便是其中的显例。在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中,如中国,典范历史记忆更造成国民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和两难困境。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诸多的国际政治纷扰,包括前述中﹑日﹑韩三国间因历史产生的敌意,使得解构民族主义成为历史学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风尚。被解构的主要对象便是“历史”﹕后现代史学告诉人们,“你所相信的历史是近代民族主义下的想象与建构”,以此解构人们的国族认同。然而如此学术风潮,常流为学者各据其国家与文化认同立场而相互解构。因此问题仍在于,学者自身之认同受其历史记忆影响,以至于轻率地解构“他者“之国家与民族认同,更无法提供理想的政治社会蓝图。

   那么,我们是否可能建立一种历史知识体系,不必否定或破坏人们的国家与民族认同,但让人们从刻板的身份认同中解放出来,让人们能真切地认识世界的过去,及其如何走向现在,因此对当今社会有所体认﹑反思及回应,以此让这个世界朝较为良善﹑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自我调整?以下,我们以当代中国人认同与相关历史记忆为例,来探讨此问题。

   

国民﹑民族与中国民族国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受世界性民族主义潮流影响,以及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凌而有亡国灭种危机之局势下,中国经历将传统中原帝国与其边裔人群结合为一个民族国家之过程,其中包括以军事与政治手段建立统一的国家体制,及以学术和教育建立并推广与之对应的知识体系。关于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时发生在中国边疆的变化提出一些近于感慨的议论﹕

   在20世纪上半叶,“国民”(citizen)与 “民族” 概念同时进入中国,也随着边疆地理与民族考察而进入中国边疆――造“国民” 与建构 “民族” 同时进行。无论如何,相对于造国民,建构民族简单得多;经由学术研究与政治安排,一个个民族群体被认定﹑识别而加入国族之中……。看来,近代中国之国族国家建构有一未竟之功,那便是造“国民”(或公民)。

   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是普世性的现象。无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人群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此多为想象与建构),或是由多民族构成,当代民族国家的特质与要素之一,便是“同质性的国民”;这样的个人,也是构成当代国家的基本元素。所谓“同质的国民”是指,国民虽有贫富阶级之不同,有智愚及贤与不肖之别,术业各有其专攻,但他们应有些共同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社会常识。地理说明国族同胞共享的资源领域,历史说明此国族﹑国家及其领域如何由过去走来,政治社会常识则说明民族国家之现况及其内部区分。当代国家之国民普及教育及边民教育等,皆在于打造同质性的国民。

   我们可以从许多20世纪上半叶中国边疆的人与事上,观察当时同质性国民之建构过程。如我在过去著作中提及的,一位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调查者黎光明,对于川康之边的“西番”喇嘛不知道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南京,感到十分讶异且有趣。另一位民族考察者刘锡蕃,在广西省三江县任县长时曾以我国第一﹑二届总统是谁﹑什么叫做三民主义等问题,让30个“苗狪”男子作答;他称,结果令人失望之极。事实上这反映的便是,同质性的国民概念当时已深入这些抱持民族国家观念之民族考察者心中,他们因而对国族边缘同胞之无知感到讶异与失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近代以前。所以,当时这些知识分子对国族边缘之“西番”及“苗狪”之无知于国事及国家史地感到讶异﹑失望,这事本身倒是奇特而值得我们深究。

   事实上,当年的边疆考察者不只是讶于边民对民族国家的无知,也讶于居于民族国家核心的一般知识分子对边疆之地与人的无知。1930年代,感于国人地理知识中甘肃西南部、青海南部、西康北部“还是一片白地”,让青年探险家与民俗考察者庄学本,“为了这样大的使命”,进入边区进行考察。同样在1930年代,感慨于“我侪今日苟未身至川西,固已不知版图之内尚有羌人……斯真学林之憾事也”;这样的感慨也让语言学者闻宥深入岷江上游完成其“羌语”调查,让国人从语言上认识这川西民族。

   这是一种对国族核心与边缘两相无知的焦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这样的焦虑与使命感,以及因此产生的知识探索行动,其成果是﹕以体质﹑语言﹑民族﹑历史与考古等学术,建立关于边疆之地理﹑历史﹑民族﹑风俗﹑语言﹑宗教等知识体系,并将它们纳入中国民族史与中国民族志之大知识框架中。这样的知识体系,透过著作﹑演说﹑影视及国民教育等媒介,以及透过受此知识锻造之“人”的身体表演(如民族传统服饰与歌舞展演),逐渐成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的共同国民常识。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知识所造成的个人,究竟是“国民”还是“民族”?或者,这类知识造成的“国民”是否如19世纪末梁启超理想中的国民﹕“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称“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 看来在他心目中,在建立民族国家这事上“民族”与“国民”同样重要。然而,经过许多历史变化后,今日中国由56个民族构成,梁氏所言有同一言语风俗之民族国家已不可得,但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仍可能凝为国族(nation),并如梁氏所称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因以发达”。问题仍是,后来逐渐成形的典范中国民族与历史知识,是否能造成如此国族?以及构成此国族的单元“民族”与“国民”两者孰轻孰重?

   让我们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局势。在当时民国草创之乱局中,打造国民有些必要步骤,包括以军事手段扫除障碍,建立全民参政制度,建立均衡区域性经济落差的国家财政体制,以及之后更重要的,以民主法治教育启迪民智,让每个国民都知其社会权利﹑义务,且能以行动展现或争取其国民地位。当时国民政府面对内外交煎之政治社会局面,在边疆连扫除毒枭﹑军阀以维持社会治安秩序都力有未逮,更遑论以教育启迪民智了。为了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执政者走的是一条快捷道路;那便是,在民族概念下,透过历史﹑语言﹑民族等多学科之调查﹑研究,建立一个个的民族范畴,而将边疆人群经识别而纳入各少数民族内,以此整合在民族国家之中。这样的多民族之民族国家建构,以及相关的民族分类﹑识别工作,在鼓吹民族自治的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更被积极推动,而终造成今日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之中国国族现况。

   

民族史与现代中国人认同


   支持这样一个多民族之民族国家建构的知识,最重要的便是民族史。典范中国民族史之架构萌于清末。到了1940-50年代,多部名为《中国民族史》或《中华民族史》的著作先后问世。民国肇造后三十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此时被化约为一些简单的考古学﹑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知识,蕴含于仰韶-龙山文化﹑汉藏语系﹑蒙古人种﹑母系社会等学术词汇中,被纳于中国民族史论述之内。这样的历史,一方面继承中国24史以来的王朝历史记忆与革命建国记忆,另一方面以新学科知识来强调国族之一体性(如汉藏语系﹑蒙古人种),区分国族文明发展上的古老核心(仰韶-龙山文化)与落后边缘(母系社会﹑游牧社会),以及胜利者(炎黄民族集团)与失败者(蚩尤﹑三苗等民族集团)。它们后来经史学家择良汰窳,最终形成今日我们所知的典范中国民族史—典范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样的历史知识,说明由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构成之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分――除了各民族间的语言﹑文化等区分外,还有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文明先进者与落后者,以及施予者和被施予者等区分,皆为“历史”所肯定。在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这样的中国史也施于台湾的国民教育中,以塑造在台湾的中国人。这便是我自小从历史教科书乃至于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中读到的,上自三皇五帝﹑尧舜文武,下启汉唐盛世,以及华夏英雄北驱鞑虏﹑南平苗蛮的历史。

   1949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此王朝典范历史架构上添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史观。特别是,受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影响,中原王朝历史被套入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时代阶段之中。而在这样的史观下,边疆人群更成为人类社会演化之后进者;如“历史”常称,当中原进入封建及资本主义阶段时,许多中国边疆人群“仍停留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在中国本部的共产革命成功后,他们才因而从封建农奴主手中得到解放。另一历史诠释上的重大改变是,王朝历史记载上的流寇乱民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我年轻时亦多少受此影响,而在第一本著作《楚乡千古为悲歌﹕项羽传》中称陈胜﹑吴广等发起的是“农民革命”。当时我受到台湾警备总部的纠正,被迫承认“农民只是盲目地被野心者利用”而幸免于牢狱。

   中国人认同中的大汉族主义﹑中原中心主义也曾被检讨﹑修正。在历史见解上的表现便是,1980-90年代,考古学大家苏秉琦先生的中国史前文明发展“满天星斗”之说,以及社会学﹑人类学巨擘费孝通先生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

   苏氏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类型,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文明之兴呈现“满天星斗”的多元型态,以此反驳文明起源的中原核心论。他还指出中国历史学界有两个“怪圈”,一是根深柢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忽略中原之外其它地区之历史文化,另一则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及全部,忽略了历史的多元面貌。他对当时流行之历史观的批评,针对的便是前面提及的清末以来延承自24史,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中国民族史观,以及共产革命以来的唯物进化论史观。

   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注意到中原汉族之外中国边疆多民族的存在,及其与汉族往来互动中的彼此交融,但他强调的仍是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扮演的核心与凝聚者角色。较为新颖的是,他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也就是说,虽然近代以前没有任何人主观地自称为中华民族之人,但客观上,经由历史上的战争﹑贸易及人口迁移等密集互动,多元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实体早已存在。

   无论如何,多年来这种典范中国民族史﹑社会进化史,包括费孝通﹑苏秉琦等学者的修正版本,受到多方面现实的挑战。一是,在来自国际学界的后现代史学及解构民族主义风潮下,这种典范历史内容的偏颇﹑谬误﹑忽略,以及其近代建构过程与背后的知识霸权被学者一一揭露﹑批判,因而其真实性在国内也受到质疑(至少在部份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二是,居于中国人认同边缘的台湾人﹑藏族﹑蒙古族﹑维族之部份知识分子,或引用前述国际学者对典范中国民族史的解构,或更普遍地对此“历史”批驳﹑忽略及遗忘,同时建构本土观点的历史记忆(另一种知识霸权下的典范历史),以支持及鼓吹去中国化的民族认同;三是,当“历史”造成中国56个民族之政治现实,它便僵化成一种肤浅但却无可动摇的国民常识;“中国民族史”成为一种乏人问津的鸡肋学问,也因此中国历史学者常无力反驳国外学者对典范中国民族史的解构。这三种对典范中国民族史的挑战,多少都威胁着与此“历史”相倚的中国与中国人蓝图,一个形成于1911年革命后的新人类生态体系。


人类生态观点下的典范中国史反思

   

   我将出现于20世纪由多民族构成之新中国与中华民族视为一人类生态体系,是为了以此角度检视“现在”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以及探讨目前流行于中国的历史论述是否支持这样的人类生态体系,也以此提出我对相关历史的看法。

   人类生态,我指的是,人类所居环境﹑经济生业与社会结群,三层面环环相扣之综合体。环境指人类所居之自然环境,与人们对它的修饰﹑改造与领域边界建构。经济生业是指人们利用环境以获得生存资源的种种生计手段(如农﹑牧﹑贸易等等)。社会结群则是,人们为了在特定环境中经营其经济生业,以及为了保护﹑分配﹑竞争领域和生存资源,而在群体中建构的种种社会组织(如家庭﹑部落﹑国家),以及相关的人群认同与区分(如性别﹑年龄﹑贵贱﹑圣俗群体,以及由家庭到民族的广义“族群”等等)。以上三层面构成人类生态之本相。我们还可以加上第四层面,文化与其表征。在此,我以“文化”泛指人们为巩固其社会组织,以及为维持种种社会人群认同与区分,所建构的语言﹑文字﹑习俗﹑宗教﹑仪礼﹑道德﹑法律﹑品味﹑美学﹑服饰﹑建筑等等社会规范。“文化表征”则指人们依循文化而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建构,如端午节庆活动﹑祭山神活动﹑婚礼,服饰穿着,日常生活之惯性行为,以及人们所宣称的“历史”等等。我将文化与其表征——“历史”——视为人类生态之表相;它们强化本相,掩饰本相,但也能反映本相(若我们能解读这些文化表征)。

   以此,我们看看近代形成的新中国;一个将传统中原帝国之四裔族群与汉人结为一国族,建立民族国家,如此造成的资源开发利用﹑分配﹑分享﹑竞争之人类生态体系。在其中,以人群来说,传统“华夏”与“华夏边缘”结为一体;以领域来说,过去中原帝国与其四裔邦国部落之域结为一体。相对于过去“华夏”与“华夏边缘”分离﹑对立,中原帝国对其四裔施行征伐﹑防范或严苛统治羁縻,以维持华夏及中原帝国统治阶层对资源的垄断,以及不断有北方游牧人群争夺生存资源的“单于南下牧马”﹑南方因不堪帝国税赋而生“苗乱”的人类生态,可以说,这是较为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

   我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即曾表示这样的观点,并以欧亚大陆东﹑西两部之人类生态为例说明。欧亚大陆的西半部为,沿大西洋岸多有经济富足而讲求人权﹑自由的国家,内陆各国则多因资源匮乏及受垄断,而常卷入以宗教﹑种族﹑阶级﹑性别冲突为表相的资源争夺之中。欧亚大陆的东半部则为,在理想上,由太平洋沿岸到内陆亚洲的内蒙﹑新疆﹑西藏共同组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新中国,以经济援助﹑互补来解决内亚地区的资源匮乏或不均衡问题,并以国家力量来维持各地域人群(或民族)间的秩序。我认为,由人类生态角度来看,欧亚大陆东半部在其特殊的历史经验下,近代所进行的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人类生态改造计划,而在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历史经验造成的是极不均衡的(或被割裂分离的)人类生态体系;近一年来西亚的伊斯兰国(ISIS)的快速发展及其造成的动荡,只是此人类生态的表相之一。

   理想终究不是现实。我们得承认,目前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人类生态体系远非完美。以边疆少数民族之情况来说,穷出不层的西藏﹑新疆问题,以及因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而造成南方边地农村经济空洞化的问题,即为明证。让我们回到“历史”与这一人类生态体系的关系上。如果说是因为“历史”被解构﹑遗忘﹑争论而动摇此人类生态体系,不如说是此“历史”本身便有许多问题,因而使得被这样的“历史”(历史记忆)塑造的中国人,无法让这个人类生态体系得到良性的运作与调整。甚至让许多人不接受这个“历史”及其造成的现实,建立外于“中国人”的群体认同及相关“历史”,并试图将本群体从中国人类生态体系中分离出来。对外,也因“历史”,让这个人类生态体系与邻邦(亦为各人类生态体系)有些矛盾与对立。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典范中国民族史造成许多人的汉族中心主义及中原核心主义,使得他们无法理性对待少数民族及日﹑韩﹑越﹑印等邻国之人。

   虽然人们常提及汉族中心主义(或大汉族主义)﹑中国中心主义(或大中国主义),并对此反思检讨。但事实上,它们在中国根深柢固的程度远比人们所知要深远,要去此中心主义也远比人们所知得困难;原因在于,它们根植于人们的历史记忆,并被“自然化”在一般人(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活言行之中,人们也因此接受自己因“历史”造成的宿命(居于国族核心或边缘的较优或较低劣地位)。人们到长城观光,演奏歌颂黄河母亲的乐曲,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品尝炸虫蒸蛇之“传统原生态”饮食,欣赏央视新年节目中的少数民族歌舞。这些文化表征所强化的现实本相,对理想中多元一体之新中国人类生态体系绝对是有害无益的。

   即使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早期文明“满天星斗”之说,强调的都是中国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由多元文明及多元文化构成的一体。如此古今同质的中国民族史看法,忽略了由过去中原王朝到今日中国的人类生态进步,也难藉以认识及弥补当前中国人类生态体系的缺失。这种“自古以来中国便是多民族构成之国家”的中国民族史概念,也表现在称辽﹑金﹑元等中原王朝为“少数民族政权”,称成吉思汗为曾征服大半个欧洲的“中国人”等错置时空的历史论述上。

   我们可以注意一些简单而明显的社会现象,如过去中原帝国对付游牧部族的战争防御构筑“长城”,以及岷江﹑大渡河上游各部族彼此防备的战争防御构筑“碉楼”,今日都成了观光景点。这些“物”的表征意义在不同人类生态体系中的变化,难道不足以让我们检讨“昨日之非”?过去“蛮夷”受人歧视,如今部分边地之人争相成为少数民族,如此“人”的情感与行为表征之时代变化,难道不足以让我们珍惜“今日之是”,并检讨缺失以期有更理想的未来?又何必坚持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构成的国家?

   

反思性历史知识与反思性认同


   我以“华夏边缘”概念为主轴的一系列著作,对于中国典范历史与民族知识中的古代华夏﹑中原帝国与汉人认同多有解构与尖锐批判。我的用意在于﹕透过“华夏边缘”的古今变化,揭示过去的“蛮夷”成为今日中国少数民族的过程,并将此变迁置于人类生态中来理解及反思其意义,以期能构造更好的人类生态体系。我的学术志业与期望便是,建立一种反思性的历史与人类学知识,以此知识塑造具有反思性认同的个人。

   我所称的反思性研究,最好的比喻可以从英文reflex这个字来理解。Reflex是指,我们踩到尖锐的石头而产生抽回脚的反射性动作。反思性研究的要旨(与前提)在于,生活在种种知识所建构的世界里,我们对于周遭世界的感触十分麻木,受到刺激也浑然不觉;没有感觉﹑认知,自然也没有反应。或我们被各种“偏见”左右,难以看清社会现实本相。“历史”便是让我们对社会现实感觉麻痹的脚底老茧。反思性研究希望透过一些方法,让我们认识事物的本相;如去除脚底的茧皮,让脚真切地感触地面因而有所反应。以下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反思性历史知识。

   我们从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主题谈起。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固然基于坚实的考古学证据及研究,但我们不能忽略,在稍后的新时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约在距今4000-3500年之间,中原之外的古文明大多纷纷陨落,而中原却由二里头﹑二里岗至于夏商,沿续性地朝阶序化﹑集中化的复杂社会发展;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过程。此说并非是中原核心主义复辟。相反的,基于人类生态,我们对“文明”应有些反思﹕文明是社会阶序化﹑职业分工化及政治权力集中化之社会产物,它依靠燃烧被迫害者的膏脂而发出光芒。文明演进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过得更好,而“失败”也不表示人们从此落入悲惨世界。承认中国早期文明发展有“月明星稀”之过程,我们也不必讳言今日中国“56个民族多元一体”中有一个独大的“元”,也就是人口﹑资源远胜于其它各民族的汉族。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从历史源头来探讨核心成为核心﹑边缘成为边缘,以及后来核心与边缘结为一体的过程。

   我们再看看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于商﹑周王朝,以及秦汉帝国及其长城出现的人类生态变化及其意义。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我提及,距今约4000年至3000年前的气候干冷化,对华北新石器时代晚期边缘环境的农业聚落人群造成很大的冲击。河湟﹑内蒙南部﹑陜北﹑西辽河地区绝大多数农业聚落都凋敝﹑消失。经过一个人类活动遗迹少或不明的时段后,在这些地区出现经济生业上相当依赖羊﹑马﹑牛等草食动物,定居程度低,并有武装倾向的人群。此一波长期气候干冷化,也对农业条件较好的黄河流域人群造成影响;商﹑周王朝统治体系之形成,可说是以政治集中化来保护及开发资源﹑以阶序化社会进行资源分配,来因应此资源环境变化造成的人类生态。

   西周至于战国时期,此一人类生态体系有重大变化;在前述北方依赖草食动物的人群南移争夺农牧资源的情况下,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概念(华夏心目中的戎狄蛮夷等异族概念)同时形成。秦﹑汉帝国是此一新人类生态体系的具体化身及维护机构。汉帝国不断向各方扩张其资源领域。西北方,帝国势力由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南北,由陇西进入青海河湟。正北方,中原帝国将其北方资源界线——长城——推到农业资源的北方极限,甚至将祁连山﹑阴山草原纳入其中。东北方,秦汉帝国军政势力及其移民进入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为了因应中原帝国带来的生存压力,中原周边人群或调整其生计方式,或改变其社会政治组织,以获得新的生存资源,以与中原帝国及其它人群争夺生存资源。于是,北方蒙古草原各游牧部落组成匈奴国家,以军事行动对汉帝国施压以获得生存资源。西北方的西羌,以部落及暂时性的部落联盟来抵抗汉帝国入侵。东北方乌桓﹑鲜卑则以部落联盟,高句丽以国家组织,与汉帝国争夺资源领域。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古代长城的人类生态意义,以及经历2000多年的战争与和平后今日长城成为国际观光景点的人类生态意义。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长城历史?如典范中国史强调长城的伟大,歌颂保卫长城的英雄人物,斥责历史上北族“寇边”造成的破坏与骚乱?或者是,说明长城及中原帝国在广大地区造成的资源分配失衡(包括在帝国内部),北方各游牧﹑半游牧部族因此努力以各种策略突破长城,而终让它失去资源垄断意义的历史?说明为追求较安全的生活长城内的富室奴仆穿越长城投入匈奴,长城外的穷困匈奴部族穿越长城移入塞内,这些“穿越”让长城失去经济隔阻功能的历史?或是蒙古王公突破传统生计,招汉民移垦塞北可耕之地,此“突破”让长城失去其分隔农牧功能的历史?或说明为追求丰厚商业利益,长城内的商人进入草原,让长城南北之民皆逐渐困于商业资本主义及高利贷,以致于也让长城失去意义的历史?我认为,只有尊重及呈现所有这些突破与穿越之历史,才能理解古今长城意涵的变化,才能体认许多北方民族成为今日中国人的人类生态意义。简单地说,今日中国需要的是长城在众人努力下逐渐解体而成为观光景点的历史。

   我们再以中国西疆的历史为例。依据典范的中国史,今日羌族﹑藏族﹑彝族,以及其余十多个西南少数民族,皆为古羌人的后裔,而古羌人在历史上又大多融于汉族。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讲中所言,羌人以供应为主,壮大其他民族,便是此意。这样的历史,强调这些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与汉族以及中国的一体性与不可分割性。

   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羌”为华夏心目中的西方非我族类,因此在华夏历史记忆中“羌”所指涉的地与人群概念,随着华夏认同的向西扩展,有一自东向西漂移的历史过程,当被称为“羌”的西方人群自称华夏或汉人之后,他们称更西方的人群为“羌”。因此,并没有所谓的“古羌人后裔”;汉﹑藏之间的密切关系并非在民族血缘,而是在“边缘”。

   汉﹑藏有一共同的族群边缘;汉历史文化记忆中的“氐羌”,与藏历史文化概念中的“朵康”,都指的是青藏高原东缘的地与人。汉﹑藏都视这个区域部落人群为我族的一部份,但都鄙视这个边缘人群。这在历史记忆上的表征便是,汉晋时华夏便认为西方羌人是三苗后裔;三苗是华夏大家庭中的坏份子,被舜帝打败而放逐至西方。在藏族前身吐蕃人之族群认同形成时(约在公元9-12世纪),吐蕃知识精英也创造一个“历史”,称吐蕃人起源于远古的六兄弟,其中两个坏弟弟被逐于东边与大国(指中原帝国)交界处,成为那儿部落人群的祖先;这些边境部落指的便是青藏高原东缘的朵﹑康各部落。所以说,在汉﹑藏历史记忆中,青藏高原东缘诸部落﹑村落人群都是本民族家庭成员,但又是家中的坏份子。这个例子也说明,反思性历史知识不以“历史事实”来坚持及争论“当前现实”,而是从一些历史记忆中——透过文本与表征分析——尝试体认过去及反思现在。

   我们再以流行于岷江上游羌﹑藏社会中的“弟兄祖先历史”为例,说明此种反思性历史知识,以及它能让我们对典范中国史有什么样的反思。“弟兄祖先历史”是一种模式化历史记忆,其叙事模式为,从前有几个弟兄来到本地,在此分别建立几个寨子;人们以此“过去”来解释“现在”几个村寨人群的来源。它们所“陈述的”并非历史事实,但其“流露的”却是几个人群对等合作﹑区分与彼此对抗的人类生态。这样的“历史”曾普遍流传于藏区(如前述吐蕃源于六弟兄之说)及西南地区。如此人类生态,可以让人们(汉与藏)共同反思一个历史现象;那便是当“边缘”变成“边界”,如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原帝国置岷江﹑大渡河以西于不顾时,青藏高原上便以部落分立“无相长一﹑更相抄暴”为常态。相反的,当与中原帝国有“热切往来”时,如吐蕃进犯唐帝国,或乾隆发动大小金川之役,都能让藏区﹑康区各部落团结起来。

   更重要的,“弟兄祖先历史”让我们对自身所相信的“历史”有反思性认识;我们,世界上所有阶序化﹑集中化社会之人,所相信的常是一种“英雄祖先历史”。这是一种反思性研究策略﹕在化奇特为熟悉之后,将我们视为熟悉的事物视为奇特,而加以分析﹑反思。典范中国史便是一部“英雄祖先历史”,除了炎帝﹑黄帝及“北伐胡虏”的华夏英雄祖先历史记忆外,华夏常认为邻近他族也是华夏英雄祖先的后代,但这些英雄多半是失败的﹑受挫折的或被污化的英雄。徐福东渡日本成为开化日本人的英雄祖先,箕子奔于朝鲜而成为教化朝鲜人的祖先,以及,高辛帝家里的一只狗盘瓠,娶了公主后奔于南方而成为蛮夷之祖。在这些历史(有些被我们视为神话)记忆下,自然让一个中国人难以平等看待南方少数民族以及日﹑韩等邻国之人。

   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这本书中,我重新理解中国史籍中的箕子﹑太伯﹑庄蹻﹑无弋爰剑﹑盘瓠等“英雄历史”,将它们视为中原华夏对四方他者之族群性的期望与想象。譬如,箕子开化朝鲜的历史记忆,反映了华夏想象及期望朝鲜之人成为我族的情感与意图。历史上朝鲜半岛对于箕子历史的接受﹑排拒与诠释,以及中国南疆之人对盘瓠“历史”的接受与再书写,也反映人们处于庞大中原政治势力旁的本土认同情感及其历史变迁。在这样的历史知识中,我强调的不是由一些文献中淬取“史实”,而是将这些文献记载视为一种社会记忆,如同一位羌族叙述本地“弟兄祖先历史”,我从中尝试体认叙述﹑书写者的情感﹑意图及其所处社会的认同情境。

   我们再以被中西学者争论不休的“汉化”为例。在流行的中国历史观念中,外夷“汉化”有如百川归海那么得必然与自然;“历史”也告诉人们,传统中国文化对外族十分开放与接纳,只要他们接受中国文化,“夷狄入于华夏则华夏之”。学者可以举出历史上许多胡人去胡服﹑胡语,西南蛮夷过中秋﹑端午等节日的铁证。但我认为,这些历史所呈现的最多只是宏观历史过程下的汉化结果,以及表相化的文化现象;它所忽略的是微观的汉化过程,以及文化表征﹑表相背后的人类生态本相,以及在其间个人的认同情感与意图。我曾注意明清至民国时期,川西北石泉县(北川)一些山间人群的“汉化”过程。特别是在1950年代以前的近代,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中,人们皆自称“汉人”,夸耀自家的汉年节习俗地道,并辱骂上游村落人群为“蛮子”;上游村落的人因不堪受辱,也自称本家族为“汉人”,模仿﹑践行汉文化习俗,并喊更上游村落人群为“蛮子”;此便是本地人所称,过去“一截骂一截”的情况。这种亲近人群间的相互夸耀与歧视,也表现在许多历史文献记载之中,只是它们很容易被大历史忽略。我以生物学名词“拟态”(mimesis)来形容这样的汉化过程与人的意图﹕便如一只蝴蝶将自己伪装成一片树叶,一只毛虫伪装成蛇,人们也为了保护自己或为追求较安全的身份而汉化。

   我相信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如中﹑韩学者对箕子及高句丽历史之反思性认识,可以减少许多因争“历史事实”造成的两国人民间的敌意与潜在冲突。对盘瓠历史(或神话)的反思性认识,以及相关的,对于过去普遍在南方发生之“汉化”现象的反思性认识,可为苗族与汉族造成全新的反思性民族或国民身份认同。基于人类生态的反思性历史知识,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当代现实的人类生态背景。如匈奴以武力迫使汉帝国释出长城内的资源,靠近长城的游牧部族便离不开长城,最终造成南北匈奴的分裂;这样的历史知识,可以让蒙古族人与汉族人共同思考,今日内蒙为中国的一部份而外蒙为一独立共和国的人类生态背景,及其在历史上的延续与变迁。

   一个人可能成为具反思性的苗族﹑蒙古族或汉族,或成为不坚持任何民族身份的反思性中国人。创造具反思性认同的中国人,也便是造“国民”(或公民)。一个个具反思性之现代国民,应是理想中多“元”一体中国的构成单元。在这样的中国人认同下,一个人(无论是否仍自称汉族﹑藏族﹑羌族)对自身所处的“现在”,以及此“现在”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均有基于人类生态的反思性了解。因此,不必反驳“国族近代建构论”,也无需坚持“中国自古便是一多民族国家”,反思性历史知识自能创造对现在具有深度认知,并因此对未来有期许﹑规划并能付诸行动的个人。如同一个人揭去脚底的硬皮老茧,而对脚底所触的世界开始有深切感受,因此有所行动﹑作为。这些作为即使十分微小,也终会对周遭世界造成一些改变。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5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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