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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选择与叙事平衡——评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徐勇 点击:21次 时间:2017-11-17 00:56:26

   蒋介石研究是具有国际化特色的热点问题,2006年斯坦福大学开放蒋介石日记之后,相关研究进一步加温。据笔者2016年6月检索学术类“中国知网”,有“蒋介石研究”219404条信息,在大众类“百度”有2010000条。对于工具性的运用,以“蒋介石研究综述”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有11396条,包括了研究论著,以及学术会议、研究团体等内容。如此庞大数据,说明该问题研究已经获得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台湾学者黄自进的《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缩影》自2012年底出版以来获得好评,在研究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作如下评述,期望和各位方家、读者进行共同的阅读与探讨。

   

一、 主题内容及其方法特征

   

   著者黄自进先生早年赴日,先后求学、任教、兼职于日本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现任职中国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者从事中日历史文化与两国关系研究长达30余年,曾出版《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1906—1932》(1995),《北一辉的革命情节: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2001)等有影响力的专著。对于蒋的研究有《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2001)、合编多卷资料集《蒋中正总统五记》(2011),以及《蒋介石の日本像》(2011)等。至2012年2月《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缩影》一书出版,可谓积个人研究之大成。氏著最大优势在于史料积累及研究前沿的信息掌握,中国台湾地区早于2000年4月成立“蒋介石与日本”研究群,2006年蒋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完整公开之后,中(含台湾)、日两国学界联手推进合作研究,诸多跨地域前沿学术活动,著者都是参加者或课题主持人。氏著的史料工作,特别是有关蒋青年时代的史料发掘及其“详细研究”,一再获得山田辰雄等国际性专家的好评。

   生平无论个人生活或军国主政,均与日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著者强调:一部蒋史,即可谓一部中日关系史,“如欲彻底理解蒋,势得掌握他与日本的互动”。(前言,第6页)统揽全书,氏著对于蒋以及中日关系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但又聚焦于各时期蒋的对日思想认识与情感基础问题。著者明确强调:在蒋日关系的历史过程之中,“有个人的情感,有国家利益冲突,更有对中日两国能化敌为友共谋亚洲大局的憧憬”,而氏著需要厘清的是其中的“蒋对日本的所见、所思和所行,以及他应有的评价”。(前言,第10页)如此问题线条与研究视角,表现在全书结构方面,第一章是综合描述(约66页),其后按历史事件过程,划分出“北伐”(约48页)、“九一八事变”(约70页)、“华北危局”(约58页)、“全面战争”(约83页)、“战后布局”(约48页)等5章,以描述蒋的情感因素及其对于蒋在各时期对日政策与战略的影响。有台湾学者评论,如此架构收获了三长一突破的效果:较充分地表现了两国关系历史文化背景、完整介绍当时政治外交环境及蒋的对应和运作,有利于突破意识形态干扰等,总之被评价为较成功的叙事架构。

   氏著对于蒋的对日情感的内在成分与性质描述十分清晰,指出经由早年的留学和军中服役,养成了蒋终生的对日“深厚情结”“怀抱特殊情谊”。(第51页)又指出,以亲善为对日政策基调,其源流可以追溯“自1873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有规定“大清国、大日本国素敦友谊,历有年所,兹欲同修旧好,益固邦交”。虽然该条规很快就被日本攻台湾、灭琉球等一系列战争打破,但“素敦友谊”却是中方政治家所追求的对日外交目标。氏著强调蒋作为亲善代表的地位:“在现代国际法的规范下,两国建立邦交,这一百余年来,蒋介石可以说是最以两国亲善为念,并笃志力行的政治人物之代表。”(自序,第iii页)

   虽然,书中也记述了青年时期的蒋的另一种认识,即“将日本归类为对中国领土具有侵略企图的潜在帝国”。(第51页)但是,对日亲善论仍然被作为蒋的生平情感基调,贯穿于全书。即便在两国生死相拼的战争年代,蒋也是“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主张国人应向日本看齐,学习日本军民的现代化经验,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对日言论的主轴”。(第63页)蒋在战后处置日本过程中也继续贯彻友善原则,“这也是战争末期,美国仍未认清国际共党势力的威胁,对日政策以惩罚为主轴时,蒋介石就大力主张对日持宽大政策之缘由”。(第76页)

   著者的“情感”叙事在最后一章有了高峰表现,著者归纳蒋的遣返日本军民、阻止列强分割日本、维系天皇制日本秩序以及放弃赔偿等四大方面对日政策,集中表述为“以德报怨”政策。指出“以德报怨”一词本非蒋之原话,而是日本媒体的“解读”,不过得到了蒋介石的“欣然认同”。(第339页)强调“以德报怨”一语“适度地反映出时代的风貌,把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蒋介石的感恩以及自惭的情绪交织下所谱写出的复杂情感,呈现无遗;无形中也赋予蒋宽大政策的理念一个贴切的名称”。(第339页)战后日本政界及社会各界对于蒋的感戴,氏著也介绍得相当充分。毋庸讳言,没有蒋的对日宽大政策的支持,盟军对日处置将有可能更为严酷。日本终于摆脱被占领状态,快步走向复兴:“蒋介石的期许,不能说是落空。天皇制的维持,日本领土的完整,皆为战后的日本复兴奠下良好基础。”(第76页)著者强调“以德报怨”政策的结果是:“并未对中国造成实质性损害,日本却受益无穷。”(第401页)

   全书结语强调,蒋对日友善“这些具体的事迹,在在凸显出晚年的蒋介石对日本仍是情有所钟,时以两国能够相互扶持为盼。而这份情感,虽然无法超越政治现实利益的鸿沟,但也深植人心”。(第402页)这是著者写作结束时刻的情感抒发之语,也是对于本书的研究主线、基本方法,即以“亲善”为核心的“情感叙事”的收官表述。

   阅读氏著全书,相信读者对于上述情感叙事会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和判断。就大陆学界而言,在改革开放前30年对蒋曾经是全面的政治否定性批判。改革开放至今,蒋之正面的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评价,则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这一共识在新世纪蒋日记完整公开之后,得到强化。在南京、上海及北京等地研究界都涌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论著。其中,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等多部论著,主张从国家政治视角对蒋进行研究,强调对蒋介石的认识不能一面倒确认蒋是热爱中华民族、反对侵略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视角与论点,大体上能够代表大陆学界有关蒋日关系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台湾地区研究多有史料优势。吕芳上新近考察蒋的对日与对外政策,包括对美英大国以及对邻国印度等外交关系,指出蒋是“国际主义者”领导人。虽然国力维艰,但是蒋没有孤立处置本国的抗战,十分关注和周边国家保持合作,努力推进东亚民族的独立解放。具体表现在倡导朝鲜半岛独立,支持印度独立,重视琉球问题诸多方面。按吕芳上的结论,蒋是“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灵活性的国际主义者”。蒋的对日立场、其政策与战略抉择,不乏传统中国的文治主义、中庸之道,并非单纯的亲善主义所能概括。这大体可以代表中国台湾学界论述。

   在日本学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山田辰雄等人的研究。山田指出蒋怀抱救国意愿赴日留学,从日本社会和日本军队寻找近代日本强盛根源。其结果,蒋在思想、哲学层面“依然保持了对于日本人的优越感觉”,同时因为日本日渐加剧侵略中国而有“屈辱感”。于是留学生涯带来的“这一逻辑,在蒋介石对于日本的爱憎两方面的感情中也有表现”。换言之,蒋之留学初心与经历所产生的对日情感与认识,应该包涵爱憎两方面内容。特别是,青年蒋留日之前,已经有过在保定军校的学习经历,已经抱有认定日本为“帝国主义”诸多认识,这是研究留学时期蒋之对日情感不可忽略的史实。关注留学前后蒋的革命初心,在比较的条件下分析蒋之对日“情感”所包含的爱憎多种成分,是为史实的与方法论之所需。

   与上述各家论断相比较,氏著对于蒋日关系的研究以蒋之留学为起点,确认蒋各时期对日均怀抱“深厚情结”“特殊情谊”,总体定性是蒋对日“亲善”,其亲善程度甚至是百年来的“代表”性政治人物。氏著这一定性,无疑为一家之说,在学界及社会各界,对于这样的亲善情感之论如何理解,能否获得认同,特别是有关全面战争时期蒋“对日言论的主轴”等史实的认识判断,都是对于蒋以及蒋日关系研究的基础性问题,本文需要继续做如下讨论。

   

二、 蒋之留日概况与对日情感变化

   

   蒋一生多次往返日本,滞留时间总计约6年,其中在辛亥革命之前的留学,还有毕业后的军中服役实习约4年。蒋在日留学究竟学了什么,达到什么水准,这显然是影响蒋介石的对日立场、情感,以及其后发生认识性变化的重要因素。应该说,氏著在该方面的史料掌握及其分析深度,可谓同行翘楚。

   首先是学制位阶与学习成绩的评估。振武学校的教学目标“主要是为了与日本军官教育完整对接,乃对于学生语文、基本学识皆有高标准要求”。(第16页)根据其课程设置及其内容、课时等考察,氏著确认“‘振武学校’有如目前国内的高二程度”。(第15页)又查出,蒋的毕业总成绩68分,在同期62名毕业生中,名列第55名,学习成绩偏低。(第22页)所以,近3年的振武学校学习,“即为蒋介石所接受的中学程度理科教育。再次,人文学科教育也应带来了一定的启发,尤其是地理与历史的教学”。(第17页)从振武毕业后,蒋被分配驻扎于高田的第13师团野战炮兵第19连队实习(约10个月),这一经历使蒋完成了基层士兵素质锻练,可以转升“士官学校”学习,但因为辛亥革命爆发而归国,从此中断了在日本军事留学进程。其后蒋在赴日期间,曾聘请退役士官学校教官讲授课程,对于蒋的军事知识固然有所弥补,但就日本军事教育体系而言,蒋完成了预备阶段学习,尚未进入其军官教育的正规学习阶段。

   这样的学业对于蒋一生军政生活的影响如何,氏著的归纳是:“日本生活的实际体验,对蒋介石至少有四点重要的影响。第一、培养出坚忍不拔的人生观。第二、体会到全民军事化的重要性。第三、主张运用科学知识重新验定传统生活习惯。第四、强调实践,奉行‘知行合一’学说。”(第30页)也是著者历来强调的,奠定了蒋的“近代文明知识的基础”。这也符合蒋自己的经常性自我总结的史实,但其中两点值得继续讨论。

   一是关于蒋的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守纪律的军人性格与精神素质的意义、地位的评价分寸问题。此点已经为历来研究者所确认,其史实的存在与分析很重要,但不应该推崇其吃苦耐劳、守纪律为日本军事教育的独家绝活。当时的中国军队,无论作为蒋的对手中共的武装力量,还是蒋早年学习过的保定军校,都有军人性格培养的成功范式。何应钦曾撰文强调,勇敢、不怕死等都是古今中外任何军队所必须的基本素质,故不应将此军人必备品质夸大为稀见的独家品质;何应钦强调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尤其“应该置备一种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的武力”。何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27期步兵科,比蒋受过更完整日本军事教育,国民革命军建军时首任教导团团长,何的论断对于正确理解精神教育在军事教育中的地位以及蒋的坚忍吃苦品质的评价分寸问题,富有参考价值。

   二是有关政治文化思想与战略战术方面的学习,是为蒋留日学习的短缺内容。氏著确认:“蒋介石在日本并没有顺利完成完整的军事教育。”(第30页)此点如何影响蒋的统帅素质及其思想理论深度,现今关注者不多。山田辰雄强调,蒋留学所获如何,需要基于事实作横向与纵向的研究。期间蒋经常阅读《武学杂志》,该杂志文章多出自日本文献,著者队伍中看不到蒋的名字。山田指出,蒋在军事理论与政治革命精神思想方面,主要是认识孙中山等大批革命者之后在实践中获取。“不能够想象,在振武学校学习的蒋介石能够拥有写出这样专业的军事论文或者从事其编辑的能力。不妨假定,希望学习军事的蒋介石,是通过这一杂志获得了军事知识。或者说,这样学到的知识,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有可能成为他撰写6篇军事论文之部分内容。”

   按山田的论述,因为“参加革命运动是(蒋)留学日本的副产物,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留学目的”。在军人生活、军队纪律、养马经验等方面的锻炼与收获固然值得重视,但蒋当年在振武的思想理论学习是有限的,只能是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才有了经验体会的积累,才有了之后发表军事论文的“可能性”。对于如此事实,如果关注不足,容易造成对于蒋留学收获评判不够准确,出现夸张其所获、进而夸张其情感认识出自早年留学的偏颇倾向。

   其次是蒋的对日情感的变化原因及其变化时限问题。氏著指出1928年济南惨案是蒋“开始视日本为仇敌的起点”(第123页),其内容集中于第二章并以“北伐时期的从友变敌”为题,强调“北伐末期田中内阁种种阻挡北伐的作为,对蒋介石以及中日两国皆留下不可弥补的伤痕,尤以济南事件为最严重。”(第121页)蒋的对日情感发生颠覆性转变,双方进入“兵戎相见”(第106页)的新阶段。日本的武装干涉与济南屠城,是直接的侵略,身为北伐统帅的蒋必然愤怒。蒋在日记中称日军为“倭寇”“倭军”,每天坚持书写“雪耻”文字,直至抗战胜利。蒋对于田中的仇恨刻骨铭心,记录1929年田中死去的用语是:“日本田中义一昨晚暴卒,恶贯满盈野心家必不容于世。”(第123页)

   不过按氏著描述,济南事件之前的历史则大体属于友好范畴。包括1927年第一次北伐期间蒋下野之后,赴日42天遍访孙文革命朋友,还有日本军、政、经济各界要员,蒋以日本军校生身份,执“弟子礼”会见首相、军界长老田中义一,期望获得日方对于革命军北伐统一的理解。众所周知“蒋·田中会谈”是具有标志意义中日关系大事,氏著在“对日本的深厚情结”标题之下,指为亲善之例:“能与日本现任总理田中会面,自属殊荣,其意义之重大无庸赘言。”(第49页)结论是:“蒋介石见到田中义一后的第三天,旋即启程归国。虽然,蒋无力改变田中不欲他进军华北的既定政策,惟至少已有同日本朝野广泛交流的机会。尤其会晤众多孙中山旧日好友后,蒋意识到他们对己身继承革命的期许、对反共政策的肯定,皆成为重拾信心的泉源。这些友谊带来的温暖,尔后不仅是蒋事业的重要支柱,也酝酿了蒋对日本的深厚情结。”(第50页)

   同氏著的友好描述相对比,日本学者家近亮子的研究将该次会谈纳入非友好范围,认为是蒋对日认识改变的开端。家近指出,蒋为访日发表过《告日本国民书》(10月18日所谓“东京宣言”)等文书,要求实现“两国亲善”“共存共荣”,希望日本各界支持北伐大业。访问田中是蒋此次访日的首要目标,但迟迟未得田中的答应,直到临近归国的11月5日上午访问滨口民政党总裁之后,方获同意下午与田中会谈。会谈结果,一方面由于反共等政见支撑,“可以认为通过这次会谈,蒋和田中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信赖关系”。蒋对于田中第一印象也较好。但是会谈不是蒋希望的正规方式,而是在田中私邸“非官式”会谈。所以,田中会见蒋并非友谊“殊荣”而是政治企图,并采取了拖延、怠慢方式刻意修理蒋之革命锐气。至于田中同意会见的原因,户部良一指出,田中在枢密院陈述:“对日本来说,实行比较稳健行动的蒋介石渐次巩固其基础,由此而成为打破共产派的势力”,同期日本政界不乏相同表述。

   作为蒋一生中最后一次访日,家近总结其全程收获与失望:“虽然受到了老朋友们的欢迎,但是和现职阁僚的会谈大多未能实现。和田中首相的会谈好不容易在最后阶段实现了,但其交涉事项还是搁浅了。”显然,其“友谊”“温暖”在于老友方面,还有该时期蒋与宋美龄完成婚约也使蒋感到欢欣。但是,就政治收获与两国关系而言,蒋之失望乃至全过程有着受“欺辱”“愤慨”的感觉。此外,对于期间日本媒体的操作新闻,蒋也始终“不满”。

   以上的家近等多位专家研究与氏著结论的差异,确实值得深思。蒋1927年北伐下野访日问题,既关系到蒋对日情感变化的起点考察,也直接关联着两国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变化走向,还涉及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的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研究诸多重大问题。众所周知,田中内阁否定政党方面的“协调外交”,推出强硬的“积极外交”侵略政策,氏著对此着墨不多,唯十分看重会谈的形式意义,以温馨的笔调描述现职日本总理与蒋会见是为“殊荣”,将其纳入“深厚情结”范畴,而忽略蒋受“欺辱”与对政治交涉的“不满”与“愤慨”。如此分析,显然是片面化了,必将导致对于蒋之对日情感、强硬派田中内阁对华政策以及中日关系诸多问题研究的严重失真。

   

三、 日本侵华政策源流和蒋的“敌国”认识

   

   按氏著描述,蒋顶住日本压力于1928年初步实现北伐统一,经由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氏著以第三、四两章共约130页的篇幅,描述这十年南京政府时期的日本的侵略与蒋在“敌国”意识之下所做的抵抗。其值得商榷之点,首在于日本侵华政策的源流问题,这既是认识日本侵华政策之起点,更是分析蒋日关系的前提要素。

   氏著第三章以九一八事变为中心并上溯到1907年日本制定《国防方针》,几乎没有触及更前面的问题;第四章以1935年华北事变为中心,大体截止在1936年初之前。就是说,氏著对于日方侵略政策及其战略源流的介绍,集中在1907年至1935年底、1936年初这样的有限时段之内。按氏著的问题归纳,主要是集中于第三章的日本军人“统帅权干犯”与“夺权”,少壮军人崛起与关东军割占东北等三个专题范围。

   氏著强调:“对日本而言,所谓中日对峙,两国势力之消长,不是影响全局关键之所在,反而远东地区日本与其他列强国之间权力结构的变化,才会攸关全局。至于远东地区权力关系的本质,则可从日本近代国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窥全貌。”(第198页)氏著推出1907年《国防方针》及其附件《国防所需兵力》为日方代表性文件。指出其要点:“甲、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氏著强调:“这是日本在战胜俄国以后,国防现代化政策下的一环,将日本的国防政策定位为以攻击代替防御,以向外扩张领域代替日本本岛防卫是日本国防白皮书的特色。在这‘攻势’论的前提下,《国防方针》的第一项就明确宣示,日本国防的最高目标是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上维持持续性扩张政策。第二项则明订日本今后作战的领域应以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为界,以不波及日本本岛为原则。”(第198—199页)

   氏著抓住该方针的进攻性质,辅之以统计表格等方式,指出中国是位居第五位之后的假想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升为美、苏之后的第三位,直到全面战争爆发仍是第三位。氏著由此而得出战略全局性判断,指出:“综合以上所述的日本国防方针演变史,可以得知蒋介石对于远东局势的观测,有相当程度的掌握。既然日本陆军是以对苏作战为目标,海军是以对美作战为布局,在日本未能降低与美苏敌对意识之前,不可能派大军进占中国,就成为蒋介石对日本国防政策长年观测所得之结论。”(第201—203页)

   从以上内容看来,氏著试图从全局角度,以日本军政当局制定《国防方针》及其假想敌等战略构想为开局,确认该时期蒋多是“在认知日本政府无意侵犯中国在先”(第156页)条件下,展开其对日与对内施政。如此叙事时段及其表述内容,带来了一系列值得商榷的问题,至少有如下五点。

   第一、遗缺了1907年之前日本大陆政策的起源与发展研究。氏著以《国防方针》为起点,注明引自北冈伸一的《日本陆军和大陆政策》,而北冈著作其副标题确认的研究范围是“1906—1918”,介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日本陆军大陆政策。该书采用了北冈的专题研究断限法,却没有采用蒋本人的论述,也没有采用学界通行的以明治维新为起点,包含甲午、日俄战争在内的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考察时段,缺陷是显然的。《国防方针》确立之年蒋进入保定军校、第二年赴日进入振武学校,青年蒋已经以日本为侵略中国之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日本在中国“投入与企图心的旺盛,蒋一向引以为忧”。(第35页)蒋自己多有指出日本侵华是“明治当年的政策”,是为“五十年前传统的大陆政策”。如果从1907年谈起,蒋确认的“五十年”,就被腰斩了20年。

   还有,氏著试图以《国防方针》研究代替日本大陆政策研究,以“近代国防政策”的概念代替通常的“大陆政策”概念,具体描述是为“国防现代化政策下的一环”,是“以不波及日本本岛为原则”,这看似简单的词语替换,却表现了日本似乎还具有现代化进步与“防卫”正当性质。这显然容易模糊其攻击与防御,即侵略与防卫的性质判断。文中虽然指出该政策“持续性扩张”性质,但划定其范围是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对于当时日本业已驻兵中国京津地区、辛亥革命后驻兵武汉及长江中下游以及其他侵略扩张行动,大多未在氏著考察范围。

   第二、对于近代日本军队及其军政体制的形成缺乏应有的研究。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自有其相配套的军政体制,氏著主要是从“统帅权干犯问题与日本军方的全面夺权”切入,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宪政辩论及“统帅权干犯”问题,“是以,原本是隶属于国家体制下的军队,也自此自称为‘皇军’,强调军部与天皇的直属关系”。(第135—136页)需要指出,“皇军”称谓随着30年代陆军“皇道派”的“皇国”“皇道”等概念而滥觞,但原因并非30年代军人的“自称”滥用。自明治维新“御亲兵”伊始至1889年钦赐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军队始终属于皇室,政府不能染指军队,这是近代日本政治发展实态。现有大批论著业已指明,明治维新后由“御亲兵”而扩张出来的近代日本陆军,消除了幕藩兵制的地域性、分散性,实现了“中央化”,但将新建国家军队统辖于皇室,实际上背离了兵权应该遵守的主权在民以及文官制军等民主政治原则,形成为皇家私兵形态,即通称的“皇军”。所以,辨明“皇军”概念的产生与滥觞,需要考察足够的时间范围,从近代日本军制发展源流入手,但氏著对于这些内容都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氏著还写到“‘统帅权干犯问题’的呈现,是打破军队中立化、国家化,军政应严守分际的关键,为1930年代掀起革命的风潮”。(第136页)这一句话有些费解,似乎是陈述此前存在过所谓“中立化、国家化”状态。氏著当然可以坚持这一观点,但是至少需要向读者提出论据,交代何时、有过怎样的“中立化、国家化”的“皇军”形态。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性结构,是由军令与军政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现任武官专任制、帷幄上奏制等一系列军国主义制度配套构成的。氏著对于该制度体系的建立过程、实际内容几乎未作交代,单挑30年代的“统帅权干犯”作为军人干政的制度性解说,难免以偏概全。还有,明治维新之后为防止民权派力量影响军队,曾订有军人不得干政诸多条规,但实际上,近代日本建军以来的历史就是军人干政的历史。总体上正如户部良一所指出的:“实际上,日本陆军在建立后的半世纪进程中,尽管有相当程度的专业化,但更是政治化的军队。”亨廷顿也强调:“日本拥有世界上最为政治化(‘the most political army’in the world)的军队。”

   第三、遗缺了1936年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本方面军政大事的研究。氏著触及了1936年一份陆军作战计划等零星史实,但主体上是越过了1936年而进入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问题。书中或有述及少壮军人、“樱花会”活动,30年代初期的几场军人“政变”,“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恶斗”,甚至也提到了荒木贞夫等派系头领问题,这系列描写之逻辑结果,应该出现“二·二六事件”与日本军政体制变化的分析,但终于是淡化了该事件与日本高层政治走向诸问题研究。氏著附录的大事年表,各年均有数十字不等的对于中日两国政局动态的足够记载,唯1936年通栏只有中国方面“西安事变”与“五五宪草”8个字,日本方面军政大事尽付阙如。

   对于1936年中日两国历史事件,或如氏著强调“西安事变并非本文主题”。(第267页)但对于战争爆发前的蒋日关系,日方如下重大史实万不能缺失:由“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恶斗”而爆发“二·二六事件”,之后军部统制派扶植广田内阁,恢复现役武官专任制,实现其军部集权的目标,建立了典型的军国主义体制;军部政权强化对外战争政策,制定《国策基准》,确立南北并进对外扩张方针,对1907年《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并获日皇批准,《国策基准》的确立与《国防方针》的再度修订,确定了全面侵华并进行世界大战的根本方向;在上述对外战争政策与战略指导下,日本增强华北驻屯军,使之成为分管华北侵略的、与关东军平起并坐的战略重兵集团;此外,还在1936年日本和德国建立了以反共为名义的法西斯轴心国框架;等等。上述事件都是近现代日本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政治与军事事件,也都是直接影响日本对华与对外战争的根本大事件,无论如何应该有充足的交代。

   第四、对于该时期蒋介石的对日认识与政策纲领性文件的分析出现偏差。按氏著之本意,要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1934年12月)作为纲领性文献,“以此为经,再以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情势为纬,藉此探讨蒋介石的对日战略”。(第188页)可惜氏著在随后的分析中,忽略日本军政高层战略而过度强调关东军等“现地”军人或中下级少壮派作用,这种“参谋误国论”或“下级军官误国论”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由此而观察蒋的对策,则是直接放低了蒋对于日本的全局政策与战略的认识判断及其应对方式,实际也是放弃了氏著自己所强调的最关键的“战略”叙事。

   蒋文全长约2万余字,正文连同引言、结论分为8大部分,分析了两国关系僵局的形成以及各自的失误性政策的原因,也强调了未来各自应该努力的方向。蒋诚恳地作出自我批评,承认中方在国情与国家策略方面共7点失误,而日本对内政治及对外政策共有8点错误。蒋批评日本政府“依然采用前世纪的手段或传统国策”进行大陆扩张并试图遏制中国的革命变化,提出警告“如此在紧接近邻的中国,种下百世不解的深仇,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计的威胁”。蒋在引言中表明“日本人终究不能作为我们的敌人”,在结论中呼吁“解铃还须系铃人”,放弃“明治”以来的侵略性“国策”,“断然归还东北四省,使归属中国的版图,一面解决中日两国之间的悬案”,实现两大邻国的和平友好相处。总之,蒋的谈话呼吁对象是以“日本的国民当局”为主,包括关东军但并非以关东军等局地势力为主,探讨的是两国未来发展方向而非专门针对具体个案问题。蒋希望推心置腹、满腔善意的自我批评与批评,能够唤醒日本良心,确保两国关系走向正常。

   但是按氏著的分析,期待两国“共谋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僵局,是蒋介石发表此篇论文的主旨”,强调“职是之故,若将此篇论文作为研究线索,似可整理出以下四个要点”:包括“第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自导自演,并非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第187页),以及“第二、商租权的长年未决”,第三、承认中国无力对抗日本,第四、日本的中国政策终必会遭受列国抵制等。对照蒋的原文可知,上述“商租权”诸点,在蒋文7点自我批评中确有涉及,但氏著的4点归纳及其“主旨”评述过于狭隘,尤其是第一点,根本背离了蒋之原意,特照录蒋之原文于下:中国当时并且有一部分人以为侵占东北只是日本军阀的主张;民间开明的舆论,必能抑制军人的猖狂。所以当时中国舆论,还纷纷揣度民政、政友两党势力的消长,以为因应之标准。岂知日本并非通常政党国家或立宪国家,而为一种由特殊阶级军阀把持一切的特殊国家。这种错误,到后来日本脱离国际联盟及五一五犬养毅白昼被刺杀之后,亦已完全证明,但在当时,却甚流行。读完蒋之原句,可知蒋之着眼点在于日本军政高层,再扩展至九一八事变缘由、关东军等现地军阀态势。蒋对于日本国家体制的深度认识与批判,甚至包含有对于日本政局突变的预感,都在白纸黑字之间,清晰了然。然而氏著却做出了相反的归纳或复述,特别是将“关东军自导自演”之论断,标记为蒋之认识基点,如此不仅误读蒋之原意,且势必造成对于双方的国家政策与战略方向的研究失误。

   还有,蒋自述对于日本从东北至华北的军事进攻与自己应对思路:“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唾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蒋喻之为“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弱军应战战略。氏著仅以九一八事变为中心做策术分析,或以“《塘沽协定》造就了前揭三方共谋制衡关东军的奇特局面”囊括之(第231页)。显然,氏著并未遵循蒋的论述线索,拘束于日方“友好”力量及其所谓“制衡关东军”等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迷失了蒋之原文所包含的政策与战略的思想主旨。

   第五、氏著对于日本蚕食侵吞中国华北权益的广田外交与广田内阁政策,给予以过分的肯定评价。广田弘毅1933年9月担任外相、1936年3月担任首相,1937年1月内阁总辞职,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并执行绞刑。但氏著笔下的描写,广田由于早年见过孙中山因而“对中国革命运动素持敬意”。广田外交意愿是“倡导‘协和’外交,主张重返国际社会,强调任期内将致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广田在任职初期所标榜的新人新政”,因而“广田的出现自然如空谷足音,给予世人无限期待”。(第236—237页)对于期间重大问题,如1935年3月配合关东军、迫使苏联缔结《中东铁路转让协定》,巩固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成果,氏著描写为:“象征东亚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发展,自然对广田鼓舞甚大”,在国际上“他希望大家共襄盛举,而致力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第238页)

   再有,广田内阁时期华北主权被日军蚕食几尽,日本在冀东地区建立傀儡政权,丰台也有日军进据,北平被围,对此空前险峻的华北危局,氏著的结论是:“战事似乎一触即发,但最后中国所失往往不多,而华北的主权,却终能在飘摇中继续维持。”(第252页)再是1934年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部长的“天羽声明”,这是被普遍批评为外务省亚洲“门罗主义”的侵略性政策。1935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刊发《闲话皇帝》文章,日本外务省直接迫使上海市政府将责任者判处徒刑,曾激发中国知识界激烈抗议。还有颇受关注的“广田三原则”问题,先是中方提出外交三点要求:1?相互尊重独立与平等;2?两国要友谊交流;3?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性问题。还希望日本同意取消《上海停战协定》和《塘沽停战协定》。但广田经由外务、陆军、海军三省认同,要求中方实现:1?放弃所谓以夷制夷牵制日本即抵抗日本的政策;2?承认“满洲国”;3?防止赤化。日方学者新近指出:“这是因为作为交涉前提的‘原则’本身就有问题。并且,1935年下半年,交涉的环境也开始恶化。”广田三原则与中方原则悖离,蒋也批判其为灭亡中国的原则,如此怎能评价广田为亲中方人物呢?

   最关键犹如前述,广田在军部统制派的支持下,于1936年3月担任首相,先后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制定《国策基准》确定日本对外南北并进的侵略扩张方针,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构建国际法西斯轴心国框架,还有华北驻军的增强,以及制定一系列侵略华北的政治经济外交计划与政策。可以说,日本全面侵华以及发动世界大战的外交与政治突变,都是在广田内阁一年多时期内建构而成。

   基于上述史实,广田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被起诉,判决书确认“广田整个在职期间,在华的军事作战一直为内阁全体所支持”。判决其罪行共有两点: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及反人道罪,处以死刑。如果氏著对于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作出不同或相反分析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提出史料进行分析与研究。在几乎没有研究1936年广田内阁军政施策的情况下,片面描述对于广田的“世人无限期待”等友好外交形象,这有违广田这一人物的全面评价,更连带出现了对于十年南京政府时期蒋日关系的描述偏颇。

   

四、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与蒋之军政对策

   

   继十年南京政府时期蒋日关系的两章之后,氏著以第五、第六两章研究两国的全面战争以及战后的蒋日关系。开篇第一句话提示论点:“1937年7月7日所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并非日本政府的既定计划。事件之扩大,和中日两国政府都不愿妥协有关。”(第253页)在全书结论中再度指出:“七七事变并非两国刻意设计的结果。”(第396页)氏著反复强调,日本之本意在于对苏作战:“既然对苏作战已成为日本政府的既定国策,为避免两面受敌,如何改善与欧美以及中国的关系,自然也开始成为日本政府对苏作战的配套作业。”又举出1937年4月16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大臣的“四相会议”,“还为了改善中日关系,拟定了《对支实行策》及《北支指导方针》”。(第253—254页)总之,按氏著说法,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对华政策是以改善关系为主,两国关系是没有战争意向的和平倾向。

   氏著上述描写,没有具体界定“卢沟桥事变”是指当晚的士兵失踪与枪声还是涵盖整个事件,但从上下文看并非指当晚具体情况而是指整个事件的发生与扩展。如此,结合上下文理解氏著的论断,需要再讨论的是这几点极重要问题:日本有无发动作战制造事变的既定计划,事变扩大为战争是否也有中国方面“不愿妥协”的责任,七七事变性质是否偶然性的,日本对苏与对华作战序位关系如何,等等问题,都涉及中日关系中的根本性大事的真相探索,实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原因与责任研究。

   卢沟桥事变对于各方读者来说,并不是陌生问题。其原因研究在中日两国迄今并未达成统一见解。归纳言之大体有如下几类:第一类是中方及日本良心派学者多确认是日本炮制的阴谋事件。第二类是日本右翼方面指责中国军队打第一枪挑起战争,相同的有1987年秦郁彦提出的“蒋决心开战”那样的论点。第三类是强调当晚枪声事件可能是偶发的,但战争原因植根于日本侵略扩张政策,如安井三吉等人的论述。第四类是强调中日双方都没有大战的计划与准备,但双方都不妥协导致战争,氏著所论应属于这一类型。

   关于日本的战争计划制定问题,能否化解分歧、达成统一认识,近年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做出了较好的尝试。日方报告书由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两位学者执笔,其叙述:“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当地也为进行局部解决付出了努力。但视这次冲突事件为良机,驻屯军(后来的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为打倒蒋介石政权和实现占领华北的构想,以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推动了此次事件的发展。”这一论述,指出了当晚“枪声”的“偶然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日军在事变前的扩张行动的计划性,确认了日本军方的打倒蒋和侵占华北目标的存在,“驻屯军频繁进行夜间演习,这被宋哲元所率领的第二十九军视为‘挑衅行动’。”与日方论述相对应,中方指出在尚未发现当晚日军行动更直接的史料的情况下,“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中方报告书的“必然性”,即指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计划、有预谋、有目的炮制的产物,是为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发动这一阴谋事件的直接责任者。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确认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大批文献的佐证。具有典型意义的是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规定:“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正式确立了北南并进的对外扩张方针。期间对《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并获日皇批准。其第一条总纲,改订为“帝国国防之本义基于建国以来之皇谟,常以大义为本,加倍彰显国威”。第二条规定要“整备武备”,以便“在一旦有事之际,便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此外尚有日军1935年、1936年诸多按年度制订的对华及对华北的作战计划,均揭示了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战略计划的存在。

   日军在华北的侵略扩张行动,是1936年大力扩编其驻华北的驻屯军,并授之以相应的军、政大权,其战史称之为“增强”。该驻屯军自1901年列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之后配置。辛亥革命之后,北京政府曾交涉列强修订不平等条约未果。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曾推行革命外交以修订不平等条约。虽然20年代中期曾出现币原喜重郎为代表的“协调外交”,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整体走向,有如王建朗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中指出:“英美列强采取了比较妥协的态度,而日本无论是在关税自主交涉还是在治外法权交涉中都远比英美强硬。最终,中日关系成为中国所有双边关系中最为冷淡的关系。”特别是田中内阁上台,奉行强硬的对华“积极外交”侵略政策,“从而使中日关系逐步走上激烈对抗的道路”。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后,随即进攻长城,扶植冀东傀儡政权,谋图割占华北,并迅速扩编驻华北日军。到1936年6月,增编军司令部1个、步兵旅团司令部1个、步兵联队2个,另有驻屯军战车队、骑兵队、炮兵联队、工兵队等部队。受驻屯军节制的还有驻华北的航空大队、各地守备队以及近20个特务机关。另据上海申报馆1936年9月的调查,其人数已达1.4万人,又统计自1937年春轮换之后,其实际人数已超过2万人。

   最为关键的是驻屯军的性质任务有了全新的规定。驻屯军司令官原为少将级(特殊时期可高配中将级),现正式改为中将级,由天皇亲授。升编后驻屯军所担负的任务,由1936年4月28日军部颁《中国驻屯军勤务令》加以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隶属于天皇,统率中国驻屯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就有关军之作战、配置和行动方面接受参谋总长指挥调遣,在有关军政、人事方面接受陆军大臣的统辖。”拥有处置当地事务的绝大权力:“凡有关军之配置和行动以及对于临时发生之事件的应急处理,可以自行决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达成军之任务,在有关必要事项方面可以指挥陆军运输部及其塘沽派出所所长”,“还可以进行所需要的情报搜集及资源调查”等。日本学者松崎昭一指出,驻屯军升编是从一个非正规编制的守备部队,升级成为“永驻部队”即常规编制部队。美国陆军战史专家托勒也指出,日军增强意味着从临时编成的守备队正式“转型为常设之海外驻屯军”。共同研究中日方报告书也指出,师团长亲授等制度是为与关东军“同格化”。可知,华北驻屯军已经接管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政、经、特务机关等系列大权,成为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又一支可以和关东军并列的战略集团,这样的任务与权力调整为日军发动全面战争作好了直接的组织准备。

   升编后的华北驻屯军具有了野战重兵集团的诸兵种合成的攻城掠地能力。首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师团参谋长通常为大佐),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共有3名将官。其战斗力仅以改编初的力量而论,日方史书认为,“可以压制中国军队6个师”。而当时驻华北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只有4个师。驻屯军抽调各部精锐新编两个步兵联队,联队旗由日皇裕仁亲授。裕仁鼓励首任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要爱护军旗,牟田口则回答决不辜负军人荣誉。如此激励起来的好战斗志,被牟田口在卢沟侨之夜加以发挥。秦郁彦的著作虽然将事变原因归于中方,却也不能回避日军的好斗意志,指出牟田口决心要给予抱有“侮日、抗日观念”的中国军队以惩罚,终于“在10个月之后,卢沟桥事件发生了”。

   可是,氏著遗缺了对于1936年日本国策指导下华北扩张计划的炮制,也遗漏了华北驻屯军的增强及其对于进行大战的诸多准备,却明确提出日本无计划进攻中国的不当论述。而难以理解的是,氏著在强调日本无战争计划之同时,却强调中国的蒋政府“不愿妥协”也是战争扩大原因。这样的论点其实在日本已经提出多年,各方面读者都熟悉1987年右翼学者秦郁彦提出了蒋介石“决心开战”而导致战争的说法。其中有关蒋的妥协与“不愿妥协”问题,学界对于蒋实施安内攘外政策所包含的对日“妥协”问题,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讨论,本文不再赘述。但需强调,氏著作为一部有影响力的蒋日关系著作,出现如此重大的商榷性问题,说明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值得各方面研究者继续加以充分关注。

   

五、 “日苏先战”“自东向西”等战争指导与战后蒋日关系

   

   进入全面战争时期的蒋,是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军政领袖,这决定了蒋日关系研究不能不以军事与战争问题为重点。氏著对于双方战略战术的研究总体上是关注的,但相对而言在全书所占比重较小,持论有成功一面,也有如下值得继续商榷之点。

   氏著试图描述一个完整的蒋之对日大战略。其中包括“经营西南”计划,应对“日苏先战”之谋略,还有“不得不战”的政治因素。氏著借用了波多野澄雄的论断,指出蒋的“迎敌策略”是因应日军的军事决战、政治主导、边境封锁、太平洋战争等四阶段战略(第273页),变化而成“全面应战的五部曲”,即政略与战略并用、上海出击、华中防御、以缓应急、苦撑待变等五个专节的研究。氏著对于蒋领导抗战成败问题的评价,采用了有保留的低调的分析方式。结合蒋的自我总结,指出国民政府在战场上“并没有战胜日本。抗战之所以胜利,一半原因是得力于美国援助,另一半是得力于战略正确”。(第334页)何为战略正确,氏著引用了黄仁宇的分析:即坚持了抗战前即已确定的“长期不承认失败,一心要将对方拖垮,而且要静候国际情势的变化”。氏著的分析重心,不在于胜利的伟大意义,而是关注在社会与力量对比悬殊之下,从“中国抗战之不易”,以展现历史的多重层面。(第335页)

   其中,氏著反复强调蒋的“日苏先战”判断对于蒋的抗战战略的影响,指出因为存在对苏作战为首的考量,故而日本不可能两面作战,其侵华的计划与谋略就不是主要方向。氏著这一分析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自日俄战争和1917年日本进攻苏联远东西伯利亚之后,日本保持了高度的对苏战备,在多个作战计划中均以苏联为首要的假想敌国,准备实施“对苏先决”的北进战略。但是这样的存在不能掩盖更多的日军对于南方和中国大陆地区的作战计划的存在实况。实际上,蒋评判并预估了日苏先战问题,同样也强调了英美大国方面的作用。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介石立即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始矣,并诉诸国联争取整个国际社会解决东北问题。

   从战略理论上考察,“日苏先战”问题的讨论,仍然在于日本规定的假想敌国序位的评估与研究问题。从1907年《国防方针》到1936年的《国策基准》,日本战略规划实际规定的是战略的进攻性原则,以及根据作战需要而随时转换战争对手的“对多国作战”原则,还有终极目标“北南并进”方针。此间最不可忽略的是中国在其假想敌中的实际地位,参与20世纪20年代修订国防方针的畑俊六在战后回忆中指出:“对多国作战,有针对俄中、美中、美英等场合的考案。”畑俊六的这一回忆指出了日本任何方向的作战,都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所以,日本对苏备战型作战计划绝非优先于对中国的攻击型作战,其实际的占领东北、继而割占华北等扩张计划与行动的方向展开就是明证。就20世纪30年代计划而言,在历年作战计划基础上,1936年日军制定的1937年度(1936年9月以后的1年之间)作战计划,其用兵华北以南的日军,由前年度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约占其对外用兵2/3。所以,观察日军战争计划的假想敌序位问题,需要全局、全程地考察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绝不能以其表面序数为先。

   再一要点是关于全面战争中的战争指导问题。日军发动全面攻势,其攻击顶峰期在于攻占平津及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作战。对于该战略期攻防双方的战争指导的研究,著者强调:“‘上海出击’是蒋介石为了打破日本政府的蚕食政策,以及为了转移日本主力部队的进击方向,而刻意新开辟的战场。”(第396页)氏著根据日军作战计划,绘出1936年8月日军的作战计划图。(第298页)但是核对原计划,该图所举的师团数字是存在的,但图中箭头所示从北平直指武汉和南京的规划,是原计划书中没有的。相反,该计划明确规定的作战方向是和海军配合,即从海上指向华北(含平津与青岛山东方向)、华中(即华东上海方向)、华南(福州汕头等地),此方案没有涉及武汉等华中地区。该方案还明确规定,对南京地区的攻击,将使用正面攻击上海的第九军(3个师团),与从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2个师团),相互策应,以“占领并确保包含上海、杭州、南京的三角洲地域”。显然,插图自北而南的指向箭头,属于著者自己的解读,但是标题为“1936年8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对华作战计划”,如此作为日方史料加以使用,有损于史料的原始性和真实性。

   关于日军全面攻势中的自北而南还是自东而西问题,海峡两岸学界关注已久,论著多达数十篇(部),还有相应的日军史料,本文不再赘述。氏著对于这一问题着墨不少,但大体沿袭国民政府的战时宣传以及战后初期蒋纬国、徐培根等中国台湾学界的思路与结论。对于多年来的海峡两岸研究成果,似有梳理不足或忽略之嫌。

   氏著有关战后蒋日关系的论述集中在第六章,其主要内容围绕蒋的“寄望中日友好”的以德报怨政策而展开,详尽介绍了蒋的政策提出与发展、社会媒体反映诸方面。该章再度突出了值得商榷的情感主题,其焦点问题之一是对于日本军事顾问团队“白团”地位作用的描述。

   国民政府退台后,军事完全处于崩溃境界。为借用各方面人力物力,蒋充分利用了日本旧军人组成的顾问团队“白团”。氏著强调“白团”是美军顾问援助到达之前“唯一”外援力量,是“国军能在短时间内恢复战备能力的关键”。(第66页)并着重描述蒋要求台湾军人全面学习日本军人,包括学习由“负责、服从、服务、牺牲、创造、守法”等“六大精神”组合的日本“武士道”,以及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诸多精神。氏著强调“白团”在台湾“能在军中掀起一股全面向日本学习、看齐的热潮”。(第68页)

   “白团”地位作用确实不可低估,由“白团”旧军人顾问团队所带来的日、台关系诸方面的影响,至今仍然是存在的。不过就退台前后蒋支配下的党、军体制的整建而言,氏著对于“白团”意义地位的强调有绝对化倾向。当时,为重建军事力量,国民政府继续利用战时的同盟关系,全面引进美国军事制度与技术,施行美式战略与战术的作战训练,可谓“使得国军体质快速转换并渐趋美式化”。相信此点已成研究界共识,无需本文赘述。氏著几乎没有介绍国共内战时期与蒋退台后的军事重建的“美化”历程,单独强调“白团”的作用,包括强调“白团”的思想文化意义,用以证明蒋之对日友好、化敌为友,这样的论证有违蒋之军政举措实况。其实在大陆地区,中共军队也大批量使用日本人力与技术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也在不断开拓和日本的经济技术交流。可知,当时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借用战败投降后的日本的人力物力,这是战后中日双方特殊政治形势所造成的普遍现象。夸大其中的情感因素,极容易导致军政大局的把握失误,或史实研究的误解。

   

结语:关于史料、史实和方法的总结与思考

   

   当斯坦福大学所藏蒋日记完整公开之际,氏著不乏只眼,指出新公开“没有造成近代中国史事认识上的颠覆性冲击”(前言,第7页),盖因为此前已有《事略稿本》等出版,“大溪档案”等多类史料在台北也已公开,日记的主干内容早在史家关注之中。加之日、美、欧所藏国际性资料的大量披露,业已构成较为稳定的主干史料的存在及其研究态势。所以,氏著认为新开放蒋日记可以加深、佐证既有研究,但不会造成颠覆性的史实重构。此言说明著者在研究动态与史料掌握方面具有充分的自信。

   黄仁宇曾对蒋与蒋日关系研究提出过值得重视的评议,指出有人对蒋“恣意批评”,或是“所作的蒋介石传记写来唯恭必敬,读来有如新添了一部《二十七史》,内中又来了一篇《太祖本纪》”。按黄仁宇主张,对于蒋不能照搬以政治史为主体的古史帝王“本纪”模式,而应该客观地兼顾其思想、文化多方向,开拓新的研究视角。由此观察,氏著能够站在学术前沿,掌握大批中日双方核心的、特别是青年时期蒋在日资料,从心理情感和对日认识角度展开新的研究并提出新结论,在方向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问题在于内容方面,氏著情感倾向很明显,一以贯之强调蒋日之间的“亲善”成分,直接影响到较多的史料取舍与史实解读。于是,在青年蒋的对日认识、北伐时期“蒋·田中会谈”、日军蚕食华北与发动全面战争、蒋之军政大局应对方略、战后处置日本等问题的内容分析,及其相关的“亲善”与和平性格的结论,多与研究界所确认的中日关系基本史实相悖离,需要在军、政与情感认识多个层面再作综合性探讨。

   上述讨论,还连带一个方法问题,黄仁宇的“本纪”说是对于僵化的研究模式的批评用语,但绝不能忽略蒋的执政生涯长达半个世纪,其研究必然包含“本纪”式叙事。蒋早年留学的革命初衷与后来的政治家本色,实际地构成了蒋对日情感的多重成分。对于蒋日关系的研究,情感视角的选择不可忽略军政叙事,情感叙事并非“亲善”唯一;视角选择与叙事平衡,始终是需要有效把握的研究原则。

   窃以为蒋之青年留学与执政生涯,与其说是“亲善”日本,不如说是“知道”日本。如果结合“本纪”式军政解读方法,还原蒋作为军人出身的“知日”政治家本色,诸多商榷之点,有可能自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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