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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金雁 点击:15922次 时间:2011-07-23 13:31:10
“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俄国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的“行动者”曾试图发动农民掀起反沙皇的“直接革命行动”,他们动员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医务人员、教师、经济学家和统计工作者纷纷离开城市“到民间去”,从事民粹主义的革命宣传。然而农民对他们的热情报之以冷淡甚至仇视,很多人在农民的检举下被捕。仅1873-1879年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而受审判的人就有2500人。在“上层黑暗、下层愚昧”的夹击下,“到民间去”运动遂告失败。1880年代初“民意党”被镇压后,俄国知识分子迅速发生分化,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寄希望于城市无产阶级,成了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因为他们大多流亡在外,对国内的影响日渐减少,而在国内活动的主要是“民意党”的敢死队员,他们把暗杀“反动的”政府要员的恐怖活动作为“必要的和必然的”斗争手段,公开提出为了应对残酷镇压,要以自我牺牲的暗杀来唤起“周围人眼中的革命政党的威信”,以“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为口号转而从事恐怖活动。
    然而更多的宫廷官员和体制内知识分子拒绝这种激进,除了那些完全依附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按俄语中的用法,这种人即便是有学问的专家,也不被叫做“知识分子”的)外,那些仍然对现状不满的人也主张在保持沙皇专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在随之而来的“反对时代”中,他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于是成为那时文学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无所事事者,即所谓“多余的人”(冈察洛夫于1859年创作的小说《奥勃洛摩夫》,塑造了一种无所事事的贵族典型)。
    而不同于上述两种观点的第三种人则认为,需要总结经验、突破狭隘的激进主义意识,要避免革命和恐怖主义的灾难,就要另辟蹊径找到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俄国问题的途径。他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和农民中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恐怖活动只会加剧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1881年民意党人在七次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后终于得手,炸死了沙皇,沙皇政府中止了拟议中的改革方案,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力量得势,上层的改革意愿被吓退,出现了“反动”浪潮。反对恐怖活动的知识分子对此产生了自责和愧疚感,在他们看来,对狂热的革命“民粹派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宗教”(切尔诺夫:《伟大的俄国革命?立宪会议主席回忆录(1905-1920)》莫斯科2007年,第410页),这种割裂社会的局面在俄国已经被“分裂运动”演绎了200多年,即便能够从体制上解决权力变更问题,也难以改变俄国文化的“不对称性”和“被管制社会”的致命弱点,社会变革要远比制度变革更复杂,这项长远细致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地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的。
    于是他们提出新的长远的“行动模式”,即破除“政权万能论”和精英领导群氓的思维模式,抛弃一次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地改变世界的英雄主义的激进乌托邦的肤浅思想,“迷恋于街头政治的社会主义极端派的危险性还没有被世人察觉,革命斗争是有害的。……我们社会的主要毛病在于它过分热情,过分倔强,过分直率地表达自己反对现存制度的愿望。”他们认为,在不具备革命前提的情况下,可以姑且对上层集团采取“有限忍耐”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为促进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和建立起“自我负责”的公民社会做努力,改变社会组织资源的被动状态,转向“具体的实际工作”,从身边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以“切实可行”方式关注底层,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展开地方自治运动,建构起一个可以上通下达的桥梁。他们表示既不做“奥勃洛摩夫式的”“多余的人”,也不做“英萨洛夫式的”无政府主义者(1862年屠格涅夫小说《前夜》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愤青”式人物形象),而是要在现有的政治舞台的框架内尽可能为社会创造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平台。他们明确表达了温和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我们在想,如何在整个社会机体不受震撼的情况下进行农民改革,实现公民权利,建立相应的制度如地方自治、有陪审员的审判等,我们希望把良心和自由引入这个国家,取消和至少放宽书刊检查制度”。从此“第三种人”开始与那些“直接卷入政治”的知识分子平行展开了重新自我定位的另一种选择,他们通过开启民智和大量的社会工作以迂回的方式以合法渠道为大部分不愿意卷入“革命恐怖”活动的知识分子创造“非暴力的活动平台”。也有研究者把这一类知识分子称为“跳出了‘纯粹思想’和‘介入现实政治’”二元模式的“实证主义者”(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71页)。
    他们与开明贵族联名上书沙皇,要求建立地方自治机构,1864年1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省县两级地方自治法令”,从此开启了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的活动高潮。一批脱离了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纷纷进入俄国各地的地方自治局,形成了所谓的“地方自治局工作者”群体,开始促使俄国向公民社会演变。以前苏联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只是把他们当作“投降派”、沙皇政府的“附属物”而缺少客观的评价,列宁虽然有时也承认“对地方自治反对派的活动不能低估”,(《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255页)但是他总体上是把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人”定性为“专制政府机器”上的“第五个车轮”,说这只不过是沙皇统治集团“自家人内部的争吵罢了”,如同“夫妻吵嘴,只当开心”(《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46页),并对此大加鄙薄和讥讽。而实际上“第三种知识分子”是俄国“地方治理”(земтсво一般译作“地方自治”,而“地方治理”似乎更准确)先行者,正是他们为实行立宪不懈努力,才有了俄国地方治理的长足发展,才有了1905年“二元法制”下君主立宪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并建立了其后的反对党活动平台。
    
    “小事理论”的提出
    
    俄国的“第三种人”认识到,“到民间去”的民粹派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民众在“好沙皇”传统的影响下,对高高在上的知识阶层充满了不信任。同时民间社会的发育不良,使俄国社会呈现出U字型的割裂状态。别尔嘉耶夫曾说,“俄国上下层之间的鸿沟有600年的差距,这一时间差是俄国社会发展呈现病态并阻碍俄国社会正发展的根源所在”。俄国社会差异性过大,上下两个阶层彼此缺少相互理解,是导致下层民众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之一。因此必须改变现状,使俄国社会走上良性改革的轨道。
    曾经的民粹主义者阿勃拉莫夫(1858-1906)在19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小事理论(теориямалыхдел)”,他在《俄罗斯思想》、《俄国导报》、《莫斯科电讯》等媒体上大力宣扬夺取政权之外的“小事理论”,并自诩为俄国知识分子运动“方向”的“校正点”。阿勃拉莫夫说:“所有以前俄国的思想流派,无论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派,都曾被肤浅的播撒在人民的处女地上,但却未曾深入人民的灵魂深处,因此我们的人民完全不受知识阶层的影响”。但其实我们虽然一时并不清楚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在俄国,“空谈家”与“实干家”的分野一直就存在,过去“实干家”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干革命”。如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借小说《序幕》主人公的口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政权的“干革命”!而现在阿勃拉莫夫强调要放弃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宏大叙事”,与其鼓动革命、搞恐怖主义的暗杀,引起统治者的反弹和社会内在的混乱,不如脚踏实地为社会“做实事”、“做小事”。此言一出就在俄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认为这种反思比较起以往在革命思想陷入了危机后的“检讨策略失误”更为深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制约,以一种非暴力、“更文明”和“超阶级”的方式整合社会,将可能重塑民间社会,从根子上解决俄国问题。
    紧接着,民粹主义理论的反思者尤佐夫·卡布里茨(1848-1893)在1882年写的《民粹派的基础》又进一步指出:“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社会体制变革从来不是某个伟大者振臂一挥,而是要历经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这个尝试和失败要以人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作为俄国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的使命未必在于要指出一条多么光明的道路,相反,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从而使人民少付出一些代价,少流血,这也许就是新时代的真正的任务。知识分子要拒绝做好高骛远改造社会的大事,开始学会从身边的事做起,一点一滴地从小事出发来改革社会”。他指出,“这些小事既不能得名又不能获利,但从这些小事中可以建立起千百万人的生活,这些小事决定了许许多多人的福利和生活”。“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而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的“实体主义”就成为既反对激进革命又不愿与沙皇当局同流合污的“第三种”知识分子风靡一时的“方向标”,促使许多人在思想上和行为模式上发生彻底转变。
    做“小事”的倡导者认为,既然现阶段在政治领域里难有作为,“社会革命”的激进行动目标一时达不到,即便达到了也未必能跳得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倡导的“合理利己主义”的权力轮回,而恐怖活动只会造成一种“镇压—恐怖—再镇压—进一步的恐怖报复”的“双输结果”,不如退而求其次地脚踏实地从事一些实际工作,从“小处着眼”帮助农民,缩短俄国社会的差距,在有利于农民的实际工作中帮助农民开阔眼界、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增强俄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和提高农民的宪政意识。
    如著名农学家希德洛夫斯基所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破坏活动中得到最大满足,这种转变国家体制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我们的上层自由主义者不了解俄国人民的本性,头脑中充满了这种幼稚的想法”。要改变俄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不均衡和社会紧张关系,从“为民做主”到让“农民自主”关键的是要让社会逐渐成长起来,要建立一种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机构——地方自治局。
    此后有相当一批原来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改民粹派运动时期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而是通过参加政权容忍的地方自治局活动,去关心农民的疾苦、解决农民实际生活问题。比如给农民提供贷款、组织销售农产品、提高农民的农业技术水平、改善农民医疗教育条件等方式逐渐使农民摆脱中世纪共同体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小事理论”的主导思想是“只管问题,不问主义”,他们自诩为“脚踏实地”的“实践派”,这便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这批人的中坚力量是大体上是从“自由民粹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延续下来的人,其活动场所主要是地方自治局,所以“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历程是与俄国的地方自治运动——俗称“第三种力量”的发展壮大同步成长起来的。
    
    争取民主的“迂回斗争”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为了管理在形式上已经成为独立个体经济的自由农民,改变原来警察式的统治方式,把中央政府从大量的不具备全国性意义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沙皇政府的管理职能有所改变,它下放了一部分权力到地方政府和自治机关。为“解放农奴”所做的配套工程之一,就是在省、县两级建立地方自治局,这是一种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类法团组织”,类似于一种沙皇政治板块原则上不松动下的放权让利,建立一种“类NGO”或半官方的组织来承担原来沙皇地方政府的职能,它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和赢利之外,但是毕竟带入了一定的宪政机制和公共服务精神,而不同于以往的管制社会资源的思路,属于早期的现代新型国家体制建设的一种创新。
    地方自治始于沙皇1864年颁布的《关于省县地方自治机构的法令》,根据法令各地建立起地方自治会,从中央政府分权,进行自我管理。它由“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在宪法的制约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成地方自治机构,利用本地区财力处理本区域内的公共事务”。这种地方性政治制度的职能是取代原先作为农民主人的贵族而充当国家与农民村社之间的中介,以打破等级界限。它以地方社会的利益为主要目的,地方自治局能够有一定的独立性,并有权利决定选择何种方式来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它与国家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一定的法律(契约)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这其中以与农民联系广泛的县自治局最为活跃。
    当时的自治局议会由各等级选举产生,通常为开明派贵族所控制,再由他们聘请专家和志愿者,从事教育、医疗、修路、土地整理、农技改革等工作,并进行相关的田野调查,由于其运作的专业化和具有公益精神,为俄国的治理结构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自治局的财政预算有专项基金、募捐款和政府拨款三种方式,大头来自国家拨款,但是其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民间性质,一般不受政府约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就其政治诉求来说主要是通过“非政治的而利民的实际工作”建立一种健康的制度,公共决策是以广泛参与和立法权确立为基础的。有人说这是一种“在专制国家中争取民主”的迂回斗争(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348页),虽然它还不可能一步到位地真正体现自由主义的立宪原则,“但它毕竟为自由主义反对派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活动场所,终究会成为‘制宪的一小部分’”。由于各种势力都很看重地方自治机构这个活动平台,其成员从保守主义到社会主义无所不有,在自治局里面既没有沙皇政府衙门的呆板保守的风气,也不像“革命党”那样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只要愿意“干实事”、“做具体工作”的人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就整体而言,自治局是一个不需要明确的政治纲领的事务机构,但实际上在“第三种知识分子”和“第三种力量”活动时期,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两种发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
    俄国自由主义的主体一直是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和欧化的地主,他们一般都是省和县的地方自治会议成员,据不完全统计,在实行地方自治的34个省中,有33个省的241名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参加了自由主义运动,约占总数1111人的1/5。在自由主义力量最强的莫斯科和特维尔两省地方自治会议中,他们分别达到22人和30人,几乎可以说,有地方自治机关就有自由主义的活动。1895年—1904年间担任自由经济学会主席的盖登更是把学会变成了地方自治机关的自由主义活动家的中心。1902年,地方自治局主席召开秘密代表大会,制定自由主义的纲领,虽然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他们仍没有制定出一部宪法来,但是用法律来界定国家的权力边界与公民的权利范围,让公民通过选举来参政议政一直是他们的政治追求。
    但同时,原来的一些民粹主义思想家认为,未来的非资本主义俄国农业仍有很大的潜力,即便将来兴起的资本主义农业,其主体也并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计的那样是大型“农业工厂”,而是个体小农,它可以形成一种经济模式:每户8—11俄亩的“责任田”上的独立经营与非农产业的合作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并以“小城镇”、合作制、乡镇企业、家族共同体的传统社会关系与现代化决策程序形成互补的发展模式。应该说,这两种方向的努力都为自治局活动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经验积累和有益的探索。
    
    地方自治局蚕食政府权力
    
    从沙皇开始设置自治机构,它与政府行政机关在权限边界上就既有重合又有含混不清的地方,这导致双方关系一直不和谐而处于争夺状态。总体而言是自治运动呈现出强势态势并不断蚕食政府权力。正如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所说的:“按常规发展地方自治,最后将导致人民代表机构在中央一级建立,而后人民将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的管理”。(谢·尤·维特:《专制政体和地方自治局》,211页)
    自治运动使俄国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在发生悄然变化,政府行政机构的基层力量在1870年代以后在削弱,社会的力量在双方的对比开始具有优势,仅从政府官僚数量减少和社会自治机构中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快速增多就可以肯定官僚式的管理领域在大幅度缩减,正如1881年俄国参政院调查显示,地方自治机构比政府机构更好地发挥了自身的职能。从履行职责的责任心和了解当地社会利益需求的角度来讲,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职员要远胜于政府官吏,甚至可以说地方自治机构严重地排挤了政府机构,这引起了政府人士的不满。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是:1894年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人员拒绝了政府让其接受国家公务员地位的建议。社会管理排挤官僚管理这一进程成为19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突出现象,一位俄国官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官吏们没有多少事务,成为一群无所事事的人,他们的工作都被自治局工作者“抢”走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认为,“大改革发展了自治机构,降低了政府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因为社会机构总是试图摆脱来自政府管理的控制和监督”。1899年总理大臣维特也在工作报告中说,自治机构力量的增强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造成的,他还证明说,自治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俄国立宪政体的确立和专制制度的削弱,就像西方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
    不过,也正因为“第三种人”的政治立场模糊,各种政治追求的人都混杂其中,也使得它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革命者斥责其为专制政府的“附属物”、沙皇国家机器的帮凶,而沙皇当局又把它看作是“革命运动的同情者与外围组织”,当时的政府文件中就说,这种表面上标榜“实际主义”的反对派队伍是“借人民的压力在推进立宪”,它同样会孕育出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从而腐蚀国家政权,是需要严厉防范和适时打压的。苏联时期的研究者也认为,“革命前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要发展是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实现的”(切尔明斯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莫斯科1970年,14页)。由此可以看出“第三种力量”的活跃和俄国的立宪运动的发展呈一种正相关比例关系,它为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实现了“迂回斗争”的目的。
    
    “开启民智”的“社会工作者”
    
    据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国家法和法学比较史专家、社会学的开创者柯瓦列夫斯基教授(1851-1916)统计,1912年俄国有自治机构的省份有40个,在自治机构中的人约有8。5万人。他们在其社会实践中真正做到了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农民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成为在俄罗斯大地上真正深入社会的知识阶层,改变了“城里有文化的人听不懂、甚至排斥农民的语言,农民也听不懂城里人的标准语。他们彼此不了解,没有任何共性……形成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状态。19世纪后25年“第三种人”也曾经按照民粹派提出的要把农村建成“反对私有制的堡垒”的思路做过一些努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斯托雷平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发展渐趋主流,摆脱中世纪的宗法传统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就成为这些农学家——组织者“具体工作”的指导方向,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俄国特色“社会实践”的工作经验。
    由于俄国的市场化进程以及“深入社会”的“社会工作者”不懈地努力,首先使俄国社会舆论的价值评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工商业者地位第一次超过了贵族,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重集体、轻自我”的共同体本位价值观也出现了“平衡移位”,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离感”和“接纳障碍”在逐渐减弱。在自治局工作者下乡办教育和农民向城市流动的双向过程中,农民的识字率从19世纪中叶的10%上升到二月革命前的36%,农村整体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世纪70年代以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移民,1869-1900年彼得堡人口从66。8万增加到124。8万,新增人口中有近七成是移民,有41。9%是在近10年里来到首都的,从1890年到1900年每年还有720万的外出打工者。农民出身的新市民后来成为影响农村转变的“传送带”,农民开始接受新事物,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很大的转变,对城市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逐渐理解。在他们的行动中理性、个人因素和宪政的因素都在增加。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颁布以后,工商业部就收到大量要求成立各种协会的申请,从申请中附带的协会草案章程中可以看出,在新移民的价值体系中,个性解放和维权的意识占据了显著位置。
    以前俄国普通阶层普遍不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有的非商业阶层都瞧不起工商业“富豪”,俄国的工商业家从来没有获得与其在经济领域相称的地位与荣誉,所被媒体标榜的“正面人物”无一例外的是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鄙视商业和企业在俄罗斯是有历史传统的,对“经商的犹太人”的偏见始终难以消除。企业家的人格受到质疑,他们如果受到赞扬,往往不是由于企业生产活动的成功,而是用赢利的钱所做的慈善事业,很多企业家经营成功后都愿意实现身份转移。但是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到19世纪末受到了挑战。
    这一阶段由于贵族没落的速度加快,他们占有的土地从19世纪60年代的8700万俄亩减少到1905年的5300万俄亩,40年中减少了40%;1905-1915年的十年间在欧俄的47个省这类土地又减少了1100万俄亩。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加剧了旧贵族的破产。在自治局工作者的启蒙和宣传下,人们对“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瘟疫”的敌意明显降低,而对贵族身份不再感兴趣,工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正在取代贵族的地位。著名企业家里亚布申斯基就说:1861年后,“商人的自我评价明显提高,几乎再没有人像从前那样追求贵族身份”。比如1899年沙皇曾赐予契柯夫贵族身份和三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契柯夫不但对此秘而不宣,而且羞于公开此事,一直到1930年契柯夫的传记作者才在他的家族档案中发现此事。俄国改变了传统上轻商抑商的文化传统,工商业者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们认为靠个人奋斗、个人努力远比躺在祖宗的荫庇上光荣。1895年在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上,莫斯科商人拒绝站在贵族的后面,坚持站在前排,争执的结果是商人获得胜利,多年以来加冕礼仪的排序第一次得到更改。
    
    社会改造初见成效
    
    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农民问题的广泛性与尖锐性凸现出来,各种派别为之进行了广泛的论战,自治局工作者认为,地主经济不可能成为农业发展中的主流,而只有农民的土地占有形式可能会更为有利。他们跳出了以“道德人”或“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争论,而是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动态分析出发研究其农民的经济行为,使之提出的理论更能为农民所接受。由于俄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以及自治局所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使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在这一时期的俄国农民、乡村和农业问题的研究中取得辉煌成就。他们首创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实践,使得俄国农民学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顶峰,仅自治局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的专著就达4000多部,他们还完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这些成果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研究资料库。“自治局工作者”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本着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的未来寻找出路。他们的工作看似琐碎,但平心而论,这些“实际工作者”为改变俄国阶级结构两极对立、“中间群体”力量薄弱的状态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济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如1890年代初因俄国暴发大规模的霍乱伤寒,自治局工作者全力投入抗疫,有多达60%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医生因接触病人而死亡。
    从1864年“自治局法令”颁布到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是地方自治运动展开“社会实践”卓有成效的阶段。这一时期“自治局工作者”的工作主要是改善社会环境、提高民众的素质,仅1865-1884年地方自治局就向政府提出2623项申请,其中约有近半数的申请所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使俄国在教育、卫生、交通、民间金融各方面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世纪初他们办起了1万所初等学校和大量的“扫盲班”;1898年在34个设有地方自治局的省份内建立起2000多个图书馆;在“第三种知识分子”的呼吁和运作下,乡间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大提高,20世纪初俄国的单位人口医师占有率比19世纪70年代增加4。4倍,主要是在农村地区设点;地方财政支出的1/4~/1/3用于医疗卫生,医院服务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而且是免费医疗;9岁以上的居民识字率从28%上升到38%,居民的平均寿命增长了2岁(从30。4岁到32。4岁)。每千名居民中的普通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了1倍,大学生则增加了6倍,图书馆的数量增加了4倍,图书报纸发行量增加了2倍。在农业方面建立了不少示范农场,大力推广机械化的新式农机具,明显提高了农业生产率;34个省的359个县里设有243个地方自治会邮局,这其中2/3的邮局架设了电话网并设立了乡村通话点。在城市里建起了排水设施、道路照明、剧院、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在他们“眼睛向下、工作中心向下”的不懈努力下,俄国乡村与城市的距离在快速缩短,甚至出现融合的趋势。
    
    政治诉求提上议事日程
    
    “自治局工作者”的务实精神并不意味着不问政治。他们虽然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俄国农村和基层社会当时的“问题”并不只是扫盲、修路、开诊所,更多的问题仍是社会性的,涉及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体制。自治局工作者事实上不能不卷入各种农民维权的事件。他们虽然并不鼓吹“革命”,但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支持农民就难免得罪官府。于是仅19世纪70年代,在警察局挂上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并有多人被逮捕和流放。“革命者”说这些专家是当局的走卒,而当局却认为他们是异己力量。
    但是地方自治的推行仍然在悄悄改变俄国。
    在城市管理方面,城市议会代表制度在1864年、1890年的两次《地方自治机构法》颁布后,城市的自治管理步伐加快,从彼得大帝建立官僚体制以来,沙皇政府机构的活动第一次遇到了挑战和竞争。从事自治局工作的人认为民众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目的和活动方式,不能以后者取代前者,或者牺牲前者而满足后者,自治机关是以“公众性”而非“国家性”为目的。在法定的私人和公共范围内,国家不能横加干涉。他们对国家职能和公共职能作了明确的区分,提出经选举产生的市杜马只对选民负责而不对政府的官僚机构负责。这种状况导致了市杜马和政府关系的破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政府于1892年颁布新的市杜马选举条例,提高了选民财产资格和代表人数,结果这一举措更导致了双方对立情绪的激发。市政改革上体现的公民政治权利诉求更加凸现。各地出现的“沙龙”和“小组”成为了舆论中心,成为了思想争鸣和社会问题讨论的载体,它们与新闻媒体形成相互配合,形成了知识界影响报刊、报刊影响社会舆论继而进一步影响统治阶层的循环。“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部门的活动,都受到了来自社会和社会自治机构的监督”。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在形成和反映社会舆论中的作用以及新闻媒体监督所起的作用都越来越大。以至对于官僚们来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们不仅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机构的意见,还要竭力讨好和迎合它们,并妥善处理与它们的关系,那种“衙门里的人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了“按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20世纪初最高政权在同舆论界的每一次冲突中都做了一些让步,社会对政府部门活动的监督能力有所加强,在这种良性互动下,社会获得了为争取自己权益以合法手段来影响立法工作的可能。
    从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这12年间,是逐渐成长起来的“第三种力量”合法介入俄国政治的重要阶段,他们营造的社会氛围和基层自主意识为俄国自下而上地向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治化方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905年以后城市联盟和地方自治联盟的作用增大,市政管理也从原来的收税、治安、征兵三项的警察式管理向社会服务性转变。这些切实可行工作虽然不如“革命政党”言论和“破坏性”活动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但是却对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和培养中产阶级功不可没,也为合法介入政治奠定了基础。
    
    “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
    
    据统计,20世纪初在34个省的自治机构中有33个省的自治局议员参加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地方自治局在自由主义的引领下成为后来立宪运动的倡导者。沙皇于1905年8月6日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10月17日正式颁布《十月十七日宣言》。这标志着沙皇首肯了自由主义力主的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以后,政府表示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使沙皇政权具有了立宪的功能,因此《十月十七日宣言》现在被俄罗斯看作是“20世纪国家体制转变”的“最成功的”标志。1914年自治运动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地方自治联盟和城市自治联盟,1915年底全俄有464个城市加入城市联盟,在城市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自由主义的政党,二月革命后曾当过临时政府总理的李沃夫公爵(1861-1925)当时就是全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
    到20世纪初,俄国的各种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无论政治取向的、还是行业、职业成员利益体的或者是以慈善为目的的组织都是自愿成立、自主活动的组织。各个行业都有协会成立。这时俄国已经孕育出许多公民社会的要素,“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迅速”。全俄占总数10~11%的商人和占总数16%~36%的市民拥有自己的福利机构,向本行业内部的贫困户提供物质帮助;全国有14000个各类慈善组织和机构,全国有大约100个中学教师协会,150多个私营企业职员协会;企业主方面有冶金与钢铁加工代表联盟、金属加工工业联盟、全俄企业主协会联盟、全俄贸易与工业联盟、捍卫工业委员会,农业方面有全俄土地所有主联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职员都有捍卫自身利益社会团体。劳动者方面俄国的上千个工会中有150万会员;全国还有6。3万个合作社,吸收了2440万成员(1903年11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宪政自治运动秘密团体,参加者多为知识精英、城市中产阶级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地主——作者注)。1905年成立了“全俄农民联盟”,年底有20万农民加入。从上层人物到普通知识分子都把参加社会组织看成是非常体面的事,看成是表达自己意愿的重要平台,有时一人甚至参加好几个组织。
    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后,民间积极性更加高涨,全国涌现出1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代表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其中君主主义的政党有4个;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组织有38个;由地方自治派组成的“全俄协会联合会”属于中间派政党,在“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协会”的基础上成立的“立宪民主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它们给自己的定位是“非阶级的”、符合“俄罗斯知识分子情绪”的政党,是“民主法制派”的倡导者;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政党有45个,其中最大的社会革命党到1917年时发展成为拥有100万党员的第一大党,以及代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组织16个,那些原来蛰伏于地下的革命政党都纷纷亮出旗号,成为可以利用杜马讲坛的公开活动者。
    
    1917年2月:再度成为革命的合作者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给本来就腐朽不堪、只体现“警察职能”的国家机构带来深重的负担和巨大的压力,在和平年代极端反感自治局“蚕食”政府权力的“官本位制”的政府行政机关这时不得不向自治局求助,已经承担了相当部分政府职能的地方自治机构趁势“坐大”,成为俄国名正言顺的“第二政府”,它们利用自己广泛的动员能力为前线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保障,在积极为战争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利用这个难得的扩展机会,乘机与政府“抢夺天下”进而取而代之,因此被人们誉为俄国在一战中的“中流砥柱”。在战争时期自治局及时提出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建议,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合法的工会、成立全俄性的民间组织,在1905年革命中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就是1904年在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倡议下组成的,以至于到后来沙皇意识到“自治机构将成为瓦解专制体制的心腹大患”时,“第三种力量”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虽然这些“实证主义者”在其社会活动阶段不问主义,多干实事,但自治局工作者当中具有“左派的革命情结”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进入“第三种人”的行列实属无奈,本来就有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成分,一旦情况允许他们便要超越原来的“渐进”设定和不拘泥于“小事原则”,要表现出“激进和革命”的本能,随时准备完成“七十年代人”没有完成的理想。19世纪末自由主义活动家彼得·罗凯维奇和自由派记者在莫斯科召开有40人参加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会上就有人提议建立秘密组织与沙皇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自由主义者成立了“反对派同盟”,该组织后来改称为“地方联合会”。他们在国外所办的《自由言论》杂志成为地方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实际上这时“第三种人”的行动已经成为反沙皇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对体制内保守势力和不思改革的失望导致自由主义发生了变化,原来一些属于自由主义温和派人士,到20世纪初逐渐激进起来,比如“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齐契林原来一直因为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而受到革命派的谴责,可是就在他临去世前的一段时期,就连《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都称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为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1901-1911年这十年间因恐怖活动被杀的有1。7万人,其中有大部分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在政治上“第三种知识分子”与“革命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行为方式上的不认同,但是他们始终把对方看成是同盟者,例如自由派学者,1883-1902年曾负责管理大臣委员会事务的库洛姆金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和革命者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对抗”。他们尽可能地在政治诉讼中为“革命党人”提供保护,拒绝在杜马讲坛上谴责其行为。由于城市杜马的“左倾化”,它“被一种易怒的、缺乏忍耐力的政党政治的氛围所笼罩,并预示经常性斗争的不可避免”。战争过程中政府机构的无作为,反对派利用一切机会鞭笞皇权政府,使其合法性丧失殆尽,最终导致了二月革命的爆发。
    1917年二月革命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曾有过几个月的最辉煌时期。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李沃夫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原来沙皇政府省、县两级官员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污点”被民众所抛弃,地方自治局由于半个世纪的基层工作经验的“实践积累”,赢得良好口碑和“人脉”资源,很快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一套人马有两个招牌,以民间自治机构的名义担负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担,成为各地实际上的临时政府。自治局人士欢呼“迂回道路”、“曲线救国”终获成功,他们顺理成章、兵不血刃地从沙皇政府中接管了政权,半个世纪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自治机构在二月革命后立即进行了民主改革。3月2日革命成功,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3月3日自治局工作者就在发表的第一份宣言中称,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的选举”,为此后进行的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进行实际操练。很快选举工作就在43个省、456个县、9305个乡大力展开。在最后选出的30万个乡议员中,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农民代表占了绝大多数。乡自治会选举后又进行了县、省的自治会选举,全国共选出23551名县议员,构建起了完善的民主地方权力基层组织。3月5日临时政府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是临时政府委任的全权代表,统管地方事务。这样,主要由“第三种知识分子”主导的地方自治机构就正式成为了新生的民主俄罗斯的基层政权。
    
    从“不够民主”到因“民主”获罪:自治局工作者的厄运
    
    但是好景不长,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很快结束了地方自治的辉煌。
    继承民粹派革命党传统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原本与“第三种人”并非一路,在理论上也多有批评,但在二月革命前的专制时代,它作为反对派实际上也从地方自治运动约束专制、扩大自由、开拓社会公共空间的活动中受益。而且正如1905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一直参加杜马选举一样,它也参与自治局的活动。“自治局工作者”中虽然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是主流,但也有若干马克思主义者乃至布尔什维克(如А。И。赫里亚谢娃等)。在1917年2-10月期间,布尔什维克基本上是为拆临时政府的台而不遗余力地鼓吹群众性“大民主”,在基层拥有民主权威的自治机构也是他们要争取的讲坛。当时他们对“自治局民主”基本上是肯定的,但认为还不够,应当尽快选举出完全正规的民主议会,即立宪会议。如托洛茨基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其民主形式,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但是它表达的是“昨天的人民群众的状态”,可以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所以全民投票选出的立宪会议要比地方自治会议民主得多,要更具有代表性。
    但是十月武装夺权后,布尔什维克就开始搞“专政”了。尤其是1918年1月他们在自己掌权后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中惨败后便立刻变脸,以暴力驱散了立宪会议。从此开始了“专政革命”镇压“民主反革命”,或按列宁的说法即“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过程。地方自治机构原来的缺点是“不如立宪会议民主”,而现在越民主越“反革命”,最民主的立宪会议自然最“反革命”,不那么民主的地方自治机构也不能再存在,但不同于职业“反革命”的立宪会议活动家,自治机构中的技术专家还是可用的——这就是新政权对自治局工作者的基本态度。
    当时由于绝大多数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与苏维埃处于对立关系,而且一些自治机构还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展开夺权斗争,1917年底苏维埃政权决定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布尔什维克在通告中称,“所有自治机关及其成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发表反苏维埃言论者一律逮捕,并交付革命法庭定罪”。1918年1月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其中规定,“政权应当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各地的自治委员会机构统统被苏维埃政府取缔。俄国的“第三种知识分子”与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就此结束了。他们的实践活动本来可以为俄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的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俄国革命埋葬了一切探索的途径,“第三种知识分子”与“地方自治”运动的实践都以悲剧命运告终。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回光返照”
    
    内战结束以后,各级社会组织都被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机器中,而不能具有自治的社会功能,由国家主宰小共同体和个人的局面远远超过了沙皇时期。1922年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法规,委托内务人民委员会对社会组织重新进行登记——内务人民委员会成为社会组织的监察机关,并逐步形成了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控制机制。内务人民委员会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监督的内容事无巨细,同时,监督的机关也越来越多——苏共、共青团、苏维埃、工会等都对民间的社会组织有控制权。结果,除去工、青、妇这些党的外围组织以外,其他试图建立旨在实现社会利益的非共产党的任何机构都被禁止。
    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几乎所有原来独立的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1927年在苏联内务部登记的约7000家全国性的所谓群众组织已经完全没有自治组织的任何要义,甚至连“拉普”那样意识形态极端正统、只是成员有点同仁结社性质的组织也被取缔。此后苏俄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前的社会组织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只不过变成了苏维埃国家机器上的衍生品。它们都是“国字号”的变种或是文化娱乐之类无关紧要的团体。这些组织缺乏任何社会积极性和自主能动性,这种团体也是一种垂直型的隶属结构,而不能有横向的组织联动。虽然苏联历届宪法都保留了“结社自由”的条款,但那都是装饰性的词语,独立的社会组织根本不能发展,因为苏联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苏共是一切社团的领导核心。“第三种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就这样付之东流了,曾经已经初见端倪的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面貌戛然而止。
    但是在20年代新经济政策期间,他们曾经有过一个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不仅仍是农民国家,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饥荒,大批的工人返回农村,在战前最好时候俄国大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超不过300万,到内战结束的时候,只有1/3的工人还被雇佣。就是这些人中大部分也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成为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只有农民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工人返回农村,农民比重大增。另外,革命不仅消灭了地主,打击了富农,使农村中农化,加之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反动,农民又回到古老的村社自然经济中,战时共产主义阶段认为需要取缔市场、抑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货币的使用量极度萎缩到战前的1/70。布尔什维克尽管在理论上不满意村社,但是为了抑制农村的自发势力一直实行“反对独立农庄化”的政策,企图把全国变成全俄规模的重分土地公社,这种政治经济氛围有利于“第三种知识分子-社会学工作者”的再度活跃,因为他们过去在村社农业中对土地整理、社区组织等事务是真正的专家。在既摧毁了斯托雷平式资本主义农业又没能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只有传统村社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当局还是有赖于他们的。
    十月革命后大批的自治局工作者脱离原来的组织,为苏维埃政府服务。但是他们的“实证”理念并没有随之改变。此时自由主义已成“昨日黄花”而迅速凋零,“不问主义只干实事”的观念再度浮现,民粹主义价值观又一度占上风。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意义只在于从斯托雷平式的不公正改革下挽救了农村公社,为实现“村社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而且革命后为了抑制农村自发势力,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化条件成熟之前,采取了“把村社放在第一位”的政策,这些政策也为这些曾经的民粹派所拥护。因此革命后“第三种人”又一度相当活跃,在群众中、学术界乃至党政机构都有一定影响。当时有那么几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学术领域民粹主义宣传也是合法的。由原来的自治局工作者和以拥护苏维埃政权为前提的民粹派合流形成了所谓的“新民粹派”。这其中以恰亚诺夫的“农民—社会组织者”最为著名。
    
    “第三种人”的终结与“历史的回声”
    
    但和此前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十月革命后的“新民粹派”已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独立的组织活动,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的,它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上的流派。但是这种状况也没有持续几年,很快便被斯大林的社会改造浪潮吞噬。1929年,党外经济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开始清洗,1930年,在由新经济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大转变”和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高潮中,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党”——“劳动农民党”,新民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在其中。恰亚诺夫等15名学者在没有公开审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至此,“第三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俄国的试验不仅彻底失败,他们的个人生命也悲惨地结束了。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主要目的”的俄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含义,成为一种近似于现在“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存在或具有NGO组织的某些活动模式。在1930年“新民粹派”被处决之后,俄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不复存在了,标榜独立于“政府与革命政党”之外的“第三种人”也统统被纳入苏维埃国家体制。只是到20世纪70年代俄国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以后,俄罗斯大地上才又出现了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主义”、麦德韦杰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知识分子群体。
    总体而言,苏联剧变以后流亡在外的别尔嘉耶夫等人以及索尔仁尼琴基本上继承的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剧变”前后,俄罗斯社会与思想界对从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列宁主义的这一传承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反思,自由主义则一度成为主流后又因经济转轨中的挫折而再度衰落。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则因为政治倾向模糊能为各方所容,并且因做了大量“实事”而获得好评。剧变以后回国的索尔仁尼琴就注意到与这种传统的对接,他呼吁俄国知识分子重新掀起做“具体实际工作”的“第三种人”浪潮,并且他自己还创办了一份“地方自治通报”的杂志。目前从投身政治的“顾问”和政府谋士以及科技工作者分化出来的“第三种知识分子—社会学工作者”近年来与世界非政府组织接轨,又以更广泛、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他们从理论资源的汲取中和实际操作上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一百多年前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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