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 页 >> 学术研究 >> 史学 >> 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
学术研究
点击排行
最新文章
热门标签
哲学 影评 符号学 分析哲学
管理 经济危机 贫富差距
传播 新闻 和谐社会
历史 胡塞尔  人口比例
郎咸平 华民 林毅夫 价值观 
司法公正 国学 正义 人文 
存在主义 现象学 海德格尔
史学
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杨奎松、陈丹青 点击:55次 时间:2011-9-24 13:52:25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好像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好在民国历史离我们还算近,鲜活、生动,当闸门打开后,出现了一股“民国热”,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同时, 民国留给我们的遗产和问题,分明还和当下对接。那时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精神气,可能是当下最缺失的。9月11日上午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邀请到张鸣、小宝、杨照、杨奎松、马世芳、陈丹青等嘉宾,探讨“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的话题,主持人梁文道。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大家早上好,我叫梁文道,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届理想国沙龙第二天早上的论坛。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昨天这个沙龙太嫩了,人数又少,我指工作人员的人数少,所以出现很多不可预计的状况。昨天我知道有很多年轻朋友今天也在场,也是昨天都来过的。昨天大家排队很辛苦,找票很辛苦,很多人拿到票但是进不来,而且昨天天气也挺凉的,下雨。大家排队排了一千多人,排到隔壁公安局门口,情况不是很好。还好,群众情绪相当稳定,可见这真是一个和谐社会。我希望今天大家继续和谐,而且我要郑重的跟大家道歉,昨天的混乱,牺牲掉大家很多宝贵时间,各位的热情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碰到一伙年轻人,住在青年的旅社里面,他们那伙人刚刚才认识没多久,昨晚已经在宿舍搞上了,包括有河南来的、上海来的、辽宁过来的,很多外地来的朋友没有办法进来,我们真的觉得很不好,所以我们明年一定会改善,希望能够解决掉今年出现的这些问题,如果明年还有的话。无论如何我们开始今天早上这场沙龙。
    我们的大主题是打开,我们今天早上的这场要谈的问题是关于民国的问题。为什么讲民国?最主要的理由,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各地都有很多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种种的文艺座谈什么都有。同时最近两三年我又注意到出现一种很奇怪的民国热。热到什么程度?拿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广州的中山大学,他们今年的毕业礼上面有一些同学穿回一种他们想象中的民国学生的服装,就是这个女孩,穿着一袭旗袍,但是是比较朴素的。昨天资中筠老师跟我们讲,他们当年民国女孩穿的旗袍,开叉是不准高过膝盖以上,各位在电影看到开到这里都是妓女或者性工作者。为什么现在忽然有这样一股民国热?民国到底是已经过去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怀旧,越怀旧它越美丽,越怀旧越浪漫所以变成浪潮?还是说这个现实是千疮百孔,有很多腐朽不堪的事情,甚至有人说台湾开放自由行给大家,有人说终于可以去到民国的土地。没错,人家还叫中华民国,但是这个民国是不是以前我们所认知的那个民国?这是不是现实中的民国?这会牵连到很多历史的、文化的跟政治的问题,于是我们今天请来几位嘉宾,让大家一起来跟他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跟见解。
    第一位嘉宾是人民大学的张鸣老师;第二位是来自上海的小宝;第三位是来自台北的著名时事评论家、作家杨照先生;第四位是现在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奎松先生;第五位是著名的台湾乐评人以及电台DJ马世芳先生;最后一位是陈丹青先生。
    首先有请张鸣先生。
    张鸣:今天的主题叫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我的看法民国肯定是历史的,但它也是现实的。民国是很破烂的国度,没有这么多的GDP,有人抽大烟,也有人种大烟。但是民国有一点东西是现在没有的,就是民国有自由。自从陈丹青先生制造了一个词叫做“民国范儿”,这个民国范儿很流行,刚才文道讲有些同学穿着旗袍认为民国范。其实民国范指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有点意思,就是那种牛烘烘的劲,尤其是文化人,他们可以自己办报纸,他们可以自己办出版社,他们可以上街游行。虽然在国民党时期少一点,但还是有。文人、媒体人可以骂领导人。到了国民党时期,还有人说宋子文这样的人非走不可。宋子文是谁?当时的行政院长,现在叫总理。现在没有人敢这么说话,那个时候宋子文真走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宋子文和傅斯年都是很有民国范的。现在很多的人怀念民国,其实背后就是怀念自由,我们要有这份自由,(所以)我们才怀念那时候的生活,那个时候的种种。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时候,中国也不可能再那样,中国当时处于很弱很受欺负的状态走过来的,民国是走在那个过程中。种种的不好,其实民国也有在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方面也有很多不错的方面,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在二战胜利之后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严格说在1943年就没有了。民国还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更值得纪念的历史它毕竟是一个共和国,民国,我们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叫中华民国,但是他们多少有点像民国,它毕竟有国会选举,有人正儿八经的投票,但是今天我们的共和国,到迄今为止我作为50多岁的人,还没有见过选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怀念民国,不仅仅是历史,可能我们着眼的是未来。谢谢大家。
    梁文道:下面有请上海来的小宝。
    小宝:我不在大学,也不在任何研究机关,就是自己喜欢胡说,民国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题目,所以我也经常看这方面的故事。文道说这个题目我还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知道他让我们说的主要的是关于民国的事情。按照我的看法,49年之前,我觉得以后台湾的民国和49年之前的民国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49年前的民国,从辛亥开始到49年,我的看法是历史上的过往时期,清政府灭亡以后,用胡兰成的话来讲那时候叫做王气渐销,兵气渐涨,最后收于霸道。民国的三民主义的民生,民生搞的非常糟糕,他们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他的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除了这些不高兴的事情我还是想说高兴的事情,民国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我现在最喜欢民国的就是有那些灿若群星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我们现在来看他们每个都比我们高尚非常多,他们有良心,有尊严,而且他们的人格非常完整,而且他们在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文学界,包括在自然科学界,像胡适、鲁迅,包括像张爱玲,胡兰成写她的标题就叫《民国女子》。我们现在有很多出版物,这几年成果非常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现在在忽视,有些思想的东西被忽视。有一个思想东西我非常感兴趣,辜鸿铭,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等他西洋学成以后回中国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接触中国文化,而且这人长期在历史上被我们丑化,丑化为一个小丑,一直留着辫子,喜欢讨小老婆,对女人也有歧视性的爱怜。但其实他对中国的文化有非常深刻的想法,他写过一本书叫《春秋大义》,里面讲的非常好,他当时觉得中国文明是世界最好的,中国的良民比世界其它国家良民好,他列举很多优点,他认为这种优点,在皇权之下中国是最好的良民,但是离开皇权,他最讨厌暴民,他认为欧美那些民主国家也是暴民,但是最极端的暴民他认为是苏联,而且他在二十年代的时候预言中国皇权取消以后最后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苏俄式的暴力。我们把他那些价值判断的东西拿开,起码从预言性来讲,他是讲的非常准。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民国有非常多这样的人。
    胡兰成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人,胡兰成作为张爱玲的陪衬反复被人提起,但是他是民国时代江湖学术的代表人物,他有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和讲法,他对女权非常推崇,张爱玲对他后来是致死都没有原谅他,但是他在文章里面对中国女人学问上的赞颂是我从来没看到过的。胡兰成对中国的礼乐制度有他自己独特的阐发,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是被忽略的。
    而且还有些人完全不提也非常可惜,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讲。就是所谓的汉奸文人,汪精卫政权里面基本都是文化人,而且这些文化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像汪政权的监察院长,包括满洲国的郑孝胥他们都是民国传统文化的中坚人物,而且这些人在抗战之前所谓京派海派的争论,像梁文斯诗写的非常好,他后来的女婿把那些东西都继承下去。《古今》在民国时代卖的非常有特点的杂志,主要的撰稿人都是那些所谓的汉奸。中国的文人经常喜欢说空话、大话、漂亮话,但是他们手里没什么权,口袋里也没什么钱,但是汉奸文人他们当时位居高官,特殊的历史机遇让他们成为非常有权,也非常有钱,甚至有很多人开银行、报馆,收入非常好,虽然他们对当时的汉奸行为有自己的解释,但是良心上还是有压迫或者内疚的时候,所以他们写的文章和传统中国文人的文化非常不一样,中国文人历来喜欢的空头价值,在他们文章里面非常少看到。所以《古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杂志。这批人也是在研究民国的时候要加以关注的人。
    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类人在民国都能找到源头,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爱国愤青,当年民国也有。当年浙江有一个愤青,他是一个小作坊做绸缎的,当时地下乐队,他在杭州有非常多的朋友,1908年原来浙江籍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死掉了,他们有一个三百多人的出丧队伍,浙江这个青年跟他的朋友在这个队伍里面,走过一个日本人聚居区,他把日本小孩叫来,他手下的朋友马上打那些日本人,日本人打不过他们就逃回去,最后游行结束以后,他又召集了工人,大概几百人冲过去,看到店就砸,看到人就打,后来这件事情外交干涉,他的一个朋友因为这件事情被当时的官府抓起来,在杭州的大街上,在一个桥头带枷一个人,当时由此抵制日货,日本人觉得呆不下去,全部撤走。这些人非常像砸日本餐馆那些愤青,而且如果当时他死人们会觉得他非常伟大,后来这个人来到上海,他一直到抗战的时候他是三大行里面唯一落水的,他想光宗耀祖回家当浙江省书记,最后被蒋介石特务给制裁了。我觉得那种暴力型的爱国愤青,当愤青和当汉奸也就隔了一张纸。
    梁文道:下面有请台湾的杨照先生,今年是他们中华民国一百年。
    杨照:大家好,我是杨照,把我放在小宝后面,让我更清楚感觉到我来到这里的身份,我是一个民国遗物。大家都知道小宝叫宝爷,我叫不出这个称号,因为我辈分比他高。刚才他讲胡兰成,感觉胡兰成离我们好遥远,我是见过胡兰成的,我认识的朋友里面都知道,像朱天文、朱天心他们当时就叫胡爷爷。我在朱老师家里看到胡兰成,胡爷爷我叫不出口,我叫胡老师。他当时在台湾的一本书叫《中国文明史话》,一本口述的书,我是听着录音机把这个书稿的第一稿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但是胡兰成对我来讲他不是历史人物,是我记得的,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要占小宝便宜,他要叫我杨爷。
    我感觉是民国遗物是因为这里叫民国热,因此也对我经历的事情有一个新的整理。今年对我个人来讲非常特别,三十年前,就是这个时候,我考上台大历史系。我的年纪、我的身份今天回头想,刚刚好还能够来得及知道一些跟民国有关系,或者是49年之前的民国有关系的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到了台大历史系,还没有开始上课,我们先听了很多传说,那些传说学长们都用哪种“对不起这种课你们上不到的”那种口气跟我们讲话,让我们很遗憾。比如他们跟我们讲,说你们现在上不到沈刚伯老师的课,于是他讲堂课给你听,你会听得心身荡漾。比如沈老师开的课希腊史,沈老师先在黑板上写“BC499”,开场第一句话说:“公元前499年波斯大军远征侵略希腊打了一场大战争,战争打起来改变了希腊人的历史,就像国共内战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一样。”然后开始讲长春围城,接下来讲锦州,接下来讲徐州会战,精彩的不得了。两个小时的课结束了,沈老师回过头来把BC499擦掉,后来希腊人打赢了这场战役,我们下课了。因为当时国共内战在台湾完全禁忌的话题,他们只有在沈老师的课程里面才能够听到完全不一样的国共内战的描述。学长又我们说:“很可惜,你们上不到杨云萍老师的课,杨云萍老师的课很精彩,杨老师每一年都开明史课,从9月开始上,上到第二年6月朱元璋还在当和尚。”为什么明史都快讲完了朱元璋还在当和尚?杨老师讲:“我们如果不了解朱元璋怎么把蒙古人赶走,我们怎么讲明史?如果不把蒙古人统治中国出什么问题讲清楚,怎么讲蒙古人被赶走?”后来我问学长一个问题,我说杨老师为什么不干脆开元史课。但问出来就知道是个笨问题,因为杨老师如果教元史的话,6月份成吉思汗还在草原上。学长又跟我说:“可惜了,你们上不到方东美老师的课。”方老师每次上课一定排早上9点钟到中午12点的课。来的时候跟搬家一样,一个大的袋子,里面装满了书,手上还抱着一堆书,方老师10点钟进到课堂把书放到讲桌子就要开始谈。方老师不管开什么课,学长们都喜欢,因为他开始讲伯拉图,接下来就会讲到圣托马斯,从禅宗会讲到华严……总有趣的地方是他每次带这么多书来,他学识很渊博会讲很多东西,他要讲的东西太多,每次12点钟下课,钟响方老师完全不管,他一定到12点50分下课。在三个小时当中他一本书也没有翻开,然后再把所有的书抱走。
    这是我当年听到的传奇,也看到跟这些传奇相关的大概是这些老师他们下一辈老师,比如傅斯年是重要的民国人,傅乐成就是他的公子。在大学一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念台湾历史系,但是突然发现人类学如此迷人,有一段时间我想转学到考古人类学,我们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考古人类学系。我大一要去转考古人类学系的时候,那个系主任叫做李光周,李老师是我非常感念的老师。我去找李老师,我说我想转考古人类学系,他问我说,你为什么想要转系,我很认真的讲说我多么喜欢人类学,我说了半天人类学,天下学问不过人类学。他抬头看我一下,李老师跟我说,你都一直在讲人类学,你对考古学有什么兴趣。我当时真是无知,我说抱歉,我对考古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不知道考古有什么乐趣,然后又开始讲人类学。说完之后李老师跟我说一句话,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这位同学抱歉我没办法接受你转系,因为我们在历史系大一的时候上过考古人类学,得62分,他说显然你对考古学真的没有兴趣。第二件事情,但是你如果对人类学那么有兴趣的话,你应该做一件事情,他邀请我去参加台大考古队,他说你来参加考古队才知道什么是考古学。我当时在老师的感召下,我后来大二暑假的时候跟他们去考古,然后再那边呆了三个礼拜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考古遗址,那个多精彩、多特别的一种经验,你在那里一个坑挖出来,小心的拿着铲子在里面挖,你挖到的每样东西好象都有意义,然后拿去给助教看,助教一看,看一眼就说石头,然后丢掉了。可是如果有一个助教愿意多看两眼,然后说我拿给老师看一下,你就觉得那是人生最大的成就。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我大二的时候我去参加考古队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全部都是惭愧,因为我知道李光周先生是李济先生的公子,他爸爸是全中国考古学界最了不起的开创者,我竟然在他面前说我觉得考古学不怎么样。
    这些都是记忆,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说。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因为有这样的状况,经过二三十年来,我的结论是,因为题目是“民国是怀旧还是现实”,要回到这个问题、要知道民国到底什么。在我的理解里面,民国最大的意义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时代,太多太多的事情没有答案的时代,所以它那样精彩。我很喜欢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面的话,那时候世界很新,只能用手指去指。民国就是太多事情没有明确的答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要倒过来讲说为什么我是民国遗物。因为民国的精神的确有一部分带到了台湾,但是在台湾的80年代左右,我们慢慢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是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个答案是社会自由的保证,慢慢这些东西积累起来。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现在民国是怀旧的,因为民国寻找答案的精神在台湾也消失了,在台湾所有事情都有固定的答案。反而到了这里,我觉得民国是在这里是现实,因为感觉到大家对于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你们还有那么高度热情想要找到答案。想要找到答案的情绪是我认为的民国热后面最大的力量,如果这个真的是民国热的意义的话,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先不要把任何东西当做答案,我们先去追寻它。谢谢大家。
    梁文道: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也建国一些民国遗老,他们上课的方式说让学生们把书念好几页,然后他说这节课大家念的都不错,下课。
    杨照:民国的传奇都到了台湾,民国的混蛋都到了香港。
    梁文道:尤其我的母校中文大学是分学院制,有些老师是新亚学院,说各位新亚历史系的同学,你们这节课的成绩是有保证的,新亚其它系的同学们,你们的分数降一个,有别的学院同学吗?那再降一个。他最恨的是联合学院的,有联合学院的同学吗?你们不想不及格就干脆走吧。下面有请杨奎松先生。
    杨奎松:非常高兴能够到这里来,刚才杨照太有口才了,我大概没有办法讲那么多故事。我对民国的认识是从书本上来的,所以跟同学们的感受应该差不多。我到1990年的中期才开始第一次见识民国是怎么回事,那就是1995年我去台湾访问,去访问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台湾人谢谢不离嘴,无论你买东西,无论你吃饭,无论你做任何事情,哪怕你坐车,大家都会互相说谢谢。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我很尴尬,因为大陆人不习惯说谢谢,而且不知道在什么场合说谢谢。相对来讲也许我在我的小学、中学的记忆里面,我没有听到老师教过我们什么场合应该说谢谢。当然我们在写信的时候可能会写“谢谢”两字,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好象别人应该谢谢我们,而不是我们应该谢谢别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感受,我也尝试在台湾试图用谢谢两个字,学着台湾人当时的样子对别人说谢谢,我知道这是尊重别人的表现,但是真是说不出口,一直到我从台湾回来。我90年代去过三次台湾,98年那次去在那呆了半年,我像台湾人那样比较多的说了谢谢。
    我讲这个意思是想讲关于民国和现实或者历史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题目叫民国究竟是现实还是历史的。我们长期受的教育,包括我在做学问过程当中,特别是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我听到最多的是破旧立新,或者叫割裂,或者叫推翻,或者叫革命,不管叫做什么,总之是对旧的否定,对新的建设。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到80年代,我们对民国历史和今天历史的联系,我们看成是旧的东西被打破,一个是新的东西建立起来。换句话来说,1949年10月1日是时间上的断代,在这之前是旧社会,在这之后是新社会。一切旧的都是都被否定,我们基本是这样的观点。1991年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威廉科比教授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民国和中国当代史或者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间不是断裂的问题,更多的是延续,或者说我们应该从延续的观点,从继承的观点来看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般说法越来越多的得到学术界的承认,90年代以后,甚至一直到今天,很多历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学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非常强烈的推出这样的观点。但是到了21世纪以后,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在进一步的研究反思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延续的观点是对的,我们过去的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割裂开,一直到今天为止,就像我们讲历史的话,我们经常讲历史是我们的昨天,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过来的,换句话说,整个的历史一直到现实就是一条河流,从上游到下游,我们就在这条河上,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因为我们从上游过来,没有办法摆脱上游带给我们的痕迹,我们还要把这些痕迹带到下游去。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改变,但是我没办法抹去自身的历史,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知识指导着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和看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仅仅讲延续的话有很多东西会断裂,像我刚才讲的“谢谢”。我们很多年轻人在大陆生活,到今天为止大家不太会说“谢谢”,我甚至跟学生的写信过程当中都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会写信。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讲过去讲的那个礼仪或者礼俗。当然我们说今天中秋节,改革开放以后陆陆续续有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传统有多少记忆?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大概到今天为止,中国人国服是什么,或者民族服装是什么?我在网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在争,我们今天究竟以什么为民族服装。有人主张恢复汉服,有人主张恢复唐服,有人主张还是应该用过去的民国时期的,比如长袍马褂。有些东西台湾在延续,很明显,比如台湾到今天为止在比较重大的场合,假如纪孔,马英九或者政府高官参加礼仪的时候穿长袍,没人觉得是很奇怪的现象,也没人觉得你为什么放弃汉族传统穿少数民族的东西。没有。因为到今天为止他还是认为那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我上网搜了一下今天官员们去祭孔,我们现在也在祭孔,我去搜了一下他们穿什么衣服。有的地方穿汉服,有的地方穿唐服,有的地方穿西服,总之我们大家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这也反映我们对历史的延续和继承,这中间发生很大的断裂。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说和西方人、日本人、韩国人有明显的区别,我们的区别在哪?我总结区别在吃饭,我们如果今天到西方去,在西方可以看出中国痕迹最重的东西是中餐。西方有很多中餐馆,当然那个中餐是改良的,不管怎么样他是中餐,中国人是炒菜,但是其它的东西,中国的痕迹几乎没有了。包括我们的文字,我们今天的人,特别是大多数中国的青年人,没有办法读过去的文字,甚至民国早期的文字。因为相当多的是英文。
    民国是一个过度转折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很多中国礼俗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民国是一个过程,在民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当时的小学、中学课本,你可以非常清楚的注意到是从过去古代中国的很多礼俗的,包括礼教的,包括儒学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延续的传统,在学生的课本当中首先有一门课叫做修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课,要求所有人从上小学开始就要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普通的能够融入社会的正常的中国人,他应该怎么样接人待物,所有这些东西在民国课本看的非常清楚。所有这些课本都在要求所有学生要上这门课,即使到了38年以后这些课本发生了变化,修身这门课被停了,但是在公民课,在社会课,在其它课程里一上来还是关于修身内容的教育。我一直很想看看台湾的小学、中学课本还有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我想应该是有的。但是1949年以后我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52年课程改革以后,我们看到的小学、中学课本这些内容都没有了。这些内容没有,另外一方面内容比较清楚的出现,在民国时期各种各样的涉及到中国近代历史、涉及到中国的边疆、涉及到中国的民族等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当时整个的教育非常强烈的要求所有年轻人从小就要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个非常清楚。同时让你知道中国的疆域大概在哪里。中国分多少民族,有哪些地方被外国人占领,中国还存在什么样的租界地或者不平等条约,课本里讲的非常清楚。但是这样的课本跟我们后来的课本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是我们今天值得反思的地方。当年所有的课本不教人仇恨,他在讲外国人,包括日本,包括英国等等,他们占了中国多少地方,包括1938年的课本,我们都可以看到九一八、七七事变这样的内容,里面反复讲到应该如何爱国,不是告诉你应该仇恨你的敌人,是在讲你怎么样自强,用什么样的方法先把自己教育好,然后再去投身到救国,参与到各种各样爱国的行动当中去。
    我们后来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强调把人分成敌、我。尤其是49年以后的课本我们可以看的非常清楚,里面非常多的强调,一上来讲苏联是我们的朋友,美国是我们的敌人。这是讲的国际。然后讲美国多坏,苏联多好。会告诉你中国国内要按阶级来划分,地主、资本家都坏,劳动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消灭打倒他们,剥夺他们。他会强调政治分野,这种分野导致我们对各种问题的处理、理解,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会发生相当大的改变。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很多行为,包括网上各种各样的愤青,我觉得很多情况都跟我们教育上的缺失有关。我不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我们有什么样的敌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强调如何爱我们自己、爱我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如何维持和谐的局面。怎么样实现和谐?毫无疑问要求我们所有人应该平等的对待其它人,无论他的观点、无论他的感情立场和你有多大的不同。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民国的历史和看现实当中的情况,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相互联系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历史断裂的情况,由于这种断裂我们找不到过去,但是同时由于很多东西是联系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过去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缺点,其实在今天一样存在。就像我们今天讲贪污问题、腐化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讲历史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民国。为什么?因为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大规模接收敌伪,在接收过程中发生大量贪污事件,这样一个贪污的行为,包括国民党自身的一些制度上的缺失所造成的。抗战后期存在的贪污行为,导致了1940年代后半期整个国民党的垮台。这是非常严重的教育,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清楚过去国民党是怎么垮台的,至少在某一个方面,当时国民党自身的问题造成了它的失误。贪污问题是延续的,在任何社会情况下贪污都可能出现,即使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马上出现第一波最严重的,毛泽东让共产党深感忧虑的也是不贪污。1950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发动,一个是土改,一个是镇反。在土改和镇反进行到一半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突然发现各级党政官员、政府机关的职员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这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从基层逐渐发展到高层,所以在1951年的年底毛泽东下定决心马上终止正在进行当中的镇反,同时投入大量精力,包括那个时候打抗美援朝,毛泽东发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这样的运动当然解决了相当大的问题,打击了当时的贪污势头的蔓延。但是与此同时这个运动本身又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在反贪污的过程当中,对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一个清楚的政策界定,以至于造成很大的客套话,反贪污以后共产党后来又不断的再搞反贪污的教育和斗争。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样一种历史延续并没有结束。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梁文道:接下来有请来自台湾的乐评人马世芳,听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么著名的乐评人会来跟我们讲民国呢?是因为他就是民国遗物。
    马世芳:我先以台湾代表的身份跟杨奎松老师说声谢谢,刚才听杨老师说的时候想到我在小学一年级,台湾小学生的课本是1977年,我6岁的时候,最早是学注音符号,第一课是老师好、小朋友好,第二课是我用注音符号听出来的词是“群众”,我的名字叫马世芳,我爷爷给的,芳这个字是孔老夫子说必有芳草。杨照老师提到李极先生,他是爷爷的哥们,我爷爷是历史学家马廷英,当时最牛的考古人类学家、古文字学家跟我爷爷感情不错,听说当年我爷爷曾经在研究机构跟郭沫若拼过酒,两个人喝醉打赌说谁先跑到最近的山,最后谁赢了也不知道,最后两个人都醉的趴在地上。
    我就从我的家族故事说一说,我的父亲叫马国光,他是在大学教书的老师,也是一位作家。为什么叫国光?他今年70整,他是1941年10月份出生的,那个时候在抗战,我父亲是在重庆出生的。那个乱世根本没有报户口,也搞不清楚孩子生的日期,事后也不记得确切的日月。我爷爷回想一下,好象生我爸爸的时候,街上是张灯结彩,好象双十节,那就姑且算双十节生日好了,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国光。今年2月的时候我和我的母亲、父亲一起到北京来,这是我在14年后第一次再到北京,我第一次到北京是96年,那个时候空气里还是烧煤球的味道,所以我还有机会遇到一点点老北京的气味,还蛮幸运的。今年来北京是看我的奶奶,我的奶奶1901年出生,他是宣统年间的人,她是真正的三朝元老,经历大清国、民国、共和国。我奶奶现在的精神非常好,虽然一只眼睛看不到,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用放大镜看,她每天坐在窗台旁边,拿着她的放大镜,很仔细的读《参考消息》。各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奶奶在北京?因为奶奶跟爷爷很早离婚,事实上我爸爸差点就没了,要没我爸爸就不会有我,所以就不会我这个民国遗物。这得从我爷爷那个部分说起,我爷爷是1899年在辽宁锦州出生的,我的祖上到底做什么的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好象是种地的吧。那个时候东北生活条件在锦州来说还可以,但也不算富庶,我爷爷从小读书很厉害,而且对科学特别有兴趣,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大人要吓唬小孩睡觉,我爷爷的长辈跟他说,你晚上不要出去外面有鬼。我爷爷很好奇鬼是什么样子。大人说鬼眼睛发绿光会吃小孩。我爷爷听了特别兴奋。有一天我爷爷不见了,全家到处找他,找到马廷英之后,他拿着绳子躲在坟地里等着抓鬼回来研究。所以我爷爷力争要当科学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离开老家到日本留学。到了1990年年代我父亲第一次回到辽宁探亲,才知道原来当年在老家留下一个没有原房的太太,他把这个事告诉我奶奶,我奶奶哈哈大笑说他骗了我几十年。我爷爷到日本念地质学,这个学生太聪明了,研究的成果非常厉害,他的指导教授一定要给他博士学位,但是当时中日关系紧张,日本人不太愿意给马廷英这个学位,他们一直游说马廷英归日本籍,给他很好的条件,我爷爷一直不干,他非常生气,说怎么可以用政治干预学术。所以我爷爷把论文寄到德国,德国一看非常厉害,就给了他德国的地质学位。日本一看之后也很不情愿的给了我爷爷学位,所以我爷爷拿双学位。
    我奶奶是上海那边的人,她的家族是开绸缎庄的,到我奶奶懂事的时候家业已经有点破落,所以她很早出来做事赚钱。那个年头一个女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决定去日本念书,她那时候存钱,买张船票就去日本,她决定到日本念教育,在那个年代这是少见的,不知道奶奶那时候有什么样的打算。我爷爷那时候博士学位已经拿到了,中日关系越来越坏,所以决定要回到中国来。当时回中国的船票一票难求,我爷爷跟我奶奶在日本怎么认识的我到现在也没问题清楚,总之他们当时认识,有没有谈恋爱不知道。奶奶那时候大学没念完也要决定回中国。我爷爷教授听说他要回中国,他很感慨,这么好的一个高徒不能跟他一起做研究,他跟我爷爷说,没关系,你要回中国就回去了,我们学校所有你用的书都让你搬回去。我爷爷后来一提到他的恩师就要流眼泪,他对家族人从来没有这样过。当时因为船票要不到,我奶奶就去找爷爷帮忙,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想。我爷爷那时候研究了一下,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假如以眷属的身份,我可以带你一起上去,我们等于做书面上的假夫妻,也许就可以回来。他们这样上了船,我奶奶那时候也和她的老师辞行,她的老师也很感叹说国家和国家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两人告别了。他们并没有在这段时间真的成了亲,那真的是一个乱世。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他们一上案,他们是先打的电报,原来马廷英在日本有了太太,就帮助他们准备新房。好象也不是这样。后来有种种曲折,现在回想起来,也许爷爷奶奶那个时候就有了感情。总而言之,上了案之后,经过许多的曲折,我爷爷回到中国,后来接任东北中学校长,带着东北中学的师生一起撤退到重庆大后方,我奶奶没有跟他一块,我奶奶忙别的事情,去干吗我也弄不清楚。最后他们是在重庆又相会的,然后在重庆结婚。我爷爷因为是科学家,带着东北中学学生撤退,一路上碰到非常多的艰险,我爷爷也曾经带着他的学生在打仗的时候去采地质指标做研究,到处都有土匪,土匪看到这些人带着一箱箱的东西,他们猜里面会是金银财宝,所以很可能来抢,我爷爷知道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每次吩咐学生把所有的铲子、采来的化石标本摊开,让你看到里面不是金银财宝,都是石头,然后找铁丝围起来。土匪看到以后回去找师爷,师爷来看说这个不能碰,有电,把人吸住就死了。这都是我爷爷的学生多年以后告诉我们,他自己在家里从来不说。
    奶奶跟爷爷在重庆冲锋,他们才真正结婚,有了我的姑夫马元光,再来有我父亲马国光。我奶奶知道她怀第二胎的时候,我爷爷已经不在家,不知道到哪里研究地质学,奶奶不想生第二胎,她大概动心要跟爷爷离婚。她写信给我爷爷,那个战乱时代信件往来非常费事。她跟我爷爷说,我又怀第二胎,我要打掉,但是要丈夫签字同意,你签字吧。我爷爷是科学家,就签字把同意书寄回来。又花了很长时间,当时我爷爷另外一个哥们杨家落,他跟我爷爷非常要好,当时他们在重庆住在附近,他听说我奶奶要把第二胎堕胎,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好,所以杨家落的母亲信佛非常虔诚,她一听说不行,要作孽的,所以吩咐杨家落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做这个事情,不管用什么手段要阻止他。杨家落就跑去找我奶奶,坐在客厅里面,半天找不出什么话说,最后说不然你帮我弄咖啡。我奶奶去烧水,杨家落赶快翻同意书,抓住就跑。回到他自己家跟杨奶奶禀报,杨奶奶就把堕胎同意书烧了。我奶奶知道这件事觉得再写一张,但是来不及,这一来一回肚子大,只好生下来,于是有了我父亲,要不是有这么一段,就不会有我。我们家族在台湾,对奶奶的事不是很清楚,因为后来她就离婚了。我奶奶后来在大陆留下来,她后来嫁给章乃器先生,我爷爷在台湾后来介绍到日本相亲,又娶了日本籍女士,所以我爱日本奶奶,她又生三个孩子,我叫他们叔叔跟姑姑,一直到1970年代两岸开始通信,我父亲才知道他还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弟弟。我爷爷在1979年的时候过世了,我奶奶还在,今年100岁。1988年的时候我父亲第一次到大陆探亲,我叔叔去接他,我奶奶去接他,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章立凡老师1949年生,我父亲掐指一算心想不是来的红卫兵吧。后来进了家,我父亲看了一眼家里面的书架放心了,因为章立凡家里的书跟我父亲在台北书房里有很多是重复的书,章立凡老师在社会科学研究院,他的专长是中国近代史,所以他们有很多话题。今天听到前面几位老师说民国,我在想民国一部分是在我这个家族曲折的历史里面的若干线索,另外也许有一部分答案藏在我父亲和章立凡先生的书架的书里面。这是我今天以晚辈的身份做的小小的分享,谢谢各位。
    梁文道:接下来请陈丹青先生。
    陈丹青:今天这个现场满有意思的,也许同学们都知道隔壁,八国联军来的时候早期的国民党往那逃。马路对过是北京火车站,张作霖进入北京就是在那下车,李鸿章进入北京,1949年毛泽东带着文武官员到火车站迎接宋美龄从上海到北京,就在马路对过,现在那个火车站废弃不用了,但建筑还在。再往西一点就是大前门,我看过一张蛮珍贵的照片,1948年北平已经被包围了,不知道从什么角度拍过去,当时天安门广场是荒草场,但是大前门挂了一张巨大的照片,据说解放军进城以后开国大典,先前的选择是大前门,因为整个军队入城的仪式是由南向北,经过现在的天桥往北走,后来不知道怎样改成天安门,所以我们小时候有一首歌叫“我爱北京天安门”,如果当时选了大前门就是“我爱北京大前门”。这个地方据我知道是民国时期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司徒雷登就在那上班吗?毛泽东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意思是咱们到此为止,所以司徒雷登当时就在我们上面。
    我觉得民国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是一个好话题,但是如果记者问我,我会答不上来,因为现实和历史这两个词不能定义,可能指过去已经不在场或者不奏效的就叫历史。而现实还在,还有作用,还在发生,可能就是现实。讲下去就会有点错位。我记得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狠狠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命派和反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继续斗争。那一年我13岁,戴着红领巾,而且共和国也已经17岁了,我听了毛泽东这么一番话心惊肉跳,我想怎么民国还没有过去,国民党还在?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现在我明白毛泽东其实没有错,他那一年70多岁,除了逃到台湾的那部分国民党,他的许多民国朋友和敌人都还活着,曾经顶撞过他的梁漱溟,曾经杀过共产党的李济深都住在北京,一大群民主人士、第三势力,还有他的同志们。而毛泽东本人,包括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就是国民党员在国民政府做官,当着蒋介石的面喊蒋委员长万岁。所以毛泽东想起民国和我当时13岁的小孩听见的民国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一想起就是一大群使他不安的活人。1976文革结束至今35年,远远超过毛泽东回想民国的时间距离,我们或者可以问文革是历史还是现实。
    30多年来我们的文人和出版社都在做历史研究,出历史书,在座诸位也想必喜欢读历史。读历史为了什么?克罗齐说的还没过时,所親TTP/1.1 200 OK Server: Huadun-Server/3.0 Content-Length: 273 Content-type: text/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