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传统中的优秀因素很多，我个人以为：组织能力、财政、军事，以及思想文化动员能力，再加上平衡区域发展——特别是重视西部边疆的发展战略，这五点是最重要的。这既是中国长期改革和革命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盛世”的制度基石。反过来说，历史上的一切危机，也主要表现为这五个方面的危机：组织能力下降、财政制度偏颇、军事制度落伍、思想文化感召力阙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偏颇导致边疆危机，并引发内乱。
问：您特别推崇一些历史人物，例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反薄归厚、尚质省文”，更把王阳明的主张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为什么？
答：拿王阳明来说，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嘉靖七年，即1473年－1520年，享年五十七岁，并不长寿；但他一生却横跨了1500年世界史的大转折时代，更处于明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很重要。第二，历代改革家都有所谓千古一叹，这就是：“变制度易、变人心难。”我们一定要知道：“制度改革”是一个问题，而“人的改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王阳明不但是制度改革家，且更是从改造思想和“人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改革和改造，因此，他非但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绝不多见，而毛泽东当然更是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
第三，从人的改造人手思考政治和社会改革问题，以今天惯常采用的西洋流行说法而言，这就是从“先验的道德法则”去思考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人类现代转化的重要标志，而这恰恰也就是王阳明在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故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王阳明思想的地位，与康德哲学在西洋的地位恰恰是不相伯仲的。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行动、人类的历史是“合目的的”，尽管我们不能通过经验和知性去证明这个假定。“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假定，不过，整个人类科学发展，却都是建立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亦是说：倘如我们放弃了“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个假定、放弃了这个前提，一切科学探索都将丧失合法性。同样的，如果放弃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人类历史也就成了疯人院里的故事。因此，王阳明的“天理”和“知行合一”，与康德的“灿烂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人心、从人的改造出发思考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只不过康德生活的时代，已经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代，即康德的学说和思想能力，比照王阳明而言是后发的。
从这个角度看去，“去人欲，存天理”的“去”字，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谓“三大批判”的“批判”，“批判”是两字，“去”是一字，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康德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纸上推演，而王阳明的“去”则更强调事上磨炼而已。故王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怎么叫做“百死千难”？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辰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
近代以来，人们服膺这样的看法：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故政治家、改革家中有崇高信仰者是不多的，道与术、正义与权力、知与行的冲突，这方才是研究政治史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是一体的，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重新思考王阳明是有意义的，正如今天重新思考毛泽东，重新思考康德、马克思是有意义的一样。
什么是“自由”？现代人已经把“自由”彻底庸俗化了，自由成了“自由放任”。而以“批判”来祛除、摆脱个人经验乃至个人利益束缚，方可达“自由”之境，这就是康德所谓“实践理性批判”的主旨，这是康德对于“自由”的定义。而通过艰难困苦，经历千难万险，事上磨炼，方才能够勘破名利色相，方才能够破除生死的关口，达到舍生忘死、为至公天理而奋斗的人格，这也便是王阳明和康德所说的“自由”境界。而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辛又出发，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实现“小我”与浩瀚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的合一，这也就是启蒙，启蒙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如果我们把“天理”理解为宇宙的秩序和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与康德所说“启蒙”便是一个意思，而倘如后儒那般将“天理”附会为三纲五常，那么这自然就是歪曲了王阳明，而如果像现代中国人一般，把“启蒙”理解为跟着西方庸俗思潮起舞，那就更低估了中国思想的原发创造力，那更是不着边际。
实现自我与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合一，这就是知行合一，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便是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体现者，也就是我们所谓“圣人”。而这样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乃是第一流的、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们是有信仰的行动者。在我看来，毛泽东便是这样的人物。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一生的奋斗中不存在矛盾，而是说矛盾本身，恰恰就是宇宙秩序（辩证法）和中国近代社会和历史的根本特征。这种矛盾最深刻地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一生的奋斗中。
问：您对于法家、特别是墨家极其推崇，这形成了您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您何以认为墨法的传统是中国最宝贵的政治遗产？
答：首先，墨子并不姓墨。墨是古代一种罪，墨其额头，这是一种刑罚，就是罚做苦工劳役，故需知“墨”本是刑徒之意，引申言之，便为奴役。
非但主张不脱离生产劳动，更提倡劳役的人生，以自苦为乐——这就是墨家的基本主张，因此它才被称为“墨家”。什么是墨家的精神呢？与罪人为伍，与劳动者为伍，为天下百姓服役，为人民服务，为人间赎罪，墨家者，即后世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精神的先声。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这首诗体现的就是墨家的情怀。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如果追溯其根底，便也要寻到墨家的传统中去。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找一家替劳苦大众说话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学说，那么除了现代的工农革命党之外，那实在就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家者流了，且更可以说，几千年历史，除此一家，再无分店，故庄子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赞叹墨家学说为“人间大好”，而又以为墨家何其悲壮：“使人忧，使人悲，其道大觳，……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鲁迅说，墨家消失之后，侠变成了流氓，由为人民服役者，变成了鱼肉基层的胥吏，中国的脊梁于是垮掉了。这是很知道历史的话。
法家的主张，在于养成世上第一流的官僚，其目的在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治国理政的真本事；法家对于提高社会组织效率固然有很大的作用，不过，法家的这种组织人民，毕竟还是自上而下的组织，而墨家之与法家不同者，这便是墨家主张自下而上组织人民。墨家不但强烈地反对儒家的贵族政治，墨家也不赞成法家的官僚政治，因为它主张人民的政治，主张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百姓替百姓自己出头；墨家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而这就是我们通俗所谓“侠”。墨家组织人民的基本方式，就是主张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必须要让人民知道，向人民公开，这就是墨子最重要的主张：“尚同”；只有让人民自己负起责任来，才会有好的政治，这就是所谓“上同而下不周比”。
而我们今天提倡干部“三进三同”，其实就近乎墨家的“尚同”主张，故这可以说是有深刻根底的主张。
墨家有自己的组织，这就是“钜子”，可以说，“钜子”便是春秋战国时代劳动人民自己的先进组织。秦国的强盛，最终实现中国统一，靠的不仅是法家，恐怕依靠墨家的更多些，因为墨家的“钜子”组织，在秦的兴起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墨子死后十年，《吕氏春秋？去私篇》中，记载了墨家“钜子”腹黄享悲壮动人的事迹：
墨者钜子腹黄享居秦，子杀人。秦惠王日：“先生年长，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对日：“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以禁杀伤人也。禁杀伤人，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遂杀之。
秦惠王是秦孝公之子，初号惠文君，后称惠王。而秦之称王，实自是始也。也就是说，秦的强大，便是从这时正式开始的，或者说是从实行“墨者之法”开始的。而上述记述说明：秦所推行的法制，与其说是商君法，不如说是“墨者之法”，而这种王子亲贵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制，便是墨家“上同而下不周比”的政治主张的体现。
墨家主张人民的政治，法家则主张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而儒家先是维护贵族政治，后来就是主张士大夫垄断政治，政治主体是不同的，三者中哪一个更伟大，不言自明。墨家在西汉之后消失了，它在反抗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自然便会受到最大的打击，墨家不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庄子说“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而对墨家的重新重视，是晚清和近代的事情，孙诒让注意到墨家学说主张发展科学技术（造云梯之械）、有利于富国强兵（备城门）的方面，其实——谁又能说：近代以来的劳动者革命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五湖四海的组织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不是与墨家的政治主张相通呢？我们如果去读历史，这本是很明显不过的事呀。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种政治信念当然都不是外来的，艰苦奋斗，为老百姓出头，这种侠的精神并不是外来的，中国革命的政治理想是有传统根底的，中国革命的思想当然不是无故发生的。而正是经历了数千年的被漠视、被冷落和遗忘的命运，墨家的复兴才显得更加伟大。鲁迅说：我们自古就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所说的上述一切不都是墨家的信条、墨家的践行吗？
当今史学家中，对于墨家精神之论述最为深刻者，便是何炳棣先生，因为他的研究注意到了墨家与现代人民革命精神的内在联系。
问：如此看来，儒家的作用又如何呢？
答：儒家很重要，用今天的话来说，起码在搞意识形态、文化宣传方面，这乃是儒家一贯的长项。而这却绝不是指今天这样把《论语》当作“心灵鸡汤”那种近乎巫术的小道，因为儒家搞的意识形态，从来有两个伟大的主题：一是倡导改革、改制，二是主张“大一统”和“天下大同”，这两点可以说是诉诸极其伟大的历史目标。因为有这两个目标，儒家的历史视野不但宏大，简直也可以说就是伟大。
尽管儒家的思想不是一个整体，自孔子以来，儒家有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但儒家有一个传统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发扬历史中的改制、改革传统，只是这个传统不体现在《论语》里面。《论语》等议论性的“四书”被抬起来，这是宋代以来的事情，儒家改革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春秋》的历史叙述里面，特别是体现在春秋公羊学派所发明的历史逻辑里面，具体说，就体现在“三世学说”里面。《春秋》的历史叙述和历史逻辑，这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通过历史叙述来彰显历史的逻辑，历史工作乃是孔子为儒家赋予的使命，吏这个字就是从史官的史字来的。
而公羊家之重要，就是因为它解释《春秋》“重义不重事”，即重视微言大义，它以为《春秋》并不是一部流水账，所谓微言大义者，就是指历史进程中包含着的改革的逻辑，这个逻辑，用今天的说法，便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双重批判，而为“未来”的新社会制造蓝图。用我们熟悉的比喻而言：“微言大义”就是指《春秋》中包含的历史辩证法。
就《春秋》而言，孔子的“过去世”就是商，孔子所处的“现在世”就是周，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周灭商之后，商的后裔被分封在宋，“故宋”，也就是指商），通过对商和周的制度的辩证批判，孔子力图去思考、想象和创造并设计未来的“太平世”，这就是“张三世”，这就是《春秋》中包含着的第一重改革的逻辑。
除了上述时间和历史的角度外，《春秋》中包含的改革逻辑，还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这就是通过对诸侯国、华夏的双重批判，去想象、设计和展望一个融和华夏与夷狄为一体的“太平天下”，而“天下大同”作为“普适价值”，也就是这样被儒家提出来的。董仲舒说：“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大同也。”毛泽东诗曰：“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而这便是《春秋》中包含的第二重改革、改制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恰恰是北方的夷狄继承了《春秋》的改革逻辑，即他们通过对中原王朝和作为“夷狄”的自身弊端的双重批判，力图去构想一个包纳四夷、南北统一、融和胡汉、融华夏与夷狄为一体的“天下”，钱穆先生指出：《北史？儒林传》中一句话：“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这一句透露出极其关键的历史讯息：“直从魏孝文至北周苏绰与卢辩，‘拨乱反治’、‘以周礼兴太平’的精神，在北朝诸儒中从未消失，这是北朝学术与南朝的根本不同处。”钱先生的洞见是何等了不起！
实际上，非但继承了《春秋》改革、改制逻辑的，乃是北朝的北魏、北周，且第一次实现了融和夷狄的“天下”者，便是隋唐。自从有了隋唐，儒家的“天下”观才首次落实，而融和华夏与夷狄，这便是隋唐的好处和贡献所在。“天下”产生于夷狄对于华夏的批判和夷狄的“自我批判”——这种“双重的批判”，也就是《春秋》改革的逻辑，这也就是隋唐立国的意识形态和大纲大法；此一点，在拙著《天下》中《卢舍那》、《自远方》两篇中，已略略涉及。虽言不及义，但我们需要记住：“天下”的说法出自《春秋》，即出自春秋的改革逻辑，它由隋唐兴起而第一次落实。
近代比较合格的儒家是康有为，他的变法逻辑也是从春秋公羊家来的，在他那里，清如“故宋”，近代西方则如“新周”，而他的改革，便是要通过辩证的批判这二者，而达到“大同”，这就是《大同书》的逻辑。易言之，批判地对待传统，又批判地对待西洋，此谓之“通三统”、“张三世”。为未来“新中国”立法的人当然不止一个，而康有为是其中之一，这就是我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所说“一卷《大同书》唱响了红旗”。
当下，有人以为西洋代表普适价值，亦有人以为儒家代表普适价值，不过恰恰从儒家的角度看，这两种说法均是不妥当的。华夏、西洋，统统不过是“新周”、“故宋”，只有通过批判地继承华夏与西洋，只有改革和改造华夏与西洋，方才是追求“天下大同”的普适价值的“至太平之道”，而各执一端，各奉一世，这不是张三世，不是通三统，此离孔子之道也远矣。
问：您谈历史，极重视兵制，也很赞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让我们来谈谈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变迁吧。
答：这是个很重要但也很难讲的问题。
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军人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我在日本教书期间，曾经旁听了王毅先生在日本自卫队军官大学的演讲，王毅当时是我国驻日大使，他演讲的题目很令人难忘：《止戈为武，人言为信》。日本是推崇武士的国家，不过由此看来，“武德”在日本可以说从未实现过。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击溃匈奴，但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却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史记》通过李广命运的描写，所谓“虽小，可以喻大”，其微言大义就在于此。李陵《答苏武书》可谓千古名篇，而这便是对汉武帝偏重亲戚权贵，破坏秦的军功赏罚制度的控诉。其中在驳斥苏武“汉与功臣不薄”时，李陵这样说到李广：“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陵更感叹自己因为没有战死，便被朝廷灭门；苏武为汉守节十九年，更无封赏，如此重亲贵、轻功臣的制度，再希望延续三军用命、为国死战的“秦制”，诚如李陵所说：“此实难矣。”
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更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词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从而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新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我想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新中国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啊！反过来说，如果人民军队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实行最先进的制度，军人丧失了荣誉感，中国倘如再次丢弃了武德，那么，在这个虎狼世界上，我们中国就危险了呀！
今天，我们不能因为只是关心经济发展，而放弃战略问题的思考，尽管战略不等于军事，但历史的事实是，因为鸦片战争失败、甲午战败，你即使有再好的发展模式、再好的战略，也都没有实施的余地了，都成了空谈了。故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不可不知也。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怎么能不把生死存亡之道放在首位呢！
“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独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历史上处心积虑要把孔子推倒，代之以周公、文王者，竟然都是后世的儒家。所以，我们今天讲儒家，第一个就需要知道：孔子作《春秋》，是主张改革的，孔子是要追求大同世界的，而那周公、文王是讲万世一系，他们是讲复辟周制的，孔子是改革家，文王、周公则是开历史倒车、主张搞复辟、搞复古的，历史上那些主张复辟、复古者，他们怎么能好意思说：自己是孔子之徒呢！
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知道美国的“智库”和战略研究者处心积虑的课题之一，就是推演中国何时分裂瓦解垮台，他们以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分裂瓦解垮台的原因，无非是与前苏联相比，一是国际环境比较好，二是经济搞得还比较好，总之中国算是比较运气而已。美国人看到的其实不过是表面文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端赖我们谈话一开始所指出的那五个基石：组织能力、财政能力、军事能力、文化宣传动员能力，以及平衡区域发展的能力，我们万不能“西风吹得游人醉，错把他乡做故乡”，忘记了“百代都行秦法政”的基本道理，因为美国、日本之富强，也都是因为他们实行“秦法政”，美国、日本自己实行“秦法政”，为什么处心积虑要我们放弃“秦法政”呢？
问：《天下》一书自初版发行，读者就注意到您非常重视边疆问题、重视西部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您把视野投向东北、西北和西南？
答：第一，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视野看，“内陆欧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自十九世纪英国殖民印度以来，世界列强争夺的要害就是内陆欧亚的核心区域，至今依然如此，而且更加如此。
第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东三省、黄土高原的大部、蒙古高原、新疆、云南和西藏，如同一条蜿蜒奔腾的“北龙”，正处于内陆欧亚的核心区。魏源指出：内陆欧亚陆权的争夺是根本，沿海危机只是表现。这是非常的洞见，打个比喻来说，英国袭我沿海，清王朝依然有实行洋务和新政的余地，台湾尚未回归，这也不影响我们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但是，如果丧失了新疆、西藏、东三省，中国就离天下大乱不远了。
第三，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中国的90％的人口和生产能力处于黑腾线（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以东，绝大多数资源处于黑腾线以西。要结束区域发展不平衡，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新道路。
第四，我们今天讲教育均等化、医疗服务均等化，而这些均等化，都必须以公共财政均等化为前提和基础。西部的人口，一生下来就是贫困的，东南沿海的人口，一生下来就是富裕的，为什么？一个原因乃是因为沿海的地租和资产被高估，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土地被低估，是因为公共财政不公平。走科学发展道路，要真抓实干，把高铁修上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在喀什搞特区，在山西搞特区，大搞“五个重庆”，这就是科学发展、真抓实干。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这尤其是真抓实干。我们须知：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这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这是战略问题。
问：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就是“光明史观”和“阴暗史观”的问题。我感到：近代以来，在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中，存在着强烈的“自我卑劣化”的倾向，这种“阴暗史观”影响深远，如“奴性史学”、“礼教吃人说”、国民劣根性批判、全盘西化、废除汉字说……总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种族统统不行。期间虽然也有陈寅恪、钱穆这样的史学大师，出而为中华文明辩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以“动之以情”和“独善其身”的方式，与“阴暗史观”进行消极抗争，而您在《五百年来谁著史》和《天下》中却要竭力倡导一种“光明史观”，您是怎么考虑的？
答：历史和传统中有光明，也有黑暗，关键是你不能眼里只是盯着黑暗，尼采的《历史的利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翻译为《历史的用途和滥用》）是极透彻的文章，他说一切伟大的民族都必须懂得“积极健忘”的道理，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懂得“保存生活”，更要有能力“创造生活”，而为了创造新生活，就必须丢掉历史的负担，特别是忘掉那些黑暗，告别阴暗心理。
美国人性格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尼采“积极健忘”论的彻底实践者。美国的大法官StevenHolmes有一名言：美国性格最健康之处，在于他们都遗忘了几乎所有的开国国父都是奴隶主这个事实，而专注于国父们是自由民主的奠基人。如果美国的史观是阴暗的，那么，美国的小学课本里一定是说华盛顿是个恶霸奴隶主，好比我们的课本里，竟然说秦始皇是千古罪人，几乎一件好事也没干。但美国偏偏不这么做，在美国的历史叙述里，几乎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伟大光荣正确，我们不是喜欢学习美国人吗？美国性格的这一点，起码值得我们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忏悔和伤痕泛滥的时代，当时钱钟书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他反对忏悔，反对一遍遍地揭露伤疤和伤痕，他说阴暗史观如此流行，这表明我们的历史观出了大问题，这表明我们民族的性格弱下去了，因为忏悔和展览伤疤，这乃是弱者的哲学，这就是自虐和自我糟蹋。钱先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何其洞彻。
还有，我们怎么看待历史上的错误？怎么看待前人的失误？尼采告诉我们说，历史，对于人类只有两种好作用：第一，它可以鼓舞我们创造新生活，第二，它使得我们坚信我们可以比前人做得更好。但历史也有两种坏作用：一，它认为我们的一切都已经被历史决定了，特别是被前人的“错误”决定了，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二，与虚无主义相伴随的，乃是所谓历史“客观主义”，所谓客观主义，乃是一种以“绝对正确”面目出现的绝对谬误，它声称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所谓通过审判历史上的错误，来避免犯错误。但是，希望永远不犯错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个最大的谬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人要发展、要生存、要奋斗，首先就不能瞻前顾后，就不能害怕犯错误。有人竟然说研究历史，就是要从秦皇汉武、毛泽东、恺撒、拿破仑身上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何等不自量力！实际上，正是伟大人物的伟大错误，方才推动了历史。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由于上帝的疏忽和错误；他做梦也没想到过大炮，否则他就决不会创造世界。连上帝都犯错误，你要求人类不犯错误，这就是犬儒主义，除非大家什么都不干，坐着等死。而这也就等于否定历史。
因此，我们研究历史，不是去挖前人的疮疤，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是要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身上，去汲取敢想、敢做、敢试验、敢冒天下大不韪、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学习他们勇敢奋斗而不怕犯错误的精神。研究历史，一要反对虚无主义，二要反对“客观主义”，即犬儒主义。
研究历史，乃是为了创造历史，而不是为了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康德说：历史的结果中包含着其原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秦皇汉武究竟伟大与否，端赖我辈今天的奋斗，是我们的成就与奋斗，方才使得秦皇汉武伟大。记得有一次在东京开会，有个日本学者说：你们不要总是说中国人犯的错误多、说中国历史的阴暗面多，那是因为中国人的历史比我们日本长啊！我说你这样的讲法不对，应该说：正是因为我们伟大的前人勇于探索，不怕犯错误，包括不怕留下什么“千古骂名”，我们才能够渡过千难万险，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不屈不挠地走到今天。当时柄谷行人先生就说：你讲得很好，不愧是从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来的。所以，我们不能一遇到问题，就推给历史，就骂都是祖宗不好，就搞什么“阴暗史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和责任，把一切失误都推给历史和祖宗，说一切问题都是唐宗宋祖毛泽东造成的，那我们自己是干什么吃的？
人生是严肃的斗争，当今世界如战场。“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师，当新羁之马”，而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者，靠的便是不怕失败的志气、乃至不怕全军覆没的勇气，这是李陵的名言。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所谓乱臣贼子，无非都是些临事缩头、事后永远正确的胆小鬼；司马迁写《史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歌颂了多少失败者？歌颂了多少犯错误的伟人？中华民族要在这个虎狼世界上生存，非奋斗不可，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奋斗，就会犯错误。今天，如果再考虑一下钱钟书先生的话，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正视一下自己：中国的某些文人，是否娘娘腔太重，是否乡愿气太浓，是否一有风吹草动，便群起骂娘骂祖宗，无论天下兴亡，永远正确的仿佛总是他自己。这样的文人习气，何可足于之言事？何可足与之言史？
所谓“唱衰中国”者，妖魔化中国者，不过是长期历史失败主义、历史失败哲学的表现罢了，正如尼采所说：这就是“历史的颓败”。老百姓讲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与其说是打碎了中国历史五千年，还不如说几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在炮火声中吓破了胆，被打掉了自信心。天下未乱己先乱，天下已安心未安，总是这样一种悲观失望、心惊肉跳的态度，遑论“大国心态”，恐怕是连所谓“平常心”也没达到。 来源：2011年第4期《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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