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词]共产党、国民党、研究系、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苏联共产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同时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战后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空前高涨，而且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骤然分裂为两大阵营：以西欧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和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第三国际），前者主张通过温和的议会斗争掌握政权渐进地实现的社会主义改良，而后者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这场巨变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挣扎于军阀混战泥潭的中国是受影响最大最深的国家之一。
一、研究系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大致认同
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主要代表的研究系来源于晚清的立宪派和民初的进步党，由于受到战后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推动，在保持议会民主信仰的基础上，他们开始在其政治主张中增加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个以士绅知识分子为主要基础的派别一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温和改良，所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情况下，他们自然倾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过这种倾向只是思想上的大致认同，由于当时中国的落后状态，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能满足于思想的研究和传播。
梁启超于1918-1919年访问西欧，目睹了战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盛况，受到不小的冲击，1920年回国后即开始大谈社会主义。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以为“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 1但是，落实到如何在中国推动社会主义运动，梁启超却有相当多的顾虑，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落后状态，担心社会主义运动损害现代工业的发展，认为为了保护中国幼稚的工业，必须反对阶级斗争，只能用温和的方法力图实现资本家和工人的和谐。梁说，“工业方在幼稚之时，萌孽是摧残不得，煽动工人去和办工厂的作对，我认为等于自杀”，“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 2事实上，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有一种对劳动人民的轻视和恐惧。梁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劳动阶级者，非游民阶级之谓。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人形成之”，“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 3，以此批评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倡导的劳工运动是利用游民。
研究系年轻一辈的代表人物张君劢，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学习德国（西欧模式），而非俄国（苏联模式）。这在张君劢、张东荪1920年夏天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系列通信《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有充分的反映，信中张君劢列表比较战后俄国与德国政治变革并加以分析。
张君劢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上台，推行社会主义改良，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途，而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成功是偶然现象，其他国家无法模仿。“以亡命客于数日之间夺取政府”，“若夫天才不如蓝宁，自信力不如蓝宁，而欲尤而效之，未有不画虎类狗者也”。“德之革命则异乎是，建筑于五十年训练之上”，“议定宪法，虽社会革命之理想并未完全实现，然规模具在，循此轨道以行，则民意成熟，自然水到渠成矣”，“吾国人之所当学者，厥在德社会民主党之脚踏实地，而不在蓝宁之近功效速焉”。 4
更为重要的是，出身于温和立宪派的张君劢无法认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派始终信仰议会民主制，主张用合法的、渐进的方法实现社会改良，认为暴力革命是凭借少数人的强力，不会有好的结果，而无产阶级专政违反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是与民主对立的。“仆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之一人，对于蓝宁式之革命不敢苟同”，“所谓法者，其成立也，必有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若苟焉以少数人之力，从而更易之，则法为非法，而国必乱”；而无产阶级专政对工人阶级“推尊之过度，至于摈斥其他国民，则大非平等之义”。 5
相对于梁启超和张君劢而言，张东荪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更大的热情，而且确实在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他的基本政治立场仍不出温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张东荪从1919年开始热情地宣扬社会主义，但是与梁启超一样，张东荪同样顾虑到中国当时的极度落后，认为首先应该发展实业（资本主义）。1920年10月张东荪陪罗素到湖南讲学后，看到中国内地的落后，深受刺激，提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 6 张东荪的态度引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小组方面的社会主义者不满，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等先后撰文批驳，发展成一场相当激烈、影响广泛的论战。1920年12月15日张东荪又在《改造》3卷4号上发表长文《现在与将来》，算是对各方批评的一个正式回答，文中认为中国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所以社会主义者只能满足于研究学说、传播思想，真正实行社会主义要等到遥远的将来。
不过在分析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以及中国政治现实上，张东荪确有其独到的深度。首先，张东荪认为西欧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不同道路是由于国情的不同，“俄德之不同，全在国情”，这显然已经比张君劢深刻多了。但是在谈到中国现实时，张东荪表现出与梁启超同样的、对贫苦人民的轻视和疑惧，认为“中国下级社会之人性不能逐渐改善，则一切社会革命皆为空谈，故中国即有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不过张东荪的独到之处在于，虽然他与梁启超、张君劢政治立场一样，反对暴力革命，但是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难以避免，“至于中国之前途，以弟之观察，止有革命，且革命或不止一次。此革命之来，吾人无权以拒之。吾人固无力创造革命，然亦无法避免革命，仅能从事于文化运动，俾于革命之进程中增加其理性的要素耳”。 7
在军阀混战、中国政治生活完全暴力化的时代，温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从事实际政治改良的机会，唯一能够做的只能是推动温和政治思想的传播而已，所以他们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认同也只能是思想上的认同。但是由于他们在教育界有相当大的潜势力，还掌握着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有影响的报刊，因此在二十年代初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其中张东荪尤以鼓吹社会主义知名于当时。
二、国民党对两种条社会主义模式的折中取舍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在徘徊苦斗之中，对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也寄予很大的希望，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一度对社会主义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人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和苏联两种模式做出了某种折中取舍，没有完全宗奉任何一派。在政治制度的理想上，国民党虽然在所谓“军政”、“训政”的过渡期里是要实行一党专政，但从未否认其最终理想是权力名义上属于各阶级全体人民的议会政治，这接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民党还明确反对阶级斗争，认为阶级之间虽难免有矛盾，但合作仍是主流，主张阶级调和，仍然接近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在政治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国民党却积极地接受苏联模式，始终坚持以暴力斗争推翻军阀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依照布尔什维克的形式改组政党，力图把涣散的国民党改造成纪律严明的革命党。
孙中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他的民生主义划等号，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 8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相同，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9方法的不同主要在对于阶级斗争的态度上，孙中山认为“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 10所以他主张通过阶级调和达到均富的理想，具体的方法除了原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又提出“制造国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但是他认为中国没有巨富，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差别，不主张通过没收一个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或分配给另一阶级，而是用征税或赎买等温和方式达到目的，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差别。孙中山在社会改革方法上主张温和，但政治斗争的方法上则主张完全模仿苏联模式，建立组织严密的革命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政权推动社会改革，他尖锐地批评研究系是只会空谈的糊涂书生。
戴季陶是国民党内一度对社会主义钻研较深的人物（虽然后来成为坚决的反共分子），他谈论较多的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在谈到德国时戴说“现在德国的新国家组织，在民主国里面总要算一个进步的国家了”，“德国的政府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议会里面占多数的是社会民主党，所以我们对于这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应该要晓得一点”； 11在谈到英国时，戴说“看这个选举法，就可以晓得向来自己夸称世界第一的英国议会政治，已经渐渐的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实现起来。不但是议会政治的形式大加进步，在社会组织的形式上已经有不少的变化了”；在谈到俄国时，戴把革命看成一场大灾难，威吓中国的特权阶级对人民作出让步，“这半年来俄国国内的战乱、饥谨恐怕比俄德交战当中还要利害，死伤的人更不晓得有几何。这些祸害，我看十九都是人造成的。我们中国特权阶级的人看见这种惨祸，应该要有觉悟了。‘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 12
国民党人对下层民众的态度始终和自命清高的梁启超派知识分子有所差别，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就把联络下层民众的会党组织作为工作重点。邵力子对张东荪轻视民众的言论提出激烈批评，戴季陶本人虽然对于劳动人民并不信任，不过和梁启超、张东荪不同，戴希望能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加以引导，并不一概否定。戴在谈到五四运动期间的上海工人时说，“这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于工人本身也是不利的”，因而“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他的想法得到孙中山的赞同。 13
邵力子认为中国不必象梁启超等说的那样必须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实业，社会主义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实业，孙中山也特地在“节制资本”之外提出“制造国家资本”，这是双方重要的理论分歧。邵力子认为“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这不是资本家的愚昧，便是资本家的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说法，东荪君难道也认定谈了社会主义便不能开发实业么？”，“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不可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东荪先生不要只采用他半截话啊！” 14 实际上，当时正在中国讲学、对社会主义论战影响很大的英国思想家罗素，经过在中国一年的观察和思考，确实对于中国的前途得出了与孙中山类似的“以俄为师”的结论。罗素本来是梁启超等的共学社1920年请到中国讲学的，人们往往把罗素当成他们一派的支持者，罗素本人确实也是举世闻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但是在离开中国前夕的临别讲演中，罗素却明确的提出，中国不可能走西欧式的道路，因为中国不具备直接实行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人民既没有教育，又不熟悉实业的方法，所以俄国式的手段，是最适宜最可能的。” 15
无论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还是与其结论相近的罗素，他们对苏联模式的认可是有限度的。首先，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想仍然是西方的议会政党式民主，没有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只是在过渡期里要有一段时间的一党专政，但是这个党也不是代表某个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是代表全民的。其次，他们反对残酷的阶级斗争，主张阶级之间通过谅解与合作缓和矛盾。著名教育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说：“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斗争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故马克思所主张阶级争斗绝不适宜于中国也。” 16总之，这一派的政治思想是在西欧模式与苏联模式之间通过取舍达到某种折中。
三、中共党人经过探索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中共党人选择苏联模式之前经过了一个探索过程
新兴的共产党无疑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忠实拥护者，但是中共党人最终选择苏联模式也经过了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开始，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是否能适合中国的条件持怀疑态度，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1917年初还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17 这与梁启超等想法相当接近，可见十月革命确实是促使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思想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等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仍很有限，只是将其当作一种新的信仰，认为“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 18即使在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开始大规模传播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经历了一个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在1921年夏思想还很模糊，反对暴力革命，认为“现在一般人最大的错误以为革命一定要拿了手枪和炸弹去杀人”。 19
即使在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两条道路之后，很多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激进知识分子一开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抉择。李大钊认识到“社会党人是中央派和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但是又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 20李大钊最初对于温和的政治和社会改良并无任何敌意，他说：“余虽为急进之言论，余并不排渐进之言论”， 21甚至对于非暴力的社会改良持一种赞许的态度，“英国近来设了一个‘改造部’”，“对于改善劳工生活的方法特为注意”，“这就叫‘沉默的革命’、‘调和的革命’。英国国民若能在风平浪静的中间，完成了这一大使命，世界上有政治天才的国民，真算英人为第一了”。 22甚至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李汉俊还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 23
（二）中共党人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
本文所说的苏联模式，是指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运用政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方式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中共党人逐渐认识到，这样可以避免走西欧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发展老路，既能加快国家的发展，又可以消除阶级压迫的痛苦。而西欧模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需要要成熟的议会体制和合法活动的社会主义政党及工会组织，这在中国是要经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才会有的，缓不济急。
选择苏联道路要首先在经济上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陈独秀在给罗素的公开信中说：“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的错路。” 24 在同时给张东荪的公开信中陈独秀质问到：“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底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的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25
选择苏联模式还意味着要否定西方议会民主制，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老一辈来说这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陈独秀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 26 李大钊引用列宁的思想批评议会政治：“列宁氏虽称道平民政治，却极反对议会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为哓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璜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 27
而对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本身受旧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染本来不深，又亲眼目击了北洋时期中国议会政治的腐败可笑，更容易受世界激进思潮的影响而否定议会政治，进而否定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蔡和森认为议会民主实际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家，由阶级斗争和国际竞争的结果，一面成为托辣斯争夺殖民地之武力的集团，尽量扩张其军国主义与军备，一面渐渐揭破其‘德谟克拉西’的假面具，显出资产阶级专政的真相。” 28赵世炎严厉批评英国工党“只在议会席上买弄，怯于阶级斗争。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党而将大群众的无产阶级统治着”。 29
放弃议会政治意味着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是苏联模式与西欧模式的主要区别。李大钊说：“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 30在十月革命纪念会上，一向温和的李大钊斩钉截铁地指出：“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于世界的影响：有四种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 31 瞿秋白也认为：“罗素要反对‘阶级斗争’，其实‘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若客观上既必不可免，则必有国内的阶级斗争”，“即使劳动党（注：即英国工党）能执政，若不经阶级斗争而行无产阶级独裁制，资产阶级也决不容忍你们来从容不迫的行‘社会主义政策’”。 32
1920年蔡和森到法国后本来计划先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两年，再作抉择，但是实际上连三个月都不到，他已经选择了俄国道路：“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提出“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 33此时正是五四青年思想急剧分化的时期，据李维汉回忆，湖南新民学会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1920年7月召开会议，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发生的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仿效苏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种意见是萧子昇提出，主张温和的改良。当时李维汉并不同意蔡和森，会后给毛泽东的信中写到：“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学会留在湖南的会员1921年在长沙也连开了三天会，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书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些会员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最终导致新民学会的分裂和消亡， 34而王若飞则自称欧战前信仰俾斯麦主义，欧战后改信威尔逊主义，最近才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35大约在1920年，一批激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次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四、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矛盾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资助，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从事民主革命，这使中共党人陷入矛盾之中。
中共党人是否定了议会民主制之后才选择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定了阶级调和之后才选择了阶级斗争，是否定了渐进式西欧模式才选择了跳跃式的苏联模式。俄国与西欧相比是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却走到了西欧前面，虽然俄国革命也经过了短暂的民主革命阶段（二月革命），但是布尔什维克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独立政党，从未接受过其他政党的领导，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很多中共党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都难以认同，中共一大选出的三个中央委员中，张国焘公开反对加入国民党被解除了中央委员职务，李达因不满国共合作的形式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反对也不小。不过由于共产国际的权威，由于中共当时确实弱小，由于孙中山的个人声望，由于在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国民党毕竟有一番新气象，中共经过激烈争论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但是，中共党人不可能满足于民主革命的目标，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其中根本的分歧在对于阶级斗争的态度。民主革命是要建立不分阶级的民主制度，国民党主张的是阶级调和，而中共党人很难放弃阶级斗争，有些共产党员甚至对共产国际的殖民地革命理论也表示怀疑，比如恽代英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客观条件成熟的产物，而是有组织的革命者努力奋斗的结果，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未必需要通过民主革命才能达到客观条件的成熟，“中国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一阶段，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较俄国少几倍，这并不能断定中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不较英美少二三十倍么？俄国既可以比英美先成无产阶级革命，却断言中国一定不能成就这种革命，这是无理由的事”，“一个真正注重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 36
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很多中共党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加入国民党后，并不想屈从于国民党的民主革命理论，而是希望利用国民党势力实现自己的社会革命理想。李大钊甚至说：“从北京到广州，存在这样一种气氛：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 37恽代英认为：“以中国经济之落后，工人之无团结，或团结而无力量，欲求社会革命之完成诚不易言。吾人取加入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政策殊有意义。但我视此举只认为我们借此改造民党，借此联合一般真诚热心于民主的人向恶势力奋斗，因以握取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确实根基，如俄国前例。” 38
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思想矛盾势必在实践过程中产生重大后果，中共党人在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中往往会突破国民党甚至中共中央的政策限制，大规模推动阶级斗争的展开，这必然会引发民主革命阵营中各阶级矛盾的激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湖农民运动。国共合作框架之下的土地政策只是温和的减租减息，最初只提出地租最高限额为50%，到1927年5月9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布《佃农保护法》也只是把地租最高限额降到40%。不少中共党人对这种限制阶级斗争的政策十分不满，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中的中共委员谭平山、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愤怒地指出：“在农民争夺土地的斗争即抗租斗争热火朝天的时刻，通过有关地租的法令，不能不被解释为对农民运动的一种限制。农民将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个法令看作是《地主保护法》”。 39
从中共中央到中共基层的许多党员，还有共产国际中的托洛茨基派，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超越民主革命阶段，深入推动社会革命。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公布了不少限制工农运动的法令，虽然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为了维持与国民党的联盟发布了不少限制工农运动的指示，工农运动还是日趋激进，阶级斗争随之日益激化。北伐军攻占两湖之后，中共党员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困苦中的农民反应也相当热烈，农民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夺取了农村政权，并且通过罚款、游街、拘捕甚至处决等激烈方式斗争豪绅地主，整个地主士绅阶级受到巨大的冲击，纷纷逃亡，农民实际上夺取了地主的土地，“绝大多数大中地主和一部分小地主，从农村逃进了城市”，“留在农村的小地主，往往为了保住性命自愿把土地交给农民协会。” 40这种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势必引起北伐阵营中各阶级的分裂，于是与地主士绅阶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革命军军官们开始昼夜密谋清算共产党、镇压农民运动，而一向主张阶级调和的国民党与大力推动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也就必然走向血腥的分裂。
国民党虽然接受暴力革命和革命党的思想，但坚持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不愿意从民主革命走到社会革命，对共产党推动的土地革命和剧烈阶级斗争非常不满。1927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提出攻击共产党的呈，内称：“总理知共产必不适宜于中国，尤其是阶级斗争之共产主义，故自创三民主义以适合中国，且允许共产党分子之有觉悟者服从国民党主义，使其隐销其逆谋。不料自共产党分子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积渐谋逆，迨总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阴谋。” 41 4月9日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等又发所谓“护党救国”通电，于是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武力镇压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此时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还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到两湖的农民运动高涨起来，动摇了支持武汉的军队，7月15日汪精卫也步蒋介石的后尘实行清党，国共联盟彻底破裂，共产党遭到国民党优势武装力量的血腥镇压。
研究系反对暴力革命，但也不同情军阀，对北伐大致持消极反对态度，只有蒋百里、丁文江等少数人一度成为孙传芳的幕僚。这一派更反对阶级斗争，对北伐战争中的工农运动深恶痛绝，梁启超在给儿女的家信中说道，“党军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更是家常便饭，而在这种会中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凡是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 42
国民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在这个前提之下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了联盟，研究系对于军阀也并不同情。但是，一旦阶级斗争激化，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分歧就立刻凸显出来，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工农群众的力量也没有真正组织起来，共产党早就受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敌视，由于领导工农运动又受到稍有革新思想的国民党和研究系的敌视，陷于孤立地位，最终遭到各派势力的联合打击，遭遇了惨重挫折，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email protected] ）
（原稿发表于《求索》2006年4期，略有修改）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社会革命暗潮》1920年3月7日，《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18页。
2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社会主义商榷》1920年3月23日，《梁启超选集》， 729-730页。
3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选集》， 753-758页。
4 张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1920年7月15日，《解放与改造》2卷第14号，2、6、7、8页。
5 张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1920年7月15日，《解放与改造》2卷第14号，2、6、7、8页。
6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
7 张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1920年7月15日，《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15-17页。
8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8月，《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355页。
9 同上，381页。
10 同上，371页。
11 戴季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纲》1919年8月10日，《戴季陶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955-956页。
12 戴季陶：《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1919年6月29日，《戴季陶文集》，904-905页。
13 戴季陶：《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样做》1919年6月22日，《戴季陶文集》，891页。
14 邵力子：《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1920年11月8日，《邵力子文集》， 436-437页。
15 罗素：《中国的到自由之路——罗素临别讲演》，姚道洪笔记，《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326-327页。
16 蔡元培：《由欧归国后的言论》1926年2月4日，《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257-258页。
17 陈独秀：《答禇葆衡》1917年1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170页。
18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0月15日，《李大钊全集》第三卷，106-110页。
19 张闻天：《无抵抗主义底我见》1921年6月26日，《张闻天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73页。
20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921年12月15日——17日，《李大钊全集》第三卷，679-680页。
21 李大钊：《真理之权威》1917年4月17日，《李大钊全集》第二卷，661页。
22 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社会革命》1919年2月7日-9日，《李大钊全集》第三卷，158-159页。
2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138-139页。
24 陈独秀：《致罗素先生》1920年12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52页。
25 陈独秀：《复东荪先生》1920年12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55页。
26 陈独秀：《立宪政治与政党》1919年6月8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422页。
27 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1922年7月1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107-108页。
28 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1923年5月2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268页。
29 赵世炎：《世界第一名帝国主义者——英国》1924年7月23、30日，《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19-120页。
30 李大钊：《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1923年1月16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143页。
31 李大钊：《在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的讲演》1922年11月7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127页。
32 瞿秋白：《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1923年2月，《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508-809页。
33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50、52页。
34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1、16、17页。
35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24页。
36 恽代英：《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1925年4月4日，《恽代英来鸿去燕録》，北京出版社1981年，211-212页。
37 李大钊：《在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发言》1924年1月18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327页
38 恽代英：《致施存统》1923年6月15日，《恽代英来鸿去燕録》，北京出版社1981年，128页。
39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两个共产党委员关于土地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苏]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39页。
40 《湖北省黄冈县的农民运动》，[苏]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48页。
41 吴稚晖：《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吴敬恒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1927年4月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104页。
42 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25-1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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