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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即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然而,中国老百姓对国家的这一经济地位却很难有切身体会。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个人收入并没有与这一国家经济地位相匹配。
理论上,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它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严格的界定,这界定就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是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加发达的更高社会形态,因而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要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建立的基础。换言之,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进步,其唯一的标杆就是生产力水平比资本主义高,而对老百姓而言,就是在社会主义,人们的收入比资本主义时代好,腰包更鼓。
应该说,这种理想也不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二十世纪末,有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为现实,比如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当时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9:1),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6%。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又比如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大多在北欧:2012年4月,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共同发布全球幸福报告。报告提出了一套国家幸福指数体系作为测评全世界各国国民幸福程度的指标,其中包括稳定的经济收入、良好的人际关系、高就业率和高质量的工作、相互信任和尊敬的社会生活、身心健康、供养家庭、良好的教育等。报告显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大多在北欧:丹麦、芬兰、挪威依次占据了前3席,瑞典名列第7(中国则排在第112位)。
北欧国家所以名列前茅,原因就在于人民福利好,消费水平高。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的洪流冲击了北欧诸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里,丹麦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将近200%,挪威增加了150%,瑞典则增加了250%以上。20世纪60年代之后,北欧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福利最完备的地区之一。1970年以后,丹麦一直处于世界人均收入的前列。2002年,丹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29593美元,位列世界第6名。2005年,挪威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次于卢森堡位居第二,瑞典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洲国家第4位。在福利方面,北欧国家是典型的福利国家,与经过资产调查、只针对穷人的选择性政策相反,北欧福利制度是普遍主义的全民社会保障模式。其政策涉及教育、住房、医疗保险和妇幼保健、养老金、失业救济、职业事故保险等领域,覆盖了人生的各个方面与各个时期,可谓“从摇篮到坟墓”编织了一张规避老年、疾病、失业、伤残等各种社会风险的安全网。丹麦政府将税收的40%用于社会福利,其中13%用于教育和科研,丹麦所有的普通学校都是免费的。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不仅广泛,而且普遍。享受社会福利成为公民的一种基本社会权利,福利国家致力于消除基于性别、年龄、阶级、家庭状况、种族、地区等因素而形成的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最普遍的待遇包括养老保障金、向所有有子女家庭提供家庭津贴或儿童津贴。北欧各国地方政府提供的完善的社会服务是其福利制度的亮点之一。“在你出生之前助产士就已随时待命;在你呱呱落地之后,保健护士会上门拜访;一旦爸爸妈妈重返劳动力市场,专业的儿教人员就会接手照顾你;学校的牙医会从你三岁开始提供长达12年至15年的服务;教师会引导你完成小学和中学的课程;护士和医生(一些来自公立医院、部分来自私立医院)为你的一生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当你失去自理能力,家政工人会上门提供清扫、购物和个人护理等服务;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养老院居住(虽然目前有些供不应求)。”
这些国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人民消费的最大化促成了产能的最大化。这一规律,其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已有论述:“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化。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换言之,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产水平。马克思还论述了“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的道理:一方面,“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了超常的生产过剩,大量产品积压,不能被用于消费,它们就不是现实的产品,等于没有生产。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直接就是消费: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被消耗;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在消费过程中,人生产了自身,也生产着生产:一方面,产品在消费中、通过消费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了新的生产的需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消费在生产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大,它甚至成为生产的主导性因素。如果没有了消费,生产就失去了动力和目的,人自身也无法发展。所以,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应该鼓励消费,这是社会健康运转、人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北欧国家的成功,就是依赖增加人民收入,让人民收入最大化福利最大化,从而让这种需要转化为生产动力,促进生产发展。与此同时,这种收入的增加还必须是大面积的,惠及广大百姓的,只是少数人的高消费而大多数人在平困之中,是无法形成对增加国家产能的需要的,也就不可能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
朝鲜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朝鲜这样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奴隶主义”),其最高领袖的消费是惊人的。比如金正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其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朝鲜领袖金正日的个人财产约有40亿美元(约62亿新元),金正日是白兰地最大买家,拥有200辆马赛地S级豪华车。他利用这些钱在香港、澳门等地购买马赛地房车、日本家电、法国美酒等奢侈品,除了自用外,还会送给劳动党及军方高层,巩固自己的地位。若以金正日由1985年起每年有4亿美元‘收入’计算,户头内现时应约有40亿美元。金正日是法国轩尼斯白兰地的全球最大买家,金正日一年就花72万美元买顶级白兰地。金正日拥有的名车不计其数,当中有200辆是德国马赛地S级房车,总值2000万美元。其子金正恩,据韩国《朝鲜日报》报导金正恩执政后的2012年,一年花费6.485亿美元进口奢侈品,这金额是父亲金正日年花3亿元的二倍以上。据传金正日生前在全国各地共有17座行宫,每年还花100万美元进口洋酒,也拥有不少高级名车。金正恩更为夸张,打造了和1000多名亲信一起观看电影的专用电影院,还购买了宾士车、最新音乐设备、10多台钢琴等。与此同时,老百姓一天口粮却只有 100克左右。每天100克的口粮是无法维持生命的,于是朝鲜提出国家解决口粮的三分之一,单位解决三分之一,个人解决三分之一。单位较好的人可以从单位分到一些粮食,有钱的人还可以从黑市买高价粮。但是无钱无势的人只好去野菜,吃树皮。朝鲜中央电视台则宣称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少吃饭有利于长寿,野菜更是营养丰富,多吃有利于健康。所以,虽然领导人富得流油,但因为除他及其周围少数人在流油外,其他人都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朝鲜人均年收入不超过85美元。而一个国家的生产总需求是其人均收入乘总人口数,朝鲜人均收入如此之低,再加上本来不到2500万人口的国家,其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无足轻重,也就不奇怪了。
今天的中国,正在从单纯重视GDP的传统社会向实现GDP增长与国民福利总量增长均衡的现代社会转型。这应该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即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要实现国家产能最大化,根本出路就是要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化与福利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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