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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趋势:一个理论框架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钱力 草原 点击:24014次 时间:2015-06-25 20:18:29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为经济学家提供了绝好的研究素材。从分析方法上看,多数有关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是使用实证手段,对收入差距问题进行测度并通过因素分析而试图解释这一差距,但相关的理论研究则相对欠缺;从收入差距研究对象的地域区分上看,由于收入差距从城乡划分的角度一般情况下被分解为城镇内部、乡村内部以及城乡之间等三个组成部分,按照以往的研究经验,在上述三个组成部分中,城乡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一般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并且后者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一般也较小,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多被认为是“小问题”,与研究者对城乡差距及农村内部差距的研究热情相比,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则相对显得冷清。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否真的因其本身“较小”且相对贡献不高而应当受到冷落?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就已经超过了农村,而且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

      且不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本身已经很高,单就其潜藏的社会危机程度来讲,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也许更加重要。一般而言,公众对收入差距的感受主要源自“横向”的比较,其选取的参照系通常是“就近”的。虽然中国城乡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也在逐渐加强,但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仍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巨大的城乡鸿沟仍然横亘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也正是因为过于巨大的城乡差距将中国区分为“两个世界”,才在现实中使得乡村人口对收入差距的感知主要是通过对乡间邻里的比较而获得,而城镇居民对收入差距的感受亦是主要基于城镇内部的比较范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虽然大,但这种收入差距更多地源于由劳动差别及亲缘关系带来的城镇就业机会差别上,这样的收入差距在多数情况下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虽然以劳动差别作为微观基础,但由于行政庇护而产生的行业和就业性质差别,以及由于政治资本差异所决定的发展机会差别是相当严重的。据作者测算,2008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中仅行业差别和就业性质差别两项贡献率之和就高达58%,相比农村而言,城镇内部存在更加严重的阶层分化问题,再考虑到非法非正常收入多发生在城市部门,因此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潜藏着更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故而,在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深入研究显得更加重要而迫切。

      纵观现有文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通常隐含在基于二元框架的总体收入差距变动规律之中,直接的理论研究并不常见,现有的理论分析基本出现在90年代以后,可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不考虑二元结构转换的作用,而是在一个“纯粹”的经济环境中,借助人力资本的异质性、财富增长差异等内生因素对单部门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研究,进而推导出不同于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收入分配演变趋势(Galor,Zeira,1993;Banerjee,Newman,1993;Persson,Tabellini,1994;Alesina,Rodrik,1994;Galor,Tsiddon,1996;Aghion,Bolton,1997;Li,Xie,Zou,2000;尹恒、龚六堂和邹恒甫,2001)。第二类是以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为背景,在纳入体制转轨因素的基础上,考察城镇部门收入差距的变动规律(李实,1997;王韧,2006;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龚刚和杨光,2010)。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即可发现,国外学者开发的理论模型多因在“纯粹”的经济环境中强调收入分配演化机制的内生性而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而直接针对中国城镇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则要么侧重于二元结构转换等“自然”的力量,要么侧重于体制转型、政府政策等“制度”的影响,鲜有理论模型能够将这两个方面有效结合。这正是本文所针对的研究要点。

      二、理论框架与数据模拟

      本文的理论框架将紧紧围绕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城镇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的现实,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置于二元转换及体制变革过程之中,并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模型的基本设想是将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分解为两个部分,即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以及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首先研究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问题,将城镇部门再分为两个部门,即简单劳动部门和复杂劳动部门,在此基础上研究各种关键因素对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其次从功能性收入分配角度来研究城镇部门内部劳资所得差异及其变动,接着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城镇总体收入差距长期变动规律。最后讨论制度变革与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对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当模型的结论无法通过简明的数学方法得以确定的时候,则在既定的函数关系下辅之以数据模拟方法来进行刻画。

      (一)模型的基本前提:二元结构与新古典框架

      第一,总体经济是二元的,农村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城乡收入差别导致劳动力不断地向城镇部门迁移。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起源于其劳动差别,为简便起见,仅将城镇劳动力划分为两类,即复杂劳动力和简单劳动力,城镇内部的行业也相应地划分为简单劳动行业和复杂劳动行业,其中复杂劳动行业所需的劳动力有着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而农村劳动力在城镇部门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因此农村劳动力迁移仅对简单劳动力的市场供求产生影响。

      

      

      第四,收入差距仅体现在城镇两个行业之间,设行业内部劳动者收入无差别。

      (二)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动

      

      

      

      图1 在f(t)三种情况的变动下农村人口迁移对城镇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迁移对城镇收入差距的影响本质上和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城镇简单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开始上升,对城镇收入差距的影响或者表现在抑制其扩大上——当城镇差距上升时,或者表现在加速其下降上——当劳动力转移后期导致城镇收入差距缩小时。总之,城镇简单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逐渐消失将对城镇收入差距产生抑制性的作用。

      2.教育发展、人力资本差异变化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

      毋庸置疑,人力资本差异所造成的劳动差别及其在收入分配上的体现是导致单部门内部收入差距的根源所在。但劳动差别要体现在收入差距上,必须要以其为生产过程提供不同的贡献为前提,也就是说,部门之间生产函数边际产出的差别将作为产生城镇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唯一载体,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者只有在复杂劳动行业中参与生产,才能通过其较高的边际产出而获得较高收入,这样一来,城镇内部人力资本差异所造成的劳动差别也就表现为简单劳动行业和复杂劳动行业的收入差别。

      在一个经济内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差异不会固定不变。在教育发展的初期,劳动者人力资本差异不大,只有少数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积累了较高的人力资本而得以从事于复杂劳动行业,这使得他们的收入与简单劳动行业的劳动者逐渐拉开差距,并且激励了其他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随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更多的人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差异进一步地扩大,与此同时,复杂劳动行业的人数比重在持续上升。在教育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都接受了较高级别的教育,人力资本的差异出现重新缩小的趋势。而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将会导致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对于复杂劳动行业来说,劳动力供给逐渐超过了劳动力需求,使得此行业内部劳动力的收入逐渐降低并低于其边际产出,显然这导致了城镇内部两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简单劳动行业中将有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劳动力参与,这必将提升该行业的经济效率。

      

      第三阶段,在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结束,简单劳动力市场恢复弹性,但由于教育发展导致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状况的迅速提高,大多数劳动力都积累了足够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有可能超越复杂劳动行业的发展速度,这使得复杂劳动行业的劳动力出现过度供给,复杂劳动行业不能继续有效地吸纳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开始在简单劳动行业从事生产。这使得l[,e]的缩小速度减缓,同时复杂劳动行业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度而导致收入将低于其边际产出,即:

      

      当然,城镇复杂劳动行业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最终将通过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机制得以化解,城镇两部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弹性最终也会得以恢复,此时两部门的收入差距将由行业边际产出来决定。在新古典框架下,边际产出的差异归根到底是由城镇部门之间经济效率和资本状况决定的。模拟数据结果见图2,其中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基尼系数。可见,在综合考虑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教育发展导致人力资本差异,及其对城镇两部门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影响之后,城镇劳动者收入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趋势。

      

      图2 包含两个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的城镇劳动力收入差距数据模拟结果

      (三)行业发展差异的变动及其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容易发现,本文推演至此所涉及的导致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归根到底属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那么除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城镇两部门劳动供求以及人力资本差异变化导致部门之间人数的消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之外,城镇两部门自身的经济效率和资本状况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新古典框架下这两者是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决定因素),其对收入差距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了研究这一问题,必须舍掉上述的结构性因素,即在城镇两部门劳动力市场都恢复弹性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将如何变化,此时[2]式相应地变为:

      

      可见,当城镇部门简单劳动力市场对劳动供给恢复弹性的时候,此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不再重要,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就取决于部门间效率以及资本深化率的差异。容易验证:

      

      研究表明,城镇产业部门之间的经济效率和资本深化率差异将会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趋势,因此当城镇劳动力市场恢复弹性的时候,即城镇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行业资本和效率差异的时候,这一差距将呈现倒U趋势。

      (四)资本积累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以上的分析主要关注城镇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为了更全面地刻画城镇收入差距的变动规律,现在考虑由资本积累所引起的劳资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近期的一些经验研究已经证明了我国转轨经济中由资本积累引起的劳动者所得占比下降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在近年来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显然,进一步的考虑即是:资本所得占比本身将会有着怎样的变化规律。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以及龚刚和杨光(2010)在二元框架下,分别基于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研究了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资本份额的反面)演变的一般规律,从功能分配的角度解释了总体收入差距的倒U趋势。那么在同样的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城镇部门内部资本所得占比又是如何变化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1.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初期阶段

      

      由于城镇总体劳动力所得占比取决于城镇两部门内部各自的劳动力占比及其比重,在生产要素产出弹性不变的情况下,从功能分配的角度来看,城镇劳资收入差距在二元转换的初期是扩大的。其根本原因是二元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致使工资不能对劳动市场供求以及劳动生产率增进做出有效反应④。

      2.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期阶段

      

      此时,城镇总体劳动份额仍然会下降,当然,这一下降速度可能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二元转换对城镇简单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作用应当大于教育迅速发展而导致的过度供给对复杂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影响,因此第二阶段城镇劳动份额占比下降的速度将会减缓。

      3.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期

      复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将通过两种途径化解,一是该行业不断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内部两个部门所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复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供给(即具有符合行业要求的更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减少,同时,简单劳动行业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原来的能进入复杂劳动行业从业的劳动力现在只能符合简单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这表明原有的复杂劳动力市场的过度供给逐渐消失。因此,城镇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弹性最终会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得以恢复。这意味着劳动力所得占比最终将得以回升,并以生产函数中的产出弹性获得其“合理”的收入份额。

      (五)城镇总体收入差距演变的倒U趋势

      前文分别讨论了影响劳动者内部差别以及劳资之间所得差别的各项因素及其变动规律,现在考虑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城镇总体收入差距问题。为简化模型并考虑到分析重点,设资本所有者内部收入无差别。

      依据Sundrum(1990)提出的两部门加权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可得:

      

      由[9]式可知:Gu对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的导数恒大于0,前文的分析表明,二元转换过程中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呈现出倒U变化趋势;对城镇劳动者所得占比的导数恒小于0,而劳动份额的变化遵循U型规律。因此,城镇总体收入差距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将呈现倒U趋势。

      以上两点显而易见,需要重点讨论的是资本所有者占比对城镇收入差距的影响,由[9]式可知,对资本所有者人数占比的导数恒小于0,在资本所得占比既定的时候,资本所有者人数占比的增加,一方面导致存量的资本所得在资本所有者内部的分配上出现越来越大的分母效应,即劳资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随着的增大而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引起劳动者人数占比的下降,从而降低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额。可见的增大将会使得城镇总体收入差距缩小。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虽然“纯粹的”资本所有者占比始终不高,但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将闲余的财富投入到生产当中以获得财产性收入,并且这一收入比重近年来也有着很快的增长。当然,这些城镇人口并未完全脱离其劳动者的身份,或者说其身兼“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两重身份,但这一群体的壮大至少与本文模型中的增大对收入差距平抑作用的第一方面是相同的,即导致存量的资本收益在更多的主体之间分配,这降低了资本人均所得与劳动人均所得之间的差距,从而缩小城镇整体收入差距。

      三、制度变革、非市场因素对城镇收入差距的作用

      上述分析主要针对能够引起城镇收入差距长期变动的市场因素,实际上现实中的一些非市场因素也能对收入差距产生深远影响。

      (一)市场化体制改革对城镇收入差距的影响

      不难发现,前面的分析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在整个城镇收入差距的变动过程中,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发挥作用,即使由于劳动力的流动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暂时的过度供给,进而引起其弹性的失灵,但这仍然是市场机制本身作用的结果。在这一隐含假设下,城镇收入差距具有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联系到经济转轨的实质在于计划经济的逐步破除与市场经济的不断成长,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并非自始至终,而是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而逐渐体现,这种伴随经济体制转轨的劳动力市场化的“渐进性”将对城镇收入差距造成重要影响。在转轨初期,当经济中计划的成分仍然占主要比例的时候,上述模型中对城镇收入差距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城镇劳动力的劳动差别也不能完全地在收入分配上得以体现,此时计划经济的“绝对平均”原则抑制了城镇收入差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在劳动力收入决定方面的作用力以及覆盖面都在逐渐扩大,这意味着城镇中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会经过市场的“评估”而获得收入,劳动差别逐渐充分地显现在收入差别上,亦即上述模型中的各种因素对城镇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和力度逐步提高。可见,体制转轨及其劳动力的市场化为中国城镇收入差距的长期演变提供了制度前提,转轨的渐进性引起了上述模型作用发挥上的渐进性,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既依赖于结构转换等经济发展因素,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等制度变革的力量⑤。

      (二)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对城镇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模型中城镇收入差距长期倒U趋势的实现需要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但在中国现实中,对劳动力市场环境的破坏却屡见不鲜甚至广泛存在。比如,饱受诟病的行业垄断所导致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Sylvie Demurger、Martin Fournier、李实、魏众,2009;傅娟,2008),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城镇收入差距的严重影响(陈宗胜、周云波,2001;陈刚、李树,2010),政治以及社会资本对教育及就业机会的干预(李春玲,2003;林光彬,2004)等等,这些因素多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作用进而畸形地放大了城镇收入差距。当此类因素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的时候,市场机制对城镇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将会被严重削弱,这将导致收入差距的倒U拐点被推后并且在高位出现。静态来看,在收入差距变动中的“稳定区间”上仍然包含着很大的不公平成分。就发展趋势来看,若不解决“非市场因素”对分配秩序的严重影响,仅仅依靠模型中的市场机制的力量,收入差距的“稳定区间”有可能在较长时间难以真正地转变为“下行区间”。

      四、简要结论

      本文以二元结构转换和经济体制转轨为背景,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将城镇收入差距分解为劳动者内部差距和劳资收入差距的情况下,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教育发展及人力资本差异、劳动力供求、城镇内部行业之间经济效率和资本深化程度差异、城镇内部资本所得占比的变化规律,以及制度变革和行政垄断等影响城镇收入差距主要因素的变动规律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结构转换和经济转轨过程中城镇收入差距呈现出的倒U趋势。当然,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量众多,但以上因素可被认为是基本的或者是最重要的变量:农村劳动力迁移直接改变了城镇部门行业之间劳动者相对数量的变化;人力资本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造成城镇收入差距的根源所在;劳动力供求在城镇内部行业划分的条件下将直接影响行业收入;城镇内部行业之间经济效率和资本深化程度的不同通过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导致了行业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占比的变化使得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出现变化;制度变迁和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也决不能低估。对上述六个方面的分析基本上可以涵盖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因素的最重要方面。基于此,本文理论模型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克服了以往理论分析中因忽略了城镇劳动者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这是市场化条件下城镇收入差距产生及变动的根源)而导致其研究中“微观基础”的缺失问题,另一方面,模型不仅考虑了城镇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也将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制度变革与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统一纳入分析,解决了既有研究囿于一隅而产生的以偏概全的缺陷,为中国城镇收入差距长期变动趋势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轨迹是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合理的城镇收入分配秩序的构建既离不开市场也离不开制度。若过分依靠市场的自发机制,则上述造成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的各种因素将难以消除,城镇收入差距将会畸形扩大。若过分依靠政府规制,则市场机制也会被严重扭曲,收入差距的缩小将以严重的效率损失作为代价,劳动差别不被承认将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公平。因此,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政策取向应当是通过对行政垄断、腐败等非市场因素的规制,来保证市场机制对收入差距的有效调节,而不是针对市场机制本身。

      注释:

      ①这里横轴是以时间为维度的,虽然倒U规律是指收入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或经济增长)而呈现出的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但在本文模型中已经将经济增长设为时间t的函数,因此在数据模拟中,时间t的增长实际上代表了人均收入或者经济的增长,下同。

      ②在模拟中,我们将le的变化区间设为0.5-0.9之间。在f(t)的分情况讨论中,以f(t)=2来代表部门间收入差距固定不变;设f(t)在1.5-3.5之间并以0.1的幅度变动用以表示“部门间收入差别较小且f(t)小幅扩大”;设f(t)在3-7之间并以0.2的幅度变动用以表示“部门间收入差别较大且f(t)小幅扩大”;设f(t)在1.5-11.5之间并以0.5的幅度变动用以表示“部门间收入差别大幅扩大”。

      ③第一阶段中,的变化区间为0.5-0.7,f(t)的变化区间为1.5-2.5;第二阶段中,的变化区间为0.7-0.6,f(t)的变化区间为2.5-3;第三阶段中,的变化区间为0.6-0.5,f(t)的变化区间为3-2。

      ④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劳动份额占比下降的机制与Lewis-Ranis-Fei两部门模型本质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本文将这一规律推广到了城市内部的劳动份额问题,并结合教育发展、人力资本的提升等因素讨论了城市内部两个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集聚和化解与劳动份额的变化轨迹。

      ⑤实际上,即使在Kuznets的经典文献中,其倒U理论的实现也需要制度的介入,但后人对其理论的引申及发展已经距离Kuznets的本意渐行渐远。在他的原文中,收入差距改善的拐点之所以会出现,最为重要的并非经济结构内生的变化,而是由于诸如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政策干预的结果,也就是说,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外生的力量才使得倒U规律成立。对于这一点,Kuznets本人也曾反复强调,他实际上是反对使用简单的模型去概括收入差距的倒U规律的,而是强调应该通过经济发展中的国别案例研究来揭示发展与分配之间的丰富机理,这也意味着Kuznets对政策因素(而非一般规律)的重视。遗憾的是,Kuznets的建议在后来被研究者们试图证明倒U规律“简单一般性”的汹涌热情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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