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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风险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郑永年 点击:1280次 时间:2015-07-15 17:32:54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尽管经济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不可避免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但要实现和维持中速增长并不容易。自去年始,经济增长失去了往日的动力,下行压力超出人们的预期。传统上,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主体即国企、民企、外资和地方政府,都呈现出“不作为”的态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失去了过去强劲的发展动力。这里原因很多,包括在反腐败的高压下,官员们明哲保身,不敢有所作为;结构转型困难;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重新定位,市场化方向不明确等等。外资勉强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但扩张有限。这里也有很多因素,包括西方各国和中国本身的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世界总体经济表现差等。民营资本除了互联网这一领域之外,也没有扩张投资的趋向。

   同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和维持中速经济增长对中国至为重要。这不仅关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即中产阶级社会),把自身从中等收入提升为高收入社会,而且目前面临的大部分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都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如果有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如果发展停滞,就会成为现实的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来提供足够的增长和发展新动力。在这个内容里,人们可以把目前的内部“众创”和外部“一带一路”视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两个新主体。不过,从目前情况看,如果这两个主体要成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助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以把政府支持和推动的“众创”运动,视为新的经济分权运动,并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众创”政策的理性。首先,就是要实现中共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主题,即市场化。市场化并非经济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只要政府退出市场,市场化就会自动到来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市场化必须由政府来推动。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找到市场化的突破口。很显然,这次选择了金融市场化。这也是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目标。

   其次,在改革旧体制方面,尽管有顶层设计和集权,但仍然困难重重。改革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仍然难以从国家金融系统中得到足够的资金。因此,通过金融分权,在社会筹资成为必然。

   再次,金融改革也是让社会来分担风险的必要之举。国有银行不敢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小企业是创业的主体,但其中很大部分会在竞争中失败而退出市场。国有银行当然不想承担这种失败的经济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融资的社会化既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是经济风险社会化的工具。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通过“众创”运动来推动新的创业潮,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中国社会目前的企业家主体,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经济分权(“下海潮”)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个企业家群体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创业的冲动,而逐渐演变为消费群体。也有些则因为知识结构等原因,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所谓的“富二代”的问题更大,很难找到几个有能力、使得人们看到前途的接班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来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今天,中国政府鼓励包括大学、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众创业潮流,希望未来一代的很多企业家,会从这个创业运动中崛起。

   

   政策准备不足

   不过,近来的股市震荡给这个刚刚开始的众创运动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人们开始担心,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不能助力众创运动,反而造成一场金融危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如上所说,金融市场化有其理性,但从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有关方面在没有充分的政策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权运动,同时也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回应可能的市场反应。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国的股市一直被视为是政策市,即政府政策对股市影响过大,甚至主宰着股市。长期以来的政府市已经给股民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传统,即一旦股市遇到麻烦,政府必然出手相救。而政府则往往是从社会稳定等因素来考量股市,一旦出现问题(或者被认为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也必然干预。这次也不例外。这很容易造成股民绑架政府的局面。

   其次,政策设计没有充分考量到股民的本能思维。股市不仅是个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文化组织。股市的表现往往取决于股民的文化。而有关方面对这两个方面的考量是不充分的。就经济来说,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本性就是盈利,如果能够足够盈利,资本就会冒任何风险,包括生命。就文化来说,中国的股民历来就有类似于赌徒的投机性。在西方成熟市场,赌徒也是会冒险的,但不至于要把自己的生命赌上。但在中国,往往的情况是,不能把自己的性命赌上的人就不能叫赌徒。这次,无论是散户还是机构,都充分表现出这两个特点来。

   其三,有关方面对金融市场化的理解过于新自由主义化。金融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要退出;相反,与金融市场化必须同步进行的是政府要加强监管。没有监管或者监管不能到位的金融市场化,必然导致这个领域的无政府状态。而一旦出现无政府状态,政府的“事后监管”甚至控制就很难有效,甚至弄巧成拙。本来,金融市场化是为了让实体经济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但“众创”已经演变成“众炒”,走向了反面。实际上,这些年来,各种金融市场化工具包括影子银行、各种形式的“众筹”等,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加快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这就是没有能够科学理解金融市场化、监管不能到位的思想原因。

   更为麻烦的是,中国的政策分析者也和股民一样,停留在本能的分析水平。他们对近来变化的解读过于意识形态化,左、右派都呈现出民粹主义倾向。左派谴责政府的市场化改革目标,而右派质疑政府对股市的干预。更有人把这次股灾想象成经济领域的“王立军事件”。种种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不仅无助于政策的纠正和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导致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能够有效动员社会情绪,但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决问题。今天在希腊发生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

   “一带一路”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如同“众创”,“一带一路”也有其很大的理性。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开放,结果导致了过度依赖西方市场。今天,在西方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西方盛行保护主义,中国不得不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就要求中国开拓西方之外的市场,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其次,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西方诸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而实现经济再平衡。同样,中国也很难再通过依赖西方市场,来实现本身经济的再平衡,这也是中国走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再次,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资本短缺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同时在很多领域产能过剩。这表明,无论是中国的资本还是产能,都需要寻求新的市场。在国内市场空间不足以消化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中国所需要开发的市场。

   为了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央领导小组、亚洲基础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了沿边沿岸国家的积极回应,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不过,要实施这个巨大的项目并不容易。迄今为止,尽管政府层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很多其它方面的反应不如预期。因此,如何深化实施“一带一路”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这里需要考量很多问题,而其中下面几个问题至为关键。

   

   政府不能占据舞台

   首先是“一带一路”的主角问题。“一带一路”的主体是资本和资本的主人即企业,而非政府。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搭台,但政府不能占据舞台。不过,到现在为止,给人的印象(尤其是海外)是,好像政府要走出去。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尽管有兴趣或者动力,但不知道如何参与进去、做什么、怎么做。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过于积极,而企业从一开始就缺少参与。如果不能把企业的力量动员起来,让企业成为主体,由政府来推动的“一带一路”就很难充满动力,更难实现可持续性。

   其次,“一带一路”内容过于单一。现在主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的确,中国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经验,而中国过剩的产能也往往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例如钢材和水泥等,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理论上说,过剩资本、产能和技术的结合,可以构成巨大的“走出去”动力。但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在所在国产生国家安全的考量。很多国家往往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而很难接受中国帮助(更不用说是主导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此,必须大力拓展“一带一路”的内容。有关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个。例如早些时候在重庆召开的亚欧互联互通论坛上,除了基础设施、交通、能源、货物贸易等之外,还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边建设产业园区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产业园区也是一种可以使得当地政府和人民受惠的方式,即可以为当地政府提供税收和就业。中国也在一些国家例如白俄罗斯进行了试验,但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第三,如何保障资本的安全。“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往往法治建设和社会政治秩序不健全,资本必须冒巨大的风险。正是这个关切,中国的企业还是倾向于在欧美寻找投资机会。要减少企业的风险担忧,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西方政府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可以学习。亚投行已经走出了很大的一步,即通过开放和多边主义的方式来保障资本的安全。类似的方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机构和企业层面。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要提升为高收入国家,接下来的10年至15年时间至为关键。就是说,要实现百分之七左右的年增长。这既需要像内部众创那样的市场化的改革,也需要像“一带一路”那样的“走出去”项目。在实施这些项目中,必然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巨大的问题,但解决问题需要依靠的是理性主义和专业主义,而非民粹主义和运动方式。总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如果过去的数量经济依靠的是经济本能,今后的质量经济依靠的是专业精神。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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