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的一些金融监管改进在危机前后的变化来看，大致的逻辑就是，从微观开始变成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从事后开始到事前预防性和前瞻性；从定量到定量和定性的结合；比较重视监管和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协调以及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
随着中国经济金融规模的扩大，中国金融界越来越注重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提升国际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不是靠空喊就能形成的，而是靠了解规则，熟练地运用这些平台去谈判、修定这些规则，使它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同时也更有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更适应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环境。可以说，金融市场中，最关键、最有影响力的竞争就是规则的竞争。
在国际金融界，围绕巴塞尔协议展开的各种修订与讨论、争议，可以说就是典型的规则之争。规则之后，反映不同经济体、不同金融机构的不同利益，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金融体制和谈判的影响能力、执行能力。
六大缺陷
每次金融危机，实际上都是从特定的角度暴露了当时的金融体系缺陷。只有明确把握了其中的缺陷，才能在规则的修订与改进中更有针对性。
那么，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现在，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暴露出哪些不足与缺陷呢？大致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监管指标单一，过分看重资本充足率。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非常简单，当时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关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规定。从历史上来看，它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次主要经济体共同遵守的一个关于银行监管的准则。
如果比较一个银行家经营水平的高下，往往就能看到银行在资本充足率的经营策略。对比不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银行为了保证资本充足率，有的使用分子策略，在资本构成中会用核心资本、附属资本及资本创新工具；有的则使用分母策略，比如改进优质客户风险权重，调整风险资产，以达到减小分母的目的。所以小小的这一个公式，在当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到现在也是金融监管的基础之一。
但是，在此次危机中也体现出，它也有过于单一的缺陷。近年来爆发危机时，不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明显高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水平。比如，雷曼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是11%，巴林银行1993年出现危机之前，资本充足率也远远超过8%。
第二，过于侧重微观监管的理念。一笔一笔的贷款，一个一个的机构，现有的监管体系面对这些微观的贷款和机构，监管准则定得很严。但对宏观层面形成的叠加和产生的恐慌，或者说宏观审慎问题，以前的监管体系很少会考虑到。
第三，基于这种事后监管方法的不足，出了问题再去救助，通常效果欠佳，且事倍功半。金融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收益和风险的错配。以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考核为例，往往就不能很好地匹配风险与收益。例如，如果一家支行在经济扩张期，放了很多贷款，赚了很多钱，当期把奖金一分，然后相关人员就跳槽或者换岗了；等到经济进入调整期，风险释放时，你再事后去追他，人都不知道去哪了。所以基于这种事后监管方法，在风险收益的错配状况下，自然就暴露出不足。
第四，监管的协调不足。国家和国家之间，机构和机构之间，确实是存在不少的监管漏洞和真空。
第五，监管的顺周期性。顺周期性是金融业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在上升周期里面，贷款刺激经济的上升，资产价格的上涨，再融资的时候，似乎账面上更为安全。但这个特征实际上放大了收益，低估了风险。到经济收缩期时，往往越是认真清理，不良率反而升高，风险也不断显性化。
第六，救助机制不健全。在通常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往往因为好多年没有出过金融机构的危机，所以当一个规模稍微大一点的金融机构真出大问题时，整个市场就会出现巨大的震荡。比如说，对于雷曼的倒闭可能是出乎市场意料的，这种惊讶实际上就是没有预期到的这种风险，同时又没有事先的救助机制安排，往往对市场的冲击就会非常大。
而从英国脱欧事件中也可以窥见一二。之所以脱欧事件在头一两天冲击那么大，仔细看事前各大投行、报纸头条和研究报告就可以发现，基本上主流的观点是认为“这是英国的朋友们一起开了个玩笑”，没想到他们真投票支持脱欧的。
当然，在中央银行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央银行的救助必须是不确定的，如果中央银行的救助是确定的，就会激励金融机构铤而走险，赚的利润自己分，赔了钱央行买单，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中央银行的救助必须是不确定的、摇摆的。
改进逻辑
从全球的一些金融监管改进在危机前后的变化来看，大致的逻辑就是，从微观（原来主要重视一笔一笔的审批）开始变成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从事后开始到事前预防性和前瞻性；从定量到定量和定性的结合；比较重视监管和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协调以及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这是各个国家共同的改革大方向。
美国是危机爆发的源头，但也确实为改进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不少的努力，多德弗兰克法案、华尔街改革、消费者保护法案都是影响较为广泛的。美国以前一直是比较抗拒巴塞尔协议，但在2012年首尔会议签署之后，2013年7月正式立法，接受了巴塞尔Ⅲ金融监管的资本规则。
欧盟的改革与美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其实也是改进了资本金在监管机构间的协调，以及对波动比较大的对冲基金的监管、场外衍生品的场内化以及实施巴塞尔Ⅲ标准的确定和清算指令的实施覆盖等方面。
至于说到英国金融监管的改革，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各项改革稳健推进，包括银行改革的讨论文稿，特别条款法案都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其一，对金融监管体系做了很大调整，将金融服务局撤销，监管职能由金融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局和金融市场新闻监管局来承担，重点放到了系统性风险监管；其二，对有些问题机构的救助和处置机制的改革，同时加强对金融业的薪酬制度的监管和消费者的保护。
实际上，欧盟、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很相似：纠正不当的激励约束，加强市场透明度，系统风险，宏观审慎等。同时，各国基本上都成立了一个覆盖多领域的一个所谓的系统风险监控的机构或者说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欧盟叫系统风险委员会，日本叫金融政策委员会。
以巴塞尔协议为例，从引进和落实的基本时间轨迹中也可以看到监管规则改进的逻辑。
1988年7月实施巴塞尔协议Ⅰ到巴林银行出事后，大家反思后意识到市场风险很重要。所以开始讨论巴塞尔协议Ⅱ，这个讨论一直到巴塞尔新协议诞生。2004年实施协议II时，又出现了新的金融危机，所以经过了一系列改革，到2015年才确立巴塞尔协议Ⅲ。不同的是巴塞尔协议Ⅲ不是很严格的一个监管框架，而是一组修修补补、不断完善的文件。
不同阶段的巴塞尔协议，实际上是监管规则和金融市场的互动，以及金融波动后金融危机反思的成果。不同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危机促使了监管体系的反思和改进，然后产生了新的监管规则和框架，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巴塞尔协议Ⅰ奠定了整个全球金融监管，银行业监管的一个基本框架就是资本充足率等于资本除以风险加权资产，后面虽然有改进但是这个基本框架的变化不大。巴塞尔协议Ⅰ的基本内容是创立了全球认可的一个资本监管标准，表内资产分为5个档次，百分之零、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一百的风险资产，表外资产按照一定的信用转换系数转换为表内同等的风险资产，业务的扩张需要资本的约束，这个就奠定了全球金融业进行比较的一个基本的参照系。
巴塞尔协议Ⅱ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分母更加的风险敏感，这个监管理念深刻影响了证券、基金和保险的监管，虽然在不同领域这个约束指标叫不同的名字，保险叫偿付能力，证券可能叫净资本，但基本上都是通过资本金来约束整个资产负债表和资产的扩张。
具体而言，那些业务结构风险资本消耗低的银行，分母就较小，就可以用同样的资本做更大的业务。这就是展示出了不同银行的业务结构差异带来的业务竞争优势的差异。所以巴塞尔协议Ⅱ引入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并分别对三种风险给予了不同难度、不同阶梯式的评估方法，越能够实施难度高的复杂的系统风险管理方法，越能证明你的风险管理能力高，验收合格之后，相应的占用资本金相对较低。那么节省了资本之后，其实就让整个金融体系中风险管理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扩张得更快。这个监管理念可以叫作“激励相容”，促使监管者的目标和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目标相容。
巴塞尔协议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强调分子的质量，在资本中要求提高不同的分子、不同的资本所需要覆盖的风险，重点是应对危机风险的吸收，应对更稳健、多层次的监管框架。
巴塞尔框架下，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探索（延伸阅读）
中国资本监管的沿革，也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中提出了8%的资本充足率，相当于正式采纳了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Ⅰ。
对于中国而言，从一个滞后的实施者开始，成为一个非常活跃地在巴塞尔框架下有发言权、在有些实施方面还走在国际前列的一个金融体系，这其中发生了非常大的改进。
那么，在巴塞尔资本协议实施的过程中，中国银行业相应地出现了哪些积极的变化呢？
首先，原来都是在比规模，有了基本的资本约束后，还要看业务结构盈利能力，要把资本占用扣除之后再看能不能挣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第二，原来大家比账面利润，但如果考虑风险，就不能仅仅只看账面利润，还得看利润结构、资本占用、业务结构等。
第三，原来谁的资产规模大谁的排名就靠前，而现在开始要比较盈利能力、风险控制能力。
第四，原来是强调事前审批式的控制，现在开始学会对风险进行定价，一笔贷款定价的基本等式等于资金成本，加上可能产生的尾余，加上资本的占用，再加上一个市场竞争的影响因素。
第五，商业银行盈利原来比较单一，主要是利差，有了资本约束之后才倒逼金融机构愿意去做一些不占用资本的业务，才愿意去做一些资产证券化。
另外，在原来的监管体系中，动不动就谈比例关系，例如存贷比，这个是非常粗浅的。而资本管理，通过资本的约束提供资本在不同业务之前的配置方案，通过资本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来引导组合，推动整个银行业管理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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