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有人对我讲：县域经济是个伪命题。如果县域经济观念成立，那么就有省域经济、市域经济以及镇域经济之类，如此，县域经济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讲：只有县域经济，没有什么省域经济、市域经济之类。因为每一级地方行政层次有不同的管理职能，县一级是经济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省级政府是理解贯彻国家意志，协调中央与地方和省辖内地方之间的利益。秦始皇统一中国，全面贯彻郡县制，明确“郡以俸君，县以牧民”的行政原则，“牧民”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组织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孙中山先生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明确指出：“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孙中山先生强调：“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他们会反驳说：那现在省、市、县政府不都一样在组织指挥经济发展吗！机构设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只不过行政级别不同而已，都是上面一级说了算。我只能这样回答：这说明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建设还不科学不完善，地方行政层级职能不清，导致机构雷同，行政效率低下。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反复强调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县乃国之本”、“郡县治，天下安”（句中“郡”非秦时郡县之郡，而是唐时道、州下的郡，同县一样的地方行政建制），这是两千多年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共识与原则。我赞同杨小凯先生的观点：没有后发优势，只有后发劣势，制度健全与先进才是国家竞争的根本优势。要壮大县域经济，推动国民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是根本促进和保障，尤其县制！必须强调：制度建设绝不是模仿或复制，但学习与借鉴却是必须的。回顾历史，十七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强大的国家，当时中国的中央集权皇权宗法体制也是其他国家执政者仰视的。但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只是学习了中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照搬中国的皇权至上制度。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让中国知识界仰视的西方法制文明和民主体制。
中国向来喜欢以“四大发明”自诩，后来有学者指出，科举制度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因为科举制度才催生了西方国家的文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应该说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相对于科举制度，县制才是中国的一项更巨大的制度发明。县制直接影响和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地方行政体系建立，并成为世界上近现代国家的基本地方制度。应该是中国的“第六大发明”！但四百多年的变迁，工业文明不断推动西方国家的制度创新，而作为县制发源地的中国现在仍持续着原有的县域官僚治理形态（此处的“官僚”是韦伯论述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官僚”概念。“‘官僚制’这个词原本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个词还带有褒扬意味，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的、高效的组织形式，用以取代传统的独裁政权。”“官僚制便是以它的中央集权、令行禁止的特征来表现出其优势的”。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p369）。由于县制创新的落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断裂：高度发达与极端落后并存，是谓之曰“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尽快启动和深化县制改革！
凯恩斯先生曾经说过：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永久的经济问题。喀麦隆著名思想家伊彤加·曼格尔勒·丹尼尔有句名言：“文化为体制之母”。
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仍叫中国，没有加“古”字，而且正昂首步入现代文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几次被异族征服过，但很快就恢复为中华民族的中国！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中华民族深厚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创新能力！县制是中国创造的，我们与时俱进的深化县制改革，完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以至来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彰显的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自我创新能力！
制度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理论指导，但历史分析和实践探索更加重要！我们要记着孙中山先生九十多年前的教导：“权之根本，不应当以中央与地方为对象，而当以权之性质为对象，权之宜属于中央者，属中央可也，权之宜属于地方者，属地方可也”。（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同时，也要思考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伯姆·巴维克（Boshm Bawerk 1851-1914）一百年前说过的话：“在实际的社会政治领域中，由于技术上的理由，历史－统计方法无疑是比较好的，因此我会不假思索地宣布，在经济与社会事务上使用纯粹的抽象－演绎立法政策，对我以及他人来说，都是令人厌恶的”。（伯姆·巴维克《政治经济学上历史方法与演绎方法的对立》（The Historical vs the Deductive Method in Political Economy），《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一期（1980），p267）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思考基辛格博士的这两句话：“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 《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5，p001）
本书是国家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县制改革与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适应性研究》（项目编号：11YJAZH108）成果著作。完成这一课题过程中，我总想起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前言中的一段话：“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大家应该承认这一点。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p22-23）
2016-08-29于峻修堂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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