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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论、狭义论与特色论:中国宏观调控认知分歧的方法论反思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张勇 点击:13552次 时间:2016-12-21 20:05:59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看待中国宏观调控差异性与特殊性引发的认知分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进步的同时,出现了许多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解释和总结的现象、事物,宏观调控是其中的典型。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采用行政命令式的直接管理模式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经济转型后,在以分权和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下逐步向侧重宏观的间接管理模式转变,出现了宏观调控的行为和概念,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管理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理论现象是:围绕界定和认知宏观调控,中国理论界存在分歧和争议。

   产生分歧的直接原因在于,作为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宏观管理,中国宏观调控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首先,结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是被忽视的,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关注结构性目标,但中国宏观调控始终将结构优化作为重要目标加以强调。其次,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和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手段和政策工具,但中国宏观调控并没有完全放弃源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和规划手段以保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第三,西方经济学理论自穆勒、萨伊和西尼尔之后,强调追求经济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制度一般被作为外生变量,但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制度性特征。现行《宪法》第15条在强调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强调国家要完善宏观调控,强调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实质是将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制度安排。①

   以上三点重要差别,导致了理论界围绕中国宏观调控的认知在三个方面出现分歧:首先,到底什么是宏观调控,即基本概念认知;其次,宏观调控该干什么,即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否包括结构优化;再次,宏观调控该怎么干,即宏观调控的手段体系是否包括规划手段、行政手段。由此,理论界形成了广义论、狭义论和特色论等三类不同观点。广义论者把政府针对市场失灵采取的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范畴,将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视为等同;狭义论者则直接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将宏观调控直接对应为宏观经济政策,认为只有针对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是宏观调控的本质要义所在,反对将规划和行政手段纳入宏观调控体系,反对将结构调整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特色论者认为不能套用源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理论来简单解释中国的宏观调控,这一行为和概念是中国本土经济转型衍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目标与手段选择都具有中国本土特色。

   上述三种观点均非个别表达,在学界都有库恩科技哲学理论的范式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存在。广义论者有马洪和乔新生等。马洪认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采取的措施都属于宏观调控范畴;②乔新生认为宏观调控的本质就是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③狭义论者有方福前和张延等。方福前明确提出“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政策’”;④张延将宏观调控理论界定为“政府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调节总需求AD,进而影响总供给从而调节经济的理论”。⑤特色论者则有刘瑞和卢锋等。刘瑞认为宏观调控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概念创造;⑥卢锋认为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仍然在探索中仍然没有定型,究其原因“与经济转型期宏观调控实践的一些特点与矛盾有关”。⑦

   如何看待中国宏观调控的差异性与特殊性所引发的认知分歧?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知与行、理论与实际之间形成耦合,而争论是一个寻求共识的矛盾过程。在围绕如何认知或界定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发生的理论分歧和不断发展的宏观调控实践之间,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和现实的互动就是这种矛盾性的典型体现。从这一点出发,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事实上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长期实践的理论总结的成果,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之一,围绕如何认知和理解中国宏观调控出现的理论争议与分歧,意味着中国经济现实对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框架的解构。如果我们能够对上述理论分歧的形成逻辑加以比较和分析,将有助于建构能够解释中国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二、中国宏观调控认知分歧的方法论实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解析

   分歧本身往往就是议题理论价值的体现,围绕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认知分歧说明中国经济转型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进而整个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正处于发展和理论架构过程中的事实。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观点之争并不重要,不同方式的解释和争鸣有助于我们理解事物的本质。比观点更重要的是不同观点背后的形成逻辑,通过对不同观点及其形成逻辑的比较与分析,是我们理解分歧的关键和弥合分歧的路径所在,并能够为形成共识奠定方法论基础。

   面对认知分歧,我们需回到事物认知的方法论路径上来。比较广义论、狭义论和特色论等三类观点,广义论观点的理论缺陷相对明显,政府干预是一个大范畴,由政府规制等微观措施和宏观经济管理共同构成,宏观调控只是政府干预的组成部分之一,将其等同于政府干预混淆了宏观措施和微观措施的差异。狭义论与特色论之间的争议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狭义论的观点源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因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相对完备以及广泛传播被众多研究者所接受,而特色论者试图提出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现实的解释,双方形成比较尖锐的观点对立。双方关于结构优化目标的合理性的争论就非常典型。黄达提出宏观调控针对总量问题但不是任何多少带有总量含义的问题都是宏观问题,⑧暗涵了对结构优化目标的质疑。汤在新将宏观调控对于结构优化的关注置于市场经济甚至改革的对立面,并以尖锐态度提出,如果宏观调控关注结构调整就没有必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⑨许小年强调宏观调控的目标只有总量,所有的以“优化结构”为名的政策措施都应排除在宏观调控之外。⑩周为民认为把结构优化作为宏观调控目标是重大误区。(11)针对狭义论者的质疑,刘瑞回应指出,中国经济几乎所有的经济总量问题都与经济结构问题纠结在一起,所以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宏观调控目标与其说是“一种偏好”,不如说是“一种无奈”。(12)张勇等也回应指出,宏观调控强调结构性目标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众多“结构矛盾和利益冲突”。(13)

   透过不同学术共同体的观点之争,特别是狭义论者和特色论者的对立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狭义论者试图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来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和宏观调控,但遇到某种程度的“理论失灵”,对宏观调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批评有加,却无法对其做出解释;特色论者虽然试图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观点,但由于系统的理论成果的缺失,没能形成更大范围的理论共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方法论框架,以解读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理论失灵”,并给予特色论以足够的理论支撑。对此,如果我们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将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中蕴涵着有力的解答。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观点之争的本质是思想意识之争,因为观点就基本范畴而言是思想意识的表现形式;而经济学思想作为系统化的思想意识体系,其本质是思想上层建筑,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实施的行为,其本质则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范畴。因此,界定和认知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质是思想意识即社会意识与中国经济现实即社会存在如何进行互动的认识论问题,而宏观调控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成分,探索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体系的实质是个方法论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

   首先,从宏观调控认知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而言,这里也有一个破除经济学理论上“本本主义”和不必“言必称希腊”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4)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经典命题。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是经济发展实践的产物并反作用于实践的。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来理解中国宏观调控,也不能完全无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数百年的积累、完善而形成的理论解释力,简单地另辟蹊径,用“中国特色”来武断分析。中国宏观调控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是否具备理论价值,取决于能否与中国经济现实形成逻辑耦合。换言之,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对宏观调控的实际要求,而不是某种既有的理论框架,决定了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概念特点和本质特征。中国宏观调控与经典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的宏观管理,更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对此,我们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是不要一看到与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框架不相吻合就加以批判;二是不能不假思索地将所有与经典理论无法衔接的现象都视为创新和必然,用“中国特色”大而化之地做一揽子概括。只有当这些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的现象能够经得起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才更具有理论价值。

   其次,就宏观调控的目标、手段的具体选择和取向而言,我们应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互动中判断其合理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15)马克思对这一基本规律作了进一步分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6)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经济学理论当然在指导实践,但并不是经济学理论而是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了不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行为的不同取向和选择。具体到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当代中国经济的历史现实中,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应该由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经济基础及其典型特征来决定其目标设定和政策选择,而不应该是由某种既定的理论框架来决定。

   基于上述两点认识,中国宏观调控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引发的认知分歧在本质上是方法论之争。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狭义论所坚持的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框架是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存在和生产力发展实践为基础的,但能否与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的现实相匹配,值得思考。特色论所强调的中国特色,同样要真正能够反映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的现实,才有具备理论价值并上升为理论框架的可能。

   三、中国宏观调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理性认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

   基于前文,我们再度审视中国宏观调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框架中思考三个问题:问题一,结构优化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是否合理?问题二,中国宏观调控坚持将行政手段和规划手段纳入宏观调控体系是否合理?问题三,中国宏观调控被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

   关于问题一,其关键点是在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现实中是否具有结构性特征。如果中国经济没有结构性特征,宏观调控就没有必要强调结构调整。反之,如果结构性特征是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那么就必须强调结构优化。

   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什么?观察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现实,莫过于结构性特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结构性特征的长期存在,二是传统结构性特征在新常态下与新型结构性特征的共存与叠加。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中国经济的传统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三点:其一,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这是中国经济最为直观、影响最具有战略性的结构性特征,“三农”问题就是中国二元经济的现实概括。由于工农差异和城乡差异,理论界运用了源于发展经济学的工农二元经济结构或者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来界定中国经济。其二,中国是转型经济体,具有计划机制—市场机制并存的制度化二元结构特征。1978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开始了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长期制度变迁,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类生产要素由于市场化转型次序不同、程度不同,在转型完成之前有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成分并存的阶段,形成制度化的二元结构特征。其三,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具有明显的区域结构差异。2014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结构问题却依然存在且更加复杂。首先,传统的城乡、区域等结构性问题并未因进入新常态而淡化,更未消弭。其次,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速,新的结构性因素已经初露端倪。落后过剩产能与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存,两者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互联网经济以及物联网等“互联网+”经济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存,两者之间也存在结构性差异,以及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变化,原有结构性因素与上述新的因素并存、叠加,形成了新常态下的结构性差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日报》在2015年5月25日刊发《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将结构调整视为“新常态更本质的特征”。

   综上所述,结构性特征是中国宏观调控目标选择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前提之一,是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的“现实的生产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征在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典型现实体现,结构优化目标真正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关于问题二,其关键点是行政手段和规划手段是否存在发挥作用的现实空间。如果没有这种现实空间,那么继续运用行政手段和规划手段就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倒退。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行政手段和规划手段应该都有发挥作用的土壤和空间。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在构成上高度同质化,主要利益主体是政府和市场两类。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前状态下,由于经济转型的长期性,宏观调控涉及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多元利益主体。就某类利益主体而言,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其利益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的各级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地方政府而言,对经济手段相对不敏感,而对行政手段相对敏感。另外,中国仍有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经济手段也是相对不敏感,而对行政手段相对更敏感。(17)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不完善的背景下,行政性手段仍有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土壤和空间。这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中经济性手段效果不佳,而行政手段效果明显:2004年4月以前主要以货币信贷政策为主,辅之以劝告、警示性的行政性措施,但效果不佳;2004年4—5月间以行政性手段、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性手段密集程度高、针对性强、密度大,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18)

   对于规划手段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存在也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第一,规划或计划属于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政策工具,没有社会制度属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将规划视为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不科学的,而否定规划或计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也不科学。第二,中国是一个赶超国家,规划是实施赶超战略的重要工具。从毛泽东摆脱“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0)的强烈愿望,到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提出“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规划,(21)再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国需要规划这个政策工具来落实赶超的战略意图。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要义在于强调未来长远发展和凝聚社会共识,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协调发展的战略性手段。(22)因此,中国在选择了市场经济的转型方向后并没有让规划退出宏观调控体系,是立足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理性判断。对此,邹至庄关于规划在中国之作用的评价颇具参考价值。他认为“经济规划反映出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传统”,中国政府设定五年规划是为了推动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以“共同实现规划设定的任务”,对全社会而言,“规划的内容揭示了政府关注哪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因此规划发挥了“鼓舞民众按照规划内容完成本职工作的作用”。(23)

   关于问题三,其关键点是中国生产力发展是否需要强调宏观调控作为重要制度安排。

   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而言,在生产力对经济体制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同时,社会文化因素等也对经济体制存在重要影响。因此,不同国家的市场失灵具有不同表现,市场经济体制也因为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有不同表现。正如邹至庄所指出的:“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孕育出不同模式的市场经济体制。”邹至庄认为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全球国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美国为典型,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在全球寻求自由市场行为;中国则是另一类的典型,对待自由市场的态度是辩证的,在寻求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又有所限制,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24)我们可以从邹至庄的观点出发作进一步分析,在第一类中就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英国与美国、德国与法国、日本与韩国等三种类型,三者之间因为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不同而属于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事实说明,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客观要求不同。就中国的宏观调控而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逻辑基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之外,更植根于东方社会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中国的市场失灵问题也因为国民经济发展结构上的不平衡、大国经济带来的中央地方因素、文化因素以及经济转型因素等等,远比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复杂。特别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国家,是传承了古老东方文明传统的国家,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预经济时更具有其特殊逻辑。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经济目标外,国家的统一、中央权威的维护等命题是任何主政中国的政治力量都必须谋求的首要目标,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分权和竞争,所以对于任何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赶超战略等国家整体发展的因素和问题,党和政府都必须在宏观上加以关注,特别是强调控制以防止失序。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的作用是双重的,不仅仅能够发挥针对市场失灵因素的政府对市场的间接影响作用(这方面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更有直接影响的能力。由此,在具有东方社会文化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赶超战略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特征影响下,中国宏观调控具有制度性特征其实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结果。所以,中国现行《宪法》第15条才将经济体制、宏观调控与经济秩序作为三位一体加以强调。

   综上所述,中国宏观调控相对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态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客观反映,并非离经叛道。

   四、结语与余论:重视理论争议的价值

   本文就广义论、狭义论和特色论——理论界围绕中国宏观调控的认知分歧进行了方法论意义的反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原理和方法是理解中国宏观调控认知分歧的方法论基础。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国宏观调控相对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和特殊性,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客观反映。基于这种差异性与特殊性,中国宏观调控相对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规定性界定呈现出一种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逻辑关系。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框架作为源自西方现实的思想上层建筑无法反映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事实。西方宏观经济学诞生于市场经济已经相对完善的历史条件下,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没有制度变迁、赶超和结构性问题的显著存在,因此也就并不关注这些问题。中国宏观调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对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而言体现了理论解构的作用,并因此影响到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但对于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发展与建设而言,却具有理论架构的意义和价值。理解这些差异性和特殊性,在借鉴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时进行扬弃,对于建构中国宏观调控理论乃至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至关重要。

   最后,本文想强调的是,围绕着宏观调控的认知分歧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都不足。在中国近代史上,毛泽东曾经提出过理论建设落后于革命实践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25)刘少奇也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26)在今天,毛泽东和刘少奇所关注的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正在实践中探索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理论模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研究者没能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有关。因此,我们需要重视理论争鸣,走出“言必称希腊”的思想窠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是当代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宪法》第15条的具体表述是:“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整。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从中可以看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和经济秩序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强调的。

   ②马洪:《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第197页。

   ③乔新生:《宏观调控中经常被误用的三个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④方福前:《大改革视野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5期。

   ⑤张延:《对宏观调控理论体系的重新表述:宏观经济学流程图》,《财政研究》2014年第12期。

   ⑥刘瑞:《宏观调控的定位、依据、主客体关系及法理基础》,《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5期。

   ⑦卢锋:《从改革史角度看宏观调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⑧黄达:《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⑨汤在新:《为宏观调控正名》,《经济学家》2006年第1期。

   ⑩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现代商业银行》2008年第3期。

   (11)周为民:《宏观调控的五大误区》,《社会观察》2011年第7期。

   (12)刘瑞:《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再认识》,《企业经济》2011年第12期。

   (13)张勇、张忠友:《中国宏观调控的差异性与特殊性论析》,《桂海论丛》2013年第2期。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17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17)张勇:《争议与反思:行政手段是否应该退出宏观调控体系?》,《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18)王静:《转型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基于实践的探索和反思》,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60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

   (22)张勇:《反思与重构:规划是否应该退出宏观调控体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23)《邹至庄论中国经济》,上海: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24)《邹至庄论中国经济》,第5、24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3页。

   (26)《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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