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时，认识国情是很重要的，如何描述国情也是重要的。过去我们一直讲中国人口多、负担重、底子薄、剩余劳动力多，但这些都会发生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再过十几年，印度人口可能超过中国，中国大国的特征依然不会发生改变。
（一）“大国经济”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规模是定义大国（小国）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笔者认为定义大国与小国时不能只强调规模，还要看资源禀赋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同质性。小国经济的核心特征正是在于其资源禀赋结构从而产业结构具有同质性，即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同的发展水平、相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类似的产业结构。而大国的核心经济特征之一，却在于地区之间因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从而最终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异质性①。按此标准，中国是最典型的大国经济，因为中国在较长时间里没能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从而相对价格以及发展水平等存在巨大差异。突出表现在：一是中国地区之间及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巨大；二是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存在障碍，从而地区之间的要素回报率存在差异；三是各地区之间及省际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方面的差异是上述差异的结果；四是在发达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相对落后地区的变化却并不显著甚至尚未发生。也就是说，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地区却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是大国经济发展必然的阶段性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是区分“大国”和“小国”的关键因素，并不是说规模不重要，而是强调要把规模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或差异性结合起来说明大国经济的特征，特别是分析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因为对中国来说，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体现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且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比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还大。
（二）中国的“大国经济”与“雁阵模型”
区域差异产生空间，而空间可以提供机会，此即所谓“后发优势”。中国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后发优势”。差异的存在使“后发优势”具有梯次性，如有来自国际差距的“后发优势”和来自区域差距的“后发优势”。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美国赶超英国、欧洲时的增长率大概是3%，日本为5%～6%，亚洲四小龙为7%～8%，有时甚至接近10%。中国以平均10%的增长率持续增长30年，其中，“后起之秀”内蒙古更高达20%。速度来自“后发优势”，发展得越晚发展速度越快。因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距离，而距离意味着技术、制度、管理等各方面的差距，因此可以借鉴、购买已有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可以引入外资，不需要自己积累，所有这些后发优势都能为中国的发展所利用。
“后发优势”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产业转移。中国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差距，一方面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引进了技术、资金、管理和制度，另一方面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国内区域间可能产生的“后发优势”创造了一个机会，这也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雁阵模型”。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被认为是导致产业发展飞雁式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也就是说，正是差异导致了“雁阵模型”的出现。“雁阵模型”最早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为解释日本如何赶超发达国家而提出，而美国经济学家Vernon指出，雁阵式产业转移与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相联系，从而丰富了“雁阵模型”。中国是大国，差异性是大国的特征，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也会出现“雁阵模型”。以往讲雁阵模型时，都是指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如沿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中国沿海”的路径。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的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那么下一个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的国家应该是印度、越南等国家。而美国咨询公司得出的报告也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竞争优势，已经被印度、越南替代[1]。但是他们没有考虑中国大国经济的特征，因为基于东部与中西部的较大差距，中国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阵式产业转移，31个省市自治区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31个“国家”，可以不断进行产业转移。这种特征切断了“雁阵模型”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转移路径，使得“雁阵模型”的中国国内版本在理论上得以成立。
二、中国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
如上所述，大国经济的核心特征是国内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目前这一“异质性”特征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笔者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其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分析，更能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应遵循的路径。
（一）准确理解“刘易斯转折点”
分析二元经济理论时，刘易斯采用了两个部门。一个是符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判断、劳动报酬等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现代增长部门；一个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以至于新投入的劳动力几乎没有产出、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的农业部门。
在图1中，我们用横、纵坐标分别表示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总产出，图中ORPT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其凸起的形状表示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劳动边际产量递减。根据刘易斯的假设，在全部劳动者均务农甚至有劳动力开始转移的情况下，在LL[,1]这个劳动力配置区间，劳动的边际产量都为零，劳动者的工资不是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而是分享平均产量，即OQ/OL。直到劳动力转移水平达到L[,1]点，此时农业总产值为P点——笔者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在此之前，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者继续分享平均产量。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也为零，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并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也没有实质性提高。
但是，当劳动力转移达到L[,1]时，如果继续转移，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就会为正数。当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即P点之后，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开始上涨，并且根据需求收入弹性的幅度，工人对食品的需求也相应扩大。这时，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就会造成农业产出的减少，并导致一个逐渐增大的食品供求缺口。由于直到农业劳动力转移达到L[,3]之前，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始终小于平均产出，即在R点的右边，RPT曲线的任何一点上的斜率皆小于OT的斜率，农业劳动力继续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仍然有转移的要求，因此，虽然农业产出已经受到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停止劳动力转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拉尼斯和费景汉理论的全部要义就在于，解决这个阶段农业问题的出路是提高其生产效率。
从刘易斯转折点出发，农业劳动力转移仍将继续，直到转移到L[,3]这一点上，此时R点所表示的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平均产出，即R点的斜率与OT的斜率相等，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工资由相同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经济发展到达其商业化点——笔者称之为“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从越过第一个转折点P到迎来第二个转折点R，劳动力转移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
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一直到刘易斯转折点，再到二元经济结构消失，这一过程是前人没有看到、更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对此过程的探讨令人兴奋。笔者所定义的“刘易斯转折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在此之前，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农业中得到的收入是分享的，只是农业平均产量与所有务农人数的比值，而不是边际生产力（边际劳动生产力低于平均生产力），此时收入不可能提高。而且由于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他们即使转移到非农产业，从非农产业获得的工资也会长期不变。然而到达P点之后，非农产业如果需要继续雇用新增加的农民工，则必须给农民工涨工资。这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情尽管不是根本性改变，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二）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对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人们的看法存在分歧。否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源于以下三种意识：一是加尔布雷斯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所致。这一观念认为，人们长期以一种思维定式看问题，即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影响依然难以消除。如多年以来很多人在谈国情时，总是习惯性地说我国人口众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结果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二是国内一些不科学的统计数据所致。世界银行的一篇文章认为，经济改革快于统计改革，统计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以中国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就可能出现偏差(Ravallion and Chen, 1998)[3]。三是局部的观察所致。如对中西部的考察发现，这些地区依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种局部观察很有启发，提醒我们应该把中国看作是大国，而大国和小国的很多表现是不同的。
而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刘易斯判断这个转折点是否出现的主要依据，是对劳动力的吸收已经超过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有时难以判断，其中，如何计算剩余劳动力争议最多。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对农民工工资率变化趋势的分析，来间接把握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因为当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供给时，自然会引发工资率的上涨。如2002年农民工工资增长率为2～3个百分点，2003年为5～6个百分点，而在此之前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从实际工资的增长率来看，2004年～2007年间，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在金融危机已经爆发的2008年，实际增长率达到19.6%（见图2）。即使短期内有波动，但从长期来看，刘易斯转折点的规律性已清晰可见。由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差异的缩小始终是一个极重要的命题。我们假设“雁阵模型”适用中国，产业转移能在国内进行，但近年来发展表明，我们所选择的区域发展模式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趋同假说与赶超战略
从经济理论来看，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即落后地区必须有比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并历经多年发展的积累最终才能赶上发达地区的水平。趋同的原因及路径是：富裕地区资本充足，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资本报酬递减；而落后地区资本匮乏，随着资本投入增加，在一定时期内资本报酬递增，因此可以保持高速增长，最终实现趋同。这里的资本报酬递减或递增以“劳动力稀缺”假设为前提。从政策上说，这种趋同被定义为赶超战略。
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但是成功赶超的很少。不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并未趋同，大多数国家内部也没有出现趋同。新古典理论因此遭到了一些质疑与批评。新的新古典学者为了克服这种缺点，提出条件趋同，也就是说具备条件后才可能趋同。原则上，赶超应当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调整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使赶超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二）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效应分析
为了缩小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中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这些战略实施的结果是：2003年之前，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较快，而这只能使差距扩大而非趋同；2003年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逐渐超过了沿海地区，东中西部的发展出现了趋同趋势（见图3和图4）。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西部到底是靠什么实现了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按照之前阐述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雁阵模型，我们是否能判定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说中西部地区接受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那么应该有更多的农民工留在中西部而不是转移至东部。但从表1可以看出，2000年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有47.7%去了东部，到2005年这一比例更上升至50.3%，这说明加快发展中西部的工业增长模式并没有带动劳动力区域的重新配置，这令我们对中西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假说提出质疑。图5显示，2000年以来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但中西部地区的这一比重上升更快，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超越了东部地区。显然，这不符合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也不是“雁阵模型”的必然结果，因为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低，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稀缺，本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东中西部的资本劳动比进行分析表明，中西部的这种赶超是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它会导致如下结果：一是按照资本密集程度及其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中西部地区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因而不是一个分享型的经济。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5 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但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多。这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分享度不高，而这与该地区重化工业化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二是这种赶超可能造成更多的污染，使得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遇到更多挑战。在分析污染问题时也可以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水平会逐渐上升，在达到一个顶点之后又出现下降。图6分别画出了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侧反映东部沿海地区的趋势，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污染水平不断上升，然后逐渐变得平缓，进而出现下降趋势；右侧反映中西部地区的趋势，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该曲线还没有出现任何转折的迹象。
从世界范围来看，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长期存在较大差异，被经济增长学家称为“梅佐乔诺现象”（南部意大利被称为“Mezzogiorno”，经济增长学家因此将北部与南部长期不能趋同的发展称为“梅佐乔诺现象”）。德国统一之后，东部德国与西部德国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地区差异、政府采取的措施及实施的结果均有相似之处，有经济学家提出意、德两国有“两个梅佐乔诺”(Sinn et al., 2001)[5]。具体来说，它们有如下共同点：一是持续存在的地区差距没有趋同趋势。如南方意大利是农业经济占主导，是二元经济结构；东部德国原来是计划经济，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二是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发达国家，政府以大量转移支付实施了倾斜式的投资政策和其他补贴政策。三是两个梅佐乔诺都不尽如人意，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均收入水平没有出现趋同，产业结构仍不符合比较优势，就业增长缓慢，劳动参与率低，甚至支出大于所得。
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是二元经济结构，也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那么中国是否会成为第三个“梅佐乔诺”？中国与意大利和德国是否可以进行比较？笔者以为，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起点确实与意、德两个国家的梅佐乔诺有一些共同点，并且也实施了一些相似的政策。如我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政府的财政补贴是用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些政策的用心是良好的，但没能达到缩小中西部与东部收入差距的目标，即没能导致中西部发展与东部趋同的结果。因此，向中西部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应当从现行的政府投资干预型实施模式，转变到依靠市场机制引导和利用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
四、城市化：中国新经济的增长点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经济高涨时城市化水平提高，经济衰退时城市化水平下降。
（一）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轨迹
历史地看，1700年中国和欧洲人均GNP水平几乎相同，1820年出现差距但差距不大，且1820年中国的GNP大概占世界GNP的1/3，此后，我国的GNP水平一直没有提高，而欧洲的人均GNP却出现大幅增长。从城市化水平来看，我国在宋代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欧洲，到明朝后期基本接近，但自此之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反而下降，而欧洲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NP不断提高（见图7左图），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在经济衰落的同时，城市化也在衰落。
（二）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与问题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迅速，但从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很快，每年大概增长1个百分点。但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相比，城市化的增长显得微不足道。图8清晰地表明，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二是我国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人口增加，我国目前大概是46%的城市化率，也就是有4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7]，但我们很多“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依然是农业户口。相比2000年，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但图9表明，具有城市非农户口的人的比重上升微不足道，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居住在城市但依然是农业户口的人数的增加②。因此我国的城市化是依靠定义堆积出来的，即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笔者把它称作“非典型化的城市化”。
三是中国的这种“非典型城市化”统计扭曲了农村人口结构。因为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年龄基本在10多岁到30多岁之间，留在农村的则是他们的孩子、妻子、父母，也就是说留在农村的是依赖型人口。农村人口在为城市作出贡献，城市人口结构得到改善的同时，农村的人口结构却越来越扭曲，越来越不具有生产性。
四是中国的城市化妨碍了劳动力市场功能，延误了劳动力的供求调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民工荒”和“返乡潮”交替出现。第一次报道称有20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之后是7000万返乡，然后是7000万返乡的农民工大部分已经返回城市，而且失业率不会超过3%，最近又是全国大范围出现民工荒，甚至存在大量失业的东莞也出现了民工荒。通过“周期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的框架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周期性失业是说失业与经济增长周期相关，出现经济危机使失业增加，另一方面是我国存在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由于户籍制度没有改革，我国的城市化是不稳定的。加之对劳动力的需求集中在沿海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中西部农村，地理因素足以使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产生分割，使这部分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敏感。结果当出现大规模失业时，有一大部分人要流走，而当对劳动力的需求突然增加时（如圣诞节订货增加），这部分人并不能及时返回，造成劳动力市场功能紊乱。有人认为不应该搞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农民工如果没有老家的土地，那么当他面临这种金融危机时，就只能留在当地成为失业人口，或者是到处流动，不利于社会稳定。然而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劳动力市场割裂造成的。城市化慢于工业化的另一个弊端是产业结构单一。例如东莞工业聚集的结果是形成城市，但它并没有考虑把这部分农民工变为市民，不是按照城市来进行建设和管理，而依然是按照工业园区的方式进行管理。由于没有公共服务，没有多样式的产业结构，因此所谓的城市并不具备城市应有的功能，尤其是没有化解风险的功能。
（三）中国城市化的新理念和新思路
笔者认为，中国新的城市化理念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城市化比土地的城市化更重要；二是新增人口作为市民的意义比作为劳动者的意义更突出；三是对于全体城市实际居民而言，均等地获得公共服务比获得居住权更加重要。例如一个农民工如果可以获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其孩子可以接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那么对他来讲是否具有城市户口并不重要。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会由依靠物质和劳动力的投入向依靠生产率的提高转变；产业的发展由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向第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会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国内消费拉动转变。融入以上理念的城市化有利于这种发展方式转变。
与此同时，融入以上理念的城市化更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创造新的需求。老百姓并非天生喜欢储蓄，消费信心来自于工资性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图11所示，收入状态决定储蓄状态。如果期望提高消费，不可能通过减少储蓄来实现，而是要通过提高收入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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