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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保思维的宗教背景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张捷 点击:14次 时间:2012-8-21 0:22:50
 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问题多多,西方人的养老思维与中国人也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的法律体系里面是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的,我们现在是全面的引入西方的社保思维,也是全面的按照西方的思维定式在建立中国的社保体系,但是西方的社保体系就一定适用于中国吗?本人认为中国所有人在照搬西方社保体系的时候,忽视了宗教在西方社保体系当中的关键性的作用。
  论到宗教信仰,中国人与西方人是有着根本的差别的,中国人是一个以孝道治天下的社会,孝道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我们的法律也把赡养老人作为一项法定的义务,但是在西方的法律体系当中是没有这样的赡养义务的,西方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生身父母的恩赐,老了死了以后不是面对列祖列宗而是进入天堂面对上帝,这是一个与中国人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养儿防老是有中国的孝道信仰保障也是有中国赡养老人的法律保障的,西方的保障在哪里?完全是政府的社保体系吗?还是自己参加的各种养老保险呢?
  在我们说西方的保障和我们现在的社保体系里面,我们发现对于养老就是钱的问题,就是发放养老金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养老需求,就是钱吗?这里且不说老年人的孤独问题需要有人陪伴,更关键的是老年人是需要人照顾的,这个照顾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这个工作如果需要以支付工资的形式,则绝对不可能是全社会的,在中国当代是农村人是没有子女照顾老了就等死根本没有一个幸福的养老,城市人则是请保姆请护工,这保姆和护工的存在是建立在中国当前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的基础上的,如果农村等地的收入与城市相当,一般的城里人你怎么雇得起保姆?
  对于美国养老的宗教的作用,我在美国的亲戚是带给我深刻的体会的,他们老两口是80岁了,大姨父还有脑梗和晚期肝硬化,他们的房子是木房子每年要油漆一次,去超市买东西也要开车到很远的地方,这些我那近80岁的大姨是难以完成的,但是他们都信教,是教徒的结果就是他们的教区其他的教徒会来帮助他们,他们确实是在这样的宗教社区找到了温暖,如果没有教区教徒之间的热心帮助,他们无子女的怎么在美国生存?这些教会的社区提供的义务帮助,是非常关键的,在美国的教会,大家在教会里面做好事,义务的给老人服务,是被定义为要上天堂的善举,这与中国做人行孝道是一样的,中国的孝道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祖宗崇拜了,光宗耀祖是中国人过去的最重要的追求之一,谁不孝是不能被社会接受的,但是美国人没有这个,美国人的孩子对于父母是用不着如中国人这样的赡养的,中国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不承担可以判刑,在西方的法律体系里面是找不到赡养父母义务的。西方的孩子也照顾老人,但是这是出于自己要上天堂的信仰,是到自己的教区进行义务的社区服务照顾老人,谁不去礼拜谁不去社区义务服务则谁要在社会中受到很大的道德压力,而西方的老人受到照顾,则是因为信教,因为宗教给带来的福音,西方的养老体系在服务的层面是建立在上帝面前的。中国就算是有孩子的赡养义务,但是孩子也需要经常陪伴老人的,就如歌曲常回家看看一样,西方老人的幸福则是上帝的福音。
  在这里我们看到宗教对于人们生活最深入的渗透,就是人们对于死的恐惧,而死的恐惧的最直接的体验就是人老,因此抓住养老就是抓住了所有信徒,在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有不同的体系罢了,对于中国的传统,过去是很少以这样的层面和角度来看待的,中国的遗产继承也是与西方人不同的,很多朋友与我讲应当立遗嘱和自由的处理遗产,但是如果你真的进行遗产处理来一个公证遗嘱,你就可以发现中国的遗嘱采取的是最严格的方式,你的公证遗嘱是必须指明你的哪个具体财产的,而不能是说我的所有财产给谁等等这样的不特定的话,因为中国的法律理解是你立遗嘱以后得到的财产的处理不在你前面表态范围之列,这与西方通行的做法是不同的。如果你知道中国古代的传统,就可以知道实际上中国传统上你是要受到中国宗法制度的约束,实际上是没有立遗嘱的权利的,包括你想要把财产给老婆或者多给小儿子一些都是不行的,包括皇帝也是一样的,皇帝立太子也是要受此约束的,中国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一个孝道、宗法的信仰下的契约关系,父母要养孩子给孩子娶媳妇家产留给儿子是义务,讲的是上慈下孝,父母对于孩子的义务和关爱是慈,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义务,而孩子的传宗接代和赡养父母也是义务,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父母对于孩子的义务是多了为孩子娶媳妇和家产留给孩子的义务的,西方是没有这样的义务,孩子出来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有的地方堕胎形同于谋杀,养孩子也是为上帝所造的人尽义务,自己的养老则依赖教会是上帝的对等义务了。现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强调了孩子的赡养却在父母义务方面与西方接轨了。
  西方的养老是依靠教会的,教会可以解决各种社区服务的功能,但教会的资金来源是有限的,不过教会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在西方民主社会是左右选举的,在越大规模的直选模式下,统计平均的结果就是这个地区的主流宗教和价值观的力量,这样的影响力实际上就是左右了政府的政策,让政府财政支持养老体系,政府的财政解决养老的资金问题,而教会的社区服务解决养老的人员问题,这是一个教会与政府合作的关系,对于中国建立社保体系,涉及的仅仅是钱的问题,没有解决养老需要的各种照顾和服务,这样照搬西方的养老体系就非常有问题了,这里不要说中国有养老院等等,实际上老人住养老院除非哪些要很多钱支持的商业运营养老院,基本上养老院就如同坐牢和等死,养老院虐待老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老人们对于去养老院是恐惧的,中国社会对于送老人去养老院也是以不孝进行指责的。对于老年人的服务不是钱可以解决的,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中国的孝道都是充满信仰的进行赡养老人的,因此中国的养老院体系是有缺憾的,2012年7月15日媒体报道:2008年9月,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抢劫未遂,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宣判的时候,付达信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他的想法只有一个,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一年半后,付达信提前出狱,住进了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敬老院。“这里的生活赶不上监狱。”付达信光着脚走到柜子前,他想找一件相对体面的衣服。在两个干瘪的行李包里摸索了一会儿,付达信无功而返地坐回床边。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付达信说:“我不想减刑。”在中国的家国天下的社会里面,孝道的信仰和家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养老是不能信仰缺失的。
  由于养老关系的不同,中外对于捐赠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西方流行的是死后把主要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留给子孙,在西方这样的行为的背后是信仰,你的财产实际上都属于上帝的,子孙也是你替上帝抚养的孩子,你把财产交给子孙还是交给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在上帝的眼里是一样的。在中国的财产不是你能够简单的捐赠给什么机构的,传统的中国的财产在信仰上的归属你的宗族,你死后和你的列祖列宗见面,你的财产是子孙持有,要给你和列祖列宗带来香火的,因此这些财产是不能给外人的,这样的外人甚至包括结发妻子。而分配家产和以后香火的传承,宗法制度上大宗和小宗也是不同的,在资产分配上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平均分配而是长子占据绝对份额,在孝道的义务上长子与其他儿子也有根本不同,我对此可以看看刚刚发生的例子,李嘉诚分家产,大儿子得到了几千亿,而小儿子只有136亿,只不过是家产的3%。多年来,李嘉诚一直将家族信托基金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分为三份,由李嘉诚、李泽鉅和其家人以及李泽楷各持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家族信托基金绑定权益产生的弊端日渐浮现,以新鸿基家族的三兄弟内斗最为瞩目。2012年5月25日,李嘉诚公开宣布分家方案,由李泽鉅管理长江集团,支持李泽楷发展事业;7月16日,李嘉诚将家族信托中原分配给李泽楷的三分之一权益,全部转给李泽鉅,正式落实了分家方案。这意味着,李泽鉅正式接掌市值逾8500亿港元、涉及22家上市公司的长江王国。李泽鉅个人持有40.51%的长江股份和逾35%的加拿大上市公司赫斯基能源,个人资产达2900亿港元,超越其父李嘉诚去年1708亿港元的首富资产排名。“传长不传幼,这是很传统的家族传承方式。”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范博宏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宗教要抓住人心,看不见的天堂不是关键,看得见的养老才是关键,西方宗教一向对于中国的家庭关系和祖宗崇拜的信仰加以攻击的,只有把人从家里这样的纽带打断,宗教才有他们的土壤,在中国的佛教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出家就四大皆空和无家了,在佛教试图染指政治和控制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灭佛运动以后,佛教才与中国的本土宗教进行融合,佛家也进行了妥协,你与父母的关系变成了前世因缘,你的孝顺父母是回报,你拜佛也可以为父母消除孽障了。而西方的宗教还不是这样,大家想象一下没有孝道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的行为之一就是人不但有父代抚育子代,也有子代赡养父代,所有的动物都抚养孩子,但是乌鸦反哺却是一个故事。人有别于动物就是要赡养父母,难道这样的区别不是人类与野兽的区别吗?为什么这样的孝顺老人的美德就不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没有孝顺父母的社会称作野蛮社会、禽兽社会呢?记得在中国的史书当中,对于蛮夷的不文明一个最深入人心的描述就是他们没有孝道,所以我们要说英夷、法夷,而对于同样有中华孝道的地方则不是这样的蔑称。最近发生的北大校长给老母亲下跪的事件,虽然很多人说这是作秀,但是就算是作秀也说明中国人对于传统孝道的信仰,作秀也要做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同的事情才行啊!
  对于宗教参与到社会保障当中,基督教的礼拜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的场所,谁有什么切实的困难,在礼拜社交过程当中都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教职人员会热心的为教徒进行服务,在宗教发挥其社会保障影响控制力方面,除了社区服务宗教的教区活动之外,西方的慈善机构大多数是有宗教背景的,很多慈善机构和慈善基金会都是参与社会保障服务的,这社会保障服务的资金来自他们的运营收益,而慈善的运作更多的是 宗教教会参与的,甚至把钱直接捐助给教会也可以被定义为慈善行为,在这里慈善行为的定义和标准就是直接被宗教组织所把持的。西方的社会保障里面的社会救济,不仅仅是政府在做,而且宗教慈善组织更是这方面的主力,政府做的效率和法律上的一刀切难以在实际问题面前失去灵活性,各种社会募捐才是关键,这些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则与捐赠有密切的关系,宗教在西方的社报体系当中还是控制了社会捐赠,各种捐赠基本上是在宗教的指导下完成的,所谓的NGO非政府组织的背后普遍带有宗教的色彩,其行为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的信仰当中了。
  西方虽然是捐赠很普遍,号称是不给子孙留财富的,但是西方统治着的游戏规则还是生物的基因法则,西方顶级富豪需要的还是要惠及自己的子孙和家族的,只不过这样的做法变成了更隐秘的方式。报端时常可以看到西方的顶级富豪把财产全部捐献给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云云,他们将资产捐给基金会而不留给子孙的行为,曾经让国内很多人称赞不已。后来有人提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逃避遗产税,西方的遗产税是非常高昂的,可以超过遗产数额的一半。当然避税的说法实际上也只是说到了一点皮毛,避税只是基金会的一项功能。我们知道捐赠是可以免税的,而富豪所捐赠的都不是现金,而是他们持有的股份等实物资产,这些资产变现要缴纳高额的所得税,比如当初设立公司可能只投资了10万美元,现在股票价值10亿美元,一旦股票变现,所得收入基本都要大额纳税,而这些资产转入基金会却是免税,避税利益经常超过各种慈善的支出。但是避税绝对不是问题的全部,西方的富豪交税的主动性来自于他们就是统治者,但是钱给谁也是有潜规则的,交税给的是政府,捐助很多给的是教会,而对于子孙可不仅仅是遗产,在基金会当中的权利也是关键问题。
  对于各类基金会,核心问题是基金会的所有者是谁呢?在西方私有制社会,基金会的所有权不属于国家,还是在私人手里,虽然很多基金会名义上是属于全社会所有的,但是基金会章程等是保密的,基金会实际的所有人就是在基金会担任实际职务的人,基金会所有人的产生过程有秘密的程序不为外界所知,外人也没法参与。富豪捐助基金会的实际结果是基金会掌握在这些富豪的后代手里,而避税只是最直接表面的好处,核心利益不在这里, 而在于保持家族的长久控制。历史上耳熟能详的著名富豪们,都留下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运作,宗教是紧密的参与其中的,西方的大家族都与教会有着特别的联系,他们是教会最主要的捐助人,教会则是他们的保护人,他们捐助的资产是通过教会来实现所谓的慈善的。
  这样的基金会模式相比中国的遗产处理是有优势的,如果将巨额财富直接留作遗产,继承人怎样处置遗产难以干涉和限制,而且继承人经常有纨绔子弟把财产败光,子孙越多导致家族财产被分割的越分散,最后家族的竞争力极大下降。设立基金会及其运作规则,一方面限制了后代对于遗产的使用,使得他们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另一方面也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家族公社,后代的各项花销可以在基金会名下支付,给子孙们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而所有子孙的社会影响力也给基金会的势力添砖加瓦,基金会还可以聘请最好的职业经理人操盘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就是把家族的利益长久凝聚在一起,看似为了公益事业实际上巩固保持了家族利益,使得西方的富豪家族势力突破中国富不过五代的瓶颈,家族的财富不会被分散,而且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围绕这个基金会发挥自己的力量,使得西方的贵族家族可以有长期的影响力。这里所谓的捐助和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是更好的维护其子孙在社会的统治阶层的手段,要让子孙们世代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财富不是全部,权力也不是全部,能够在人们的信仰当中发挥作用才更加关键。
  基金会的规则是保密的,资产数量也是保密的,基金会对外公布的资产数量一般都被低估了很多,因为基金会大量的资产是以取得成本记帐的,比如基金会拥有的大量文物和艺术品等在当今拍卖市场上都是价值连城,可是这些文物和艺术品等当年都是以很低廉的价格获得的,在账面上计算的价值很低,而对于各种公司、产业的投资也是如此处理的。因此这些家族基金会的实力从来不公开,我们在富豪榜上所见到的富豪们,相对于这些势力只能算是小小的“暴发户”,金融危机就是真正主宰世界的强大势力对暴发户“剪羊毛”。我们都知道,各种金融、经济的博弈都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输了就有一方赚,在金融危机中大家都亏损,是谁赚取了大家损失的财富呢?就是这些保密的基金会。基金会不是上市公司,其资产和经营行为本身不需要对公众说明;西方保护个人隐私的规则,也保护了基金会的幕后秘密规则。西方的媒体虽然是有言论自由,但是这样的“言论自由”是西方的势力集团制定的,西方媒体没有侵犯他们“隐私”的权利,西方的言论自由是建立在不得侵犯公民隐私和商业秘密的基础上,各类基金会的运作就属于“隐私”和“商业秘密”。
  前面西方的富豪巴菲特、盖茨等人到中国募捐,还说要在世界让世界前列的大部分富豪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成立世界最大的基金等等,但是他们的募捐在中国受到了冷遇,中国的富豪们退避三舍,很多公知媒体大肆说中国富豪的为富不仁,但是我要说的是西方的富豪们没有给中国人合理的对价!西方富豪们捐助所谓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是他们私有的,这基金会的所有权里面是没有中国富豪的份额的,中国富豪要捐助的背后不是捐助而是入股!巴菲特等人在西方社会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他们与掌握美联储所有权的西方真正的富豪家族差距是巨大的,西方这些富豪家族的财产都在各种慈善基金会当中,个人的直接资产是有限的,但是控制的资产是巨大的,中国富豪的捐助是真的捐助,而他们的捐助是投资入股,而让你中国富豪捐助与他们让其他普通人捐助的募捐一样,是一种财富的吸魂大法,各种宗教都是打着美好的愿景和占据道德制高点让人慷慨捐助,这些捐助是宗教主要的经费来源和敛财手段,只不过一个先进的宗教会做一些善事而不是邪教那样肮脏,这些捐助以后的慈善绝对不是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其公平公正也是在宗教的视角之下的,也就是在上帝面前的公平和公正,如果你不是教徒就会有所不同的,西方所讲的人人生而平等来自于宗教,原始的翻译应当是人人创而平等,也就是说上帝创造的人是平等的,对于不是上帝创造的,就可以如印第安人那样屠杀和黑人那样奴役,就算现在进行了所谓的人权下的道歉,要注意的是仅仅是道歉没有悔罪和赔偿!
  西方社会通过遗产税调节社会财富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西方富豪们捐献所有资产用于慈善和服务百姓也是一个美好的童话。试想在一个移民非常方便的社会,如果对于富豪们的遗产税收掠夺过重,还有谁会在这样的国家投资和定居,如果真是那样肯定会资本外逃,特别是移民国家,往往还会有优惠政策来吸引新移民,吸引外来富豪移民是他们立国的国策!西方遗产税政策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制定规则要西方富豪们都建立基金会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本国设立,受到本国的管辖和控制,而设立他的富豪死后,基金会很多规则是不可更改的,也不可能再迁往国外;这些机构只要在国内,就是该国的财富,成为国家富强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富豪在该国建立自己家族的基金会,需要这个国家的强大;另一方面,国家以法律和规则保障富豪的资产和子孙,也是富豪们需要的。这样一来,富豪们的财富受国家的保护,反之他们也要影响国家的政权和维护国家的长期强势,这是一个追求共赢的博弈。
  西方的宗教体系与国家的统治体系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在税收上给予的免税,让真正的统治者决定哪个方向的代理人更适合,在形成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的层面,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金融资本势力,各种基金会对于资本市场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我在以前的著作《霸权博弈》里面就分析过,西方的所谓的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政客集团、资本集团和宗教集团的三权分立,宗教价值观和影响力决定了公众的选票、资本控制了选举资金和渠道、政客集团是候选人,没有这样的背后三股势力的制衡,表面上的三权分立就是形式主义或者像一些不发达的民主国家一样成为恶性博弈和斗争的舞台,西方世界的统治抓住社会民众的凝聚力就在于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性安排,社会民众对于国家和统治者的依附也在社保和养老层面,即使是西方国家到中国吸引中国人移民,也要着重强调他们的社保福利体系。
  在西方国家,“以捐抵税”是一项基本政策。各个基金会捐款、筹款用于各类公益事业,不但分担了政府了工作,管理成本也比政府小。这样的分担实际上就是转移到了宗教组织上了,发挥了宗教势力在西方社会的主导作用,权力与义务是对等和伴生的,在宗教组织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的时候,它同时取得了社会影响力,在民选的社会,这个影响力直接意味着谁可以当选,是直接带来权力的。同时这样的做法,也让各种势力参与到国内政治中来,以各种宗教和私人基金会从事慈善行为也是西方各种势力博弈政治资本的游戏规则之一,西方的基金会通过慈善渗透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影响了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决定了民主选举的方向和规则,把势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方的社保思维是离不开慈善的,慈善的服务的资金来源是募捐和基金会,而慈善的人力服务则有信仰的义务,说西方的社保体系把西方的慈善体系给割裂开来是不对的,西方的慈善体系里面能够有大量的资金,也有西方慈善免税让这些本来应当由政府取得的财富变成了慈善机构控制的财富,这些财富在西方社会稳定当中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保障作用的,而西方资本体系内的资金来源除了各种养老保险、养老金以外,还有的就是慈善机构的资金,慈善机构公开的用来支持慈善事业的现金流是来自于各种投资盈利的,西方负利率和零利率的长期化,对于慈善机构的资金来源也是重大的打击,这让宗教不满意了,西方的各种抗议活动的组织,经常是有宗教团体的身影的。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看西方的社保制度一定要成体系的全面看待,不能简单的照搬西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当中的职能,不要简单的认为西方的政府解决了一切问题,西方的社会体制的背后是各种力量博弈和平衡的结果,我们要看到西方宗教在社会保障当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不要丢掉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保障机制,不能丢掉中国孝道的民族优良传统,否则生搬硬套来的社保体系在中国一定要水土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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