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费孝通 《昆厂劳工》 乡土中国 机器时代 劳工问题
1944年费孝通第一次访美期间，曾经同美国朋友一起将他所主持的“魁阁”同仁的部分研究成果翻译成两本英文著作出版：一本是他自己与张之毅合作的云南三村研究，英文书名为“乡土中国”（Earthbound China），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则是史国衡的《昆厂劳工》，是一部关于战时云南工厂中劳工问题的民族志作品，英文书名为“中国进入机器时代”（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Fei & Chang， 1945； Shih， 1944）。这两个研究中，《云南三村》已于2005年再版，在潘乃谷、王铭铭主持的重归魁阁研究中对其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潘乃谷、王铭铭，2005），“三村”之一的禄村还作为田野点被重访（张宏明，2005）。然而，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却至今仍然埋没在故纸堆中，成为魁阁学术遗产中被忽视的一环。
事实上，费孝通本人当时对于史国衡的劳工研究是非常看重的。在史国衡从事昆厂调查的过程中，费孝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从研究问题的确立、研究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田野中的问题解决，直至最终成书，费孝通都给予了充分“在场”的指导。读过史国衡的书稿后，他在意犹未尽之余，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后记，即《〈昆厂劳工〉书后》（以下简称《书后》），对这一研究的背景、方法和问题意识做了充分的讨论和发挥（费孝通，1946：200-235）。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篇《书后》的分量并不亚于正文。
费孝通之所以如此重视《昆厂劳工》，其实是同他自己对劳工问题的关心和思考分不开的。早在1940年，他就曾发表文章讨论大后方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后来又陆续撰文讨论过劳工的社会地位、新工业中的学徒训练等问题（费孝通，［1940］1999，［1941］1999，［1942］1999），除了国内当时面临的劳工问题之外，他甚至将视角伸向国外，对美国的劳资矛盾和工会运动、英国的工党政治他也都曾撰文做过介绍或评论（费孝通，［1943a］1999，［1943b］1999，［1944］1999）。而在魁阁的学术布局中，他也将工业化和劳工问题放在一个重要位置，除了指导史国衡的昆厂研究之外，他还指导了另一位魁阁的研究人员田汝康进行了内地女工的研究（田汝康，1946）。可见，在20世纪40年代，劳工问题成为费孝通一个重要的关注面向。费孝通在《书后》一文中对《昆厂劳工》的讨论实际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在劳工问题上的总体看法。因此，本文试图以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为核心，结合费孝通在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论述，考察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对劳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劳工问题在费孝通关于中国现代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整体思考脉络中的位置。借用篇首提到的两个英文书名，本文将揭示，“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构成了费孝通理解劳工问题的核心线索：在费孝通那里，劳工问题的重要性，恰恰是在“乡土中国”中旧有的农工互补的经济和伦理格局瓦解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而劳工问题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挑战，则在于如何在“机器时代”的企业组织中重建社会团结的微观基础。
一
昆厂是抗日战争时期工业内迁背景下，在昆明郊区新创立的一个国营兵工厂。1940年8月25日到11月10日，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即“魁阁”）的研究人员史国衡在该厂待了两个半月，先后住过技工宿舍和艺徒宿舍，在食堂包饭，与工人共同生活。①全厂五百多工人，他对其中1/3做了访谈和记录。1942年，史国衡在费孝通指导下对昆厂调查的资料进行整理，写成《昆厂劳工》一书，后作为“社会学丛刊”之一种出版（史国衡，1946）。②此书问世后颇受好评，孙本文就曾将《昆厂劳工》列为抗战时期著名的社会调查著作之一（孙本文，1948：220）。
昆厂调查的初衷，是希望了解战时新兴的后方工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东部沿海工业中心相继沦陷，为支持抗战，避免工矿落入侵略者之手，国民政府组织部分重要的国营和民营工厂搬迁到四川、云南等地，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工厂内迁运动”（详见黄立人，1994）。重庆、昆明等地的工业在此契机之下突然发展起来，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技工短缺和流动率过高的问题。在当时的后方报纸上能够看到很多关于劳工问题的争论，费孝通、潘光旦等社会学家都曾经就此专门写过文章（费孝通，［1940］1999；潘光旦，［1943］2000）。史国衡的这个研究，正是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他希望以一个工厂的个案来剖析战时内地工业建设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
实际上，工厂调查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了，当时的《新青年》等杂志都登载过工厂访问记一类的文章。专业的社会学者进行的工厂调查最早则是从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始的，陶孟和本人的研究虽然主要局限于对旧式工人（如人力车夫）的调查，但是在他的指导下，社会调查所的其他同仁却曾经在天津、山东等地进行过非常深入的新式工厂调查。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就是林颂河的《塘沽工人调查》，这本早于《昆厂劳工》14年问世的著作，是一个以塘沽两个盐业工厂为对象，经过3个月实地调查完成的报告，内容涉及到工人的工资、消费、休闲、娱乐、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工厂民族志著作之一了（林颂河，1930）。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在前半部分与《塘沽工人调查》类似，主要是对昆厂工人的来源和入厂目的（第2、3、4章）、工作态度和效率（第5章）、工资（第6章）、消费（第7章）和福利（第8章）等的描述和分析，其新出之处主要在于后半部分，尤其是史国衡花费大量笔墨对昆厂“厂风”所做的研究。
在田野调查中，史国衡注意到一个让他困惑不解的问题：昆厂是一家国营工厂，且生产的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兵工产品，这本来应该可以激发向来以爱国自负的工人生产救国的热情，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却并不高，生产效率也比较低下。史国衡最初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工人来自农村，他们从乡村带来的生活习惯还不能够马上与现代工业的生产环境相适合。但是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怠工的情况并没有好转。那么，用习惯的隔阂来解释也就行不通了。史国衡转而从“厂风”，亦即工厂内部的团体关系的角度来寻求解释。在史国衡看来，工厂不仅是一工业组织，也是一社会组织，“所以厂风才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
对“厂风”的研究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关系。
史国衡首先叙述了他在昆厂期间见过的两次工人集体行动，一次是司机与工人因为烧水问题引起纠纷，最终导致短暂罢工；一次是某技工因被助理工程师怀疑其偷拿厂里木板做私活，引发冲突。史国衡注意到，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以正规的劳资纠纷出现”，工人集体行动的起因也不是因为经济待遇，而是因为“尊严受到了损害”（史国衡，1946：111）。史国衡认为，冲突的深层原因是厂里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分野以及工人之间的分野。工人与职员之间先存了一种成见：职员觉得工人知识程度差，行为粗暴，工人则觉得职员高傲，目无工人。职员对工人不够礼貌，是由于社会中劳心与劳力之间的分野。职员的米贴比工人多，宿舍比工人好。纵使外地技工本身还是内地工人羡慕的对象，而且工人的最高工资也比最低职员的薪水多，但工人和职员间的隔膜并不因此而有所掩蔽。除此之外，工人内部也划分等级，技工一般来自上海等地，他们与以本地劳动力为主的帮工、小工很少往来，“且在任何方面都要表示出高人一等”。
昆厂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手工作坊或者旧上海的私人工厂，史国衡认为他们“都还不习于这种新工业里面的人事管理”。在以前，“他们平时邻里往还，或师傅与徒弟相处，称兄道弟，在共事业的时候还夹杂着一种私人间的情谊”；但是，来了昆厂以后，“大家乃是在一种纯粹职务关系上活动，自然不相适应。”“旧式手工业组织中东家和师傅徒弟混在一个小范围，厂主下面就是工人，没有昆厂这许多层级和部门。”“工人且认为在官僚化的机构和人事下，工作松懈，效率低落，耗损材料，重形式而又轻实际。”此外，昆厂是国营工厂，有些工人拿它与自己以前工作过的私营工厂作比较，认为“对工人客气有礼，没有什么职员工人之分，是私人厂的特色，公家厂只会讲形式，打官腔，摆架子。即官僚气”（史国衡，1946：117）。
厂风不靖直接导致了怠工和高流动率。史国衡在田野中发现，工人离开昆厂并不是为了多得一点工资，他们“认为工资的多少还属次要，最要紧的是得一精神上的痛快”（史国衡，1946：135）。很多工人是在与管理人员闹了便扭之后赌气离厂的。而在管理人员眼中，工人除了多得一点工资外没别的目的，他们“把工人只看作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经济人”，史国衡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史国衡，1946：136）。这种情况下，更富有人情味的“小型工厂、私人店子或制造厂”，反而比昆厂这样的国营大厂在工人心目中还很有吸引力（史国衡，1946：138）。
在为《昆厂劳工》所写的《书后》中，费孝通将昆厂所面临的种种人事上的问题一针见血地归结为“因新工业兴起而发生了社会解组的现象”。“工业建设不只是盖厂房，装机器；而是一种新社会组织的建立。……在这工业组织中一切参加的人必须有高度的契洽。”费孝通认为，这种高度契恰的关系在农工互补的传统社会中是存在的，“在过去传统社会中确曾发生过契洽，每个人都能充分领略人生的意义”，但是“这种传统组织并不能应用新的技术。新技术已因分工的精密，使我们互相依赖为生的团体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群。”新兴的工厂组织并不能形成传统的社会团结。（费孝通，1946：233）
费孝通（1946：234）进一步指出，现在昆厂里所发生的问题是现代工业中普遍的现象，“是出于从有组织的传统社会变化到能应用新技术的新组织中过渡时期的现象。在这过渡时期因为社会的解组，生产关系并没有建立在人和人的契洽之上，因之传统的结构，因其曾一度给人以所需的契洽，遗留在新时代成为非正式的潜在结构。这些潜在结构一方面固然满足着人们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却阻碍了新技术的有效利用。”由此，费孝通（1946：230）问道：“现代工业组织中是否有达到高度契洽的可能？”
非常有意味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昆厂劳工》一书中，是最终回到了“工业教育”上：“我们决不能因目前工业组织中的种种病象而回头。我们要以工业建设来建设我们新社会，一开始就应该以广义的工业教育来补救社会教育之不足。”（史国衡，1946：161）本书最后一章因此专门讨论了“工人的管教”问题。这里的“管教”包含了“管理”和“教化”两层意思，即不仅要对工人在工厂中的行为进行管理，而且要“对于工人的心理和私人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和开导。因为“尤其是这种新旧交替，文化失调，社会生活受到很大的激动振荡的时候，每个人大都觉得失掉了自己的不为，找不到个人生活的重心。尤其从乡间出来的人，已被这种时代新潮冲得神昏目眩，我们实在对于他们的生活该有开导的安排。所以在目前办工业，不但是一个物质上的革新，也同时是一个心理和文化上的革新。”
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了这样一层意思，即工业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工业生产，其本身也是一个塑造“新人”的过程。而且，这里还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工厂组织内部的团结，不应仅仅是制度主义的（即书中所谓的“技术管理”），③同时也是人心和教化意义上的。在《书后》中，费孝通引用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 ）对现代工业社会危机的诊断：“现代工业兴起之后， 都市社会不但丧失了人和人间的契恰，而且个人也因此失去了他生活的意义。”（费孝通，1946：227）事实上，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分析反常形式的分工时就曾特地以劳资关系为例：“这种永无休止的敌对状态正是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在小工业社会，劳动分工还很不发达，我们还能够看到雇主和雇工相对和谐的景象；但是在大工业社会，整个世界全都颠倒过来了”（涂尔干，2000：316）。针对工业社会的失范危机，涂尔干开出了“法团教育”的药方，即通过职业团体来孕育道德个人主义，为现代团结提供基础和中介（参见渠敬东，1999）。《昆厂劳工》对于“工业教育”的讨论，显然受到了涂尔干的法团教育的影响。④
二
费孝通在《书后》中说，《昆厂劳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魁阁同仁“对于农村社区研究的一个引申”。具体而言，这种延伸其实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个是实质问题意识意义上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昆厂劳工》代表了费孝通（及其师吴文藻）所主张的社区研究方法由乡村向城市的延伸。费孝通在后记中特别提到，《昆厂劳工》“在方法上更可以代表我们研究室所提倡的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费孝通，1946：200）。这里的“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主要是为了同当时流行的“社会调查”区别开来。“社区研究的出发点是一套已有的理论，由理论发生许多相联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些问题去考察事实，看理论是否可以解释这些新事实，如不能就得在实地观察中寻求新的解释，形成新的理论。”而社会调查则只是以“事实”本身为目的：“这些著作的书末多附有一套调查表格。调查者根据这些表格在实地访问或观察，把结果填入表内。根据这些表上的数字加以分类和统计，就完成了调查工作。”（费孝通，1946：201）
根据费孝通晚年的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授课时，“学生中也有很多不大明白这两种方法的区别”。事实上，当时联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很多人在学术道路的选择上都曾经受到这场争论的影响。社会学系毕业生谷苞1941年毕业后在陈达领导的清华国情普查所任助教，“因不愿从事人口学与统计学的工作，仅工作了三个月，就参加了费孝通教授主持的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谷苞，2006：5）与谷苞的经历类似，史国衡也是从清华国情普查所转到魁阁去的（史际平，2008：157）。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韩明谟，他当年因为受到统计概率论和社会调查的影响，对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调查的典型性颇有怀疑（韩明谟，2005：序言）。
费孝通认为，在对劳工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着社会学调查和社会调查两种路数。陈达等人的研究就是社会调查的代表，⑤与之相比，《昆厂劳工》则是典型的社会学调查。史国衡在书中论工人生计的那一章就曾对社会调查派常用的记账法提出批评，认为并不可行（史国衡，1946：78）。
社会调查与社会学调查之争已经成为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参见黄兴涛、夏明方，2008），本文暂且搁置不论。在我看来，除了研究方法上的承继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昆厂劳工》在实质意义上也构成了费孝通等人的农村社区研究的延伸。
从早年的《江村经济》到魁阁时期的《云南三村》、《内地的农村》等著作，费孝通的研究其实有一条核心线索，即揭示乡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伦理格局及其破产。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发现了独特的农工相辅的乡村经济结构（参见甘阳，1994）。然而，世界市场和城市资本的影响打破了这一结构，都市工业的发达导致了乡村手工业的崩溃，随着土地权的集中，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城市游民。在《内地的农村》中，费孝通写道：“农村金融恐慌的结果，使农民们不能不如饮鸩止渴一般地以高利来吸收市镇资本的济急，农民所保有的土地权加速地向市镇输送，引起了地主的离地。地主的离地使农村里的人民普遍地佃户化，这辈佃户重重地压在地租和高利的榨取之下，劳作终年也不能避免妻儿的冻绥。他们既和土地脱离了所有的联系，生活的压迫，很容易把他们逼出农村，在农业之外另求他们安身立命之道：人口从农业里流出来，农民的离地！”（费孝通，2007：164）
事实上，费孝通本人对农民离地是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农民离地值得“咒诅”；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人多地少是农村问题的主要原因：“凡是注意中国农村经济的人，除了极少数外，没有不把现在人多地少的现象作为农民贫、弱、愚的基本病因”（费孝通，2007：173）。他援引托尼（Tawney）的话，“中国农村问题虽则千头万绪。其实却极为简单，一言以蔽之，是现有资源不够养活这一批挤在土地上的人”（费孝通，2007：165），从这个判断上可以看出费孝通与当时的左派学者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即后者往往将农村问题的矛头对准土地制度，对准地主阶级，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往往是“用耕者有其田来限制土地权的流入长衫阶级的手上”，而费孝通则认为这虽是“良法善政”，却是因循旧俗，只能“使传统的农业制度能维持得下，使那辈挤在土地上，在农业里讨生活的人能安心住在农村里”（费孝通，2007：165）；而他所主张的则恰恰相反，他认为只有“转移一部分农田上的劳力到别的生产事业中去，这才是真的减轻土地所背着的重担，这才是根本解决千头万绪的农村问题的根本对策”（费孝通，2007：167）。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农民离地则是值得提倡的。
然而，农民离地进城之后会做怎样呢？费孝通（2007：368）虽然曾经自谦“至于比市镇更复杂的都会，我还不敢作任何具体的研究计划”，但是，顺着《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一脉相承的理论逻辑本身，却要求他必然要研究进城农民的问题。随着乡土工业的破产和农村地权的集中外流，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和乡土中国的伦理结构面临瓦解，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进入工厂，劳工问题的社会学意义由此凸显。
1947年1月，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了题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引用了史国衡昆厂调查的结果，且总结道：
中国乡土工业的崩溃使很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地到都市里来找工做。工厂里要工人，决不会缺乏。可是招得工人却不等于说这批工人都能在新秩序里得到生活的满足，有效的工作，成为这新秩序的安定力量。依我们在战时内地工厂里实地研究的结果说，事实上并不如此（可参考史国衡《昆厂劳工》）。我们认为在中国现代的工厂里，扩大一些，现代的都市里，正表示着一种社会解组的过程，原因是现代工厂的组织还没有发达到完整的程度。（费孝通，2007：250）
在同时期写作的《人性与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一书中，费孝通进一步指出，现代机器工厂无法作为涵养人格、培育团结的单位：“人不能单独生活的……个人人格的完整，需要靠一个自己可以扩大所及的社区作支持。自从机器把人口反复筛动之后，他集合了许多痛痒不相关的人在一起工作，在他们之间，只有工作活动上的联系，而没有道义上的关切，……”（费孝通等，1946，转引自吴景超，2010：199）
正是因为新式工业中存在着社会解组的问题，费孝通才一方面援引勒普莱（Le Play）、涂尔干，主张在工业中要讲人和人的契合，工厂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一社会组织，要担负教化功能；另一方面又主张回到乡村手工业，改造乡村手工业。这里就涉及到费孝通对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总体看法。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学术界，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论战。论战中的一派认为，中国必须走城市化道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参见吴景超，2010）。但是，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将来工业化的过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中去决定，我相信乡村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流”（费孝通，2007：133）。⑥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多批评，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在“开倒车”。而事实上，从《江村经济》的时代开始，费孝通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他在江村所发现的乡村手工业对于维持农业经济的重要性，这种工农互补的基本结构，正是他讨论工业下乡的基础，必须加以维持（费孝通，2009：19）。但在这里，无论是“农”还是“工”都要加以改造。从农的方面讲，农业成产率低，“必须在农业的生产要素中，加以重新的配合——以资本来代替劳力农民离地”（费孝通，2007：168），也就是说重新改造传统农业。同时，从工的方面讲，乡村工业本身也需要“变质”。在为张之毅《易村手工业》所写的序言中，费孝通明确提出，乡村工业需要从技术和组织上加以改造，既要学会使用新的动力和机器，更要用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费孝通，2007：235-238）。
费孝通之所以主张工业下乡，一方面是因为乡村工业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尤其是乡村工业对于乡村社会结构和乡土伦理的维持；另一方面则正是因为他通过史国衡的昆厂研究，看到了都市工业的缺点，尤其是在都市工业中所发生的社会解组现象。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在学术生涯第二春时提出的“小城镇建设”、发展“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等观点，显然也与他早年的这些研究之间有内在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对于工厂中社会解组的焦虑，不仅受到勒普莱、涂尔干等法国古典社会学家的影响，也受到了较晚近一些的美国学者梅岳（Elton Mayo）的影响。费孝通1943年访美时，认识了哈佛大学专门从事工业心理学研究的梅岳教授。梅岳是著名的“西方电子研究”的开创者，在管理学界人所皆知的“霍桑实验”即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在其代表作《工业社会中的文明问题》中，梅岳所关心的正是工业文明中所发生的社会解组问题，他强调工厂中非正式的团体关系对于“士气”（morale）的影响。⑦这与《昆厂劳工》不谋而合。从美国回来之后，费孝通便想办法安排史国衡到哈佛大学留学，师从的正是梅岳。在20世纪60年代，费孝通又将《工业社会中的文明问题》翻译成中文出版（梅岳，1963），可见他始终对这个研究念念不忘。
事实上，如果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纵深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解组与人与人之间的契洽关系的破产，从《江村经济》时代开始，便成为费孝通在社会研究中一个或隐或现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不仅体现在他对工厂劳工问题的研究上，也体现在他对乡村经济、对城乡关系、对知识分子脱离家乡等问题的研究上，是其当时作品中的一个总体性焦虑。而费孝通之所以有这样的焦虑，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处在一个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他曾经体验过乡土伦理中的社会团结，然而却不得不看着这种社会团结乃至支撑它的伦理和经济结构一步步走向破产。
费孝通认为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之后面临的处境与勒普莱、涂尔干等人笔下工业化初期欧洲社会类似，但是“西洋这社会解组的趋势并没有很快地走上危机”，“因为现代技术虽则一方面打破了社会的完整性，但是另一方面却增进了一般人民的物质享受，而且他们有充分的时间，逐步地用法把社会关系维持下去。基督教和罗马法本是西洋文化的两大遗产，和现代技术结合，造成了个人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困难却在于，一方面“现代技术并没有带来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反的，在国际的工业竞争中，中国沦入了更穷困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当于基督教或罗马法的儒家礼法，作为农业文化和匮乏经济时代的产物，已经在新时代中失去了效力。于是，“现代技术所具破坏社会完整性的力量却已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发生效果。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国的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于接受，进入歧途。”（费孝通，2007：251）
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就不难理解，费孝通晚年为何对老师潘光旦提出的“位育”概念情有独钟。“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在全球性的大社会中要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就不仅是个共存的秩序而且也是个共荣的秩序。也就是说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个心态秩序。”（费孝通，1997）对于费孝通来说，之所以诉诸“位育”的理想，正是为了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安所遂生，维持人心秩序和伦理团结。
三
在回顾费孝通的学术遗产时，有学者曾经反思，由费孝通所开启的“乡土中国”观几乎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主流认识范式和研究范式，与之相对应的“城镇中国”则被忽略（陈映芳，2007）。而在我看来，“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最广为人知的一道标签，可能也恰恰遮蔽了他本人对于乡土之外的中国社会的研究，例如，对于城市工业与劳工问题的研究。悖论的是，“乡土中国”一方面成为我们忽视费孝通的劳工问题论述的认识论障碍，另一方面，却又构成了我们理解费孝通的劳工问题论述的实质起点。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在费孝通那里，劳工问题的重要性，恰恰是在“乡土中国”中旧有的农工互补的经济和伦理格局瓦解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而在乡土性被打破的“机器时代”，劳工问题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如何在昆厂这样的现代企业组织中恢复旧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契恰关系，从而重建社会团结的微观基础。因而，我们也可以说，对劳工问题的研究虽然只是费孝通整体学术脉络中一个延伸出来的旁支，但是却与其关于中国现代转型与社会变迁的整体思考脉络和理论逻辑勾连在一起。
费孝通晚年曾说自己一生都在写两篇“文章”，“一篇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一篇是“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费孝通，1999：534）。这个夫子自道后来几乎成为学界对费孝通的学术遗产的盖棺论定，目前关于费孝通的研究也基本上围绕这两个面向展开。然而，作为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费孝通的丰富性可能远远不止如此。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发现，在乡村和民族这两篇文章之外，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已经拟好了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即对城市工业和劳工问题的研究，并已经与史国衡等魁阁同仁一起着手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这样一篇文章却“刚开了个头却又煞了尾”：在1949年之后的新形势下，社会学系很快在院系调整中被取消，关于劳工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也完全失去用武之地，而费孝通的精力则转移到民族研究中去。
时光走到了2000年，在一次谈话中，已经耄耋之年的费孝通提到：
目前，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业到农村里面去，成为乡镇企业。一个是农民出来到工厂里面去，成为城市工人。这两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大转变，真正社会的转变就是人的转变嘛。许多在西方已经看不到了的事情，在中国还存在。只是中国更复杂一点，前现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代问题和后现代的问题却已拥上来了。（费孝通、方李莉， 2000：13）
正是对后一个问题的关心，使得费孝通充满惋惜地想起了他在六十年前所指导的昆厂研究：
本来我刚开了一个门， 想从中国最早的工业化，也就是农民怎样变成工人开始研究，我想跟上去，让史国衡继续做下去。但后来他到美国去念书了，回来后，抗战胜利了，他也不继续搞了， 再后来他到清华去搞事务工作了。这个研究就没人搞了，就中断了。如果这个研究一直进行下去，到现在就很重要了。很可惜这项研究成了中国的空白，这是一个损失。现在没人做这件事了。（费孝通、方李莉，2000：12）
耐人寻味的是，费孝通在这里用了“中断”一词。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农民工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方面的著作、文章可谓汗牛充栋，那么为什么费孝通却认为这个研究传统中断了呢？如果联系到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我们可能就不难理解了。在费孝通看来，农民成为工人的过程是一个“人的转变”的过程（《昆厂劳工》的副标题即“内地工业中人的因素”），昆厂研究所关切的正是进入工厂的农民如何在其中能够“安心”、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契洽关系，从而构成社会团结的基础。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在当代的劳工问题研究中却似乎很少能够见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能够重新找回“人心”和“团结”的维度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转型时代的某些劳工现象或问题的解释，可能就会更加有力和深入。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课题“民国时期的劳工社会学：一个学术史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写作得益于同沈原、渠敬东、罗琳、杨可等师友的讨论，在此致谢。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陈达，1929，《中国劳工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
陈映芳，2007，《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载《开放时代》第6期。
费孝通，（1940）1999，《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载《费孝通文集》第2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458～463页。
费孝通，（1941）1999，《劳工的社会地位》，载《费孝通文集》第2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469～474页。
费孝通，（1942）1999，《新工业中的艺徒》，载《费孝通文集》第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44～49页。
费孝通，（1943a）1999，《劳资的鸿沟》，载《费孝通文集》第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268～274页。
费孝通，（1943b）1999，《平民世纪在望》，载《费孝通文集》第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324～331页。
费孝通，（1944）1999，《美国工潮与工运前途》，载《费孝通文集》第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372～379页。
费孝通，1946，《〈昆厂劳工〉书后》，载史国衡：《昆厂劳工》，重庆：商务印书馆，第200～235页。
费孝通，1997，《中国城乡的发展道路——我的研究经过》，载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
费孝通，1999，《两篇文章》，载《费孝通文集》第9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533～540页。
费孝通，2007，《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2009，《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费孝通、方李莉，2000，《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思考》，载《民族艺术》第2期。
甘阳，1994，《〈江村经济〉再认识》，载《读书》第10期。
谷苞，2006，《在费孝通老师指导下云南社会学研究室的三年学徒生活影响了我一生》，载《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黄立人，1994，《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载《历史研究》第4期。
黄兴涛、夏明方（主编），2008，《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韩明谟，2005，《中国社会学名家》，天津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1938）2011，《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颂河，1930，《塘沽工人调查》，上海：新月书店。
梅岳，1963，《工业社会中的文明问题》，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潘光旦，（1943）2000，《工与中国文化》，载《潘光旦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52～568页。
潘乃谷、王铭铭（编著），2005，《重归魁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渠敬东，1999，《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史国衡，1946，《昆厂劳工》，重庆：商务印书馆。
史际平，2008，《追寻——写于父亲史国衡逝世十二年之后的日子》，载史际平等（编著）：《家在清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孙本文，1948，《当代中国社会学》，上海：胜利出版公司。
田汝康，1946，《附录·内地女工》，载史国衡：《昆厂劳工》，重庆：商务印书馆，第169～199页。
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吴景超，2010，《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
杨可，2010，《民生公司的现代集团生活——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未刊稿。
张宏明，2005，《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Fei， Hsiao-tung & Chang， Chihi， 1945，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the Rural Economy of Yunn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hih， Kuo-heng， 1944， China Enter the Machine Ag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siao-tung Fei and Francis L. K. Hsu，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史国衡并没有如现代的工厂民族志学者那样直接参与工厂生产（例如Burawoy，1979），因而他的田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费孝通称这种进入田野的方式为“做客人”而非“做工人”（费孝通，1946：212）。
②因战时出版困难，《昆厂劳工》在1942年首先以油印本的形式面世，直到战后的1946年才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制度主义”的失败，可以史国衡观察到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昆厂中虽然也存在意见箱这种制度化的渠道，但却流于表面，不能在工人和管理之间形成有效沟通渠道。工人只有靠同乡和过去同事或师兄弟的关系夹私泄愤。
④从社会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确有实业家（如卢作孚）在工厂推广以塑造新式中国人为目的的工业教育，且明确援引了涂尔干为理论资源（参见杨可，2010）。
⑤陈达是当时著名的劳工研究专家，曾主持了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工厂和工会调查，著有《中国劳工问题》（陈达，1929）等。
⑥当然，从下文可以看出，费孝通的观点，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论战中另一派，即梁漱溟等人走乡村建设道路，“振兴农业以发展工业”的说法（梁漱溟，［1938］2011）。
⑦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黄钟大吕的问题，最终却被沦为一种雕虫小技。梅岳的继承者，即他所开创的工业社会学的人际关系学派的学者们，强调从工厂中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生产效率，即管理主义的“产量限制”问题。但是，实际上梅岳在该书第一章就说的很清楚，他关心的不是效率，而是团体合作的问题（梅岳，1963）。
共[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