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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管理是有问题才去做 代价很大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郑永年 点击:5188次 时间:2013-08-07 11:21:31

201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持续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采访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时,他表示:“社会管理的改革非常迫切。要防止陷入‘城堡政治’的怪圈,沟通不畅,容易出大问题。”

  郑永年教授持续关注中国的改革,经常在内地调研,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

  

  社会管理迫切需要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校车事故频发,你如何看待?

  郑永年:此类事情平常也在发生。只是以前没有引起注意,现在引起注意了。媒体发现一个问题,社会就对症下药处理一个问题,一个个地去解决,对社会有好处。但要避免简单控制的方式,不要老是捂住,那样不利于解决问题。

  日报:对此类事故的处理方式,是否反映出社会管理存在一定问题?

  郑永年:社会管理有非常大的问题,缺失有效的管理机制。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往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但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基本空白。发达国家对小学生、老年人,对各个弱势群体,都有各种法律法规,中国在这方面仍留有相当多空白。

  整个法律体系不平衡,社会问题就层出不穷。当然经济发展会慢慢推动相关的社会层面的立法。改革开放以前,没有针对社会立法的需要,而现在有需要了。包括食品安全问题在内,有关社会、民生的管理都非常弱。

  日报: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社会管理现状?

  郑永年:中国目前更多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问题了才去做,管理的代价太大。

  实际上政府做不过来的太多了,只能让社会自己去做。一旦政府放权给社会,社会组织就会慢慢成长起来。

  日报:你对社会管理的改革有什么建议?

  郑永年: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是社会自我管理。如果什么都要政府来管,那可能什么都会管不好。

  所以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不到位,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我管理机制又没有。

  日报: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上是否也有一些进步?

  郑永年:据我所知,广东顺德试点把很多功能下放给社会,给社会留出空间,社会就会慢慢成长起来。一味管制太严的话,社会组织不起来。最近广东释放出放开民间组织登记的消息,也是一个进步。

  

  应列问题清单

  

  日报:你认为社会管理的改革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郑永年:问题已经堆积了很多,管理者要有一个改革清单。到底有多少东西需要改革,哪几项社会可以做,哪些是政府必须要坚守的,都要厘清。

  日报:你觉得这份清单应该怎么列?

  郑永年:基本上,在社会大的政策里面,社会保障、医疗、公租房、教育这四块是政府要做的。这几个方面的服务需要政府提供,但也不见得是政府自己提供,也可以委托给社会做,或者可以引入市场机制。

  社会管理主要是三部分:一是社会自我管理;一是社会被管理,就是政府必须做的地方;一是大家共同管理。在此政府需要好好清理一下,哪些方面是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如果把社会管理理解成控制社会,就会很麻烦。

  

  要避免陷入“城堡政治”

  

  日报:你怎么看待继续改革问题?

  郑永年:我最近在关注“顶层设计”的说法。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就是顶层设计要跟地方改革动力相结合。顶层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改革都要自上而下,但是动力都是自下而上的。

  顶层设计很重要。但回头去看,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从地方开始的。如果大家没有任何实践,光在政策层面说话,得不到基层实践的支持,任何政策都会大打折扣。

  上世纪80年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很重要。就譬如医生给病人看病,首先要诊断到底得了什么病,这个病怎么来的。现在缺乏前期铺垫,大家说这个人很弱,但是病哪儿来的却不知道,有人说吃这个药,有人说吃那个药,都是凭空想象。

  目前好多改革是为了既得利益。要抓利益了,就去弄改革。回到医生看病的例子,医生给病人看病,但目的不是把病看好,而是为了赚钱,那病人肯定不买账。

  日报:你怎么看待既得利益集团?

  郑永年:目前既得利益集团挟持政策的倾向较为明显。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这表明,国有企业还需要深化改革。

  日报:现在许多富人移民海外,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跟改革的关系?

  郑永年:很可惜啊,知识和财富都流失了。过去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大家一起富裕。现在的问题是,富裕的走人了。问他为什么走?他说我小孩接受不到好的教育,财产也不安全,等等。其实就是社会管理没有跟上。财富在中国产生,但都流到国外了。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层长不大?就是这个道理。日本在经济起飞后差不多20年就培养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层越来越小,财富去哪里了?就是跑出去了。这也是改革的动力之一,一味听任财富流出去,很可怕。

  日报:日本的经验可以展开论述一下吗?

  郑永年:日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产阶层壮大,这是政府的功劳,有一个有效的发展导向的政府。东亚四小龙也是这样。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要看有没有一个强势政府能把社会发展推到另外一个高的阶段。

  强势政府不见得就是靠国有企业,日本和韩国都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也都支持发展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发展了,就业就上来了,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方面保护社会,民生主要由民营企业部门解决,工资提高、技术升级。

  日报:在各种领域的改革中,你最担心什么?

  郑永年:我担心改革落入“城堡政治”陷阱。普通人的诉求渠道有限,社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既得利益者和普通民众分别处于“城堡”内外。

  官员可以把小孩送到国外接受教育,有自己的房供系统,能拿到市场的好处,不用承担任何市场的代价,因为他有特殊的渠道。改革因此很困难。

  社会上的众生,有生活实践。但是囿于体制,无法把诉求传达到官员那里,只能在“城堡”外叹息,这也是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之一。

  一旦陷入“城堡政治”,矛盾一出,怕就是大问题。这方面,我们还是希望各级政府能扎扎实实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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