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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於嘉 谢宇 点击:420次 时间:2014-07-24 14:13:30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女性的教育有着大幅度的提高,并在职业发展中有着很好的表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女性的比例分别为51.2%,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女性在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比例为51.1%,这均表明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正不断赶超男性。然而,女性的工资率(小时工资)仍然与男性有着一定的差距。除了用职业性别隔离等传统的视角解释这一差距外,近年来学者们将关注点转向了家庭领域。研究发现,性别的工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这一机制造成的,即男女在家庭方面投入的不同会影响到他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因此工资率上的性别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家庭差异(Waldfogel,1997;Budig and England,2001)。而在家庭领域,生育是重要且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众所周知,女性在生育之后往往会大幅度增加对家庭投入的精力与时间,这样一来,相比于未生育的女性,生育过的女性与男性工资率的差异就可能进一步被拉大。因此,关注生育对女性工资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男女不平等这个重要的议题,也更深入地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困境。

  那么,生育对女性的工资确实有影响吗?学者们利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数据发现,每生育一个子女将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10%左右。且这一负面影响随着生育的孩次递增(Budig and England,2001)。但是,学者们以往围绕“生育代价”进行的实证研究和争论几乎都基于西方国家的数据,对于发展中国家则较少关注。如我们所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居世界前列,且女性在生育后往往并不像西方国家的女性那样退出劳动力市场,根据2005年小普查的数据,94.3%的就业女性曾经生育过子女。但是,关于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影响的研究却几乎没有,这则会导致我们对于家庭是如何影响社会分层的理解不够全面。

  本文的研究试图填补这个研究空白。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这一追踪数据,本研究希望回答两个问题:(1)在我国,生育是否会导致女性的工资率降低?如果会,降低的幅度是多少?(2)在我国,什么因素会影响女性的“生育代价”?也就是说,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是否在不同群体间有所不同?

  1 文献综述

  关于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国外近些年来有着大量的研究结果。利用美国、英国、德国、芬兰、西班牙等国家的数据,学者们均发现了女性“生育代价”的存在(例如:Neumark and Korenman,1994;Waldfogel,1997)。而对中国有关这一问题的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相对较少,一些学者发现是否生育过子女可以一定程度解释我国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异(Zhang et al.,2008),这从侧面佐证了“生育代价”的存在。此外,一些学者也发现,生育及对子女的照料会影响女性是否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及其工作的模式(Entwisle and Chen,2002)。我国一些经济学学者对这一问题则相对较为关注。然而一方面可能由于数据使用的问题,估计出来的结果西方差别较大,即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率下降50%左右(Jia and Dong,2012),且对于“生育代价”在群体之间的差别关注较少;另一方面由于估计方法不同,如,利用夫妻年龄段的不孕比作为工具变量(贾男、甘犁、张劼,2013),估计结果较难与西方进行比较,因而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

  除了研究女性“生育代价”的幅度外,学者们也对产生女性“生育代价”的机制进行了探索。他们认为,女性自身的工作表现与工作选择和雇主的歧视是产生“生育代价”的两方面主要原因,本文将分别进行介绍。

  1.1 工作与“生育代价”

  (1)工作经验

  根据Becker和Mincer的人力资本理论,工作经验与工龄对收入有着正向的影响,因为一些工作中的培训和锻炼可以使得受雇者的生产力有所提高。而由于女性在生育之后可能会中断工作或者选择兼职工作,这就使得她们中断了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失去参加一些培训的机会,因此导致她们的工资比未生育过的女性低。除此之外,这些成为母亲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前所积累的经验在她们重返劳动力市场后可能贬值(Polachek,1981、1985),尤其是一些技术性的职业,因此当她们重新开始工作时,她们往往并不能够获得与之前同样水平的工资,这也造成了生育过的女性与未生育过的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

  以往的研究对于工作经验能不能完全解释“生育代价”存在一定的争论。一些研究者发现在控制了工作经验之后,“生育代价”一定程度上消失了(Korenman and Neumark,1992;Hill,1997);然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在控制了工作经验,无论是全职工作经验还是兼职工作经验,“生育代价”仍然存在,只是幅度有所减少(Neumark and Korenman,1994;Waldfogel,1997;Anderson et al.,2003)。因此,除了工作经验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导致生育与未生育女性之间的工资差距。

  图1 产生“生育代价”的原因

  Figure 1 Illustration of the Possible Causes of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2)工作效率与生产力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工作经验的中断和损失而导致母亲的生产力较低可能是造成“生育代价”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即便女性在生育之后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她们的生产力与工作效率也可能低于未生育过的女性(Becker,1991)。例如,母亲可能会在工作时担心她们的孩子有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在孩子生病时母亲需要请病假回家进行照料,这些都会使得她们对待工作不够专心,因而更常遇到扣工资或者取消奖金等状况。

  在研究中,学者们很难直接测量人们的工作努力程度和生产力,因此很难比较生育过与未生育过的女性之间工作效率的差别。然而一些学者尝试性地询问受访者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努力程度和他们是否在工作中有着超过必需的努力,并利用这些测量,Budig和England(2001)构造了不同职业所需要的努力程度,然而他们发现这些因素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的“生育代价”。

  (3)补偿性差异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偿性差异理论,一些工作虽然工资较低,但是他们往往能够提供一些其他的福利或者轻松地工作环境等,以补偿较低的工资(Smith,1979;Filer,1985)。对于母亲来说,她们往往会选择一些对母亲比较“友善”的工作,即能够兼容她们母亲角色的工作,例如,工作时间灵活、体力消耗小等。然而,学者们认为由于具有更大的非货币性优势,这些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的工作的工资往往较低(Bergmann,1974、1986)。当女性生育子女或者准备生育子女时,如果她们认为某些工作的非货币性补偿带来的效益大过高工资带来的效益,那么她们就会选择这一类更适合母亲但工资较低的工作,这样一来,“生育代价”就产生了(Polachek,1981;England,1992)。

  Budig和England在控制了职业性别比例、是否需要加班、对体力的需求等一系列测量工作与母亲角色兼容度的指标后发现,“生育代价”并没有大幅度的变化,即补偿性差异可能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生育过与未生育过女性之间的工资差异(Budig and England,2001)。

 1.2 雇主的歧视与“生育代价”

  来自雇主的歧视也可能是造成“生育代价”的重要因素。“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是造成雇主区别对待生育过与未生育过女性的原因之一(Phelps,1972;Arrow,1972)。统计歧视与经济学中对信息成本的考虑相关。对雇主而言,具体地测量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比较费时费力,因此他们往往根据已有的经验或者常识来确定他们的工资水平。当雇主基于以往经验和观察得出母亲的工作效率较低、常常请假等负面结论时,他们在雇佣母亲时就会进行“一刀切”,即给她们相比于未生育女性更低的工资。

  另一种歧视则与“品味(taste)”相关,即雇主并不是因为认为母亲的工作效率低而给她们较低的工资,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母亲或者不愿意与她们一起工作。有时候也因为同事或者顾客不喜欢或者不信任母亲,例如,在工程师等职业中,雇主为了不得罪他们,因此给予母亲较低的工资。

  由于我们难以直接测量歧视的程度,因此,学者们往往将在控制了工作效率、工作特性等一系列相关因素之后仍然存在的“生育代价”视作歧视的结果。然而完全控制会影响“生育代价”的因素几乎不可能,因此这种做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近期的一些研究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比较“生育代价”的差别(Gangl and Andrea,2009),并认为国家间的这种差别来自于宏观社会层面对母亲歧视的差别。

  2 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由于职业、工作表现、雇主歧视等原因,生育过的女性的工资率往往低于未生育过的女性,以往基于西方社会的研究均证实了这一点。

  基于中国的数据,本文首先希望可以验证“生育代价”在中国是否存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我国,生育对女性的工资率存在显著负面影响。

  其次,“生育代价”在不同的女性群体间是否有差别呢?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投资,教育和工作中的培训都会对劳动者的工资产生正向回报。然而,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在不同群体间往往并不相同。以往的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别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而降低,且女性的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Xie and Hannum,1996),而这正反映出女性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要大于男性。除此之外,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的回报率在不同类型的工作间也有所差别,且中断工作经验的积累对不同类型的工作有着不同的影响(Polchek,1975、1981)。对于那些低技能工作,由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较低,中断工作经验的积累对工资率的负面影响较小;对于那些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虽然工资随工龄的增长率更高,但中断工作经验会对工资的增长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图2更形象地显示了可能造成不同教育与职业女性“生育代价”有所差别的原因。如图所示,工资增长率的差别与技能的贬值正可能造成了高教育、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女性与低教育、从事体力劳动女性之间“生育代价”的差别。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认为体力和低技能工作的工资反映的“租金(rent)”较低,通常有着固定的市场价格,且较好地反映了其生产力(Anderson et al.,2002),而那些专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议价空间则较大,因此雇主可能更容易根据一些外在信息,如是否生育来估计其生产力与应付的工资。由此,生育可能对于那些从事议价空间较大职业的女性产生更大的影响。综上,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2:相比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生育对高教育女性有着更大的负面影响。

  假设3:相比于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生育对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类工作的女性有着更大的负面影响。

  图2 造成“生育代价”在不同教育、职业女性群体间有所差别的原因

  Figure 2 Illustration of Different Causes of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by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Groups

  3 数据、测量与方法

  3.1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①。CHNS是一个追踪性调查,样本包括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共9个省,对教育、职业、生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本研究使用了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共5轮的调查构建成了一个追踪性数据,调查中19~50岁的女性均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由于本文的关注焦点是工资率,因而我们将样本限定于有工作且工资收入不为0的女性群体。此外,鉴于一些农村的女性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也会从事一些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例如:打工。因此本研究既包括城市样本,也包括农村样本。剔除数据缺失样本后②,本文共包括从1183名受访女性中获得的4438个人—年记录,其中生育过的女性934人,未生育过的女性249人。

 3.2 变量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工资率(wage rate),即小时工资,是以受访者每月工资③除以每月工作时间获得的,在分析中我们对其取自然对数作为我们的因变量。最主要的解释变量为受访女性在调查当年曾生育子女的个数,由于CHNS对所有52岁以下的已婚女性的生育史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因而受访女性生育信息主要由这部分问题获得。对于那些未婚的女性,我们将其生育子女个数赋值为0。这样的处理虽然忽略了对未婚生育女性的考察,然而由于在中国,由于传统的文化和生育政策法规两方面的限制④,我国女性未婚生育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这样的处理可能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对受访女性生育子女数量,本文除了采用连续的测量方法外,也将其构造为一个分类变量,分为没有生育子女、生育一个子女、生育两个子女、生育3个及以上子女四类,其中没有生育子女为参照组。这样的处理方法是为了考察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是否随子女数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由于因变量是工资率,所以本文首先包括了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控制变量。本研究利用受访女性的教育程度来测量其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4个类别,其中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又由于缺乏工作史的信息,因此本文利用受访者的年龄减去其受教育的年数加7作为工龄的近似测量,并加入工龄的平方以考察工作经验对工资率的非线性影响。其次,本文包括了有关工作属性的一些控制变量。受访女性的职业被分为5个大类,分别为:单位负责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与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生产者、工人参照组)、其他。本文将受访女性的工作单位所有制构造成一个分类变量,包括市场部门(参照组)、国有部门与集体部门纳入分析。根据以往的研究,兼职工作者的工资率往往低于全职工作者,因此,本文控制了受访女性的工作类型,分为全职工作(参照组)与兼职工作两类。由于受访女性可能除了可以为她们提供工资的受雇工作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如家庭帮工、个体经营等,而从事这些工作可能会影响她们在受雇工作上投入的精力,因此本文加入了受访女性除受雇工作外从事其他工作的工作时间来加以控制。最后,本研究还纳入了一系列与婚姻家庭相关的变量。由于学者们发现婚姻状况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到女性的工资(Budig and England,2001),因此受访女性的婚姻状况被分为未婚(参照组)、已婚、离异与丧偶三类加入分析。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同样可能影响她们的工资水平,因为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女性对家庭投入越多,在劳动力市场的投入可能就越少,由此,本文控制了受访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因为老人往往可以帮助照顾小孩与料理家务,所以本文将居住安排加入了分析,共生成4个虚拟变量:是否与母亲同住(是=1)、是否与父亲同住(是=1)、是否与婆婆同住(是=1)、是否与公公同住(是=1)。由于女性往往也承担着照料老人的责任,因此,本文也控制了受访女性是否照料父母或者公婆这一虚拟变量(是=1)。此外,本文还加入了地区变量以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分为东部沿海地区(参照组)、中部地区、西南部地区3个类别。

  3.3 统计模型

  本文使用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person fixed-effects model)作为主要方法来分析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由于CHNS是一个追踪性数据,因此,本文的分析单位为人—年观测记录。相比于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优势在于可以解决由于缺乏对那些难以观测的个人特征的控制而导致的忽略变量偏差(omitted variable bias)。由此,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以控制受访女性一些不变但难以测量的个体特征,如智力、偏好、人生规划等等。这些因素既可能影响到女性的工资率,也可能影响到她们的生育决策,因此如果不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此进行控制的话,利用随机效应估计出来的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则可能具有一定的偏误。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⑤:

  除了固定效应模型之外,本文也使用随机效应对数据进行了检验。由于随机效应模型中可能有更多的忽略变量变差,因此,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回归的比较我们可以观察出生育与女性工资率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少是由于那些观察不到的个人效应造成的。

 4 结果

  4.1 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

  在表1中,本文比较了将一部分相关变量在母亲与非母亲之间的差别。可以看到,无论是月工资还是工资率,母亲的收入都较非母亲高,然而这可能是由于两类群体在工龄上的差别造成的,生育过的女性群体在追踪调查中最后一次观测的平均工龄为21年左右,未生育过的女性的平均工龄则为9年左右。从每月工作时间和每日家务劳动时间上我们可以看到,生育过的女性的工作时间较未生育过的女性少,但是家务劳动时间远远高于未生育的女性,这也表明女性在生育之后可能会减少在劳动力市场投入的精力,而将重心转移到家庭。此外,在教育和职业的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出,生育过的女性与未生育女性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表2显示的是将生育子女数量作为连续变量来估计其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模型1-4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5-8利用随机效应模型以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作对比。模型1与模型5分别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计算了在只控制年龄的情况下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显示,每生育一个子女将使得女性的工资率下降7.0%,而随机效应模型显示每生育一个子女会对使得女性工资率下降约24.6%,远大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本文在表2的模型2与模型6中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此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显示,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得女性工资率下降7.8%,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则显示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得女性工资率下降21.6%,同样远远大于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出的结果。这反映出女性在做出生育决策时往往根据一些无法观测的与工资相关的因素做出一定的负向选择(negative selection),如果不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住这些无法观测的时间不变因素而单纯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可能会存在很大的选择性偏误。在此基础上,在模型2至模型4中,我们依次控制了人力资本、工作属性和家庭特征等相关因素后,“生育代价”的变化幅度并不大(不到1%)。因此,上述结果表明,在我国,生育对女性的工资率存在显著地负面影响,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得其工资率下降7%~8%,即假设1得到了支持。此外、人力资本、工作因素和家庭因素都不能够很好的解释“生育代价”的存在。

  为了检验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是不是线性的,本文在表3中将生育作为定类变量进行处理,分为没有子女、一个子女、两个子女、3个子女、4个及4个以上子女五类,其中没有子女作为参照组。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在包含了所有相关因素的模型4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相比没有生育的女性,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7.0%,生育两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16.8%,即负向影响可能会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生育的影响存在小幅度的非线性。然而,3个及以上子女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本中生育3个及以上子女的女性较少,因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会使得其系数并不显著。综上,无论对生育使用线性还是非线性的测量,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生育代价”在我国的存在。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得女性工资率下降7%左右,这与以往针对欧美国家的研究结果基本类似,也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生育代价”是全世界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4.2 “生育代价”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基本证实了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负面影响,接下来本文将要探讨这种负面影响是不是在不同的女性群体间有所差别。表4、表5与表6分别显示了对“生育代价”在不同教育、职业和工作部门的女性群体间的估计结果,以及对不同群体中“生育代价”是否有显著差别的Hausman检验结果。

  表4中显示了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中,生育对其工资率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具有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程度的女性,生育对其工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女性,生育对其工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得大学教育程度的女性其工资率降低38.7%。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即相比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生育对高教育女性有着更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我们来检验生育对于不同职业的女性是否有着不同的影响。由于样本中职业为农业相关工作人员和其他的女性较少,无法分别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因而将这两类职业合并为一类,共分为四类职业进行检验。由于将生育子女数量作为连续变量处理时,生育对于所有职业女性的影响均不显著。因而在表5中,我们将生育子女数量作为定类变量加入分析,此时我们可以看出,生育仅对职业为管理人员或者职业技术人员的女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生育第一个子女会造成其工资率显著地降低24.1%⑥。而在其他三类职业的女性中,生育并不会对其工资率造成显著地影响。由此本文的假设3也得到了支持,即相比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生育对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类工作的女性有着更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本文对于“生育代价”在我国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在不同教育、职业群体间有所差别的假设均得到了支持。但除此之外,在我国,个人所在工作单位所有制的不同可能会对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生育也可能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也对“生育代价”在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间是否存在差别进行了检验。表6显示,只有在国有部门工作的女性的工资率才会受到其生育的显著影响,在市场部门和集体部门中,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在国有部门工资的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其工资率下降15.1%。

  对于造成国有部门中“生育代价”较大这一结果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包括两个方面,而并不能武断地理解为国有部门对生育过的女性有着更大的歧视。首先,由于具有较好的福利,国有部门的工作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后仍然非常抢手,这便造成了国有部门中女性的平均教育水平往往高于非国有部门。如前文所述,高教育的女性往往会面临更大的“生育代价”,因而“生育代价”在国有部门的女性更大可能是由于其整体教育水平较高所造成的。另一方面,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可能与女性因为生育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有关。如我们所知,国有部门的工作较为稳定,因而国有部门的女性往往并不会因为生育而被辞退或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然而在非国有部门,一些女性更可能因为预期到生育后对工作的投入不足而使得收入大幅减少而主动退出劳动市场。因此,这样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可能使得我们可以观测到的非国有部门中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负面影响较低。在未来的研究中利用一些选择模型可能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5 总结与讨论

  研究生育对于女性收入的影响是帮助我们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和男女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基础之一。尽管西方社会对于这一议题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并获得了丰富的结果,针对我国女性分析生育对其工资率影响的研究仍然很少。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利用该追踪性数据,本文可以控制一些难以观测到的个人特质,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精确地分析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女性工资率的因素。此外,由于该数据包含丰富的教育和工作信息,本文也可以检验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是否在不同教育、职业等方面的女性群体间有所差异。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生育对我国女性的工资率有着显著负面影响。无论是对生育子女的数量采用连续的测量方式还是定类的测量方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显示,每生育一个子女会使得我国女性工资率下降7%左右。此外,无论是人力资本、工作特征还是家庭因素都不能很大程度地解释这一女性工资的“生育代价”,因此,我们认为,这6%~7%的“生育代价”可能来自于女性生产力的差别和雇主的歧视。然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至今仍然没有发现能够很好地测量生产力与雇主歧视的方法,这一推论难以得到实证经验的支持。但是正如我们所知,母亲照顾子女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与精力,这可能会降低她们的工作效率,进而造成其工资率的下降。而雇主的歧视也是造成“生育代价”不可忽视的因素,媒体有关用人单位招聘员工中性别歧视报道屡见不鲜,很多单位在招聘启事中甚至列出要求女员工在工作后3~5年内不得生育的条款,这类歧视都会造成母亲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不平等对待的重要因素。

  本文进一步探讨“生育代价”在不同的女性群体间的差别。结果表明,相比于教育程度较低、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生育对教育程度较高、从事管理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女性的工资率有着更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也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当前越来越多具有高学历和在职场表现优秀的女性会推迟生育或者选择放弃生育。权衡家庭与工作也正是我国职业女性面临的困境之一。

  综上,通过探讨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女性群体间的差异,本文除了希望帮助人们对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有着更深入的理解,也期待引起更多学者以及相关政策制定机构对此的关注。如上文所述,雇主的歧视可能是造成女性“生育代价”的重要原因,因此,推动用人单位在就业、晋升等方面对母亲的平等对待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而除了利用制定政策等方式降低社会和工作单位对母亲的歧视外,促进家庭中的两性平等同样不可忽视。众所周知,女性往往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子女的责任,而这也正是“生育代价”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鼓励男性帮助女性分担家务和子女照料可以有效地减轻女性的压力,使得女性在职场上有着更佳的表现。除此之外,建立更完善的幼儿照顾机构也可以帮助母亲在工作中更加集中精力。总而言之,关注并缓解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负面影响,无论是对于改善我国当前低生育率的人口问题,还是推动社会的两性平等进程都会有着巨大的帮助。

  注释:

  ①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至今共进行了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共8轮调查,但是由于1989年、1991年和2009年调查中一些变量的信息与其他期调查中不相符或者缺失,因此本文只采用了其中5轮数据。

  ②在5轮的调查数据中,工资收入不为0的女性样本共有4461个人—年记录,然而由于教育、职业、婚姻等信息的缺失,我们最终的分析样本为4438个人—年记录,剔除的样本不到1%,因而我们认为缺失样本对于我们的分析结果并不会造成系统性的影响。

  ③所有工资均根据2006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

  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非婚生育的子女需要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⑤本文将所有固定效应模型均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⑥对于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女性,生育两个及以上的子女对其工资率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是由于在样本中,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女性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数量太少,仅为28人,从而造成结果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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