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指的是包括资本、信息、人口、族群，乃至于文化等的运动，而全球性流动是今天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全球化的主体实际上就是流动。这种流动不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纯粹直线式运动，而是全方位的互动、扩展与传播。流动的另一社会学意义在于社会阶序间的纵向流动，其中，向上的纵向流动是否活跃可以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是善治的指标。
频繁流动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世界上有许多人已不再如前人在某个地方或国家生活终生，他们的流动可能是跨区域，甚或跨国、跨大陆。中国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士将某些地方当作他们跨国生活的侨居点，如北京、上海、广州、义乌等地，都可以遇到“直把他乡当故乡”的外籍人士。他们在这些地方安了家，但却由于业务需要，必须奔波于国家之间。他们实际上同时在几个地方、几个国家，甚或几个大陆生活，如此，他们的生活便一直处于流动的跨国状态。同时，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也有不少中国人处于类似的跨国状态中，而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也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与关注。当面对文化“他者”时，我们应当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意识，同时必须坚信所有人，哪怕其他种族在外貌和文化上与我们存在极大差异，但相同之处远远多于差异。我们都有着基本的道德规范与价值判断标准，同样具有尊严。
如果说流动是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中国境内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是，前者通过“跨国”而凸显，后者则体现为“跨地域”。跨地流动之所以能与其他问题一起构成社会问题，则与一些地方政府过去不适当的治理方式有关。如果说阻挡跨国流动的是国境、海关的话，那么阻碍中国人口自由流动的则是户口制度。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与家乡。他们流入城市或者各类工业园区，寻求自身发展的机会和更为美好的生活。然而，长期以来便存在的户口制度使得大量流入非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民成为了“农民工”——这一在字义上充满矛盾的身份标签表明了他们特殊的历史和社会际遇。
户口制度影响横向流动
户口制度，在社会治理上造就了中国语境中的一种特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也因此成为国家进步过程中的巨大障碍。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户口制度为城市户口居民提供了一些必要的、与民生相关的社会福利，致使原先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开距离。这不仅表现在民众待遇的层面，而且还深入到人们的观念里。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歧视也显现出来。直到现在，他们依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甚至绝大部分依然无法在他们的务工之地定居下来。中国大地蔚为壮观的“春运”大潮，便是制度性歧视的典型后果，也是不合理制度所产生的特殊社会形貌。遂有学者将此种状况称为“二元结构”。正是这种二元结构，致使以农村户籍为主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里的“他者”。
不独农业户籍人口如此流动，许多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年轻人的生活也处于流动之中。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许多高校毕业生都选择留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类大城市。但是在这些城市里，他们也面临着种种问题。众多这类收入体面的白领，或者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要么承负高昂的生活成本，要么在“逃离”和留下的两难中艰难抉择。如果社会资源分配合理，那么偌大的中国怎么可能只有“北上广”才能成为年轻人的逐梦之地？但与此同时，不容否认的是，正是由于资源和人才如此集中，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才能建造中国最为重要的研发基地和最具活力的创新园区。这一方面推动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另一方面提高了“准入”门槛。所以，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反思。
纵向流动有待疏导
在横向的空间流动成为常态的同时，纵轴上向上的社会流动却不顺畅。如今，社会纵向流动的活力减弱，根本无法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这是某些策略和举措不当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例如，教育是社会流动的条件之一，然而，教育市场化的取向致使不少生活在农村的青少年付不起学费，甚而放弃接受中等教育，这不啻完全失去了纵向流动的机会。
在我国，横向流动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活力，但也滋生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与国家的体制，尤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性残余密不可分。为了使社会治理达到善治，治理者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制度改革。改革如何进行，不能仅限于顶层设计。急民众之所急，想民众之所想是为要务。只有这样的“群众路线”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而纵向流动的停滞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社会风险爆发的机率。由是观之，国家不能将所应当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完全抛给社会，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政府在政策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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